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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故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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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1）
1894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活动电影机，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拍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也是从那时起，这些人的命运都因为电影，而发生着或喜或悲，或起或落的变化。时空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流逝，在电影世界里，多少颗明星跃然升起，又有多少黯然坠落，今天的人们早已不得而知。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电影人为梦想而付出的努力，有了这千千万万跌宕起伏的电影人生，才有了今天电影世界里的绚烂和传奇。
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正是关于一位在韩国靠卖电影为生的华人的电影人生。他的名字叫王世昌，祖籍山东，是生在韩国的第二代华人。今年73岁的王世昌曾经在韩国影视圈里叱咤风云，有过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电影王”。
如今的韩国是亚洲青春偶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一股强劲的“韩流”旋风席卷着整个亚洲地区，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在东亚电影市场频频创下票房奇迹。在韩国国内，国产影片更是成为韩国人的首选和民族骄傲，制造着一个个好莱坞般的电影神话。在汉城，我们惊奇地发现，韩国的电影和电视剧海报像贴花一样，张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让人觉得这里更像是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市，人们仿佛都生活在电影的迷幻之中。
但是，对于王世昌来说，这个不断制造电影神话的时代和国家里，早已失去了他的立足之地。当年的辉煌，就如同人生中的黄金岁月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他代理的香港电影在韩国市场都是最卖座的影片，可如今他却只能找到买卖几部二、三流韩剧和卡通片的小生意。采访的第一天，他正好受一家香港公司的委托，来到韩国MBC电视台国际市场部，购买韩国卡通片。
他自我安慰地告诉我们，虽然和以前相比境遇要差很多，但是现在还有公司委托他来买港片和有限电视版权，已经让他很满足、很高兴了。每天，王世昌都会和以前一样，去电视剧拍摄现场了解行情，关注一下剧情内容和演员情况，考察这些电视剧能否出口，能否赚钱。
这个曾经的“电影王”在事业的巅峰时期一部影片能赚到300万港币，合现在的七八千美元，可现在却终日奔波于一些不入流的韩剧拍摄现场，寻找有限的商机。如果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电影王”的人生曾经像当时的香港电影一样辉煌灿烂，那么如今，随着香港电影在韩国地位的彻底衰落，他的电影生涯也即将走向终点。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2）
走在汉城的街道上，看着那富有现代气息的戏院，王世昌不禁感叹道：“以前都是老人们来这里看电影，可是现在呢，却是年轻小孩的天下，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很少来这里了。”在影院的招牌看版上，张贴的基本都是清一色的韩国国产影片的海报，偶尔才能看到几部美国片。“不要说是韩国国内了，在香港、台湾，韩剧、韩国电影都很吃香，可以说，现在是韩国片的天下！”在王世昌眼里，眼前的景象无疑意味着过去黄金时代的终结。
回忆起当年香港电影在韩国的火爆场面，“电影王”的话语里充满了激情：
“六七十年代香港制造的武侠片雄霸当时的亚洲电影（市场），那时韩国电影院最卖座的是香港电影。韩国观众啊，以前从来没看过这种片子吧！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两部戏，什么戏呢？就是《龙门客栈》。《龙门客栈》（观众）看过以后呢，（都想）中国片子还有这种打法？飞来飞去的，很新奇，所以观众越来越多了。每一部戏拍出来在戏院上演，人山人海，卖座得不得了！每一部戏都赚钱！所以没话讲，赚了钱！韩国人赚钱，我们中国人也赚钱，开拓了市场，这个市场蒸蒸日上，大家心里都高兴！”
当时，正是由于香港电影的火爆，韩国的许多电影公司便争相邀请香港电影同行到韩国合作拍摄武侠片。刚开始，王世昌是给合拍片当翻译的。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在拍电影的片场。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原联邦电影公司的布兰片场的地址，那里是他曾经拍过30多部戏的地方。
王世昌告诉我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里曾经合拍过许多影片，如《新剑魔剑》、《大破白莲教》、《毒火掌》等等，当时韩国电影没什么发展，直到和中国合拍了一些后才有所进步。“电影王”编剧、代理的许多片子很多也是在那里完成的，其中的《山东犯人》，曾经有很多香港的电影明星加盟。他还说，当时由于在那里拍片的人很多，各公司拍戏都要排日程表，什么时候拍什么戏都要安排好了，然后按照日程表进行工作。
