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太远-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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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章
　　　　一九六三年秋天，本书作者出生在中国西部一个叫十里铺的地方。那一年中国刚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还和前三年一样，一切生活用品和钱都还很匮乏，尤其是中国西部，人活着更是艰难。

　　　　好在他能记起事的时候已经是三、四年以后了。在他幼年他基本上记不得什么叫贫困。

　　　　四岁以后的事他差不多记了很多，现在用小说的形式演义出来，像是一个历史。不过，历史本就是历史学家创作的小说，也经过了取舍与演义。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真实还原过去。教科书不行，小说也不行，我们只能通过一些丰富的方式让人们对过去有一些感知罢了。

　　　　罗杰四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罗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被妈妈从被窝里拽出来，跟着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一个大广场上，等待毛主席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子夜过后，一架轻型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几圈后，就着巨大的轰鸣声拋洒出许多传单。传单在天空飘着的时候人们伸出长臂去抢，有些被撕烂了，有些被踩在脚下，拿在手里的传单也没有几张能够平整如初。

　　　　罗杰夹在人群中，他够不着天上飘下的传单，他只好从地上捡起一张传单，是粉红色的，他不认识字，他不知道毛主席又发表了什么指示，他把传单递给妈妈。妈妈这时候手里也已经抢到了好几张传单，正就着广场上的灯光看。

　　　　广场上的人们逐渐散去，妈妈背着罗杰往回走，罗杰看到广场上已是一片狼藉，无数的传单被人们遗落在广场上。其实那已经不再是传单，不再是圣物，仅仅是形形色色的纸片而已。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罗杰的最初印象，而且非常深刻。

　　　　罗杰在家里排行老五，他的大姐罗兰在他三岁多的时候去了建设兵团，他的大哥罗鸣和二哥罗青在子校上学。他的三哥罗民是个聋哑人，没有上学，在家里带他玩儿。罗杰的爸爸在罗杰还没有记事的时候就被关进了牛棚，童年的罗杰对他的父亲基本没有印象。罗杰的母亲在纺织厂工作，用四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这个纺织厂的前身据说是大资本家荣毅仁在解放前从上海搬迁过来的，叫申新纱厂，现在叫国棉十二厂。十二厂在十里铺算是个大厂。

　　　　十里铺是一个工业小镇。关于这个小镇的方方面面，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传统的小说方式总要在这方面花些笔墨来描述一番，那不免让人生厌。这不过就是一个很普通、没什么情趣的一个小城而已。

　　　　罗杰记不清是六七年还是六八年的秋天，他的家被厂里的一伙人抄了。所有的家具和杂物被扔在门口，他们家住的公房被厂里收回去了。白天罗杰和罗民就坐在那堆东西中间守着，晚上一家人就在露天地里睡。妈妈除了上班，还得四处奔走，估计在厂里也少不了费口舌争取找个落脚的地方。整整三天，罗杰就那样守着，白天倒没有什么，夜里他感觉到了冷。这冷，使他心颤，他差不多在后半夜里没有睡熟。也就是这个秋天的冷，这三天的冷，使他终生都害怕冷。一直到现在，夏天再热他都不觉得怎样，可一到初秋，他立刻就得添衣服，稍不注意还总感冒，“春捂秋冻”对罗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对于这件事情的缘由，罗杰当时弄不明白。很久以后他听二哥罗青说，由于爸爸在牛棚改造期间被查出历史上有问题，据说有人揭发爸爸在解放前参加过“一贯道”反动会道门，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于是被开除公职，所以就收回了他们家的公房，使罗杰他们被扫地出门。

　　　　这样的遭遇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

　　　　三天以后，妈妈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大哥罗鸣和二哥罗青找了几个同学把他们的家当用架子车驮着，罗杰和罗民各抱着一个包袱坐在架子车上杂乱的家具中间，他们沿着小城那条大街向西投奔他姑姑家去了。

　　　　罗杰的妈妈参加了工宣队，被派到西北农学院去发动那里的学生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后，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造反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地在学院里漫延。

　　　　妈妈在工宣队里只是一个普通成员。她没有什么文化，想必不会对这场旷世未闻的运动有更深的理解，她只是凭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而紧跟政治形势，她只是一个时代滚滚洪流中泥沙俱下的一个成员，无所谓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她曾经历过的这段历史，在她后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提起过。当罗杰或罗青谈到“文革”的往事，妈妈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说一个字。

　　　　用小说来表现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会凭借虚构的技法来写一些不存在的事。根本用不着费尽心思去进行创作，只要把曾经的事整理一下，用比较好的方式表现出来，就足以满足小说对事件的要求了。的确，这一段历史给经历过的人们留下的弥足清晰而铭心的记忆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比的。不过，这种记忆非常沉重，沉重到人们想把它从生命中剥离出去，然而做不到，非常困难，以至于人们想把它彻底忘记，或者深藏在心底不去触及它。

