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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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　
三、　圆明园废墟养育了我　
我在这里不想作“圆明园残毁考”。我没有资格。尽管我在圆明园留下的脚印既多也深。　
我说过，温德先生在这方面是半个专家。他给我展示过一些文献。比如曾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奥麦（Ｅ．Ｏｈｌｍｅｒ）曾用相机拍摄园景１４幅，取名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奥麦是位德国人。　
法国人亚乐园（Ｍａｒｉｃｅ　Ａｄａｍ，　１８８９－１９３２），在中国海关供职，出了一本《１８世纪耶稣会士所做的圆明园工程考》。　
耶稣会传教士模仿凡尔赛宫完成了长春园的欧式宫宛。（属洛可可风格，时间大约是１８世纪中叶，莫扎特出生前后）　
听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我常跑到圆明园欧式宫殿遗存中去反刍，咀嚼，这对我是重要的一环。尤其在雪后放晴的日子闲游，面对西洋建筑或仅剩的地基，或仍留了残壁，荒烟蔓草，鸦噪暮云，我的思绪便渐渐提升到了天道人道的哲学境界。　
对于我，专心听了几年的莫扎特和贝多芬，努力逛了几年的圆明园残破都是“学”，都是“化”（消化的“化”）。宋朝杨万里有言：“学而不化，非学也。”　
在北大校园大、中、小的三圈同心圆的环境，我只尽心尽力尽性做了三个汉字的功课：触、思、获。　
杨万里说：“学有思而获，亦有触而获。”　
打开自己的脑壳即尽量去触，去思。　
触，主要指视觉。闲游圆明园，视觉第一，听觉次之。但一切的感觉印象，最后都要上升到思。我走向成熟，一步也离不开思。“我思，故我在。”　
也许，圆明园于我还是体认西方泛神论的最佳场所。我的泛神论既来自书本、音乐，也来自圆明园和香山一带自然景色，包括春天最初发芽的柳树和杨树，仿佛有种回音：“神圣，神圣！”　
是的，上帝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即上帝。　
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泛神论。在圆明园荒野，与一草一木交往，其实是与神交往。久久自静，万道俱出。　
所以圆明园于我是一本无字的哲学书。里面既有中国哲学，也有西方哲学，而且是诗化哲学。这样的哲学最养人。　
最后，作为本章的结语，我还想提一下钟亭的钟声。１９２９年９月，燕园才有了那个圆顶六柱钟亭。燕大曾提出《撞钟法》：　
“每半小时撞钟一次，自十二时半起撞一下，一时撞两下，一时半撞三下，……四时撞八下，到四时复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时循环一次，每日早六时至晚十一时为撞钟时间。”　
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北大校园是否有钟声回荡？若有钟声，会有助于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足够抵得上投资２亿元的教育经费！　　　　　
第四部　　　
北大附近的小吃　　　
不写这一篇，整本书会缺一角。　
人的嘴巴有两大用途：吃，说话。除去这两项，人生还剩什么？人生还能存立吗？　
凡是有学校的地方，附近必有小吃。这是人性或人欲决定了的。世界各地的大中小学没有例外。小吃会给人留下终生的记忆。　
１９４５年３月，我在江西宁都乡村师范附小读书。课间操，我总是跑到附近的零食小摊位去买“麻次”（用糯米做的甜食）。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１９５５年３月，我在南昌二中读高三。课间操，我总要和两三个同窗跑到对面小吃摊位去吃猪血汤。三分钱一碗。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北大呢？北大附近的小吃并没有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只有遗憾。原因是我“生不逢时”。　
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烈，不利于饮食文化的繁荣。加之我当年穷，连小吃店也不敢进去。平均一个学期只能吃一两回馄饨。不过北京的馄饨馅太粗，远不如我老家的小吃鲜美可口。即便是面食，也比不上我家乡的米粉或汤面。　
有位三四十年代住城里沙滩的老北大学生在回忆录中写到北大的小吃说：“北大的小吃是绝对的自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可惜我出生也晚，没有赶上“绝对自由吃”的盛世。　
北大西门（正大门）附近没有小吃店，只有一家小卖部。成府校门也没有。东校门有一家小饭馆，一坐下来，少则一元，多则几元，我进不去，吃的欲望并不强烈，空间都给求知欲占了。　
北大的小吃都集中在南面海淀镇，大小约摸有十五六家。我住的学生宿舍４０斋（四层楼房）便正对着海淀镇，中间仅隔一条大马路（从城里西直门到颐和园必经过这里）。　
那里有家“海顺居”我还记得，但有什么特色菜，我忘了。也许我压根就没有在那里美食过，一次也没有！　
当年，我是把所有的人欲（食欲和情欲）统统转化成了一种欲望：求知欲。　
如果说，五十年代北大校园有什么欠缺，用我的价值观去判断，便是附近少了几家茶馆和咖啡屋，这道人文风景。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或硬件，而在软件：政治气氛不允许它存在。　
因为师生在茶馆、咖啡屋相聚，高谈阔论，免不了会有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当年是绝对禁止的！　
有关这个欠缺，我有强烈感受，因为我的内心渴望北大附近能有这样一个供不同专业的师生、学友自由交流思想的建筑空间。如果有，我变卖裤子也要每个星期去泡一次。逛圆明园和泡咖啡屋都是必需，各有各的妙处，都养人，互相不能替代。　
从国外书刊，我知道有关咖啡屋的许多故事。　
