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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故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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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却是不能抹去的胎记。
动荡的岁月 动荡的心
1949年刘义出生在云南玉溪的易门。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对童年的记忆却是残破不全。父亲对他来说印象模糊，因为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投入监狱时，他只有5岁。15岁时，在亲戚家寄宿不久后，他就意外地接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我走进龙泉镇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门口烧了一堆草。这是我们本地的风俗，人死了家里那些草就拿来烧在门口。那个时候我两个妹妹还很小。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给我母亲垒坟。小的妹妹就说，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成熟了，长大了，有种责任感了。那个时候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这两个妹妹读书。”
没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代宣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满怀着一腔热血，刘义积极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通过行动洗刷掉自己家庭出身的污点。然而一张朋友给的100斤大米的粮单，却又将他推入了深渊。
“我的罪名是盗用国家备战粮食。那天晚上在粮食局，一进去以后就拿绳子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就叫我交待偷了多少粮食。我已按实际情况说了，但是他们不信。不信以后就把我吊在那个大梁上。当时吊上去的时候，我不像一些人吊上去就鬼喊大叫，反而是若无其事，闭着眼睛养精神。这更把那些造反派激怒了，放下来以后就打。打的时候，有个女的就掐我的脸和嘴，半张脸全都被她掐破了。整个一晚上他们对我就是打了又吊上去，吊上去又放下来打。本来是一百斤的粮票折，最后搞成了三千多斤，就说我偷盗了粮食局的大米三千多斤。这个还不是我主要的罪名，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在晚上批斗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以前朋友送我的一把少数民族用的刀。他们就问我这把匕首是要杀哪些革命群众，杀哪些贫下中农。我那个时候打晕了，心也打横掉了，我说全部杀。其中有个人就问我，伟大领袖你杀不杀，我说杀，就是为这句话，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当时很恨，恨不得放把火，把整个龙泉镇烧为一片平地。我曾经有过这种打算。后来我一想啊，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受累，所以我才没有放这把火。”
1968年，毛主席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时间全国城乡都沸腾了。刘义这个没有立案定罪的学生也开了证明，去到位于中缅边界的盈江县插队。当时社里有14个同学，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当初大家比较天真，总认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多就是下乡几个月就回来了，哪个想到下去以后就像石沉大海。我的盈江县知青潘金生潘连长，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你们来到盈江就要生根扎根在盈江，死将来也要死在盈江。那个时候大家听了很寒心，觉得大概这辈子回不去了。”在农村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大家的思想都开始动摇了，1972年知青开始返城调动，调走的欢天喜地，调不走的唉声叹气，那个时候绝望的情绪像流感一样弥漫在周围。晚上男生轮流喝着口缸里的甘蔗酒，喝醉的号啕大哭，感叹命运的不公平。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2）