　　　　地处关中西部尽头的这个小城，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还算比较平静，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形势，那简直就不算是运动。也许是罗杰太小，有很多事他没能了解，毕竟那总是大人们的事。

　　　　罗兰在建设兵团已经战斗生活了一年多。最初的革命冲动被漫漫黄沙弥漫得有些褪色，在那个与城市基本隔绝的环境里，她开始意识到真实的生存问题。

　　　　生存问题在建设兵团这样建制的单位里，应该说没什么大的问题。但罗兰所理解的生存的要求不纯粹就是动物本能，还应该包括思想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舒展，以及对物质的不断追求。同时，青春的萌动与生理的成熟也与那个似乎被完全禁锢了的环境发生了微妙而不可回避的冲突。一方面她和她的兵团战友肩负着开垦荒原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还不会有修正的机会。另一方面她对所能完成的使命的结果有所思考，发现那种结果从逻辑的推理上还导不出概念上的革命成果。于是，罗兰有所觉悟，她感觉到她们的行为可能不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成就。

　　　　罗兰想起她们最初热血澎湃地投入到建设兵团的队伍来到一个荒原，最初的理想是把这里变成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环境，而不是那种只适合种庄稼与繁衍子孙的农村，建设兵团的生存环境应该通过她们的奋斗建立起来包括农场、学校、工厂和图书馆、商厦之类的建筑物和场所，甚至可能有银行和税务等机构，至少应该有宽阔的柏油马路，那上面应该奔驰着为祖国建设而穿梭不止的大卡车。实际上这些都似乎不可能有了。罗兰能接触到的任务永远都是开垦土地、种上庄稼，然后学习毛主席的指示，通读《毛泽东选集》。原初的理想仿佛离她越来越远。

　　　　建设兵团的组成部分基本上学校的进步青年，在这个环境里没有搞什么阶级斗争的机会和必要，这些年青的学生成员在这个环境里也不太可能接触到反动思潮的侵蚀，因为她们远离一切信息，远离一切人类，她们只是在大脑里留存着她们曾经生活过和与她们有过关系的环境和人们的印象，她们可以在休息或闲下来的时候回忆一下过去的事，但那些事与建设兵团的生活毕竟相差太远了。有些曾经的家长和邻居，竟然会是隐蔽在身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攻击伟大革命的右派分子。而她们是大无畏和纯真的兵团战士。现在的生存环境完全与历史隔绝了，只能与曾经的人们共享同一个太阳和天空，除此以外，她们生活在相当相当纯洁的处女地。

　　　　无法避免的是，不论生存环境怎样的不同，很不幸罗兰她们的人体结构与那些反革命分子完全相同，她们大脑里涌动的意识流也是与那些被她们视为革命对象的人们的方式和符号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内容，而这内容也是从那些前辈留下的文化中演绎而来的，她们终究不能与生活完全割裂开来。

　　　　罗兰受到这种意识的困扰，但她不能说出来，罗兰以为她对建设兵团产生了些许的怀疑，是她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征兆。她曾经悄悄地问过她的一位战友这样的话：“我们建设兵团真能把这里变成共产主义的理想花园？”

　　　　这个战友叫安妮，她对罗兰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一定能，可不是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只是先驱。革命事业的成功需要无数先驱，历史把这个光荣的使命交给我们，是这个时代的需要，但我们看不到伟大的成功，成功属于后来的革命者，甚至是不革命者，或者是自然主义者。把革命的成果留给后来那些我们永远也不认识的人，现在想起来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这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是先驱。”

　　　　建设兵团的夜空是纯净的，打开手电筒往天上照，看不见光柱。小电珠产生的光经聚光碗反射出去的光线，找不到空气中可以反射的阻挡物来反射到眼睛里。星星清晰地按照星座图谱排列在天空，在长时间凝望天空的时候，能看清楚时而划过的流星陨落的方向，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星空里穿行。

　　　　在皓月明朗的夜空，月亮的运行轨迹和速度，让人感到是那样和谐而安详，仔细想一想，有时还真能感觉到地球的转动。或者还会有一种晕眩的感觉。

　　　　那是长时间仰视导致脑部缺氧的生理反应。

　　　　要是躺在沙滩上注视建设兵团的天空，有时能数出许多叫得上名字的恒星。大多数的情况下你会静静地睡去。

　　　　安妮是从西安来的兵团战士。她是一个高干子弟，她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大概相当于团级。她父亲在部队上一个搞军事科研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不归当地驻军管理，而是直接受北京领导，谁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总之，就是个保密单位。安妮原本可以直接进部队接受革命再教育，但她从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见到毛主席之后，就决定参加建设兵团，投入到一个崭新的革命队伍中去建设伟大的祖国。她最初只是觉得她以一个女兵的身份进入军队，可能得不到冲锋陷阵的机会，所以她宁愿选择去建设祖国，而把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留给她的小弟安东。她的弟弟安东后来在部队中勉强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负伤荣立二等功。

