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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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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者（丈夫）被判刑，14位叙述人入狱，8人已离婚，1人家庭生活正常。选案的标准主要是，尽可能访谈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暴妇女。访谈到不同类型的家庭暴力个案和暴力造成不同后果的个案，意在使访谈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中国家庭暴力现状中的多层面、多角度。选择访谈案例时，我们并不在暴力的严重程度上刻意要求，没有选择大案要案，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样本的选择越是随机的，越具有普遍性。
在实际工作中，选择案源有一定的难度，这是我们工作中必须克服的一个困难。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往往因种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受暴经历，有的认为对自己面子不好看，有的害怕丈夫知道了报复，还有的受害人对婚姻抱有期望，怕引起夫妻关系纠纷。如2002年3月，某省发生一起家庭暴力伤害案，受害妇女的鼻子被丈夫割掉，医生诊断已不能缝合。这位40多岁的妇女一直遭受丈夫打骂，我们联系访谈时她拒绝了，她认为丈夫已经认错，她就知足了，不想说以前的事了。不仅是当事人，有些基层组织同样认为家庭暴力是阴暗面，是当地的“隐私”，并不希望外人了解，这样的认识也使我们的案源调查受到一些局限。家庭暴力就是这样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被层层包裹着。
28个案例中，有14位叙述人是“以暴抗暴”被判刑的妇女，占了所有案例的一半。我们共访问了6所监狱，有北京女监、辽宁女监、天津女监、内蒙古女监、湖南女监和湖南茶陵的男监（访问一位施暴者），另外，还有普兰店公安局拘留大队。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些妇女原本都是善良、勤劳的，她们大多是长期遭受暴力，在受暴的过程中，她们中有些人曾经多方求助，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救助，面对丈夫的暴力，她们无能为力，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走到犯罪这一步。应该说这些妇女都具有“受虐妇女综合征”的特征，“受虐妇女综合征是指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陈敏：“关注绝望的抗争”，《中国妇女报》2000年11月2日。。在国外，受虐妇女综合征已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用于司法实践中，这些理论与实践，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我国的妇女犯罪中，“以暴抗暴”占了相当的比例，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据辽宁省女监、内蒙古自治区女监的不完全统计，那里大约有50％左右，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以暴抗暴”在所有家庭暴力事件中仅占相当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受暴妇女并没有因保护自己的权益而逾越法律，本书适当增加这种案例，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暴力案件都有一个暴力发展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这种案例能够较多地反映出司法介入的情况，为我们今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提供较丰富的资料。
读者会发现，28个案例中婚姻关系存续的很少，这与我们访谈的案源有关。如果叙述人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就比较容易接受访谈（婚姻关系结束的方式可以是离婚，也可能是施暴者或受暴者一方入狱），如果妇女还在婚姻关系中，尚无离婚的准备时，她们接受访谈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我们分析，不愿影响家庭关系固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妇女在脱离了家庭暴力之后，会对家庭暴力有重新的评价，她们更有勇气控诉暴力。
四、28例个案告诉了我们什么？
收录本书的28例个案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家庭暴力在当今中国的现状。这个现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暴力的种类；暴力发生时的一般情形；暴力造成的后果；受害妇女在遭遇暴力时的反应，以及她们如何评价自己所遭受的暴力；施暴者的心态；暴力发生时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受暴妇女是否求助，求助的过程和结果如何；社会支持系统在面对家庭暴力时的态度和反应，这个支持系统包括受暴妇女的娘家和婆家；公检法部门如何对待受暴妇女的求助，如何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等等。
（一）暴力的类型我们知道，家庭暴力通常分为3种类型：身体的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现在，有研究者把经济控制也作为暴力的一种类型。从本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种暴力的表现形式，每一种暴力的手段都是多种多样的。身体暴力中拳打脚踢只是基础形式，针扎、火烧、刀砍、油烫这些极端的事例也不鲜见；精神暴力中常见的有恶骂、训斥、羞侮、冷漠、过度役使，同时还有各种手法的心理虐待和情感虐待。另外，几乎所有的暴力案件中都伴有恐吓，施暴者威胁要杀死受暴人，杀死她的全家，以此来掌控她的行为。性暴力是一个更加隐秘的话题，即使在访谈中也不便于直接问及，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性暴力可能更加普遍，它像是一条潜藏的河，被其他形式的暴力所掩盖。经济控制在许多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对暴力进行分类是理论上认识家庭暴力的需要，但在暴力发生时，很难截然地将几种类型的暴力分开。在本书收录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施暴者常常是几种暴力同时并施，殴打时伴有辱骂、恐吓，强迫性生活时又有殴打和谩骂，同时还有经济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等等，每一个案例都是多种暴力手段交织在一起。