“电影王”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所以说，那个时候可热闹，热闹得不得了！工作人员也是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自己拍戏的时候是以很快乐的心情来拍戏，因为环境造成的这样。还有啊，当年，许多韩国电影演员都是拍武侠合拍片迅速成名的。现在片场里还保留着他们的剧照，比如李海龙、黄海、崔信，他们都拍过中国片！”
后来，王世昌的华人背景使他深受香港韩国电影公司的信任，很快他就担任了编剧和制片。1969年上半年度，最卖座的几部合拍影片都是由王世昌担任编剧的，比如《毒龙》等都出自“电影王”之手，当时他的笔名叫做王嗣常。“电影王”还说，当年很多香港演员经常来韩国拍戏，比如成龙和洪金宝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出名，只是给人当替身，王世昌就曾亲眼目睹过他们拍戏时的艰辛。
他说：“当时成龙做反派主角的替身，天快黑了，导演着急啊，赶快把这个拍完啊。可是呢，第一次跌下来，不行；第二次跌下来，也不行；第三次还不行，结果最后七次、八次，那个效果（还是）不怎么好啊。后来用卡车吊绳以后从后面拉，你看前面是马拼命地跑吧，后面是卡车拽吧，（成龙又）往下跳，就是效果不好！跌了十次，成龙跌了又跌，跌了又起来，后来差不多跌了十二次了，成龙脸都发青了，躺下去了，实在受不了了。可是，那个时候武术指导是洪金宝，他是师兄啊，臭骂他，粗口骂他：‘吊你个老母’怎么样，怎么样，意思是这一点事情做不来，跌十几次有什么了不起，赶快起来再来一次。那个时候成龙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他听师兄的话还是照样再拍，结果呢，拍好了。”
尽管做替身演员这么辛苦，可一部影片的片酬也不过500港币，而王世昌这样的编剧、制片，每部戏最多时能拿到300万港币，而每年起码能拍四部戏。可想而知，70年代正是李小龙功夫片这样的武打影片把香港电影推到了巅峰，而王世昌的电影人生也随之走向了辉煌。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3）
1978年，王世昌改行做了电影发行商。也就在那一年，成龙的功夫喜剧《醉拳》在韩国的国都剧院上映。“电影王”永远都无法忘记当时《醉拳》在韩国的票房神话：“（国都剧院）上映了我们中国片子很多很多，尤其是成龙的《醉拳》等等。《醉拳》上映了6个多月，同时动员了83万多人。除了这个以外，很多的片子，我引进来的，在这个国都影院起码上了六七部，八九部！”
他说，从1987年开始，香港影片在韩国的票房收入不断攀升，到了1990年以后，甚至超越了美国八大公司在韩国的票房和销量。当时许多香港影星，如成龙、周润发的影片都成为了抢手货，大家愿意卖也愿意看。一直到1995年，香港电影在亚洲地区都处于霸主地位，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将这一切都颠覆了，王世昌的生意用他的话说是“不但没有赚钱，而且亏得一塌糊涂”，他的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就在香港电影开始滑落谷底的时候，韩国电影则在政府的保护下，连续创造着本土票房神话。不仅如此，这股无人抵挡的“韩流”还成功地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市场。在韩国最大的影院——汉城影院门口，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在那里排队买票看电影的年轻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最喜欢韩国电影，而对于香港电影，他们大都根本就没听说过，更没有看过。因为近十年来，香港电影基本没有在韩国的电影院放映过。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4）
经过在路上的稍许停留，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让“电影王”魂牵梦绕的地方——联邦电影公司布兰片场。我们难以想象，“电影王”形容的那个鼎盛一时的片场，就是眼前这幅破败的模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旧仓库。令“电影王”喜出望外的是，十几年后，他竟然在这里又碰到了以前一起工作过的两位老同事，如今他们都成了看库房的老人。他们现在仍然改不了口，还是称王世昌为“王老板”。
“你好吗？道具总设计！”
他转过头给我们介绍说：“他是以前专门负责道具的，道具的总设计，老大，他下面养了好多人啊！那么，他现在负责这里。”
“电影王”又问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拍戏吗？”
那老人笑着说：“记得！以前一起拍了多少戏，当然会认识啊！”
“电影王”对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不会忘的，那个时候每天都在一起。”
说着，又有一位老人走了过来，和“电影王”打招呼：“王老板，你也来了！”
“我来这里看看，你们过的怎样？”
“还好，你呢？”
……
王世昌介绍说：“他也是道具，他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以前跟我做的最多，每一部合作戏全是他跟我做。道具，大道具，小道具，我们拍的合作戏很多很多。”
对于昔日的“电影王”来说，电影虽然离他越来越远了，但是在内心深处，电影依旧是他的一个梦。一旦有机会，他还是会去做电影，给自己的电影人生划上圆满的句号。现在，王世昌和当年的几个伙伴仍在策划一部电影，他给这部电影起名叫做《战时春梦》。那天，我们跟随他前往一个小影视公司，洽谈这部相关事宜。
在洽谈中，王世昌建议，由于这是一部具有历史跨度的合拍影片，从日本侵略时代一直讲述到越战时期，所以不但要表现韩国的战争，也要表现中国的战争。在演员方面，最好也要有当前韩国知名影星，比如：张东健、元彬、全知贤的加盟，还要有中国当红影星参加。在谈到故事内容时，王世昌认真地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主人公的命运，我们看到了昔日那个“电影王”工作时投入的神情。
