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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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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怕国内的亲戚朋友看到没有面子。我们就问泰德和老刘，为什么他们不在乎我们拍摄？
泰德告诉我们，以前他也不理解他太太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职业。记得有几次他曾经让她也去弄几个气球到这里来买，她便很生气地和泰德吵了起来。后来，他明白了，在中国，在街头卖艺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职业，但是，他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可是这个是在中国了，在美国不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还有欧洲国家也是非常好的。在美国，这个职业是个什么样的职业？也许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其实，在美国，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像他这种，杂技这方面的（技能），你赚钱可以赚得很好。不错的，钱可以赚得不错的！这个你也许想象不到的！”
我们被泰德的实在话逗笑了，老刘开玩笑地打断泰德说：“泰德，泰德，不要把我们（的收入情况）全露了！”老刘告诉我们，他现在觉得无所谓了，不在乎别人对他这样的艺人采取什么样的看法。他说当初《世界日报》报道了他们的表演，拍了照片，看到他们收了很多钱就说他们赚了等等。见报后，才有那么多中国人铺天盖地地到那边去。可实际上，街头表演并没有想象地那么容易，其实是最难的。人家来看你表演并不是特意来的，只是偶尔路过，看上几眼。如果你的演出并不出色，人家根本就不会停留太久。如果人家能从头看到尾，就说明你的演出很成功，很不简单了。
老刘还说：“我们团有人提到我就讲，我在国外混得不好，在外面要饭，”他无奈地笑了笑，接着说：“在老外的眼里，没有那种歧视你的感觉，而且他们好像很欢迎你。在美国就很现实，只要有钱赚就行。”
对于泰德和老刘来说，街头表演是在靠自己的心血和辛勤劳动赚钱，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他们知道，在美国，尽管你是个普通人，但是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有勤劳肯干的精神，就不会没有出路，一样会有成就感。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名字叫凯文，下面是我神奇的平衡表演，非常好的表演，很累人的表演。请大家看我的表演，给捐助一些保险费，谢谢！” 说着，刘重盛像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表演起他的球技，不时博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掌声……
第一部分洛城星光外的平凡故事（3）
邱明是前《中国妇女报》专栏作家，高干家庭出身。因为饱受不幸婚姻的折磨，她于1989年移居洛杉矶，把独生女儿对对，暂时留在了国内。现在，邱明的职业是赌场发牌员。
2003年12月31日下午，邱明向往常一样驱车前往她工作的赌场上班。她告诉我们，即便是新年也不会期望有比平时更多的小费，过什么节都不会给更多小费，这完全要看运气。她说：“做这个工作真的是没有尊严，他（客人）有时候骂得你很过分，你要是回一句嘴的话，客人就会（说）：‘闭嘴！发牌的！’发牌员在桌上是不可以乱讲话的，所以你就得听着，而且你不可能每个人骂你一句，或者丢个牌，你就叫保卫，那你就不要做了，你也就赚不到钱了。”
由于赌场里不允许拍摄，我们只能像普通客人一样进去，不去影响邱明的正常工作。在进去之前，她对我们说：“你们一会儿就会看到我在桌子那边，不笑，不说话，绷着个脸。”我们约好了之后在哪里见面后，就相互道了别：“一会儿见，新年快乐！”
新年的那个晚上，邱明在赌场工作到第二天上午。牌桌上的她，很严肃，就像她自己讲的那样，没有表情。她说，近十年的生活就是挣扎着离开赌场，可是每次为了钱，还是不得不回来。现在，她已经是级别最高的发牌员，可挨的骂也就越多。
从赌场下班以后，邱明带我们来到她最近租的一间办公室，为放寒假的儿子补习功课。儿子的中文名叫汉武帝，数学学得好，才初二，数学就已经在高中班里上课。邱明说，她现在用这间办公室做一点化妆的生意，还想开一家在网上卖礼品的公司。这已经是她第四次做生意，前面的三次都赔了本。
现在，邱明是在用她在赌场赚的小费来支持这个生意。由于刚开始做的时候，无论是设网站还是上课都要有很大开销，所以，对于这个办公室，她就减少了成本的投入，所有的装修都是她自己做的，也没有打广告。这里的经营状况一般，不能赚太多钱，所以她也没把它当个正业来做。
邱明的丈夫克瑞斯是个美国人，以前在保险公司做调查员，属于白领阶层，但是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干了两年以后就辞职不干了。后来，他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从白领变成了蓝领。邱明和克瑞斯也是几年前，在12月31日认识的。
那天，克瑞斯到乌迪埃迪去听乐队演唱，看到邱明独自坐在房间的那一头。他就主动上前同她交谈，邱明说自己的英文不好。克瑞斯便打趣道：“没关系，你有字典啊！”就这样，他们相识了，并开始正式交往。一年多后，邱明决定和克瑞斯结婚，并且把国内的女儿接过来团聚。婚后，她和丈夫生下了儿子汉武帝，拥有了一双儿女的邱明感到很满足。
“越战的时候美国很少有铸刀者，有一个叫‘西方’的公司做这种大猎刀，当时他们在科罗拉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破产很久了。这把刀是我的一个朋友越战时候用的。大家都喜欢猎刀是因为你和人打的时候，它够大，扎一刀，他就倒了。”
克瑞斯沉迷于收藏各种刀具，一谈到这个题目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起来。