（二）暴力发生发展的过程统观28例个案，家庭暴力具有如下几个规律性特点：
其一，婚后丈夫是否施暴，与婚姻基础没有明显关系，自由恋爱结婚的丈夫仍然可能施暴。这个发现打破了暴力是发生在婚姻基础不好或关系不和的夫妻之间的习惯认识，不恰当的爱有可能演化为更激烈的暴力。希望这个发现能够提醒未来的青年女性及早识别对方的暴力倾向。
其二，家庭暴力几乎和婚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28个案例中，大部分第一次暴力行为在婚后半年之内发生，还有些妇女婚后三四天开始挨打，甚至有婚前就开始受暴的。由此可见，配偶间的权力关系在婚姻初始即已建立。从男性施暴的动机看，施暴者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女性，而不是让她离开自己。所以，一旦妇女表示要离婚，施暴者就会认为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从而施以更严厉的暴力，包括威胁恐吓。但在男方有了婚外恋，以离婚为目的的情况下，暴力发生发展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本书中“解脱之后我很幸福”和“离了反而好了”）。这时的暴力是以离婚为目的，实质仍是控制受暴人，依照施暴者的意志行事。其三，家庭暴力很难自行结束。28例个案中结束暴力的方式是：14例中的受暴妇女杀死了施暴者而入狱；4例中的施暴者被判刑；8例已离婚；只有1例婚姻还在延续，此案例的受暴妇女外出打工。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所做的访谈中，婚姻继续存续的家庭暴力案例较少，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妇女没有打算离婚，她对自己受暴的事实更加避讳，或是怕丈夫报复，或是顾及面子，她们接受访谈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在访谈中我们逐步了解到，妇女在脱离暴力的控制之后，会对家庭暴力有新的觉悟，她们更有勇气控诉暴力。本书的28例个案中的受暴妇女绝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暴力，可是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家庭暴力还在继续。在这类家庭暴力中，男女权力关系暂时达到了某种平衡，暴力还没有激发出尖锐的冲突，但暴力并没有消失或结束，它只是被掩盖着。观察分析本书的28个案例，可以提供这样的认识：家庭暴力必须干预，妇女一味地忍耐，不可能制止家庭暴力，只会纵容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
（三）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
28例个案中，14位妇女入狱，最短的刑期是3年，大部分是死缓改判无期徒刑，她们要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虽然她们犯了罪，但祸凶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让她们身心备受摧残，还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其他几位妇女中，7位有程度不同的伤残，如童春花、向敏华是8级伤残，王菊芬脾破裂，杨玲美耳膜穿孔……从她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对她们躯体的伤害是看得见的，而对她们精神和心灵的伤害更加深刻和久远。在28个案例中，有6位受暴妇女明确表示她们有过自杀的行为或念头，有的曾多次自杀。而且，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相信会和我们有同样的认识，那就是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将延续至她们的一生。
（四）社会支持系统的现状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受暴妇女的法律救助和社会援助比较全面和及时，我国是最早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对全世界做出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庄严承诺。’95世妇会之后，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日益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1995年8月，作为国家法规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把“有效遏制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坚决制止家庭暴力”确定为妇女发展的目标之一。继1996年1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之后，至今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有关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