有关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１９５５年３月爱因斯坦在回忆录写道（一个月后他逝世）：“在这些求学年代，我同一个叫格罗斯曼的同学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是同他去一次利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屋。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业，也神聊好奇心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　
我梦想北大附近也有一家类似“都会”咖啡屋的去处。在那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自由交流，改变我“独学无友”的不利状况。　
如果政治氛围更宽松些，留学生也可以加入进来。当时北大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共一百多名。自反右后，中外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这又是一个遗憾。当年的敌情观念太强，夸大了。到处是特务，间谍，里通外国。在精神病学上有个专门术语：被害妄想。发展下去便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今天我一有空闲，便去泡咖啡屋，心理动机之一，是报复过去的限制和禁锢。　
读者手中这本书的有些章节提纲便是我一人独自坐在衡山路一家叫“凯文”（Ｋｅｖｅｎ）的咖啡屋写下的。　
我特别喜欢隔着大玻璃窗，看外面深秋季节的梧桐落叶。“风萧萧梧叶中，雨点点芭蕉上”，会帮助我“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至于是什么质量的咖啡——哥仑比亚或维也纳的风格——我并不在意。严格地说，我只是借用咖啡屋的氛围，去感旧回首，同逝去的岁月重逢。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1）　　　
这种极度忧伤、绝望、否定人生有意义的状态开始出现在１９５８年，也就是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是很奇怪的。至今我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机理和深层原因。　
它像一次重感冒。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属于生理现象。我的抑郁状态，不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属于心理现象，但又不是精神病。　
当然，外部原因常常是引起我的忧郁症急性突发的诱因。比如失恋（少年维特烦恼的性质），受到一次批判等不顺心的事。不过有时候忧郁症猛然袭来同外界事件又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层次很深，不属于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是哲学层面。它是与人生俱来的，有着“普遍世界结构”的性质。　
抑郁状态是一切都瘫痪了！　
人生、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昨天还是令我陶醉的音乐、诗歌、自然科学和哲学，今天对我便突然失去了吸引力。我对任何事件都不感兴趣！活着就是没有意思。——这是我的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我自己不能控制它的来和去）　
于是我装病，躺在集体宿舍，请假，不上课。好心的同屋陈宣圣（温州人）从食堂给我打一份饭菜。　
外面的阳光灿烂，我的内心世界却是阴暗的，低沉的。　
遇上这种情况，多半是去闲逛、漫游。地点是圆明园四周的村落。那里的村民大多是正宗的满人，说的都是北京很土很土的话。三个包子不说三，而念“ｓａ”。　
当然，我游荡的范围还有颐和园四周和香山一带。越是荒野的地方我越是去。常常我会在一座孤坟面前停下来。这时候，李白的诗句又会在我耳边回荡：“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有一回五月，下了一场小雨，我在香山荒村的地头又看到一座孤坟。微风吹动坟上几朵不知名的小小野花，我突然记起不久前读到的一首唐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真是写绝了：　
“雨湿渡头草，风吹坟上花。”（孙佐辅）　
十个简简单单的汉字经诗人加以排列组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超、悲壮的美学境界，令我折服！它和肖邦的小夜曲是等价的。　
能欣赏唐诗的人，一定会吃透肖邦。两者是相通的。　
我的忧郁状态从根本性质来说是“普遍世界的忧郁”或叫“世界普遍的抑郁”，具有哲学性质。后来，我也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并对我自己作了一点精神分析。作为练习，我试着把“普遍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抑郁”）译成德、英文，并请教了赵太太和温德先生。我把英文的忧郁和抑郁分别译成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后来我才明白，李白的“万古愁”也是“普通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的抑郁”。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的忧郁症多少带有周期性。一个学期一两回，每次一至三天。突然袭来，又悄然而去，不是我主观能控制住的。有些神秘兮兮。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我的抑郁状态则到了“伤”我的程度。它对我是摧毁性的。否定生命存在的价值，人处在瘫痪、崩溃状态，还不伤吗？幸好，时间较短，一会就过去了。然后内心的乌云渐渐散去，阳光重又四射。我后悔不已，再去拼命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发誓再也不忧郁。　
不管用，三五个月后又遭忧郁症袭击。４５岁以后便少见了。一年难得遇上一次。时间也短，不过一两个小时，最多半天。但根绝“万古愁”是办不到的。否则就不叫“万古愁”了。　
