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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打折扣-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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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方丽华都去医院找这个人，然而到处都没见到那张面孔。最后母亲直接去找了党支部书记。母亲没说有人告诉了女儿什么话，她担心这样说可能会给那位好心人造成不便，所以她只是说，既然组织上知道我爱人没有去台湾，更不是特务，能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也好让我们心里踏实一些。党支部书记立刻严肃起来，质问她想干什么？你丈夫明明跑到台湾去了，你还要组织上告诉你什么“真实情况”？你想翻案是不是？想向党和人民倒打一耙，是不是？母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天下午医院党委又把她叫去，正式告诉她：你丈夫方步岳就是一名“特嫌”分子。同时严正警告她必须老老实实端正态度，不许乱说乱动到处打听什么“真实情况”，任何翻案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母女二人这才明白，那个“江浙口音”不是医院里的人，同时也想起他使用的是“方先生”这个过时的称呼，看来的确不像是“组织上”的口气，而像是父亲解放以前的一个朋友。她们觉得这个朋友对父亲后来的情况一定很熟悉，包括父亲家里的近况，否则他怎么可能在时隔多年，母亲辗转调动过几次工作单位以后，还知道到这家医院来找“沈大夫”，并且知道已经长大了的方丽华就是“方先生”的女儿？
因此，他们对这人说的话深信不疑。特别是方丽华，她亲眼见到那人说话时有一种吐露肺腑者特有的神态，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他说的是真话。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对于父亲的生死之谜，方丽华不像母亲那样悲观。她总是幻想有天早晨睁开眼睛，会看到父亲回家来了。她有时甚至想，她们母女的情况，说不定就是父亲告诉这个朋友的。于是，寻找这个人就成了方丽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她没法写入团申请书了。倒不是怕不能得到批准，她认为写入团申请书本是表明一种态度和心愿，这是不应以能否批准为转移的。然而她知道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不仅必须把父亲写成“特嫌”，还要按此规格写出对父亲的批判和认识。如果她相信父亲真的是那种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这样写。问题在于她不相信。她觉得这样去写，无异于昧着良心去肆意诬蔑父亲，要是父亲有一天真的回来了，她将如何面对？她还觉得这样写也是对组织说假话，但是真心话又不能说，否则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她只能选择沉默和回避。她决定：在父亲的“特嫌”问题弄清楚之前，宁愿承受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压力，也不写入团申请书。
三年的时间在隐秘的等待和寻找中过去了，父亲没有等来，那个“江浙口音”也渺无踪影。正当希望渐渐熄灭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她在学校门前的汽车站意外地看见了“江浙口音”！那天的乘车追赶一无所获，但是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她又偶然得知这人姓徐，曾经在嘉平露过面……
第二部（18）
夜已经很深，远远近近的窗户都不再发亮。走廊端头的暖气片逐渐降温。呼啸的风声也平息下来。四周万籁俱寂，方丽华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听你说了刘思秀和黎明的故事以后，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告诉你的。”然后她轻轻笑了一下，“可是你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说‘老徐’形迹可疑，是吧？”
“是的。如果他是个可疑的人，那么他对我说话的动机也就令人怀疑，这一切就太可怕了……”
我心里疼了一下：“都怪我，都怪我，害得你虚惊一场……”
“不过你的话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因为我父亲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就姓徐，叫徐先达……”