但是，中国毕竟有着长期的封建文化积淀，“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的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仅是普通民众，作为执法机构的公检法部门对于家庭暴力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政策法规要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本书妇女受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我国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还非常薄弱。首先看公检法机关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在传统的认识里，家庭被归为私领域，而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主要是为公领域服务的，所以家庭暴力被排除在司法机关服务的范围之外。从本书的28个案例中看，警察仍然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私事，警察不应该管。如“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案中，王菊芬到派出所求救，警察说：“好像你丈夫打你是应该的。”“两口子打架没法管。”甚至她到派出所避难还被赶出来。这种观点在警察中很普遍，其他案例中都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知道，有些国家规定，警察对家庭暴力报案的出警要优先于普通的社会案件，因为家庭暴力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更大，它发生在家庭里，隐秘性强，受害人往往得不到他人的援助，而且，家庭暴力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施暴人对同一受害人反复施暴，受害人有特殊的恐惧心理，更需要警察的及时救助。在反对家庭暴力的世界潮流中，家庭暴力是公害，对妇女的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的理念，已经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我们在分析本书的案例时观察到，在中国，不仅警察对家庭暴力比较漠视，有些妇女受暴后也没想到向警察报警，本书将近一半的案例中，妇女从未报警，有些施暴者根本不相信打了自己的老婆警察还会管。
妇女在长期的受暴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和庇护，而当她们忍无可忍，“以暴抗暴”时，却触犯了法律。本书案例中，法院和检察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她们是由于长期受暴才导致的犯罪。如“只把我当做了生育机器”一案中，薛金花想向检察官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呵斥道：“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受暴妇女在这个时候极度的孤独、无助，她们在长期受暴之后还要经历监牢的囚禁。如此的现实使我们思考，如何将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于反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之中，给受暴妇女以公平合理的支持，将是留给司法界的一个课题。事实上，随着全社会反对家庭暴力意识的增强，我国的司法机构已经率先有了实际行动，如湖南长沙、辽宁锦州、山东青岛等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制定了干预家庭暴力的实施办法和行为规则。此外，“下半生我就是残疾人了”一案中警察接到向敏华的报案后，迅速对施暴者实施拘捕；“现在我很幸福”一案中，周笑音离婚时得到了赔偿。
社会支持系统中，妇联、社区、施暴人和受暴者所在的单位，都是重要的支持和干预体系，“我要讨回做人的尊严”中的王菊芬、“离了反而好了”中的胡凤玲、“解脱之后我很幸福”中的周笑音，她们之所以最终能够摆脱暴力，并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当地政府、妇联功不可没，这些案例鼓励我们，家庭暴力是可以干预的，如果相关部门积极为受暴妇女提供帮助和支持，她们的命运可以改变。但是，统观本书的全部案例，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力量表现出明显的缺失和不足。
在分析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受暴妇女的娘家和婆家对待妇女受暴的态度耐人寻味。娘家对施暴者的施暴都是容忍、沉默、劝和的态度，即使在明确知道了施暴者的罪行之后，也表现得无可奈何。28个案例中没有一例受害者的亲属主动反抗或者报警。有不少妇女怕给家人添麻烦，并不把自己受暴的情况告诉娘家人。而婆家一方大多是支持、纵容、协助儿子施暴，有的公婆和其他家庭成员直接参与对妇女施暴。两方鲜明的态度差异表明了公众对男权的一致认可，家庭暴力在人们认可、默许、支持的社会大环境中恣意肆虐。就社会支持体系来说，双方亲属都难以向受暴妇女提供必要的保护，妇女可资利用的支持系统之缺乏，由此可见一斑。（五）妇女不是被动的受害者
很多人在面对一个家庭暴力案件时会问：“她为什么挨打？”（而不是问“他为什么打人？”）人们会列举种种女人该挨打的理由，如懒、嘴不好等等，还会归结为她不自强自立，或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28个案例告诉我们，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妇女是否受暴，与她们的能力大小没有必然的关系。本书中的王菊芬、杨玲美、于小霞，薛金花，她们原本很勤劳，很聪明，很有勇气，能干出一般人干不出来的事业，是家庭暴力摧毁了她们的自信，破坏了她们的能力。而彻底摧毁一个妇女的自信，让她变成一个俯首帖耳的工具正是施暴者施暴的目的，也是家庭暴力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受暴妇女的软弱、怯懦，是家庭暴力的结果，而不是她们受暴的原因。
在暴力摧残中，妇女们仍然没有丧失她们的个人能动性，她们用各种方式反抗，求助、提出离婚，都是反抗的方式，她们最终能够脱离暴力，都是自救的有效结果，她们不仅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还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一旦脱离了暴力，在得到适当援助的情况下，她们的能力会渐渐恢复，她们还会是一个能干的人，或者还能够帮助别人，本书中不乏这样的事例。妇女们的反抗是艰难的，这涉及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根源。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绝不是妇女个人造成的，它是社会机制、性别文化机制下的产物。作为个体的受暴妇女，她们没有力量来与存在了数千年的整个社会机制和性别文化机制相抗衡，由社会而产生的问题，必须由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家庭暴力是由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性别文化机制造成的，在家庭暴力的背后，是庞大的社会机制的庇护和支持，妇女的一己之力很难与之抗衡。所以，反对家庭暴力必须有司法的介入，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必须改变传统的两性权力关系，改变传统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塑造，寻求和建设更适合男女两性健康和谐发展的新的社会机制。