其实“万古愁”的最深根源在这十个汉字：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青青陵上柏》）　
这是人生存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普遍处境——存在主义哲学处境。这是个有关人生意义和目的，或有关生老病死的佛教哲学课题。它只能一次次地被提出来，而没有最后的、一了百了的解决。它高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哲学。若是人生意义被彻底否定了，物理学的哲学背景也就没有了意义。　
李白也许受上述十个汉字的影响，又提出“处世若大梦”这个命题。据说这是他大醉后一挥而就，信手写下的。妙！　
四年级上学期，德国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介绍我们读卢卡奇（Ｇ．Ｌｕｋａｃｓ，　１８８５年生）的东西。他是匈牙利哲学家，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有深入研究。我仔细读了他的《青年黑格尔》（１９４８年）。　
卢卡奇分析了黑格尔２７－３０岁一段“不幸的疑病状态和自我崩溃状态”（即１７９７－１８００年法兰克福时期的危机）。　
后来黑格尔说，他遭受了好几年的疑病状态，弄得他万念俱灰，精神几乎陷于瘫痪。一般来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逃过这种疑病阶段的。这是他本质上的一个收缩点，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或转折点）。他要通过这一关，之后才能到达安全的境地，从而确信自己，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命。　
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为自身设置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建立矛盾又解决矛盾，这就形成了继续不断的生命过程，而生命只是过程。（今天回头去看我的大学６年，便是一个“生成过程”。人的生命之旅无非就是一个“生成过程”，也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序列”）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2）　　　
当我在抑郁状态，有时会因为读了一首诗，而突然猛醒，又回复到了发病前的生机勃勃，斗志昂扬。比如歌德的《上帝和世界》：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周而复始，从不停顿：忠于守旧，又乐于迎新，心情舒畅，目标纯正，啊，这样又会前进一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德文诗。它对我一直是个高贵鼓舞，宛如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　　　
“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这是《战国策》中的一句话，是我在１９５９年年初读到的。这成了我决定故意留一级，在北大多呆一年的理由或理论根据。具体的想法是：我舍不得离开北大图书馆。　
我想看的书，这里的收藏几乎９８％都能满足我的要求。寒假有一天下大雪，我在文史楼左侧书库翻阅卡片目录。看到《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的出版年代是１８５２年。我吃惊不小，但不相信有这么古老的版本。　
书库管理员是位５０来岁的老人。他对我说：　
“你不信，我搬出来，开开你的眼界！反正今天下大雪，只有你一个读者。”　
管理员来回搬了好几趟，才把２０多卷搬齐，放在我跟前，给了我一个特大的惊喜，尽管我只读过《全集》中的十分之一。　
《费尔巴哈全集》也是１９世纪末的版本，古香古色的德文花体字，给我庄重感。他的文字不像黑格尔那样艰涩，我读了三分之一。　
反右运动我受过处分，毕业分配肯定是塞到远离北京的边远省份（比如云南、贵州等地）。我的基础不厚实，需要在北大再磨炼一年，等羽毛丰满些，即使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也能“惨淡天昏与地荒，西风残月冷沙场”，拼搏一回。　
主意已定，我把两门主课考砸了。不及格！　
赵太太和蔡司贝克也为之吃惊。事后我去朗润园赵太太家，特意向她作了解释。她听了我的想法也点头称是。　
系里一位主管人事的副主任找我谈话：“听反映，这些年你不务正业，老爱看物理、哲学书，哪有不留级的？！政治上失去大方向，不红，也专不了。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回去好好跟下一班再读一年，不许再胡闹，否则要开除！”（大意）　
在中、小学，留级生也是很不光彩的。记得读小学时，有人留级，同学会在后面叫，起哄：“留级生，留级生！”　
这压力不小。　
大学留级，虽然背后听不到叫声，但无形的压力更大。因为同学并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别的不说，同学看我的眼神便起了变化，有些异样。好在我早就有思想准备，要顶住。　
据我所知，当年没有听说北大有第二个留级生！　
休学、退学的，有；因偷窃、流氓行为，留校察看一年或开除的，也时有发生。至于留级，而且是读到四年级的留级，毕竟是罕见的现象。在北大校史上，也记有一笔。　
当然，我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陷害　　　
我生活在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年代。　
这是搞人治不搞法治的必然结果。　
我留一级，来到比我低一年、相当陌生的班级上课。同学鄙视的眼光射向我，我要承受下来。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听说我是个“思想反动”学生，不敢同我接近。但也有一些　
正直、善良的同学，比如王朔（上海人，家住梧州路）、张培康（上海人）和钟学宽（香港人，毕业后回到香港），待我还是友好的。今天，我感激他们，怀念他们。我一直在打听他们的近况。没有消息。　
有三四个极左派，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了！　
