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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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佤邦的军营很多，令人吃惊的是，军营里有众多小孩，是从小入伍的雇佣军。他们每个月的薪水是10到20公斤大米，终身服役，将来即使离开军队也只能算休假，战争时要随时准备归队。虽然不怕打仗，但李自如并不希望下一辈的小兵们还要在打仗中过活。“打仗并不是好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打仗实际上就是一种灾难。特别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更大。”　　　　　
　　　　传说中的佤邦神秘而且封闭，而鲍有祥也曾经多年抱着不愿解释的心态对待媒体，无形之中这就给别人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感觉，甚至是不易亲近。“我们有时候，师长团长他们吃饭都不敢和我们一起吃。所以有时候我都生气，我们当官的没有福气。吃饭都不跟我们吃。打牌都不跟我们打在一起，都怕你。这种老是过着被人怕的日子也挺难受的。”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4）

　　　　昆马被中国的群山所环抱，这里是鲍有祥打游击时的根据地。2002年美国人用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佤邦的罂粟种植成倍增长后，曾通过盟邦泰国透出消息，不排除对佤联军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当时有人分析，如果打起来，昆马就是鲍有祥最后的退路。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家，还有他的母亲住在这里。人们都说他是个孝子，可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世上最亲的人就是父母。现在爸爸已经不在世了，我就觉得我关心妈妈还不够。”鲍有祥的母亲由他妻子照顾了四十年，到现在婆媳关系仍然非常好，鲍有祥总说“母亲她更爱我太太，她不爱我。”　　　　　
　　　　美国政府称他为“继本拉登、萨达姆之后第三个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首领”，首级价值300万美元，对此鲍有祥不置可否，“我们连炮仗都搞不清，还把我们叫做什么恐怖份子？我认为美国说这个，是为了要称霸世界，以这个借口那个借口说人家，他们要来打佤邦，凭什么呢？我们有的那些枪和子弹还是缅甸共产党留下来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给缅甸共产党的，如果不是这些枪，我们也就没有枪了，我们没有搞什么爆炸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制造那些爆炸物品，更谈不上什么炸弹炮弹了，完全是胡说了。”　　　　　
　　　　“如果他们真的来打，那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他的。我认为他不会用打伊拉克的办法来打佤邦。他的坦克又爬不了山，又爬不了崖子。那个时候我鲍有祥不用打，我的老百姓一人一支枪，来一个撂倒一个，来两个撂到两个，我的老百姓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地方。我鲍有祥，老百姓这些人是打过仗，生存过来的人，三十多年的战争已经教育了佤邦人民，我们不怕催泪弹。但是他们凭什么来打？他们应该想好一下，那么贫穷的地方，那么落后的地方，浪费他们的炮弹，他们会后悔的。打伊拉克他是想控制石油，对佤邦，除非他想来种佤邦的大烟，那他来打吧。”　　　　　
　　　　不仅是传说中来自美国的打击，来自政府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威胁也一直存在，有专家分析，战争的阴影是佤邦禁毒的主要障碍。禁毒之后，佤联军将没有足够的军费保持缅甸最强大地方武装的地位。刚刚结束的佤邦政治局会议有了若干的决定，鲍有祥的弟弟鲍有华因为吸毒，并牵涉进制造化学毒品的案子，被撤销了中央警卫团团长的职务。这次会议还决定佤联军将裁军20％，部队的建设重点也转移到农业生产，这些事件可以看作是佤邦为明年禁种所作的准备和决心。　　　　　
　　　　“毒品是世界的敌人，更是佤邦人民的敌人，我决心把金三角改造成无毒的地区。佤邦的人民种植罂粟100多年，越种越穷。如果不清理，一代传一代，民族会灭亡。若是国际支持我，我要这样做；若是国际不支持我，我还是要这样做！”鲍有祥这样表示。　　　　　
　　　　今年秋天，佤邦的烟农将要播种最后一季罂粟，这种美丽而邪恶的花朵，真会从这片土地上永远消失吗？一家著名的媒体曾这样描述：看上去鲍有祥像是那个能带领佤邦禁毒的人。如果我们暂且忘记战争的威胁，百姓的贫困，特权带来的腐败，或者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佤邦真的已经开始摆脱命运的两重诅咒。那么鲍有祥、李自如这两位乱世英雄，在金三角历史上的角色将和坤沙不同，而佤邦的百姓也会因此拥有比“活着”再多一点的尊严和希望。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1）

　　　　在美国的东部，从首都华盛顿到邻近的海港城市巴尔的摩一带被人们称为“生物技术谷”，与西部加州的“硅谷”遥遥相对，是美国医学和生物高科技的摇篮。最近几十年来人类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许多突破性进展就是从坐落在这一带的许多研究机构中发端的。其中执牛耳者，就是庞大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即NIH），它是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医学研究和资助机构。　　　　
　　　　国立卫生研究院创建于1887年，隶属于联邦政府卫生部，总部设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拥有75座建筑物，占地120多公顷，总资产超过23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27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目前一年的预算高达27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许多国家全年科学研究经费的总和。在这个研究院里工作或接受过其资助的人，有许多是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中间有106位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5位获奖者的成果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取得的。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群中，有近千名来自中国的雇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能通过几个曾经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过，或者同这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华人知识分子，来窥探一下他们这些“科学怪人”的境况。　　　　