峥嵘岁月 游击生涯
后来有传闻说已经有许多知青越界到缅甸参加缅共闹革命，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对返城调动彻底失望的刘义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创造一个转折点。“在一次外出买牛的时候，和我相处最好的方宇仁送我到了51号界碑。当时我走到界碑的时候，我就停一下，转过头来看一看，再看方宇仁，他正在把眼镜拿下来擦眼泪，我看了一眼扭头就下了界碑。下了界碑呢，走下去是个竹林，竹林背后就有几间茅舍，茅舍上空飘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个五星，那个时候心情很激动，就像以前那些革命青年奔赴延安，见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那个时候我下决心在缅共好好的干，我想我一定就是要活出个人样来，给那些人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
在缅北的丛林里，刘义和许多四面八方赶来的知青不期而遇，在持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数以千计的中国知青前仆后继，像飞蛾一样扑向金三角的游击战场。
第一次穿上军装时，自豪的刘义恨不得马上回到中国，让家乡的人看看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他所在的特务营大多都是知青，个个热情似火，写决心书，请战书，在热带丛林中辗转征战，憧憬着有一天能打到仰光去，解放全缅甸。然而一场南下战役的失败，改变了整个形势，根据地不断缩小，兵源也渐渐减少。更可怕的是游击队内部，也开始进行残酷的阶级清洗，知青成了地位最低的五等兵。“我们的生或死变得无足轻重，我亲手埋过一个知青李玉昆。那次他出去侦查，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农民种着的洋瓜，他就准备摘几个洋瓜回来做菜吃，结果踩着独立军埋的地雷，当场就把他的右脚炸断了。把他抬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那天晚上他就叫啊，‘哎呀，哎呀，你给我一枪吧。’因为他和我稍微好一点，就对我说你一定要补我一枪啊。我们是蒙着耳朵睡啊。他受的伤没人能管得了。当时那些卫生员也处理不了，最多就是拿点酒精，拿点纱布，包扎一下。一直到天亮的时候他就死掉了。死掉了就把他抬出去，抬到一个稍微平整点的地方，我还给他打了个相纸，打了个相纸后就挖坑，拿那个大衣布给他包起来，埋的时候唱唱国际歌，就那么草草地埋掉了。”
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刘义对自己的处境时时感到茫然。“当夜幕降临时，我坐在山坡上，远处的景颇族战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笛声回荡在山谷久久不散。那一刻我忽然恍惚起来，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们的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明天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而谁又会来埋葬我呢？ ”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3）
死里逃生 马帮游走
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手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它们分别叫做偶然和必然。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义悄悄离开了部队，然而逃兵的身份必然会败露。所幸的是被缅甸政府军抓到后，他并没有被枪毙，而是被关在了腊戌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几个中国人，日后他们一起逃亡，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
陈厚本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现在也是一新学校的副校长。“刘义和我现在既是同事，又是有过生死之交的同乡。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被关在缅甸监狱，后来又一起在押送回中国大陆时跳南坎江，所以我们又是难友又是同乡，有几层的关系。我跟刘副校长稍有点不同，我当时出来是戴着两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当年是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的， 1958年，也就是我毕业的那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开除团籍，当时我是团支书。 1979年，邓小平出山那年，补发了我这个改正决定，错判。还补发了个毕业证。当时被打成右派时，就要带罪工作。我就又被分回云南一个叫云龙的地方，最边疆的云龙一中教书。哎哟，工作真是困难。你教得好点，学生对你反应好，他们就说你是拉拢学生，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你要教得不好，那是破坏生产，就更不得了。哎哟，真是左右为难。”
