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案内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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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话，自己就有可能会被人趁机摧毁。这，就是歌舞伎町存在的真理，在这条街上，是不允许流露出丝毫软弱的。弱者，在这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像以前一样，昂首阔步地奔走在夜晚的灯红酒绿当中。　　　　
　　　　这时候，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把悠悠赶出去后，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区役所大街上，有一家“卡巴库拉”陪酒店是日本人开的。里面的陪酒小姐也全都是日本人。一般情况下，我常带客人去中国人的店，所以，难免很容易和这家日本店有了隔阂。原因是我站在这家店门口把过往的客人拉到中国店里，“抢”了他们的客人。“卡巴库拉”的人当然会生气。　　　　
　　　　起初是“卡巴库拉”专门雇来拉客的家伙向我表示抗议，我没有理会，最后，店长亲自出来找我的麻烦。如果我还继续不理睬他们，最后他们的“后台”一定会出面的。尽管我与极东会的头目认识，但这一次与以往的情形不同，我的“后台”恐怕也未必会为了我这个外国人而得罪日本人，我也不想让他们夹在我和日本人当中为难。　　　　
　　　　那么铃木呢？如果找他也许会帮忙，但这家伙非常认钱。如果找他帮忙，除了每个月定期的保护费外，他肯定还会要求附加的报酬，这种事情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到这个店去当客人，去花钱。　　　　
　　　　“店长，你先别生气。我并没有抢你的客人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去你店里的客人硬拉到别处去。即便是我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啊！我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大，这样吧，今天我就先当一次客人到你的店里去玩玩，咱们好说好商量。”　　　　
　　　　其实，店长人不错，他尽管有些不高兴，但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当天，我在他们店开了一瓶两万五千日元的威士忌，一杯又一杯、很大方地请店里的小姐们喝饮料，一次就花了五万多日元。　　　　
　　　　“店长，今天玩得非常愉快，我还会偶尔来玩玩的，请多关照啊！”在店长客气地送我出门的时候，我也很有风度地向他致谢。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摆平了。　　　　
　　　　不曾想，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偶尔”的问题，从那天以后，我居然迷恋上了这家店，几乎日日光顾。　　　　
　　　　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我也因自己的工作关系时不时地在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喝酒，有时候是为了不得不和警察或黑社会拉关系。然而，作为客人进入日本人的酒店，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的酒店比中国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服务好多了，他们的服务实在是很地道的。　　　　
　　　　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我一进店就来陪我喝酒的女孩子。她的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但服务细心周到，非常有眼力，也很善解人意。她留着日本比较流行的那种半披肩发，妆化得浓淡相宜，尽管容貌一般，但是在街上她总会赢得较高的回头率，是那种很有味道的女孩。当时我正好是被悠悠甩掉不久，内心非常寂寞和苦闷，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倾诉。　　　　
　　　　而霞总是认真地听我说话。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6）

　　　　“这种女人是不是太可恶？”我一只手端着杯子喝酒，一只手揽着她的腰说。　　　　
　　　　“是啊！太不像话了。李哥真可怜！”霞有些鼻子发酸，用略带鼻音的又甜又软的声音附和我、赞同我。只要杯子里的冰一有点融化，杯上的水珠流下或喝酒时水滴到我身上，她就会马上用小毛巾给我擦干。想抽烟时，又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刻将打火机打着伸过来给我点着。我简直就像个黑社会小头目般被伺候得好好的，被当成什么人物看待。我被她的这些周到举动和柔情感动了，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飘飘然的感觉。　　　　
　　　　还是日本女人温柔可人！我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而且每次都指名要霞陪我。　　　　
　　　　日本的斯那库小姐，不陪客人去饭店开房，但那只是相对而言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会看到大把的金钱而无动于衷呢。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要想泡日本的小姐，只要连着去她的店里面喝上半个月的酒，天天指她的名，就没有泡不上的。确实，日本小姐基本上不会与第一次来的客人上床，我觉得这倒不是她们不喜欢钱，而更多的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与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社会的生存压力很重，也就造就了很多的“变态狂”，这些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也许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许是电车司机，甚至也许是著名企业的课长、部长，表面上斯斯文文，一旦跟他去了旅馆开房间，很可能瞬间就变了一个人，轻的捆绑、辱骂，重的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我想，日本小姐也充满了对金钱的想往，否则也不会陷身于这个行业，但是她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行为相对谨慎，对于不了解的人绝不会轻易开房间的。　　　　
　　　　于是，为了得到霞，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满足我那被女人伤害了的虚荣心，我为霞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我们到中国饭馆吃饭时，专点燕窝、鱼翅一类的高档菜肴。我给她的礼物有路易威登的皮包、夏奈尔的服装、迪法尼的项链……当然还去高档饭店。我还带她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去旅游，我俨然是一个泡沫经济时代的有钱绅士。　　　　