五、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一）在访谈的操作过程中，我们根据口述访谈的国际通用规则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原则，其中一项是获得叙述人对她们所述资料使用的授权许可，还有姓名的使用权，不少叙述者表示愿意在本书出版时使用真实姓名，但是，为了避免给她们的子女和亲属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最后的编辑中一律改为化名。（二）为了帮助读者更全面地认识家庭暴力，我们在每个案例后面加了点评，虽然每个案例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涉及多处家庭暴力的理论点，但每个点评集中在某一点上，全部点评汇在一起，可以互相补充。
叙述人肖平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2年3月8日访谈地点湖南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肖平，1953年出生，湖南湘乡县的一位农民，小学五年级文化。1988年12月24日，她用一把割猪草的刀杀死了丈夫，1989年初，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她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在我去访问她的时候，她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13年。湖南女子监狱教育科的田科长陪同我会见她。
“报告！”这个声音很响亮，感觉训练有素，我和田科长同时转向房门的方向，“进来”，田科长说。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犯人服装的女人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门口，腰板儿尽量挺得很直，她的头发花白，脸上皱纹纵横，饱经风霜似的。“她就是肖平。”田科长向我介绍。初眼看，我以为她是位老年人，后来才知道她还不到50岁，岁月在这个女人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辛酸和磨砺。她说的是浓重的湖南地方方言，我努力倾听。
问：我很想知道你和你丈夫之间发生的一切，你能给我讲点儿什么吗？肖：我到这里面来已经13年了，好多事情都忘记了。我丈夫叫周克明，是我外婆家的邻居给我介绍的，我们1975年8月第一次见面，3个月后就结婚了。当时不了解，也没什么感情。结婚后知道他懒，什么也不干，一天就是喝酒、出去赌博，回来就骂，他骂我不做声，还不高兴就要打我，我看他拿刀就跑，往邻居家跑，邻居赶快把门闩上，把我藏起来。有时候邻居拉他，拉不赢，他蛮狠的。
问：他就是对你一个人这么狠吗？
肖：不是，他也打细伢子。我的大妹子（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儿，天快黑了，还差一点儿没有干完，我想干完了再回去。这时候，邻居跑来叫我：“你快回去吧，你家细伢子跪着，她爸爸要杀了她。”我急忙跑回去，孩子见到我哭都哭不出声了。就是她爸爸让她去择菜，她还没有来得赢去，她爸爸就打她了。孩子好怕他，大妹子11岁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我把衣服撕破给她包手，孩子都不敢回家。问：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他照料你吗？
肖：没有，一点儿没有，他没有烧过一碗饭，也没有倒过一杯茶，他从来不做事，什么都不做，反正一天就是吃喝玩乐。我坐月子都是娘家来人伺候，他心里好不喜欢。
问：他是不是嫌弃你生的是女孩子？肖：生大妹子时没有明确说，就是不让我们吃喝。怀第二个孩子时，都要生了，他还打我，我都跑不动了，他追着我打，拿一块大石头打破了我的脸。我想，这个孩子我不生了，怕生下来又是妹子，我就不得了了，我好担心啊。我不吃饭，想把孩子弄掉，他不肯，他让我生。我去找村长，让村长给讲一下，不要让我生了。村长说：“不管是什么，你都要生下来。”我说：“我跟他没有好日子过，不想生了。”村长说：“他们家几代都是一个崽，你还是要生下来。”我只好听了，没办法，生下来又是个妹子。我生了两个妹子，他从来不抱。二妹子一岁多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分田到户，也是要出工的。妹子得了病，不吃饭，我要出工，就把孩子放在邻居家里，邻居不给我看，她说：“你孩子有病，要去看，不然她会死的。”我回家和丈夫商量，他说：“看什么病？不要管她，她是来讨债的。”孩子才一岁多呀，我没有办法，把孩子抱到我娘家，那里有个好大夫，蛮会治这个病。大妹子5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在院子里玩儿，一不小心把腿摔断了，70年代经济困难，他说：“随她去，不要管她。”我只好又到娘家去，借点儿钱请医生帮着看。他从来不顾家的，家里有一点点粮食就去兑酒，每次喝完酒就打人，我们没饭吃就东借西借。
问：二妹子他也打？
肖：打！都是一样，要不我也不会到这个地步。离婚离不脱，我所有的亲戚都让我离，我自己拿不定主意，一个是舍不得细伢子，怕细伢子遭孽（罪）；二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硬是要几年几年才能离得脱！他从来不抱孩子，每年回娘家要走七八里路才有车坐，只有我一人抱。有一次，春节期间回娘家，那一年好冷好冷啊，我们等车，把细伢子（二妹子）冻得好冰好冰，我看一个房子里有炉火，我想让孩子去烤一下，他又骂我，从后面赶上来把我摔在地上，一把抢走孩子，像扔一个东西一样扔走了。我爬着过去抱起来孩子，孩子满脸流血，他还是骂。每次我说给孩子看病他都骂，说这样的孩子他养不起。大妹子6岁时，把手摔断了，她说：“妈妈，我要去看病。”他说：“看个鬼！”孩子摔坏了，他还骂她。我只好向邻居借钱。回家他又吵，问我哪里来的钱，“你的钱没地方花了”？我说：“你讲点良心好不好，医生说她摔断了骨头，是不是要去看？”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我不会给你钱的。”我们的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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