　　　　吴云涛博士的老家在河南省，他来美国后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和努力进入了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当博士后，跟随美国科学院院士纳什博士做有关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病毒学研究。他读博士的时候做的是昆虫病毒，同人的健康没有关系。在国立卫生研究院，他要天天同那个可怕的HIV病毒打交道，就是这种病毒能使人的免疫系统被彻底破坏。吴云涛说，对HIV病毒的追踪、监控和根除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研究项目。他把这种病毒比喻成一群看不见的狼。“真实的病毒的样子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我们有仪器和各种手段，知道它的存在。这个病毒像一群狼，它进入人体的时候，人体也知道。艾滋病刚刚侵入人体时，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很快把很多病毒都基本上杀掉了，但是就是有一小部分隐藏了下来，它的潜伏期很长。大家都在想各种办法怎么把这群狼杀死。现在我做的研究就是要找到一种系统，我做的病毒，看起来很像HIV，它就相当于‘披着狼皮的羊'。我要让它混在狼群里，然后让它告诉我这些狼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可以很有效地把狼杀死。”　　　　
　　　　吴云涛对所在实验室主任纳什博士的敬业精神非常钦佩，他说，纳什博士已经60多岁，马上就退休了。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第一次听他做学术报告，我就看到了他特别的亮点。他在试着做比别人更难的东西，工作刻苦而且有效。他那种地位的人有很多荣誉，完全可以待在家里休息，但是他把很多精力花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地在那里做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非常前沿的课题。这种对科学的孜孜探求精神，也许就是吴云涛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最大收获和支撑他的力量。其实，当科学家们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时，这种成功与世界上其他的成功没有什么两样，都取决于三个因素：天才、努力和运气。对于运气这个东西谁也无能为力，天才也是一种先天的素质，但努力就有很多的差异，有的人仅仅是一般地努力，有的人则是非常努力。纳什博士每天下班后都会和夫人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几十年如一日。他的研究如果有一天出现了突破，将会是对医学的重大贡献，但也许终其一生，他都不会看到这一天。这就是任何科学研究都有的艰苦、甚至是残酷的一面。　　　　
　　　　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吴云涛参与发起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免疫学学者俱乐部”，每个星期用两次下班后的时间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他的好朋友梅基铭博士是每次聚会的“比萨饼赞助人”。梅基铭以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后，几年前卖出了一个基因科技成果的专利，成立了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他本来已经联系国内单位的工作，希望能回国当教授，搞一个开发疫苗的实验室。但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希望他留在美国发展，因为美国这方面的基础条件比较好，所以只能放弃回国了。他说，这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在梅基铭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的李明林博士，对于在美国搞科研似乎有着自己非常坦率和实际的见解。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区别：“我想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科学家得有一种性格，就是说我的一生可以放弃金钱、家庭，只要我能从事科学就行。而科学工作者呢，这里的工作就是一个饭碗，是我谋生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愿望，想当科学家，想得诺贝尔奖，最起码想当一个中国最有名的生物学家。后来，随着发展，大家认识到科学领域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带头人，都能当最著名的科学家，大部分人还是做绿叶的。这时，心情就慢慢地比较实际了，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吧！”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2）

　　　　这些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就是在心态变得比较实际后才走上经商之路的。他们最早基本上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对社会了解不多，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才逐步去学会如何适应飞快变化的社会。比如，代表美国公司回到中国谈公司业务，免不了要喝酒。最开始他们不懂劝酒辞，不明白什么叫“我喝干，你随意”，闹出不少笑话。不过，现在他们也成熟起来了，认识到，搞科研是一条路，从商也是一条路，搞好了对社会都有贡献，都是有意义的劳动。　　　　