“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可是他的侄子还在呀，他的侄子也应当姓徐，对不对？”
“你认为‘老徐’就是他的侄子？”
“我没有绝对把握。但是那天你一说起‘老徐’，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人。因为母亲有一次曾经说过，父亲以前的熟人中，现在只剩下徐先达的这个侄子了，除了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对我说那些话。这个人我母亲没有见过，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人。那天回寝室以后，我把这事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很可能就是他，除了姓徐这一点外，还有几个地方也能对上号：你第一次见到‘老徐’是在嘉平，而徐先达的侄子就在嘉华大学工作，我想这就是我在北京很难找到他的原因。从年龄上推算，徐先达的侄子和我见到的那个人是差不多的。另外，我母亲说过，徐先达是江苏人，一家人都说江苏话，我想他的侄子说话也会带点江浙口音。这些想法当然只是我的推测，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亮，我终于有一个可以为她出力的机会了！
“对呀！只要我寒假回嘉平的时候，到嘉平大学去见见徐先达的侄子，就知道他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老徐’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我完全可以办好！”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不过在告诉你之前，我必须先取得母亲的同意。可是那天晚上母亲在医院值班，这事就没说，然后我对你们发生了误会，就不想跟母亲再提这事了，因为这事是不能托付给外人的……”
“现在呢？”我急于知道我现在还算不算“外人”，“现在你跟母亲说了没有？”
“说了。咱们和好以后，我看了你在颐和园拍的照片，肯定了照片上的‘老徐’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就跟母亲说了我的打算。可是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同意。自从医院党委找她谈过话以后，母亲一直很害怕，不许我跟任何人说我在打听父亲的消息，她怕别人知道了，又会说我们想翻案……”
她怕冷似的颤抖一下，不往下说了。我这才发现钢窗张开了一条缝，一股冷风从窗缝溜了进来。冷冽的空气不知道自己承载的话语有多么沉重，轻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过，钻到走廊深处去了。我把窗户关严以后，方丽华苦涩地笑了一下：“可我今天我还是跟你说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她对我的信任深到了何种程度，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便颤动起来。于是产生了一种热切的冲动：“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利用寒假去找找这个人，好吗？这毕竟是一个现成的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寒假以前无论如何要说服母亲，让她写封信交给你带去。如果徐先达的侄子就是‘老徐’，我父亲的情况就可以搞清楚了。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徐’，那么你还可以去找找那位黎明老师，向他打听一下‘老徐’是谁……”
“其实不用等到寒假，现在我就给黎明写信问一下，不好吗？”
“这事我也想过，但是母亲不同意，她说这种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别人手里更容易引起麻烦。所以我想，先不要惊动你的老师，这件事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没关系的。我在信中只问那个跟他一起喝茶的‘老徐’是谁，不说我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要不这样吧，我写好以后给你看看，你认为可以，我再寄出去，好不好？”
“好……吧。”方丽华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早晚需要找你这位老师了解情况。自从前天晚上，听母亲说了你写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些话的。想来想去，总觉得跟‘老徐’有关系。可是你跟‘老徐’并不熟悉，你熟悉的是这位老师，你注意到‘老徐’，是在你因为一个古怪的笔记本而跟踪这位老师的时候……”