　　　　说实话，在为霞花钱的过程中，尤其是掏出现金或者刷卡的瞬间，我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这种花钱的快感甚至超出了其他的感受。不，也不完全一样，毕竟，我在初恋般地追求一个陪酒小姐，尤其是对于备感失落的我来说，精神上的快感可能大于肉欲上的亢奋。每当霞在努力讨好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发泄和复仇的感觉，有时候，我想：妈的悠悠，你让日本男人干，我这里也在干日本女人！我没有输给你！可是每次完事后，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我依然很失落。或许，我一时无法从悠悠的阴影里走出，就连这个善解人意的可爱的霞，也不能使我真正快活起来。　　　　
　　　　我和霞共交往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分手了。　　　　
　　　　三个月的时间，为她花的钱包括支付“卡巴库拉”店的花费，共用掉了四百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近三十万元。　　　　
　　　　说实话，霞确实是一个年轻而可爱的女孩，但并不是我爱的女人。说到底，这个日本女人只是我摆脱情感痛苦的替代品，我对她不过是一个能送她礼物、为她花钱的客人而已。而我也不是她真心相爱的男人，　分手也很简单，我只给了她十万日元了事。霞有些恋恋不舍地说：“李哥！谢谢你！以后有时间还请来店里玩。”　　　　
　　　　可是，还有半年时间，我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我的学生签证也无法再续签了。　　　　
　　　　人生真像一场戏。我的意志就要完全消沉下去了。　　　　
　　　　我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情绪急躁，待客的态度也缺乏耐心，结果客人都跑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11月的一天，我上完学校的课回到中野的住处，可能是显得过于憔悴，美容院的久美子看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　　　　
　　　　“李哥！你怎么了？平时见到你什么时候都是昂首挺胸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好像快活不下去了似的。是不是生病了？”　　　　
　　　　当久美子那被太阳晒得非常健康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久美子不胖，但身体非常健壮，让我有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你说的没错，我已经快死了。”　　　　
　　　　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久美子热情地邀请我：“店里现在不忙，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也许我能帮帮你。”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7）

　　　　久美子的面庞就像太阳一样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全部告诉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久美子的面前我都感到非常有安全感，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任何事情都不必隐瞒。只有在她面前，我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她的年龄比我还要小三岁，但在她面前却有一种如同孩子在母亲面前的感觉，她总是能包容我、理解和帮助我。我像孩子得到母爱那样得到她的关怀，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恋母情结”？　　　　
　　　　“原来你遇到了那么多的事。真不容易！不过，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总得往前看。我希望能看到你像往常那样开心，什么时候都充满信心的样子。”　　　　
　　　　“我现在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工作不如意，女朋友跟别人跑了，钱全部给造光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明年签证也要到期了。你说，我还怎么高兴得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李哥！告诉我你的真心话。你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后，是想继续留在日本呢？还是已经厌倦了想回国去？”　　　　
　　　　说实在的，我当然还留恋着日本。不，准确地说，不仅仅是留恋，而是根本不想、也离不开日本。我太热爱歌舞伎町这条街了，我已经成了它的一分子，离不开这里了。学业虽然结束了，但想在日本的时装设计行业找到称心的工作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尽管我对自己的专业充满自信，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一个来此不到五年的中国人，想就此跻身日本的时装界，能力还差得太多。所以，我还是想继续做自己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了签证，一切就都无从谈起。我说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干任何违法勾当的，当然包括超期滞留这样最常见的违法。　　　　
　　　　“我还想继续留在日本，但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我真想找一个日本女人结婚算了。可是……”　　　　
　　　　“那就结婚吧！”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结婚？谁结婚？你说我？哎！和谁结婚？”　　　　
　　　　久美子的表情非常认真，她定定地直视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李哥！我一点也没有开玩笑，请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话。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等着久美子后面的话。　　　　
　　　　“如果李哥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我可以和你结婚。”　　　　
　　　　她的话让我非常意外，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说的不是假结婚，而是真结婚。我不希望作假，如果你愿意娶我一起生活的话，我们可以结婚。”　　　　
　　　　说到这，久美子才咧开嘴露出了笑容。　　　　