　　　　说到从商，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硕士卖保险，博士卖房子”。王仲会就是这样一个很会卖房子的博士。他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把自己的博士学位和对癌症研究的体会作为卖点，吸引了不少客户。现在他的客户里60％是华人，40％是美国人，不过他认为还是跟美国人的生意比较好做。一般来说，如果每谈15…20个客户，能有一个成交就算很不错了。王仲会坦言，最初入这一行的动机就是提高收入。从前，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癌症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同那些学计算机的硕士比起来，他虽然是生物科学的博士，发表的论文也不少，但工资相差了一半还多。那时他的月薪才2500多美元，如果再扣掉所得税，实际上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到1800美元，勉强够生活用。不平衡和不服气的心理最终令王仲会在2001年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辞职，转而开始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涯。也许是由于知识积累多，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很快成为业绩超群的金牌经纪人，生活条件也随之彻底改善了。　　　　
　　　　王仲会说，以前做研究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还算是一份正常的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自己辞职出去做事，刚开始的时候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他拿到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以后，苦苦奋斗了6个月，才做成了第一笔交易，那个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个教训，王仲会一直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客户已经做成了，但又提出了一些很不合理要求，建筑商于是撤消了合同，这笔生意等于告吹了。当时，王仲会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欲哭无泪”。他那时的苦恼能跟谁去讲呢？只能自己承受，咬牙坚持下来，接着打拼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生活中有一个对王仲会非常重要的人，对他的选择表示很可惜的话，那就是王仲会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这位导师对他说，在我这么多的学生中，你是我最得意的几个门生之一。现在你放弃了科学，但我希望你以后能回来继续做学问。王仲会的解释是：我所面对的，一个是科学上的追求，一个是家庭的责任。当时太太刚刚生了小孩，家里非常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对科学没有大的突破，那么对于家庭能做更大的贡献也是一个突破。也许，王仲会博士的经历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李明林博士所强调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区别。由于现实的因素，在美国的许多华人高级知识分子最终都没有能够在通往最高科学殿堂的道路上走下去。现在，王仲会已经转型当地产开发商，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栋毫宅，第二个孩子也已经平安降生。他认为，如果是今天让他再做一次选择，他还是会走现在的路。　　　　
　　　　吴云涛最近刚刚在一所美国的大学申请到一份助理教授的职位，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坦言，虽然一直在实验室里做有关HIV病毒的研究，但自己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艾滋病患者。他非常希望有机会去了解河南老家的艾滋病患者情况，如果有可能，为他们的治疗提供一些帮助，把科学研究与实际结合起来。吴云涛离开之前，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免疫学学者俱乐部”为他开了欢送会。大家在相互惜别之际，也都憧憬着未来。其实，谁都知道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地位和科研条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在这里做博士后的收入仅仅够维持生计的话，那么做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许多人离去。大家都希望不要把华人博士后当成廉价劳动力，年薪的起点至少应该在5万美元以上。然而，在雇员职位有限，竞争非常激烈的条件下，这种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1）

　　　　东欧巨变以来十多年过去了，“古巴”不再是一个只能在报纸杂志上见到的名字。哈瓦那街头，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品味雪茄和朗姆酒之外，总会带着参观历史博物馆的心态注视着这颗旧日的加勒比海明珠。　　　　
　　　　过往风云　　　　
　　　　哈瓦那曾经是南美最繁华最有魅力的城市，也曾是华人在南美最重要的聚集地。可是今天当人们留连在哈瓦那的大街小巷，却很难见到华人昔日辉煌的印记。然而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古巴华人有着苦难而英雄的历史。19世纪中叶，随着土著印第安人的灭绝和从非洲贩运黑奴的禁止，在古巴的西班牙殖民者迫切需要新的劳动力来源。　　　　
　　　　1847年6月，首批中国移民被骗卖到古巴。他们作为“苦力”被强迫在甘蔗园和糖厂干活。到1874年，华工的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工们陆续摆脱“苦力”的身份，开始经营中餐馆、杂货店和其他行业，逐渐融入古巴主流社会。不单如此，在19世纪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广大华工踊跃参加起义军，其中不少人战功卓著，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和指挥官。　　　　