“那个战争的背景，（是从）我们的东北事变开始，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七个小孩，中国小孩和韩国小孩一起长大。（描写）跟着世界的变化，战争的延续，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的遭遇，（描写）一直到韩战，到越战为止，这四十年期间，这些孩子们的遭遇。描写民族的悲哀，通通在影像里面。所以，这个故事说起来规模很大。当然了，这七个小孩跟着时代的背景，遭遇不同，有的在战争死掉了，有的残废了，有的非常开心。所以，（描写）这七个小孩的遭遇等于（在描写）中国、韩国的国运。描写这个社会，这个人民的痛苦、快乐、成功、失败……”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5）
王世昌的一个朋友在韩国搞了一个电影娱乐项目，特意邀请他去看看。高先生，是一位台湾的老电影家，跟“电影王”已是快四十年的好朋友，当年他也是率先将中国影片带到韩国的电影人之一。后来，他还把韩国片引进到东南亚，对韩国的电影业贡献颇多。现在，他还在美国和阿根廷搞电影，生意不错。目前，他在韩国搞的这个电影娱乐项目，就是同美国一家娱乐公司合作进行的，叫做“好莱坞恐怖屋”。那天，恰逢这个“恐怖屋”刚刚开幕，就邀请老朋友王世昌一起过参观。
据说，这个恐怖屋是将所有好莱坞恐怖片的经典片段剪接起来，制作成各种视角的视觉效果，在加上声、光、电的配合使用，从而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恐怖气氛。它很受年轻人的喜爱，许多女孩子被吓得尖声尖叫，差点从屋子里面跑出来。
高先生的二儿子查里是美籍华人，他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策划。作为新一代的电影人，查里在美国接受教育，经营电影的理念和方法完全不同于父辈。在过去，人们的娱乐活动非常单一，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娱乐休闲方式，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派生出来的娱乐方式也花样翻新，比如各种主题公园，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在“电影王”的年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他看来，现在的电影产业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王世昌居住在汉城的江南区，他的三个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现在他寄居在儿子的家中。在他那间小小的卧室里，昔日让“电影王”经历过辉煌的电影，如今已变成了一本本仅供收藏的录像带，上面记录着他起起落落的电影人生。回首这几十年的电影生涯，王世昌感到自己与电影有着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缘：
“电影和我结缘以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好像我的人生和电影起伏的情况完全一样，所以，我有时想起来，（觉得）我解不开跟电影（的这份情缘）。我学了这些拍戏、开戏、做买卖电影片子（的本领）。我学会的是这个东西，别的生意我也不会做。那么，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咬紧牙关，一定会攻破这个难关，站起来吧。所以了，我这个人生和（中国）电影的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起伏不断的这种过程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戏，“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在场的时候，也有不在场的时候，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好几种角色。”王世昌也说，他的人生就如同电影一样，有起有落，曾经辉煌灿烂，也曾经黯然失色。他的电影人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的注脚，记录着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上经历过的光荣与梦想，曲折与艰辛，铭记着中国电影人为他们心中的电影梦所付出的辛勤与汗水，热泪与鲜血。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1）
大吉岭被称为印度雪山中的皇后，在南亚炽热的阳光下，这个依然保持着清凉古朴的小山镇有着印度特有的静谧与虔诚的氛围。我们寻访华人来到这里，在雪山脚下遇到一位教书先生。他的名字叫丘开福，是远近唯一的华人教师，也是侨居印度的华人中能留下来的少数人之一。
平凡的丘开福给了我们一个不同凡响的印象。他是怎样散落到这里？微薄的薪水，孤寂的人生，怎样支撑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他乡异土教书度人？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他默默的教书生活，同时更想探究他将如何艰难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离开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达，驱车前往西孟加拉邦的边界，一望无际的印度平原到这里突然拔地而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山脉——喜马拉雅。早在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代，为了躲避蚊虫和酷热，殖民者来到雪山脚下，开辟了一块避暑胜地，并沿用了印度语的名字大吉岭，意思是“神秘的雷神”。殖民者在这里种植茶叶，同时给这个山城带来了一批批的移民。
随着海拔渐渐升高，盘山公路上出现了玩具一样的老式火车。铁路与公路交错前行，据说这种古董式的机车曾一度是大吉岭通往外界唯一的运输工具。现在，则成了当地人往来各村的公交火车，沿路的铁轨把我们带向山间的村镇。这时，迎面扑来的冷风开始提醒我们，大吉岭就在眼前了。