　　　　“这样虽然能帮我，不过，久美子，你找一个自己真心爱的人结婚岂不是更好？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怕委屈了你。”　　　　
　　　　“我们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不就行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浪漫吗？它能带给人激情，充满挑战。我不是那种只求安定的女人，我们结婚过着试试看，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的话，再离婚也可以啊？”　　　　
　　　　这话让我有点着急。　　　　
　　　　“不行！离婚不行！离了婚，签证就麻烦了。”　　　　
　　　　没想到久美子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捧腹大笑起来。　　　　
　　　　真是幸运！这是我来日本后碰到的又一次幸运事件。就如同极度窘迫之时，突然有神人相助那般。　　　　
　　　　一个月后，我和久美子结婚了。这是我的第三次结婚，我们彼此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我却被久美子的真情和宽容深深地打动。我自信能跟久美子生活得美满。结了婚，签证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我的生活激情重又高涨起来。　　　　
　　　　幸运一桩接着一桩。这一年年底，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期间创作的服装设计图，获得了《读卖新闻》报评比的设计奖。　　　　
　　　　经历了种种磨难的我的1992年就这样平安度过了，从不幸到幸运，真应了那句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1）

　　　　面临悠悠背叛、面临毕业后的签证等问题之后，我真的没有想到，久美子居然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世，可以说我对回国的念头已经几乎为零，更何况在歌舞伎町的事业经过奋斗和抗争，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它而回国的。　　　　
　　　　而且，回国后我能做什么呢？在国营体制下做一个小职员？被一群家长里短的大嫂主妇们包围？总之，我一旦回国，肯定难以适应国内的环境，而终将一事无成。　　　　
　　　　生命之神始终向我显示着奇迹。久美子在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毅然同我结婚，不仅使我保住了合法居留权，而且还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这是我至今，不，是永远要感谢她的。　　　　
　　　　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我的积蓄几乎为零），我也陪她回老家拜望了一下她的父母，之后，我们在中野的公寓中开始了跨国婚姻的新生活。　　　　
　　　　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不出去工作了，她们的天职便是相夫教子。但是久美子是个懂事又有主见的女孩，她同我商量：“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我继续工作，我也知道你会认为能够养得起太太才是真男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积蓄，白天我在家里闲着也怪无聊的，这样吧，我还是在美容院打工，只不过每周只去三天，这样，既可以照顾好家务，又可以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更何况那些姐妹也都舍不得我辞掉。”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她怕伤害我的自尊心，完全不提她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这样一个现实。我紧紧地将她揽在怀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比别的日本女孩——哦，不，别的日本主妇更好的生活。　　　　
　　　　由于毕业后我取得了“日本人配偶”的身份，而我在歌舞伎町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因此白天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多出许多。有时，我中午起来，吃完了久美子上班前做好的日式饭菜，便复习一下服装学院的功课，然后思考如何在歌舞伎町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如果遇到久美子不去上班的日子，我们往往整个白天都赖在床上，体验新婚燕尔的甜蜜。　　　　
　　　　像久美子这样出生在60年代的日本女孩，对于中国的了解可谓微乎其微。她总是好奇地问我：你的家乡有竹林吗？你妈妈很漂亮吗？留学日本回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吗？不会被怀疑是间谍而被监视吗？　　　　
　　　　因此，往往是在我们激情过后，她趴在我身上，一面打开电视机或者音响，一面听我向她讲述我在中国的故事。　　　　
　　　　说起来，我在日本忙碌了这么久，如果不是久美子刻意地询问，我都忙得记不起来了。湖南的山水，母亲的笑容，还有我们一家坎坷的经历，那一切，就像一阵风一般，因为久美子的好奇，重又吹到了我的面前。　　　　
　　　　我母亲两岁时外公去世，外婆靠在长沙一个大资本家的家中做女佣维持生计，把我妈妈拉扯大。在当时，女孩子是很少有机会受教育的，但幸运的是，那个资本家出钱，送我妈妈到重庆师范学校念书，所以我妈妈成了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女人。　　　　
　　　　在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妈妈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个丈夫参加过国民党，他们的婚姻随着他的被镇压而结束，并留下了两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爸爸是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妈的。尽管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了五岁，那时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的知识女性的气质吸引了我爸爸。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串联到北京，当时他是湖南著名的造反派“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政治部主任，时年四十岁。　　　　