　　　　哈瓦那海滨大道附近的广场，矗立着一座8米高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记录着华人前辈们的英勇与辉煌。碑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古巴著名的爱国者和诗人盖萨达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进入20世纪，华人移民古巴又达到了新的高潮，顶峰时华侨曾多达15万人，居美洲各国之首。50年代是哈瓦那唐人街的全盛时期，上了年纪的人至今仍记得过去的辉煌盛事。　　　　
　　　　毛罗·特里阿诺是1967…1971年古巴驻中国代办，也是《光华报》的老朋友。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古巴中国移民生活和中古关系的书。作为一名关心中国的外交官，特里阿诺先生亲眼见证了唐人街的兴衰变迁。　　　　
　　　　“以前的唐人街，在某个时期，我们认为哈瓦那的唐人街其重要性相当于夏威夷的唐人街。那时候有很多中国人的私人买卖，很多的商店，卖中国布料、瓷器，还有放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唐人街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候有若干家报社，现在只剩一个，那时候甚至还有中国杂志，那时唐人街是非常繁华的。这都是我书中写到的事情。”　　　　
　　　　1959年，古巴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1961年，卡斯特罗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许多华人老板因而失去了一切。　　　　
　　　　古巴革命四十几年来，这里没有新的中国移民。老侨们如昨日黄花日渐凋零，唐人街的命运像暮色笼罩的海滩，朦胧而忧伤。　　　　
　　　　古巴最大的华人区位于哈瓦那老城的中心，而实际上，现在的唐人街只是两条交叉的小路，总共不到两百米：十几家饭馆，门口站着既不会讲华语、也看不出多少东方血统的华人后裔。周围陈旧的老房子里居住着在古巴的大部分华人华侨和他们的子孙。　　　　
　　　　唯一尚存的中文报纸　　　　
　　　　转过古巴唐人街的街角，在一所破旧的楼房里便是古巴唯一尚存的中文报纸——《光华报》报社所在地。　　　　
　　　　赵文立是报社现任总编辑，今年71岁，退休前曾做过会计和交通警察。4年前，前任总编因为年老多病退下了岗位，于是，赵文立开始接手报社的工作。因为报纸现在还是传统的铅字印刷，而年轻一辈的华人没几个能识中文，所以他还要兼任排版的工作。　　　　
　　　　赵文立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学会了排字这份工作，但是也有几十年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工作了。从2000年开始，由于报纸先前做排字的人年纪大了不想继续做，他只能接手了这份辛苦的排字工作。　　　　
　　　　在这群为华人报纸工作的老人之间，赵文立还算是年轻的了。老人们苦苦支撑着这份报纸，不过是希望能够维持中国文化机构。而排版的工作并不是赵文立唯一的一份工作，为了能够维持生活，他还需要做会计、校对。　　　　
　　　　他并不知道这份报纸还能够支持多久，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有一天做不了了，这份报纸只有停办了——报馆里的人年纪都大了，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2）

　　　　现在的报纸都走向现代化了，都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了。而在古巴的这份华文报纸，却没有电脑可以供他们工作，所有的设备都还用那些古老的机器。如果不是这些会用老机器的老华侨们还在苦苦支撑，报纸肯定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尽管他们很可惜这份辛辛苦苦创业的报纸，但是却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　　　　
　　　　鼎盛时期的古巴曾有四家中文报馆。1959年革命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如今只有《光华报》一家硕果仅存。现在的《光华报》是由《开明公报》和旧《光华报》于1976年合并而成。报头几个大字是董必武先生亲笔提写的。它原来是日报，后为周报。　　　　
　　　　几年前，迫于人员和资金的严重短缺，改为每月出版两期。《光华报》至今仍采用传统的铅字印刷，每次出对开纸一张四版，头三版是中文版，第四版为西班牙文。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要闻、古巴要闻、国际新闻、古巴华人社会动态、小说连载等等。　　　　
　　　　近四十多年来，古巴没有新的中国移民，老侨们年事已高且大多生活困顿。报社没有了后备力量，经营举步为艰。现在连社长在内总共11人，平均年龄71岁，平均月工资不到7美金，全部都是由各个行业退休下来的老侨自愿组成。　　　　
　　　　对于这个勉力维持的报馆来说，其实什么都需要，他们缺的不仅是人，是钱，甚至缺乏来自外面华语社会的消息。以前还有香港的《星岛日报》等中文报纸寄过来支援这份报纸，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报纸就不再寄过来了。于是，老华侨们主要是靠收集翻译一些本土消息来继续报纸的新闻，有时候还会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的消息，不然这份报纸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蒋祖廉是蒋祖乐的堂兄弟，1950年追随叔父来到古巴，现在担任报社的翻译。老人通常会从古巴当地的西班牙报纸中选取一些新闻翻译过来，而这些报纸通常都是古巴共产党的喉舌，例如：《古巴公产青年报》就是古巴共产党的党报，还有《工人报》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　　　　
　　　　《光华报》选择翻译的新闻主要是跟中国有关的，比如蒋祖廉老人就曾经翻译过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纪念时，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参加庆祝会的新闻，标题就是“中古两国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报纸也会报道古巴国内的重大新闻，比如对居民供电缺乏情况的报道。　　　　
　　　　就在那所昏暗的楼房里，几名老人艰难维系着中国文化的血脉。除了一盘盘残缺不全的铅字，一台百年老印刷机就是报社最主要的家当了。　　　　
　　　　这台历史悠久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