　　　　安妮的事情是在她与罗兰认识以后告诉罗兰的。

　　　　罗杰的大哥罗鸣这个时候正在通往北京的列车上，与一些红卫兵搞串联，准备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渴望看到毛主席真实的肉身，感觉一下从未有过的热血澎湃和革命激情。

　　　　在列车上的罗鸣全凭了左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和斜肩而挎的黄书包，结识了许多不认识的来自大西北和中原的红卫兵同学，并全程免费享受乘车和简单的列车餐。

　　　　车厢里很拥挤，使人难以呼吸。一些人在座椅底下铺张报纸就地而卧。

　　　　这是中国列车史上一贯的乘车现象，很多年以后人们依然司空见惯。

　　　　这种情况像极了表现战争时期难民逃跑的电影中的画面。曾经在一个日本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镜头：整个车厢空空的，好像只有女主角一个人在乘车，她无聊地在车窗玻璃上用手指随意地划了些符号，当列车驶进隧道的时候，车内的灯光将窗户玻璃上的符号映在黑暗的隧道上，那些日本语的符号表示了一种爱情的意思。像这种乘车现象在中国还不可能被电影艺术家来表现，因为它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而不可企及。

　　　　罗鸣在乘客中挤着穿行到他刚认识的一个叫冯波的红卫兵的座位旁，用他粗犷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对冯波说他刚才在另一车厢看到的事。

　　　　罗鸣：“刚才在五号车厢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装扮的像普通贫下中农的人被一伙革命小将逮个正着。”

　　　　冯波：“怎么回事？说说看。”

　　　　罗鸣：“那家伙在座位底下铺了一张印有毛主席形象的报纸，撕毁、污染了毛主席的画像，被旁边的红卫兵现场抓获，给扭送到刚才那个车站上的革命委员会去了”。

　　　　“太可恶了，简直就是现行反革命！”冯波说。

　　　　罗鸣：“就是，还冒充贫下中农，穿一个农民的衣服，以为我们识不破他，也太胆大了，敢在车上搞反革命活动。”

　　　　列车在中国华北的大地上穿行，一路上每到一个车站都会有一些人被扭押下车，送到车站的革命委员会或车站派出所。这些人中有被抓住的小偷，还有一些是穿着不朴素的奇装异服的人被怀疑成国民党特务，最多的人几乎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搞破坏时被当场发现的。

　　　　列车中是非常热闹的，红卫兵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喧嚣，不是念报纸社论，就是大唱时代革命歌曲。到了夜里也没法休息，大多数的人都互相拥挤着，一个靠一个地倚着某一个支撑物，在红卫兵喧嚣的间隙获得片刻的打盹。

　　　　罗鸣一路上认识了许多红卫兵，其中与冯波谈话比较投机。他知道冯波是兰州的一个中学生，其他的情况也就不知道什么啦。

　　　　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几乎车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没有打开过他们挎在身上的黄书包，要拿书包里的东西，所有的动作都很相似，都是伸手在书包里摸半天才找出想要取出的东西，包括毛主席语录本，或者碎饼干、馒头。

　　　　罗鸣到北京站下车后，与冯波挤散了，也可能是冯波被别人挤散了，反正都无所谓，红卫兵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

　　　　只是有一件要紧的事需要立即去做。

　　　　罗鸣找到一个胡同的拐角处，想把书包里挤碎的毛主席石膏像的残渣倒掉。当他打开书包准备倒的时候，他发现地上已经有许多像他书包里的残渣一样的石膏片，很好认的是石膏碎片上紧闭的嘴唇下的一个痣。全中国包括小孩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才在那个部位长那么一个痣。

　　　　其实罗鸣一上列车就发现他的书包里的毛主席像被挤碎了，一开始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惟恐被发现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过没过多久，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听到红卫兵的书包里响着石膏像碎片的沉闷的撞击声。罗鸣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家书包里的石膏像没有几个是完整的。于是他发现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打开过黄书包。