啪！——我听见脑海里清脆地响了一声。“笔记本”三个字像子弹一样划破了混沌的迷雾，一些久远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我想起来了！”我兴奋得声音发抖，“这些话就是那个笔记本里面的！”
“是吗？”方丽华狐疑地说，“你不会记错吧？”
“应该不会错。因为这段话前面还有一些话，我们就是看了前面这些话，才对那本日记发生兴趣的。”
“什么话？”
我把那番话背了出来：“教会的财产？他怎么想出来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教会的财产？”方丽华满眼困惑，“这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怎么会这样写……”
“我认为这些话根本不是你父亲写的。你还记得吧，我以前说过：写这本日记的人就住在我家里。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你父亲，你父亲应该住在嘉华大学嘛，怎么会住在我家……”
“别忙别忙！”方丽华打断了我的话，“你家在嘉平什么地方？”
“反修北路11号。”
“反修北路？这是现在才有的街名吧？以前的老名字叫什么？”
“以前叫友好北路。”
“那就不对了。”她马上说，“我父亲解放前确实不住在嘉华大学，而是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不过不是在友好北路，是饮马街，你知道这条街吗？”
我说我不知道这条街，但是我知道嘉平有条饮马河，我想饮马街可能是在饮马河那一带……
第二部（19）
尽管住址对不上号，方丽华还是把有关“教会的财产”那番话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摇头：你父亲从来不信宗教，跟教会没有任何瓜葛，不可能写出这些话的！你那个同学一定是记错了。记忆这种东西是靠不住的，你可不能当真。
仿佛要印证方丽华母亲的说法，过了两个星期，黎明的回信来了。说他看了我的信很吃惊，他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他根本没有一个叫“老徐”的朋友，更不可能在1957年和某个姓徐的人一起喝茶。黎明的信使我比他还要吃惊，我不知道在他和我之间，到底是谁的记忆力出了毛病。我和方丽华分析以后，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我和黎明的记忆力都没出毛病，只是他不愿意对我说实话罢了。于是我们把希望集中在徐先达的侄子身上。方丽华更加急迫地劝说母亲写一封“介绍信”，好让我带着去找“徐老师”（这是她们对徐先达侄子的称呼）。母亲却要她打消这个念头，她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毫无意义，只会给咱们惹来祸事，千万搞不得！
然而方丽华和我都不甘心就此放弃。我们背着所有的人，像两个密谋者那样悄悄地策划这次行动。这种密谋不能在晚自习时间进行，因为阶梯教室里总是坐着那对戴眼镜的情侣，有时还有其他人。于是我们将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利用起来，碰头的地点也移到了学校背后一片僻静的白杨树林里面。文体活动时间一到，我们就各自走出校门，绕过围墙径直来到白杨树林。碰头时的感觉有点像搞地下工作，只是没有对暗号而已。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结果作了种种估计，包括最不利的情况。方丽华说，即使“徐老师”不是她见过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我去找他谈一谈也会有收获的。她仔细研究了父亲提及此人的那封信，从中感到他与父亲关系很密切，因而他一定能够提供一些父亲当时的真实情况，而她根据这些描述，就可以感觉到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而在心里对父亲是否与特务有牵连的问题下个判断。不管这个判断是肯定还是否定，不管这个判断对其他人有没有说服力，只要能说服她自己，她的一颗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我应该向“徐老师”提出哪些问题。但是，设计得越多，越细，我们越是感到棘手：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对我这个陌生人谈呢？我连一封“介绍信”都没有，他凭什么相信我？这样，策划的重点就转到了怎样获得“徐老师”的信任。方丽华用自己和母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说明舒雁同学系受她们母女之托特来了解情况，恳请徐老师理解和支持云云。写好以后讨论了一下，觉得光凭这封信恐怕不一定能使徐老师理解和支持舒雁同学，于是，放寒假的前一天，方丽华又从家里拿来两件东西交给我。她说徐老师看了这两件东西，一定会相信我的。然后她温存地叮嘱我，回去以后别再想这些事情，明天你要在火车上熬夜，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
然而那天晚上我却睡得很不好。