当时在腊戌监狱的陈厚本属于非法入境的政治嫌疑犯，在大陆已经妻离子散。1974年的夏天，刘义，陈厚本和与他们关在一起的其他一些知青策划越狱。结果事情败露 ，缅甸军队决定把他们13个人遣返回中国。
刘义回忆道：“那天是1974年6月1号，我印象最深刻了，因为刚好是6。1儿童节。我们早上开始的时候被押上车，中午经过桂开吃了点饭，下午大概是五点半左右押到南坎。南坎就接近中国啦，已经是边界了，一江之隔，南坎对面就是瑞丽，就是等于把我们押回中国。押在那里交给南坎移民局，押送我们来的是一个少校。他给我们递了个眼神，意思是祝我们好运，然后就催我们上筏子，他就躲在树背后看。在竹筏上有个看上去很彪悍的傣族汉子，一脸的络腮胡。后来上车的时候，陈老师就说他还带着一块苏联表，把这个表给他，希望他给我们送到下游去。江古理说，妈的，干吧，把这个人干掉，抢了这个竹筏。因为那阵发觉他脚底下踩了把长刀。我听得懂傣族话，听见他说死。当时我们几个在高处一边商量着，陈老师他们几个就说哀求他一下，请他把我们放了，只要划到下游，我们宁愿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正在上岸的时候，我就看见对面的小树丛，对面的小分队沿着战壕在跑，帽徽，枪刺，那是缅共啊。那时时局紧张，逃兵被缅共抓到就是就地正法。正说着那个竹筏就撑到了江中，大江中间，一船人还乱糟糟的。江古理说打翻几个，我说不行，这边上不去了，这边是寨子上的人你也上不了，只有自求出路，跳江。结果我第一个跳江。刚跳下去枪就响了，先是拿手枪打了三枪，啪、啪、啪，接着就是拿冲锋枪哗啦啦扫，半自动步枪拿着跳水这些人是当活靶打。那个水浪打得我记得溅到耳朵上，下面水又是浊浪滚滚，六七月间发着大水，南坎江比平时宽了两倍啊。哎呀，洪波翻滚，我们所有家当时是穿在身上，穿着三套衣裳，皮鞋，舍不得丢掉，就那么跳江了。我跳下去，那些泥沙就往我的衣服里灌，慢慢地我就往江底下沉了下去了，感觉有人拉着你的腿往下拖。我心里想这下完了。后来把这个衣裳一扒，泥沙一下子就全都放出去了，我一头又钻了出来。”
陈厚本说那天在江水中挣扎时，他抬头看见了观音菩萨，后来好像有什么力量，托住他一直漂到浅滩。刘义说他不相信有什么菩萨显灵，只知道那一刻他的求生欲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后来他们几个人都上了岸，各自逃向莽莽丛林。
若干年后，刘义和陈厚本相遇在泰国，那一刻的感慨无法用语言形容。经过了那么多惊涛骇浪，命运的小船静静地停泊在泰北的这个小山村。
陈厚本老师多才多艺。他这一生怀才不遇，但他常说，其实我们算什么呢？古往今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多少能干的人都被埋没掉了。诸葛亮如果不遇刘玄德之贤，不一样恭耕南阳吗。我又算什么？很多人常常为这个叹息，真是《易经》上说，时也，运也，命也。
太阳出来了，万籁寂静，大江两岸又恢复了宁静。昨天惊心动魄的一幕，宛如一场不太真实的噩梦，一觉醒来，难以忍受的饥饿感让刘义知道自己还活着，四下里寻找一番，发现昨天跳江的同伴都不见了踪影。这以后他曾被好心的山民收留，也曾在大烟地里收割过鸦片。他就像是被放逐的一头野兽，或是一棵四处飘零的野草，在流浪的岁月里，时间就像一把钢锉，将人的生命和意志慢慢消磨，就在他快要绝望时，命运把他交给了一个马帮队伍。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4）
关于马帮一直有很多神秘的传闻，事实上马帮一直是金三角地区毒品、玉石、象牙走私的主要手段。自从国民党残军盘踞在泰缅边境后，这一带的走私活动基本上都由部队控制。由于金三角地区路途艰险，而且各路军阀都虎视眈眈地盯住过往的马帮，随时准备下手抢货，所以即使有部队护送，马帮走得也十分小心。
“我第一次见着这支马帮队伍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山东的那些响马绿林好汉。他们有些是拿着一把长刀，有些是拿把匕首，有些则抬着只那种老毛瑟枪，一路上七铜八铁的叮叮当当，毡帽歪戴着，满口的粗言秽语。”
老普今年60多岁，也住在热水塘，当年缅甸的一个云南老乡把刘义托付给他们的马帮时他才30多岁。一路上刘义帮他们煮饭，抬马垛，没人过问他的身份，因为马帮的规矩是互相不打听，从来不问‘你从哪里来，去哪里，驮什么货’这样的问题。只有老普在这群人中显得大大咧咧，常常拿着弹弓打斑鸠，刘义很快就和他混熟了。大概过了一个月，老普说他们进入泰国境内了。