　　　　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爸爸。在我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爸爸年轻时参加过解放军，立过军功。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直到退休。爸爸爱好文学，能讲会写，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六岁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时三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参加造反派，游行、演讲、写横幅、写大字报，很是风光。记得那时爸爸常常是在几千人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腰间别着手枪，手拿话筒在台上演讲，好神气好威风。他是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是“湘江风雷”的“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做演讲。他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所以日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审查中得以过关。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2）

　　　　印象中我爸爸是个喜欢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他很喜欢写东西，在部队的时候就写过剧本、迷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还发表过迷歌集。后来还成为湖南省文联的民间文学协会的会员。然而很多年后，我家遭受了一场重大　“变故”，也和他的这些个性和爱好有关。　　　　
　　　　1960年8月27日深夜，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时正是全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之时，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造成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全国有九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农村争相谎报农作物亩产量，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连各地的学校都土法制造炼钢炉，为了虚报产量，连各家用的　　　　　
　　　　　　　　　
　　　　　　　　　
　　　　铁锅、铁壶都被纷纷收集去“炼钢”，极其荒唐可笑。我就出生在这一火热的时代。长大后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连奶都没有吃上几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检讨，“大跃进”运动终于宣告失败结束。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时代。　　　　
　　　　十年动乱，“造反有理”的口号几乎每日都能听到，当时还刚刚进小学的我并不明白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但外面街上的打斗情形却至今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对披头士、滚石乐队痴迷发狂之时，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在高举毛泽东语录振臂高呼口号。“破四旧”的号令，引领红卫兵小将上街打破所有的传统。大街小巷，每日高音喇叭都在播送“最高指示”，人们的愤怒声、悲哀绝叫声不绝于耳。我从小就胆子小，所以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文革之前两三年，我几乎从未走出过学校大门，因为外面太乱、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五兄弟里排行最小，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我们的家就是小学校的旧教室，当时很多教师都由学校分配这种旧教室为住房。这种房子都是砖瓦盖的平房，每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脚下是土地，公共厕所在校园尽头，厨房就是校园，我们一家七口人就住在这里。由于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冷热分明，夏季酷暑，可以与四大火炉城市相比，我们住的砖瓦房夏天热得像澡堂，而且，各种虫子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冬季寒冷，大地冰冻，睡觉时，身上穿着毛衣，再盖上几床棉被才能抵挡寒冷。然而，我们全家七口只能分开挤在两张床上睡。　　　　
　　　　我童年时家里粮食一直不够，饭菜都很简单，肉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偶尔有点鸡肉，母亲也总是最先夹到我的碗里。那个时候猪油常常被当肉吃。将猪油蒸熟后，洒上酱油拌在饭上，真是美味极了，剩下的油底则放到第二天，下面条吃，母亲做的猪油拉面是我最喜欢吃的。吃一口拉面，仿佛就可以感觉到母亲那浓浓的爱意，那么温暖，那么享受。　　　　
　　　　公共厕所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又远，夜里又没有电灯，所以各家都准备了痰盂在家里用。那时的厕所真是不堪回忆。文革期间，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都处于停滞阶段，通常一个星期才来一辆车淘一次粪，几个星期才来一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夏天，厕所周围一片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上一次厕所就像上一次战场，跨在细长的粪坑上，下面的污物堆得高高的，稍不注意，就会将别人的排泄物弄到自己身上。我经常犯这种错误，因而也就总是被母亲浇水惩罚。而且，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常常要早早起床将盛满排泄物的痰盂端到厕所去倒掉，这可是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在肚子里埋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竟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小时候我长得像个女孩子，性格也像个女孩子。我不敢参加男孩儿玩的“打仗”游戏，还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另外，我从小就讨周围女孩子们的喜欢，我因此被男孩子们嫉妒，经常被他们追着打骂，还说我是“假小子”，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那些年，父亲李正平作为“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