邱明说，克瑞斯自小生活在富裕家庭中，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成长，但是等到他自己开始挣钱的时候，就发现钱永远不够用，总有一种不安全感。钱到了他的手上很快就花光了，永远也没有宽裕的时候。平时，他们没少为钱的问题打架，一提到向他要钱，他就不高兴了。
他们吵架的时候，从来就不躲避小孩子，这一点和国内不太一样。汉武帝也习惯了，从来都是保持中立，谁也不向着，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上网。
在美国，小孩子都很现实，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汉武帝也一样，他从来都不在乎父母做什么工作，不会因为他们是蓝领就觉得低人一等，只要能挣钱就好。他说他长大了要做个SNIPER（狙击手）。汉武帝平时很爱讲话，经常和父母说起学校里的事情。他和我们聊得也很投机。说起在学校里喜欢的女孩子，他有些不好意思，简单地应付了两句，就说不让录了。我们都笑了起来。
第一部分洛城星光外的平凡故事（4）
邱明的女儿对对16岁来美国和母亲团聚，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但十几年来，这对母女坚持着一个习惯：每周五一定在一起吃晚饭。对对刚出生，父亲就离开了家，不过因为祖父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在中国时，邱明母女的生活还算衣食无忧。
可是到了美国，他们的生活就彻底变得贫民化了。对对刚来美国时，邱明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家里多了一个人，经济上感到比较紧张。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邱明经常会在“好莱坞公园”赌场里赌钱，但都是输多赢少，不过偶尔也有赢的时候，一下子能带回家一两千块钱。邱明一边说一边开玩笑地指着自己的脸说：“看见没有，我脸上这颗痦子，就是颗逢赌必输的痦子，不能赌的！”
女儿对对在一旁笑了，她告诉我们可以理解母亲当时为什么去赌钱，因为母亲把她接到这边生活，家里经济也的确挺紧张的。不过，对对说，自己不担心母亲，因为在她看来没有母亲解决不了的问题。
说起来美国后的彻底贫民化，邱明还回忆起自己去出版社里应聘编辑时的情景。“有一次，我到《新移民时报》去申请当编辑，后来我们那儿一个排版的人跟那个李白说：‘我怎么觉着邱明不一样啊？搞不好是高干子弟。’他说：‘不会吧，高干子弟到这里来，申请7块钱一个钟头的工作，不可能的啦。’后来，他去问茜茜。茜茜说：‘他们家当然是高干子弟。’后来我们那儿有人还说呢，‘要不然第一次面试，我就觉得她不一般呢。’我那时候才想起来，哦，我还是个高干子弟。我早忘了有这么回事！”
每天，邱明就这样忙忙碌碌，为生计奔波，只有在夜晚，料理完家里的一切琐事之后，才偷来一时空闲。在她家中的一个角落里，放满了尘封已久的旧报纸。她曾经是中国第一个主持女性信箱的专栏作家，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但现在都以成为了过去。
《中国的“亲爱艾比”》、《邱，雪中送炭的朋友》、《邱明在大陆饱受婚姻折磨 写作道尽中国女性的辛酸》、《中国大陆苦难女性的代言人》…… 呈现在面前的一篇篇报道，让我们想象着邱明过去的生活和工作。
那天休假，邱明和儿子、女儿、女婿一起来到圣塔莫尼卡海滩散步。此时此刻，她是幸福并且甜蜜的。
“小时候，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我就说我没爸爸，只好拿妈当爸写……”邱明平静地回忆着过去，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看法：
“我不在乎我的老公渊博不渊博，有没有知识。你结婚就是找个人，帮你洗衣服、做饭、干事。你累了，知道给你按摩按摩，没事还能开开心。他（克瑞斯）在家里耍宝，天天在家里一会儿给我跳小天鹅，一会儿给我讲笑话，做鬼脸，逗得我天天开心。”
“我对朋友也不是很在意，像现在也是，我有一个朋友就够了。有老公，有汉武帝，有我妈，再有一个朋友，就够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一直自始至终还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无论经历过什么，对于作家来讲，都是有用的。”
圣塔莫尼卡的海滩曾在无数的好莱坞电影中出现，在这里结束我们的洛城故事——2004新年的洛杉矶，两个普通中国人，波澜不惊的生活片断。
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1）
在马来西亚的现代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大部分人祖籍中国，生长在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青春和生命，最后一批人流落在泰国山区，其中仅有少数人回归马来西亚社会。这群人就是前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共”）的成员。他们的经历，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充满了悲壮苍凉的色彩。
马来西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它前身的一部分曾经是“中共南洋临时支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侵占马来西亚。马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成为抗日斗争的主力。1945年8、9月间，英国重新占领马来西亚，并在1948年颁布了旨在镇压马共力量的《6。20紧急法案》。对此，马共决定进行武装反抗，并于1949年2月1日组建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时马共的总书记是祖籍广东潮汕的陈平。