在缅甸边界有个关口。这个关口原来是开的，人可以自由进出。后来缅甸政府将其关闭。早前罗星汉家同三军做毒品的时候还能走。坤沙的部队和佤帮的激战就发生在这里。他们把打死的人的头砍下来挂在沿途的树上，泰国政府军和缅甸政府军都故意让开，让两家为了争夺这片土地和收税权在这里厮杀。
过了这个血腥的关口，进入泰国后，马帮的最后一站就是原来国民党第三军的指挥部汤窝。传闻泰北有蒋残匪的部队，但刘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到这个地方来。70年代末，这支部队归顺泰皇以后，其指挥部也随之废弃。整个缅北走私马帮最后剩下的玉石，玉石垛子，那些驮了犀角，象牙，沉香的垛子全部都停在下面的仓库，等着泰国政府的官员们上来验货，上完税才能被批准通过。
以前七八万的马帮都聚集在此。这个地方到处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在汤窝住下的全部都是生意人。“这里有一个叫‘箩洞’的无底洞，那个时候是死刑犯人的刑场。在这里枪毙人根本不用费子弹。他们把死刑犯人拉到洞边，用在军部订做的小锤，对着犯人后脑勺一锤，就把犯人打得滚下洞去。这个洞非常深，具体有多深谁也不知道。拿个石头丢下去，听不到石头落地的声音。有时处决犯人两三天后，还能听到这个人在下边哼，那这个人肯定被拦在半中腰了。真正掉到底子去的臭气都闻不到。”这样残忍的处决方式被用于惩罚那些怀疑是共产党派遣的间谍。“其实真正一个也没有，死了的都是被冤枉的。”刘义说自己是从中国跑出来的学生，这样恐怖的气氛总使自己很紧张。万一人家说自己是共产党派出来的谍报，那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还好当时没人来盘查他的身份。“那个时候主要都是些地富反坏右，阶级成分不太好的人才会从大陆跑出来。在缅甸时候，我还见到做过共产党大队公社书记的人，大家认得他是共产党的书记，也不觉得他怎么，‘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过你的生活，你过你的日子，你不要做什么坏事就不管你。”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5）
蹉跎岁月 平静的生活
岁月如逝，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前刘义跟随马帮来到热水塘。从那时起他结束了动荡漂泊的生活，在这个山村落下了脚。这里的人们纯朴善良，虽然这里和他以前的生长环境截然不同，但这里的人们宽容地接纳了他，使他融入了这里安宁的生活。只是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往事和遭遇，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从大陆跑出来的学生，至于为什么逃亡，什么是知青，他们全然不知。刘义的妻子古月祺，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师长的女儿，个性温和，善良贤惠。他们结婚将近三十年，四个孩子现在都在曼谷工作和读书，家里就剩下他们夫妇俩，每天的生活简单而平淡。 每天刘义去买菜，妻子打扫屋子。有时候夫妻俩也拌嘴吵架，但‘不是冤家不对头’。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也许妻子会觉得我性格怪异，其实经历过那么多风雨，我从心底里感谢她给了我这个家，我又怎么会不珍惜眼前的生活呢？只是那些看似远去的往事，会在寂静的时候像潮水般涌来，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我很惊讶自己在回忆那些经历时记忆力会那么好，那些年轻伙伴的面孔，那些鲜血浸染的丛林，那些仓惶逃生的场景如此清晰，它们已经成为我记忆库中最残酷，而且永远无法删除的东西。而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是我神经末梢最敏感的地方。”
“我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触碰到她，心情复杂而矛盾。十多年前家乡传来了给我平反的消息，我的家人都还活着。那个时候很想回去，回去并不是看看自己的家乡，而是带有一种报复心理，就想回去给那些人看看，你们没有把我迫害死。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见到过以前打我的那些人，我牙齿咬得紧紧的，我差点手握起来，冲上去揍这些人。后来我克制了一下，这些人最后会受到惩罚。”
“我的回乡引来了当年的知青伙伴们，我们都已年过半百，豪气不再，在酒杯和泪光中交换着各自的际遇。有人说，我们这批人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念书时赶上上山下乡，人到中年轮到失业下岗，在大家的叹息声中我更多想到的是那些永远长眠在金三角，连块墓碑都没有的知青战友们。他们错过的不是返城、高考等人生机会，他们搭错了生命的列车。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吸取个教训，希望这些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如果我们有个好的国家制度，有个良好的家庭，难道我们会漂落到海外、难道我们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爱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想参军，我们也想入党，我们也想体体面面地做人，我们也想自己的脸上充满阳光，充满笑容。”