夜色降临在这个静谧的小镇，一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走在冬日里湿滑的小路上，行色匆匆。这是丘开福给人的第一印象，在这悠闲的山城小镇，他的脚步明显比别人匆忙，因为他要赶着到学生家里去上课。大吉岭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学校里早已放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寒假，但作为老师的丘开福，却已经开始四处奔走，给他的学生们上补习课。
丘开福是生在大吉岭的第三代华人，祖籍是广东梅县。他自己也不清楚最初他的爷爷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这里来谋生。他只知道，从爷爷到父亲，似乎都没在这里过上最初盼望的好日子，自己从小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多子女家庭，仅靠父亲一个人打工维持生活。
丘开福的父亲就出生在大吉岭，1905年他回到中国娶了丘开福的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又回到大吉岭生活。当时的印度刚从被殖民的命运中解脱出来，曾经的辉煌古国一度奄奄一息，但在这片被榨取了太多的养分的土地上，仍有众多的人口等待哺育。丘开福一家在这里的生活，和绝大部分印度底层贫民没有区别。父母终日的劳碌除了让八个孩子维持生存，再没有能力给他们任何东西。
开福回忆说，那时英国人刚刚走后不久，小时候家里很苦，他有四个哥哥，还有三个姐妹，而爸爸妈妈每月只能挣300块钱，爸爸还要在店里做工，生活很不容易。对于丘开福来说，物质上的贫困并没有什么，但令他感到终生遗憾的是，由于家里没有钱，他永远也没有机会到向往已久的印度英文学校里读书。
他说：“我那时候六年级中学毕业，中华学校，1961年。英文学校的价钱也不大高，但是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叫我去那里读书。因此，我走到尼泊尔的学校，那里我们只要给6块钱还是7块钱一个月读书，（于是）在那里，我读了4年。”
但是，刚开始小开福怎么也不甘心，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去英文学校报名，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接受他。那个校长说：“你们有这么多中国人，为什么不叫他们帮忙？”开福说：“他们没有帮我，所以我才来，我自己来报名。”校长听他这样说，便被他的决心给打动了，他说：“好，那你来考试。要是考的好，我会接受你。”小开福听后高兴极了，欢天喜地地回到家，告诉了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也很高兴，还在报名表上签了字。可是，谁想到，一个月之后，开福的父亲就不幸病逝了。
父亲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尽管丘开福在同龄人里是读书成绩最优秀的，但现实使他不得不放弃任何美好的幻想，准备开始挑起养活这个大家庭的重担。于是，他还是放弃了读英文学校的机会。
1970年，丘开福11年级毕业后本来还想去读大学，但是看到自家的小店里没人照应，又再次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他发现镇上有个学校可以读教师培训，一样也可以拿个文凭。为了不浪费大好光阴，开福立刻决定报名，从此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在采访中，丘开福并没有提起他半工半读的艰辛，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个从小就懂得自强的少年知道，迈出了这一步，就意味着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父辈们的道路。1978年，丘开福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教师文凭，并开始尝试着在学校里教书。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只会教一两个月，可谁知，这一教就是整整25年。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2）
学校放寒假后，丘开福一周六个晚上都要给学生上门补习，其他时间他还要在自己家里教书。大多数时候，丘开福的妻子和小孩晚上都会和他一起到学生家去上课。他说，妻子和小孩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离不开他。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丘开福和他去世的父亲一样，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妻子和孩子的依靠。
“这个是正正，负正，负负，正负，算出来了？是1减4。”
“X减4？”
“不对，是1减4。”
“1减X？”
“不，很简单的。这样得出结果是1减4。”
……
丘开福耐心地给一个小女孩辅导算术。由于学生的程度不同，补习的时间长短也不确定。有时晚了，丘开福一家就会留下和学生一起吃晚饭。学生的家长用家里最好的饭菜，热情款待他们。
女孩的母亲对我们说，现在她小孩该上9年级了，经过补习，功课有了很大进步，她很感谢丘老师的帮助。她还说，丘老师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在这里很受欢迎，所有的本地人都认识他。“他是这里的英雄，……这条是甘地路，隔壁是尼赫鲁路，对于他说，原本是五分钟的距离，他要用将近半小时（才能走完）。为什么？因为认识他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要和他握手打招呼。在这个小城里所有人都认识他，都很尊敬他，所以说先生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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