在英军正规部队的不断围剿下，马共武装逐渐陷入不利战势。1957年，马来西亚国内的三大政党组成联盟，通过和平选举取得了祖国的独立，一向为独立而战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顿时失去了依托，再也无法回到国家的政治中心舞台。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约3000人马撤至马泰边境泰国一侧的亚拉、陶公、宋卡、北大年四个府的原始山林中，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斗争。这一片地区重峦叠嶂，丛林茂密，有铁路连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有港口可以直达香港，是国际犯罪集团毒品走私的必经通道，部队比较容易获得经济来源；此外，这里有多种政治力量交织，民族矛盾复杂，存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较大空间。这些有利条件和马共避实就虚、争取民心的战略让马共赢得了20多年休养生息的时间。
1982年，东盟第15届外长会议强调东盟国家必须各自清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会后，在泰国政府的直接批准下，泰国陆军第四军实施了精心准备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对当时仍坚持在泰南边境地区的约1200人的马共部队进行全面围剿，攻陷了马共经营多年的主要军事和生产基地，使马共武装力量遭受致命的损失。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内部的派系矛盾使马共的武装斗争难以为继，1989年底，马共和泰国、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在泰南的合艾签署了《和平协定》，解散组织，放下了武器。除了300多人回到马来西亚之外，其余700多名前马共成员留在泰南边境地区的8个“和平村”里，过着普通平民的生活。
和平村的村民们绝大多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华人，他们全都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从表面看，这是一个个悠闲的山村，惟有泰国军方在村口设立的24小时哨所，提示着它们的与众不同。
马籍华人前方今年72岁，担任着和平村的村委。他曾是前马共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几十年的丛林战斗生活几乎是他人生的全部内容。饥饿和匮乏是残酷的游击战给他留下的最深记忆：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有相当多的马共战士活活饿死在丛林里。由于没有食盐，战士们缺乏碘和其他营养，只能摘一些野果补充养分，久而久之，身体都变得非常虚弱。
前方的战友何铁是和平村的第一任村长，他今年71岁，祖籍广东。他的一只脚被马共部队自己的地雷炸掉，险些送命。他说：地雷是不分敌我的，虽然是我们埋的，但我们不小心踏上去也会炸的。后来轮到我自己中了地雷，爆炸的时候整个人都抛起来了，不省人事。同志们把我背回去，每天都要剪掉烂肉，用双氧水冲洗。喷到神经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汗湿透了，就是这么忍着。行军的时候我不让他们背，自己砍一个树丫，拄着当拐杖。走到休息地时腿还一直在滴血，但是我顶住了。为什么可以顶住啊？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就是精神食粮。说到这里，何铁已经是满眼泪水。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种悲壮的信仰所产生的神奇力量。
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2）
55岁的丹青祖籍广西，从相貌上看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其实她是一个16岁就加入马共队伍的老兵。眼前的和平难以阻止她对部队生活的怀念，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部队的场景。丹青很小的时候就是橡胶林中的割胶能手，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她刚入伍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部队里她学会了识字写信，懂得了算术，还学会了拉手风琴。丹青在部队收获过美满的爱情，她的丈夫陈凯比她大30岁，曾是马共的一位高级指挥员，走出丛林后因病去世。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部队规定不能生育，许多马共成员在“下山”后才生儿育女。丹青的丈夫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丹青的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希望。丹青说，部队就是她的家，无论是扛枪打仗还是在兵工厂工作，她从来没有想过有其他选择。在山里生活几十年，青春在丛林中度过，但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对于她来说，外面的世界到底怎样已经不再重要了。
88岁的老叶原名叫林斯辉，是祖籍海南的马来西亚华人。他打了20多年的游击战，是1972年到1980年间马共南下突击队的主要领导，部下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他的全家都跟随他参加了革命，三个女儿都是马共的战地医生，其中二女儿病死在丛林里。在一贯倡导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马共中，老叶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和平道路倡议者。谈到这个问题，老叶思绪万千：我曾去苏联住了一个月，没有学到一点东西，觉得太空洞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武装斗争是不得已的选择，非要到全国的群众形势已经发展到一定要搞武装斗争的不可的时候才行。如果你叫我反思的话，我们国家的情况跟中国完全不同，我们的农村没有群众可依靠，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当时的革命是不是成熟的？
