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我是北大留级生-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原）悲壮，太悲壮，万古悲壮。
悲壮的极致是恸哭。我的内心现在就在恸哭。这是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式的恸哭。这位建安作家兼思想家倜傥不羁，嗜酒放荡。或闭门著书，累月不出；或登山玩水，竟日忘归。每至途穷，辄恸哭而返。
我是阮籍式的恸哭，带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性质。
北大最后两三年，我也经常体验、经历过这种性质的恸哭。——它标志着我走向成熟。根本惆怅的恸哭是成熟的符号。
后来的事实，也就是你对我的或冷或热、若即若离、猫逗老鼠般的态度，证明了我今日的结论是对的：外力总是不可靠的！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3）
爱情要依靠爱情本身的力量才能取胜，得到真正的幸福。爱情以外的力量（包括猫构造的那个句子）都无济于事。
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０年我一直恨你，恨你撩拨起我心中一团爱火，又不完全倒向我。 上星期六傍晚我约你出来散步，被你“哎呀，我没有空”而婉言谢绝；这个星期六你又满口答应同我出来，共度周末。我好像是一只半死不活的老鼠，你则是一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
猫。老鼠被猫任意捉弄、摆布。老鼠是死是活，全由猫决定，全掌握在猫手中。——这就是四年来你我之间的基本关系。
今年我３９岁，回过头去审视那一切，才能完全看清我当年１９岁犯下的心理错误：我迫切需要把你、我之间的恋爱关系用明确的语言确定下来，甚至要听到你亲口对我许诺：“赵鑫珊，我爱你，等我们一毕业，我便嫁给你！”
我追求确定、明朗和一言为定。——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在恋爱问题上的幼稚。这也是一个１９岁的男孩初恋时最容易犯下的大错误。其实性（Ｓｅｘ）心理学表明，初恋的魅力百分之九十九在于它的朦胧和不确定性，在于它的戏剧性和曲折。一句话，在于过程本身，而不在于结果。至少结局如何是次要的。我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太看重结局，轻视过程。
你是对的。你强调、品味、咀嚼恋爱过程本身，把结果放到次要又次要的位置。当年的你是拿得起放得下。我则不。我就是怎么也放不下，一心想有个结局。
我曾多次为你的婉言谢绝而死去活来过。
其实，１９岁的我也不值得你去恋。爱是崇拜的代名词。你崇拜我？我身上有哪一样值得你崇拜？当年我只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我凭什么让你来崇拜我？
今天，１９７７年３９岁的我，仍然为我当年１９岁的平庸和无知而脸红！自那以后，２０个叶绿叶黄过去了。这２０年是我日夜补课、赶路、猛醒和奋起直追的２０年。
鑫珊，１９７７年春于
北京魏公树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
三、 痛苦的折磨是人生第一位好老师
露露，我过去的爱：
我说过，当时我的痛苦就在于比方这个周末你答应同我在一起，到了下个周末你又断然拒绝我的邀请。
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在你拒绝我后，我只好一个人在未名湖一带闲逛。我特别喜欢湖畔小坡上林中有座凉亭，亭内有口大钟，只是我从没有听到过钟声，这是燕园的一大遗憾，也是湖光塔影的一个欠缺。
突然，我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你的身影和一个高个子在一起，并向我这边走来。我急忙躲在树后，终于看出那位高个便是化学系四年级的排球校队队员，山东济南人。当时我的心便在滴血。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心滴血。
是的，这是心内在出血。
在我１９岁的偶然生命中，我还从未这样痛苦过。我的日子一向过得很平淡、平静，也很平庸。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东西。１９４６年我的弟弟因脑炎夭折，我母亲伤心欲绝，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生命的痛苦。但比起你给我的痛苦折磨，恐怕要差一个数量级。当然两者性质并不相同。
后来我才明白，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心的折磨是件好事，是第一个严厉的老师。痛苦使我猛醒，挣脱平庸，驱散浑浑噩噩，并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我开始了我一生中被痛苦折磨和困扰的时期。而痛苦的困扰和折磨则是东西方文明中每一种哲学的源头。
哲学起源于生命的痛苦和对人生世界结构的惊讶。
没有你——我生平第一个恋人——给我及时制造的内心大痛苦和大折磨，我可能还会沿着原先的平庸轨道走许多年。
是的，你给了我第一回失恋的痛苦，使我的最初一团男性荷尔蒙攻击能量遭受到第一回挫折。所以２０年后的今天，我才连续发出一组感谢信，特意向你道谢。谢谢你给了我人生第一杯苦酒，让我猛醒，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运行轨迹。
这杯苦酒来得非常及时。若是推迟三年或五年来到，比如我要等到２５岁才初恋失败，那效果就远不如发生在１９岁。因为生命（包括精神成长之路）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水稻、玉米和小麦的灌溉都有时间、有严格阶段性。如果在需要灌溉这个植物生理阶段遭遇严重旱灾，错过了灌溉机会，这些作物减产便是定局。晚半个月灌溉、追补，是无济于事的。
同样道理，１９岁前后是一个男孩形成世界观的决定性年龄。若把它推迟到２５岁来形成，那就为时晚矣！因为精神结构的骨架业已固定、硬了，很难再拓展开来。
初恋失败的打击不论对谁（尤其对男人）都是件大好事。它会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催人早日成熟，一天等于２０年。今天我才懂得，我宁愿初恋惨败，不愿马到成功。初恋的胜利充其量只能廉价地、粗制滥造出一个浅薄的抒情诗人；初恋的惨败，倒在血泊中，则有可能会营造出一个深沉的有为者或坚定的杰出人物。牛虻便是。１９５９年我仔细读了英文版的《牛虻》，使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你知道，琼玛打了亚瑟一记重重的耳光，加上神父又出卖了他，在这双重的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他才决心漂泊到南美，后来再回到意大利，成了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斗士。他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牛虻，不再是单纯的亚瑟。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4）