　　　　红卫兵出门搞串联必备的东西有红卫兵袖章和黄书包，还有腰间束的军用皮带。书包里一般必备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红卫兵袖章是标志，黄书包则是学生身份的基本证明。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是随时要用的，倒并不是一定要读，主要是一种道具，在集合或有活动山呼万岁振臂喊口号时一定要拿在手掌中的。至于为什么要在书包里装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就不太明白了。那好像是红卫兵们的一个流行行为，也只有红卫兵们是这样随身携带毛主席像的，大概这是全国的红卫兵时刻忠于毛主席的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还有就是他们腰间扎的几乎全国统一制式的军用皮带，真不知道他们都是从哪里搞来的，反正商店里好像基本没有卖过这种东西。

　　　　天安门广场上云集了大量的红卫兵，红袖章和红宝书在这个世界最大广场上飞舞，形成红海洋。这个红海洋在涌动，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可这激情涌动的时候，究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他们这些红卫兵们暂时还无法思考。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喇叭发出通知，毛主席取消第九次检阅红卫兵的安排，请广大红卫兵们迅速回到原地继续革命事业。

　　　　罗鸣很失望，他感到一种欺骗的存在。刹那间产生一种怀疑的朦胧意识，但一闪而过，他没有来得及细想，茫然地在广场上游荡，在他眼里的天安门城楼没有出现红太阳的光芒，他看到天安门背后有一片阴影，好像要有暴雨来临。

　　　　实际上天空爽朗，白云依然悠悠，还有几羽家养的信鸽在故宫上空飞翔。

　　　　通常情况下天气的变化与政治的动荡毫无关系，与人们的内心活动也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人们被动地，或是本能地对天气的变化产生联想，进而影响自身的情绪，仅此而已。

　　　　罗鸣到石刹海附近转悠，看见了遇罗克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他的《出身论》的一小部分，锋芒不是很暴露，但已经可以看出遇罗克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批判了。

　　　　大字报是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

　　　　罗鸣的北京之行没有见到毛主席。空前浩荡的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低潮，庞大的红卫兵队伍一时找不到革命方向，他们没有想到毛主席在八次检阅红卫兵队伍后产生了一个顾虑，他老人家看到了红海洋后面涌动的巨大的狂躁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很快就要失控，一旦失控，将会对他指导的这场革命带来巨大的破坏。他现在正在为红卫兵找一个合适的去处，以消解这股将要失去控制的力量。

　　　　当罗鸣回到十里铺这个小城的时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已经传遍了祖国大地：到三线去，完成祖国的建设事业。

　　　　罗鸣这次没有像他的大姐罗兰那样响应号召去三线，他留在了学校，他想做一件事，能够独立地思考一些问题，来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

　　　　当普通的红卫兵开始思想起来的时候，那肯定对中央的意志是一种挑战，它甚至会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使之中途夭折。不过毛主席高瞻远瞩，很有办法，他用支援三线建设作为理由，将这样一批被他曾喻为无产阶级新生力量的红卫兵调离城市，到边远的地方修铁路，使他们脱离了斗争的中心——城市。这已经是他老人家第二次采用的大移民手法了。第一次是发动青年到建设兵团去，这一次是发动红卫兵到三线去，后面还有一次移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大移民解决了很棘手的大动荡问题，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尤其是体现在斗争的需要上，使斗争的形势得以掌控。大移民在斯大林时代曾用过一次，是政治斗争中被证明化解尖锐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只是它带来的后果要几十年以后才逐渐反映出来。

　　　　罗鸣到十二厂革命委员会申诉他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提出他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在五十年代三反运动中组织上已经有过结论，同时他还找到了当年给他父亲作证的现任军区参谋长的彭飞首长。彭飞给罗鸣写了一份当年的斗争情况材料。罗鸣拿着这份材料去找十二厂革委会主任孙林。

　　　　罗鸣：“我是十二厂中学的学生，叫罗鸣，我给组织反映一下有关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这里有一份现任宝鸡军区参谋长彭飞出具的当年对我父亲有关的历史问题的调查材料，结论是我父亲没有历史问题，现在我请组织上重新对我父亲的问题进行审查。”

　　　　孙林拿过那份材料，瞥了一眼，对罗鸣说：“有关这份材料的内容，我们掌握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材料和证明人能够证明你父亲的历史确实有问题。”

　　　　罗鸣：“那是诬陷。”

　　　　孙林：“你这是恶毒攻击人民群众的觉悟，是要犯错误的。”

　　　　谈话无法进行下去。罗鸣知道他的申诉无济于事。他回过头来把彭飞的材料折叠好放起来，告诉了罗青，要他注意这件事情，以后可能会有机会。

　　　　彭飞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我对罗金的历史问题的回忆

　　　　我叫彭飞，现任宝鸡军分区某部参谋长。我于一九五Ｏ年初随解放军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