极左分子有认识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比如踏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丧尽了天良。极左路线需要一批极左分子做基础，否则路线怎能推行？当年的极左分子如今也已六七十岁了吧？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觉醒了。有的作了忏悔，有的保持沉默。在道义和良心上，他们是有罪的。　
当年我在新班级的处境十分艰难。孤立、压抑。只好再退一步，退向内心，深挖洞穴。读到马克思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我的经济状况依旧是穷。当时早饭实行自动交饭菜票，凭共产主义觉悟。小箱子就放在稀饭大木桶的旁边桌子上。咸菜是两分钱。突然，班长（团支书）Ａ冲着我大声地说：　
“赵鑫珊，你为什么少放一分钱？”　
“我不是放了两分吗？”　
“我亲眼看到你只放了一分钱，你还赖账！”Ａ恶狠狠地一口咬定。（其实他早就埋伏在那里）　
下午以Ａ为首的三个班干部找我谈话，勒令要我坦白交待自从早餐无人收菜票以来我总共少付了多少钱？三天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有交待。结果系保卫科科长找我谈话，向我指出“坦白从宽”政策：“你买了不少德文和英文书，你每月只有１４块５的助学金，你哪来钱买书？！你说！！！”“我卖掉了我母亲给我的金戒指和手表，还有三条毛料裤子和一条很厚的羊毛毯。”我说。　
“你能拿出发票吗？你回去找出来！”科长说。　
幸好，我从德文版的《海涅全集》和《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中找出了两张发票。　
最后我被释放了。为此事，我足足痛苦了半个月。这是为留级付出的代价。如果我被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果可能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　
从我这一段经历，可以联想到全国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当然最大的是后来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恶根源是人治，不是法治。　
其实，按今日的法律程序，对我的诬告是根本不成立的。　
当年我在这方面还是太嫩，没有起码的社会和法律知识，任凭极左分子陷害，自卫能力极差。不过当时谁又能同组织对抗呢？彭德怀、贺龙、潘汉年……不是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吗？　
幸好，我又渡过了一次劫难。６年北大，１０年文革，风险迭起，几经灭顶，但常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十三陵燕子口村（1）　　　
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半年，忘不了这个小山村！　
１９６０年９月，我们全班同学在“要在劳动中毕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开赴北京郊区昌平县十三陵燕子口村去锻炼，为期半年。这一决定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使我泡图书馆的原计划落了空。那个年代，学生就是坐不下来，老在折腾。至于弹钢琴，更是泡了汤。　
在我的行李中，带了这几本合法的书（别的书不能带）：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本和德文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文本和德文本）；《反杜林论》（中文本和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　
总共７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我还是尊敬的，直到今天。我尤其欣赏恩格斯的豪放性格、宽广心胸和多才多艺。三十二年后，我在德国造访了他们的故乡。　
在乡下半年，我要尽量挤时间读这些经典。我看这类书，班干部也无话可说。这样不顾一切的用功，全班惟独我一个，没有第二个。从此，班上同学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因为他们从一道门缝里见出了我的真相或一种顽强的意志。　
燕子口村是个很小的不足百人的山村，土地贫瘠，坐落在北京昌平县十三陵定陵的后面，靠近规模较小、年久失修的康陵和泰陵。（我看见它们在西风残照中破败的样子）　
北方山区的农活并不繁重，因为不用肩挑。比如给果树上肥主要靠毛驴。在我看来，绵羊和毛驴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两件最好礼物。因为它们特别驯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办事，百依百顺，从不会说个“不”字。　
燕子口像十三陵地区其他地方一样，柿子（个头特大）和梨是主要果品。中秋节前夕，有的柿子在树上熟透了，拍哒一声落到地上，捡起来放进嘴里，又软又甜，真是造物主赐给人的一份口福。　
我们班分别住在老乡家。早晨敲钟，下地干活。王村长兼生产大队长（约摸５０多岁）总是提早到，然后站在钟的旁边分配一天的工作：收玉米、谷子；摘柿子；上山打柴；赶毛驴下山去拉煤；再就是后勤帮厨。放羊和喂猪有固定的人手。　
男女工种常常不同。　
我仔细观察人与人的这些关系。结合恩格斯的著作，我企图解剖王村长同村民的基本关系，为的是理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追问事物的起源，其实质是在进行哲学探索。在我眼里，燕子口村是国家的雏型或一个小小缩影。王村长便是国家元首的原义。至于后来的国王、皇帝、总统成了欺压老百姓的专制独裁者，那是异化的结果。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很有用的。　
是的，王村长同大小一百来口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