牛虻开始为意大利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解放，奋不顾身地斗争。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大目标置换了、代替了琼玛。这是爱的目标大位移。《牛虻》这部小说给了我深刻印象。开始（１９５７年）我读的是译文，１９５９年我买到了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我忘不了小说结尾处牛虻写给琼玛（Ｊｉｍ）的一封绝命信：“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Ｉ ａｍ ｔｏ ｂｅ ｓｈｏｔ ａｔ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读到这里，我的双眼潮湿了。
自从你给我造成了感情上的创伤之后，我对万事万物（尤其是文学艺术作品，其中包括音乐和绘画）变得非常敏感，比原先要敏感十倍。
牛虻在信中提到他和琼玛在孩提时候学会的一首童谣：
“Ｔｈｅｎ ａｍ Ｉ
Ａ ｈａｐｐｙ ｆｌｙ．
Ｉｆ Ｉ ｌｉｖｅ
Ｏｒ ｉｆ Ｉ ｄｉｅ．”
“我是
一只快乐的苍蝇
不管我是活着
还是我死去。”
这首童谣也深深打动我。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了。即使站在一棵垂柳面前，我好像也能同它进行一段长长的对话。
１９５７年５月，我开始在圆明园一带寻找“勿忘我”。找到了，我就把它随手夹在书里。我喜欢它的紫颜色。开始我不认识“勿忘我”，是德国老师赵太太指给我看的。关于“勿忘我”这种野花名称的来历也是她告诉我的：中世纪的欧洲有位骑士和恋人同骑在一匹马上。那女子突然看见在海边不远的悬崖处有一朵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风中摇曳。她说她很想要这朵花。骑士连忙下马去采摘。不小心，掉入海中。
在淹死前，他高举起握着小花的右手，大声对他说：
“Ｆｏｒｇｅｔｍｅｎｏｔ！”（别忘记我）
这个爱情故事非常动人。许多年，赵太太告诉我许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从她那里，我远不止是学到了基础德语。她来自柏林。她不容易，远离祖国，同丈夫来到中国。
失恋的痛苦营造了我渐渐走向内心“世界痛苦”或叫“对世界的太息”；造就了我对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极度敏感和共鸣，最后是为这结构而惊讶不已。
可以说，正是因为我当年没有得到你，我才渐渐得到了一个世界观。——这是上帝在搞平衡：
神在这里关上一扇门，却在那里打开一扇窗。
是的，在校６年，我的最重要导师不是名教授，而是失恋的大苦闷和反右运动给我造成的压抑。后来我才懂得，这苦闷同压抑相加，对我的成熟是件大好事。所以古人说：“天将与之，必先苦之。”这里又是平衡，对称即平衡。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６月
四、 暮鸦是失恋人的鸟雀
露露：
你是否知道，在北大有好几年，我害怕周末黄昏或暮色苍茫时分。
这是一种心理病，也是一种哲学病，却是一种有益于形成世界观的病。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痛苦”。
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
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
从李白这些诗句中透露出来的情绪，正是我所说的“世界痛苦”。
先前我同这些诗句根本就不会发生共鸣，受到来自你的打击和创伤后，我开始起共鸣了。——你看，你还是我的中国古诗词的辅导老师。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去识读、感受古诗。
我的“世界痛苦”（这是个德文术语，非常深刻，很有用：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起源于１９５７年晚秋和初冬，起源于你对我的拒绝和反右运动后对我的处理或政治结论。
你看，你对我的拒绝给我留下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后来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双重打击中找到源头，恰如西方文明（数学、物理学、医学、哲学、建筑和民主政体……）的一切都可以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找到它们的发祥和渊源。
在阅读外文版的传记时，我常看到这样一章的标题：
“拿破仑与女人”，“歌德与女人”，“贝多芬与女人”……
我确信，许多男人的一生发展轨迹或多或少都同女人（一个或几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紧密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比如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及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他和梅克夫人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通信中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两人的所感所思常常是相通的，有时梅克夫人好像也在参与柴氏的创作。正如柴氏在信中所说：
“……我的音乐竟进入了你的心坎里，而你也经历到了我作曲的时候充满着的感情了！”
这样，柴氏把它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
梅克夫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且懂音乐的贵妇人，尤其理解柴氏的作品：“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和我的悲哀。”（梅克夫人致柴氏）