“呼——”，一列火车凄厉地鸣着汽笛攀登山峰愈爬愈高愈爬愈尖锐刺耳……爬到峰顶忽然降调：“噗——”，火车化作一道瀑布飞流而下一泻千里渐渐变成缓慢的流淌……慢到极点又突然平地起惊雷重新鸣起汽笛扶摇直上：“呼——呜——呜呼……”
那不是鸣笛的火车，也不是奔泻的瀑布，那是林先生的鼾声。林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每次听了我都会暗暗称奇，不明白他那瘦弱的身躯里，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
林先生的鼾声并不是总能听到，因为他一般是在深夜发力，那时众人早已睡得死猪一样。今天也是如此，他打他的呼噜，别人做别人的梦，双方各安其睡，相得益彰，只有我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梗着一个东西，仿佛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件什么事情，却又想不起来……所以，不能怪林先生噪声扰民，只能怨我自己，谁叫我赶上了呢？
火车和瀑布无休无止地交替转换，使我痛苦地体验到越想睡越睡不着乃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便决定索性费点力气，把那个梗在心里的东西找出来。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心里莫名其妙地不舒坦，最后想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没事了。于是我闭着眼睛，把白天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一遍。
首先想到的是唐亚辉。上午唐亚辉把我和卓娅芳的火车票买好送来了，三人的座号是连在一起的——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不舒坦。然后听说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就更舒坦了，甚至有点得意，记得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提醒过自己不要表露出来……那时心里肯定没有这种异样的感觉。
午饭以后呢？午饭以后就去和方丽华会面了。今天我们第一次手拉手，在林间的雪地上走了好久，最后我把她送到汽车站，被两个不认识的男生看见了。两个小伙子直勾勾地望着我们，满眼掩饰不住的艳羡，看得我们很不好意思。然后方丽华就回家了。分手的时候有些依依不舍，但是心里没有任何阴影，只是感到缠绵，不是缠绵悱恻，是那种很甜蜜很温柔的缠绵……
回学校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晚上我独自去了一个没人的阶梯教室，把她给我的两件东西看了一遍，回到寝室已是熄灯时分，上床以后就一直无法入眠。难道，我的心神不安是与这两件东西有关？
可是，这两件东西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嘛！一件是张发黄的照片。那是她父亲与徐先达的合影，两人都是三十来岁，西装领带一丝不苟，解放前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她父亲戴副很大的玳瑁框眼镜，清秀而又儒雅，与我的想象相当吻合。徐先达则长着一个鹰钩鼻子，这使他的微笑显得有点阴鹜……但是，我总不至于因为一个鹰钩鼻子而耿耿于怀吧？
那么，是另一件东西？
林先生安静下来了——如此猛烈而持久的呼啸大概消耗了他不少体力，所以需要稍事休息……室内笼罩着风暴之后的宁静，使我得以对另一件东西作安静的思考。这件东西是方丽华父亲写的一封信，就是提及徐先达叔侄的那封信。方丽华说，这封信一定会唤起“徐老师”对往事的回忆。这封信确实多处谈到徐先达及其侄子，但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内容，只是满纸的书卷气，使人感到很“迂”，要是用唐亚辉的话来说，就是很“方”。比如他前面说：“瓶梅你瞩我与人勿谈国事，以防因言贾祸，我自当谨记斯言，使你放心。”然而他后面就把“斯言”忘了，说他“日日与先达叔侄结伴，或作临江之游，或作长夜之谈。畅论时事，臧否人物，淋漓尽致，不亦快哉！先达深邃，洞幽烛微，鞭辟入里，常有惊人之言，闻之感慨丛生。其侄弱冠之年，谈锋甚健，快人快语，亦庄亦谐，每每令我解颐大笑，乐而忘返……”
“呜呼”一声，林正礼忽然雷霆万钧起来。还变换着声调：时而像山呼，时而像海啸，像万马奔腾，像狂风怒号，大河奔流，波浪汹涌，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东坡一出现，意识便渐渐模糊起来……总而言之——我迷迷糊糊地想——文如其人，文如其姓，这位历史教授整个儿是一个“方”的形象：为人处世方而不圆，说出来的话是方的，就连写的字也是方方正正的宋体，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竖着排下来，就跟书上印的一样…