2003年刘义再次返乡祭祖，伫立在南疆街头，他说自己心里总有一丝酸楚。世事沧桑，人生多少事谁能说明白呢？挥一挥手，黯然告别故国，像被大风吹散的种子，他最终落到了异域这个偏僻的角落。他说等他百年之后，金三角北望的墓碑上一定会这样写道：我是金三角人，一个中国老知青之墓。
第二部分锡矿血泪——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1）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的核心地带，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矿石和天然橡胶的出产地，这两个产业形成的经济支柱成就了马来西亚今日的繁荣。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中，用开采的锡矿石冶炼锡至少从3000年前就开始了。考古学家曾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商代晚期的锡块，洛阳的西周遗址也曾出土过锡合金兵器。明代著作《天工开物》中对锡的冶炼技术有详细记载，方法是用木炭做燃料，在竖炉中炼得金属锡，书中还附有炼锡炉的插图。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华人同马来西亚的锡矿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15世纪初马六甲王朝创建的时代，锡矿的开采已有相当的规模。葡萄牙统治马六甲之前，马六甲王朝已经采用锡作为货币。1847年和1880年，位于霹雳州的拉律和近打谷发现蕴藏丰富的锡矿，吸引了大批华工移民。此后，马来西亚的锡矿业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当今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本是一个蛮荒之地，吉隆坡在马来文中的意思是“泥泞的河口”，它是由华人叶亚米率领87名同胞在1857年开埠的。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在1859年发现了锡矿。随着锡矿业的发展，吉隆坡也迅速崛起，叶亚米便成为创建吉隆坡的功臣。其后，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在此开山采矿、修房筑路，终于造就了首都今日的繁荣，书写了马来西亚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19世纪马来西亚锡矿业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显赫一时的华裔企业家。建于1883年的仙四爷宫，是吉隆坡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华人庙宇。它是叶亚米为纪念华人开矿先驱盛名利而建的。
祖籍福建永定的胡曰皆1907年生于马来西亚，周岁时随父母回到家乡，8岁父亲去世。由于家境贫寒，18岁重返马来西亚谋生，来到怡保矿场任职，从此专心研究采矿业，自己创建了多间矿场，在事业的高峰期一共拥有超过8间锡矿公司，成为一代华裔矿业巨子。1961年8月，55岁的他遭到劫匪杀害，于是他的长子胡万铎承接了父业。
胡万铎回忆说：“我是1935年出生的，可以说从一生下来就在矿山中长大。1961年我爸爸突然去世，刚刚26岁的我就接下了父亲的矿业。我当时一点经验也没有。但是我是在矿业世家里成长的，多多少少得到职员们的协助。另外有很多忠诚的人帮助我，使我五年之内就把公司业务扩大了，还收购了英国公司的一个矿场。”
锡矿开采历来被喻为“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兴奋地把金钱和心血统统投进去，却往往以悲惨的破产和倒闭而完结。在20世纪50年代的马来西亚，仅约3％的人能从锡矿业赚到钱，而像胡曰皆这样能够成为千万富翁的更是凤毛麟角。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全球第一，约占世界总产量的54％。马来西亚各个州都有锡矿，其中锡资源蕴藏最丰富的是霹雳州。由于它的锡产量能占到马来西亚全国产量的60％，这个州被人们称为“银光闪耀之州”，首府怡保更是享有“世界锡都”的美誉。怡保坐落在近打河畔；是一座山城。早年的怡保并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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