我们中国人总是避而不谈性，不谈女人，恰如我们没有裸体雕塑这类艺术创作。在一部中国文学史或绘画史中，你几乎看不到“李白与女人”、“杜牧与女人”以及“曹雪芹与女人”这样一类一针见血的醒目标题。即使谈到女人，也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真相被掩盖了。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5）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三十未立、四十尚惑的普通男人，女人对我的一生道路和走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得我们当年都在大饭厅用膳。你的桌子在中央位置，我在紧靠西头的四方桌。吃晚饭的时候，我老是心不在焉，望着你处。我吃饭的速度随你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只要你一吃完，我也吃完。几乎是同步。当然，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级机密，不能让同学觉察出来。
在窗口下的一长排洗碗处我用颤抖的声音对你说（出自真正恋爱的声音在本质上都是颤栗的）：
“晚上７点我在湖边钟亭等你。”
“不，我有事，我要进城去。”
紧接着，天便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暗了下来！一个可怕的孤独黄昏正在向我渐渐合围、围剿、追杀。——这也是北大给我的一份馈赠。世上还有这样的礼物：馈赠以“惧怕暮色苍茫”。
当时我的处境有点像是荒原上的一只受伤野兔，夜幕如同十几个追杀围剿我的老猎手。
人的惧怕有三层涵义：
第一，原始人怕黑夜降临，因为黑夜意味着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以及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敌对力量要陷害自己，人的身心很不安全；
第二，有人怕抬头仰望星空。因为星空意味着无限。人是一个小小的有限。人很害怕直面无限。
第三，怕在周末黄昏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有好几年，“惧怕周末黄昏”为我营造了一种心理氛围，迫使我坚决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同科学、艺术、哲学发生共鸣，走向对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当然它已经百分之百地摆脱了你的阴影或色彩。不过毕竟你是原点，我是从你那里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
尽管我没有读过哲学系，没有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但我有几位最杰出的哲学导师。“鸦噪暮云送夕阳”的情景便是其一。因为这种情景能叫我“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能叫我想起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自有此宇，便必然有宙。——这样的哲学导师在北大、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是找不到的！
从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在哲学大教室，不在大学的哲学系，而在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中。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诗，是“敬天爱人”。
获得这种认识是我在北大６年的最大收获。
６年来，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它的原点之一正是来自你对我的拒绝。
所以黄昏暮鸦在林间小泊，数点苍茫里，我看它们是失恋人的鸟雀，是“世界哲学”的符号，正如黑格尔把黄昏猫头鹰的飞翔看成是哲学沉思的象征。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晚秋
第二部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1）
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引蛇出洞”，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４６年前。当时我１９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１米７０，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４６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１９９５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１９６０年分配到广西。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１８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５００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2）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２０人）有３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Ａ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
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Ａ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５００。
２．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３．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２０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５００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１．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２．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