就跟书上印的一样？——这话好像是妈妈说的嘛。妈妈把眼镜推倒额头上，说：“这个人的字体很特别，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写字，就跟书上印的一样……”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眯起眼睛注视着一本……咖啡色的日记！
我悚然一惊，霎时明白异样的感觉是怎么来的了：字体！没错——我错过的东西就是他的字体！这封信上的字体与那本日记一模一样！
难道日记是他写的？可是住址不对呀！他的住址在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嘉平市饮马街186号，而我家所在的那条街当时叫友好北路。附近几条街道也都是这种名字嘛：西边的叫友好西路，南边的叫友好南路，友好南路上有个中苏友好协会，这些“友好”的街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且慢！
我心里咯噔一声，眼睛倏地睁开了。银色的雪光从窗户散漫地映进来，屋子里面一片冷冰冰的亮堂，使我在被窝里打了一个寒战。该死！这个问题我怎么早没想到：中苏友好协会是解放后才有的，因此友好北路这个街名也是解放后的，解放前应该是另外一个名字！会不会就是饮马街呢？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太巧了……
于是我对林先生充满感激，因为他促使我给自己增添了一项“寒假作业”——搞清楚友好北路以前叫什么名字。要是没有林先生今夜的鼾声，我恐怕就会将这项重要的任务遗漏了！
第二部（20）
到家那天晚上，我便问起这件事情。妈妈和奶奶的说法是一致的：饮马街？没听说过！这条街以前就叫友好北路，没有别的名字，我们搬来的时候人家就是这样说的，那时你上二年级了，应该记得嘛！
当时的情况我的确有点印象：这个房间就像从来没住过人似的——地板上的灰尘老厚老厚，脚一踩下去就飞起来呛人鼻孔；墙角层层叠叠地布满蜘蛛网，顶棚垂着一缕一缕棉絮状的黑东西，在半空中颤巍巍地摇摇摆摆，仿佛随时都会掉到头上来，所以我总是拼命地缩脖子……这些回忆影响了我食欲的发挥，搞得两位亲人很不甘心，再三叫我多吃一点。
第二天早晨，阳光在天井中映出一个明亮的方块，预示着今天是个大晴天。因此我出发去拜访徐先达的侄子时，心中一片喜气洋洋。
刚出门便听见长长的一声：“噗——”这声音是唐伯伯也就是唐亚辉他爸发出的。跟所有的裁缝一样，唐伯伯最常做的动作之一，就是嘴里含上一大口水，缓慢而均衡地从唇间喷出来，形成一片细蒙蒙的水雾撒到布料上，这时他就会发出此种独特的声音。我美好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声音中度过的，以至于进了大学后，老师一讲到“喷雾除尘”，我就会想起他老人家鼓起两腮抿紧嘴唇的模样，认为工业用的喷嘴大可借鉴此种造型。
唐伯伯一看见我就想说话。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要产生说话的冲动。以前有一次，他进行“喷雾作业”时有个人向他问路，他一冲动就把嘴里的水吞下去了，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因此我赶紧站下来，示意他不要着急，把嘴里的水喷完再说。
唐伯伯还是有点着急，喷出的水雾就成了水柱，将布料洇湿了一大块。然后他开始亲热地问长问短。我有限的寒暄话很快消耗殆尽，唐伯伯却方兴未艾。我只好没话找话，问唐亚辉在不在家。“这个砍脑壳的！”唐伯伯对儿子的称呼跟多年前一模一样，毫无改革创新，“这个砍脑壳的一爬起来就跑出去耍啰，也不陪老子说一会儿话！”
于是我只好继续陪他“说一会儿话”，实际上是恭听他的独白。听着听着，我忽然想起他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便问：“唐伯伯，你听没听说过饮马街？”
唐伯伯顿时眉开眼笑，一副正中下怀的神气，就像爱因斯坦听到有人问起了有关相对论的高深问题。却不立即答话，而是先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看样子打算长篇大论。但他这么一耽搁，就有人跳出来越俎代庖了。
“我听说过！”里屋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接着门帘一掀，露出一颗浑圆的脑袋，这是唐亚辉的弟弟唐二娃，现在长得比他爸还高了。“舒雁哥哥，你说的这条街我晓得！”
“讨厌！”唐伯伯愤慨地横了他一眼，“老子一说话你就来多嘴，生怕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唆？人家问的是我，又没有问你，你闹啥子闹？”
“我就是晓得嘛！”唐二娃抢着说，使我感到饶舌这种爱好也是可以随着血统遗传的，“这条街在西门那边，金丝街拐弯就是。”
“乱说！”唐伯伯立刻痛加驳斥，“金丝街拐弯是金马街！你连金银铜铁都搞不清楚了嗦？枉自还是高中生，人家问的是银马街，你给人家说金马街……”
我发现他老人家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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