从南下突击队撤回后，老叶一直留在丛林中，直到和平的实现。但是当他得知马共宣布停止一切活动的时候，倡导和平的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正式宣布的时候，我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好像白白地干了几十年革命。我是要革命到底的，但你这样一宣布究竟是什么意思？党的一切都停止了，我也不算是共产党员了，我很痛苦，我流泪。我还找党的副总书记谈话，最后他说要用自我革命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样我的心里才有一点平衡。党都不允许公开合法地存在了，那么你除了自我革命以外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我觉得，从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讲，从政党发展的规律讲，你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消亡，你要是继续坚持这样也没有什么好处了。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在群众里面很有威信，国际上对我们也很尊重。这些是事实，但是这个时代快过去了。”
马共解散后，所有的成员必须接受一定的审查才能恢复马来西亚国籍。但很多人不肯放弃他们曾经坚持了几十年的信仰，也不愿意接受政府方面诸多的审查条件，于是把丛林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选择留在泰南的和平村中，至今也没有国籍身份。提到国籍，老叶怨愤难捺：“我们过去受苦、受罪、受累都是为了民族解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现在却落到一个无国籍难民的境地。我死了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你从哪里来，我怎么回答啊！我们犯了什么罪？根本就没有犯罪吗！我们只是要回去看看我们以前的祖国。为祖国奋斗几十年的，变成了无国籍，会愉快吗？不会！”
在前马共成员中，有300多人通过审查取得了马来西亚国籍，回归马来西亚社会。那么，下山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首都吉隆坡的纷繁人海中，有两对前马共的战友夫妻。他们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罗松兴和蔡明京夫妇从泰南地区回到吉隆坡定居已有10年了。罗松兴今年51岁，祖籍中国，出生在马来西亚。下山后通过进修拿到了中医医师证书，在吉隆坡郊区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提供中医针灸、按摩服务。太太蔡明京是北京人，今年50岁。她19岁就加入了马共，现在为一家杂志做排版工作。罗松兴夫妇的青春时代全部献给了单纯的丛林部队生活，当他们真正开始和现代经济文明接触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马共停止活动后，他们曾经感到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前马共成员的特殊身份使他们难以被现存的社会秩序接受，而蔡明京由于出生在中国，就更加难以获得马来西亚的国籍。由于身份长期得不到解决，生计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多亏有一些倾向左派的人士，敢于雇佣他们做工，才使他们能坚持下来。
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3）
2001年，经过长达9年的等待，蔡明京终于取得了马来西亚永久居民身份。她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永久居留权拿到后，就可以去其他公司做工，那些老板可以合法地聘用我了。另外就是可以开银行户口，考驾驶执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拿到护照，而且我特别急着要回中国一趟，因为我从小是在中国长大的。”虽然现在罗松兴和蔡明京已经是合法的马来西亚居民，但每当他们走在吉隆坡繁华的街道上时，还是感到自己和身边的一切有一种微妙的难以弥合的差距，觉得自己好像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他们的一些亲密战友在下山回城之后，就是由于这种心情而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最后又回到泰南山区去了。
2003年春天，罗松兴夫妇花了15万马币在吉隆坡郊区买下了一套宽敞的排屋，建立起他们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家。这里地处原始森林的边缘，远离闹市，生活不大方便。许多客户看过房子后都因为担心昆虫野兽的骚扰而放弃了购买的打算，但对于罗松兴夫妇来说，这里的环境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亲切感，他们非常喜欢。住在这儿，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丛林中的战斗营地，那些随着时光消逝的美好记忆也回自然地浮现出来。
直到今天罗松兴还珍藏着一个小包，里边放着在1978…79年间马共“反围剿”战斗中收到的蔡明京的信。他说，那时我在战斗部队，她是民兵队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她的来信。在质地粗糙的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其中的一封是这样写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你和你的战斗部队的同志们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你自己也得到了很大、很好的锻炼。在敌人的枪炮面前，当战友倒在身边的时候，你们的勇气有增无减。你想，我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可以想象，谁都会为自己的爱人英勇战斗！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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