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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町案内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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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不久，我就和爱梅离婚了，也有六年了。不过……”
“哦，对不起……”
“没事。我是想说，我现在又结婚了，妻子是一个日本人。”我盯着她的眼神。
她微微垂下了头：“哦——”有些落寞的声音。
“我们走吧。”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2）
我没有带她到我经常去的上高地，而是选择了西武新宿车站旁的一间格调高雅的咖啡馆。那里静谧的氛围和雅致的环境，我觉得，更适合这次谈话。
我们各要了一杯法式咖啡。她用小勺轻轻搅拌着加入的奶液，动作娴静，在这一刻，我想到她可能已经成为一位少妇了。
是的，七年之后，我们都不再是二字头的年轻人了。我看着她的眼角、她的脸颊、她的衣饰，都可以发现岁月走过的痕迹。过去的狂野生活，使得她有些早衰，这是歌舞伎町人的通病，我也不例外。但此际，我的脑海里幻灯般浮现出当年她的神情举止。在桌子下，我的腿碰到了她的腿，她没有闪避。我的感觉似乎又回到了从前……我重见苇子，才知道我对她的记忆是如此之深。
“对不起。”我用日语中愧疚最深的说法表达了我的歉意，低下了头。这是我几年来一直掩藏着心底想要对她说的话。
她急忙欠了一下身：“没什么。没什么。”
“是我的错。我没有告诉你我那时结婚了，是我骗了你。请原谅。”
“没什么。”她的神情很真挚。
我那时给她打传呼，她一直没有回。她现在告诉我，在那天出事之后，她很快就离开了歌舞伎町，并且没有再回来过。此后她去过名古屋，在那边待了两年。大约五年前，她回到了老家鹿儿岛县。
“你结婚了吧？”我问。
“是的。”她点点头。三年前，她和当地的一位公司职员结了婚，现在是专职家庭主妇。
“你怎么样？一直在歌舞伎町？”她问起我的经历。
我好像遇到了一位可以倾诉一切的亲人，和她毫无保留地讲起了我的第二次离婚，我的业务上升，我遇到了久美子，有了孩子……
“那也不错。恭喜你。”她微笑道。
“谢谢。”
“你一个外国人，真的很不容易，今后要小心啊。”
“放心。我会的。”
我忽然想到，七年之后，她为什么又出现在歌舞伎町呢？
“我现在很少来东京，这次来了就想看看歌舞伎町有什么变化。”
“变化很多。七年了。”
“是啊。有好多地方我都认不出了。”
“我们曾吃过饭的饭店，有的已经改成了扒金库。”
“不过你还在。”
“呵呵。我会在这里坚持下去。”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3）
在那一刻，我有强烈的想和她重温往日欢爱的欲望，甚至就要说出口要请她去旅馆了，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挡着我。在欲望之外，有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可以回忆，但不可以再走回头路。
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就要过去。她淡淡地说：“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我起身去结账，陪她下楼。在电梯的门关上后，我对她终于说出了那段话：“苇子。其实在那段日子，我真的很喜欢你。”
她平静地听着，然后笑了：“谢谢。”
在街头。我本想给她一张我的名片，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夜晚，有这样一次重逢，已经是我做梦都不敢想望的意外惊喜，我还何必奢求更多呢？
“再见。小心保重。”
“再见。你也请保重。”
我们像普通相识的人一样作别，彼此鞠躬。她在转身前朝我挥了挥手。我一直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于夜色。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看待我，不知道她是否原谅了我，尤其不知道的是，她是否对我有过认真的感情。我到底是否填补她当时空虚的小白脸？还是她也从我这里感到过真诚的快乐？这个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
不过，这样没什么不好。我接受这个结局，因为我觉得它还不错。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我们或许只能如此。固然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意好感，但似乎谁也没有资格将之明确或使之永恒。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爱，也许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伤感归伤感，念旧归念旧。在现实生活中，我必须打起精神。
托尼加盟之后，我还是必须多找几个帮手，于是招募的广告又刊登出来了。广告里强调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有正式身份的中国人。因为如果是偷渡者或者是“黑”下来的留学生，在歌舞伎町这种人来人往、关系复杂的街头，是做不长久的。
其实，从1993年1月开始，蛇头组织的存在已逐渐被日本人掌握。原因是中国内地偷渡出国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到90年代中期就成为日本社会极为关注的重大焦点。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件，从福建偷渡去美国的轮船“黄金冒险号”驶进了美国东海岸，由于原本应来接应的小船不知为什么没能按时赶来，船里的偷渡者们耐不住性子出外窥视，想找机会靠岸，竟使轮船在慌乱中触了礁，结果，三百多名落海的偷渡者拼死想游到岸上。这一偷渡事件因此震惊了全世界，也使偷渡成为国际性的重大犯罪问题。
像1994年的“快活林事件”的凶手，据日本的媒体称，犯人是上海黑帮从内地招来的职业杀手，报酬是一千五百万日元。而我从黑帮那里听说的是，作案者不过是一名偷渡过来的福建人，报酬为三百万日元。也就是说，作案者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职业杀手，而仅仅是一个债台高筑、躲在集装箱里飘洋过海的偷渡客。而且，从“快活林事件”之后，在日本不断发生的大多数中国人凶杀事件都是像这样的一些偷渡者所为。因此，偷渡者的犯罪问题成为日本警察相当头疼的难题。
那些偷渡者付给蛇头数百万日元才能来到日本，而这数百万日元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东拼西筹借来的一大笔债，有的甚至借的是高利贷。他们带着梦想登上日本这个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就是想在短期内还清借贷，并且给家里汇回去大笔的金钱。可是，等他们到了日本以后，才知道这儿早已不是想象当中的黄金宝地了。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已经结束，这些没有正式身份的人已经难以找到多挣钱的工作。于是，他们就面临还不了钱的困境。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4）
还不了钱的后果会怎样呢？不但自身生命受到威胁，在国内翘首盼望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都有可能遭受不测。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不能及时还钱，致使其国内的家人遭到了报复。所以说，大多数偷渡者之所以走上犯罪之路，完全是被逼的。
至于为什么偷渡客屡禁不绝，而且会愈演愈烈呢，除了一些中国农民求富心切、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之外，跨国的偷渡组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蛇头常常与日本的黑社会勾结，成批地将借了高利贷登船的国人运到公海，再趁机将他们换到日本的船上，这样便能顺利地躲过海上自卫队的盘查。没有日本黑社会的协助，按照以前那种大规模闯过海防线强行登陆的成功率已越来越低，已经被偷渡团伙放弃了。
除了那些偷渡者靠不住外，还有很多签证过期“黑”下来的人，他们也是可能犯罪的“潜在力量”。
1997年深秋，我就跟一个蛇头做了一次正面接触。
当时，我跟托尼分地段在街面上招徕东游西逛的旅日外国人。一个中国男人冲我径直走了过来。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他是那种所谓“道上的人”。他的年龄应该在五十岁上下，眼神凶恶，但又绝对不是一般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痞子流氓之流。他的西装虽然颜色艳俗，却能看出是高级品牌，而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等他走得更近些，我能看到他手腕上的手表，是镶了钻石的劳力士。
没错！一定是中国黑社会的。
我一愣，马上开始设想着应付方法。以前在歌舞伎町出现的那些态度蛮横无理、流里流气的中国黑道分子当中，百分之九十都只不过是些马仔之流的家伙。而直到这一段时间，才有个别真正是“道上的人”，也就是黑社会中够级别的角色开始大摇大摆地出现。
此人是香港人，对我这个在路上拉客的中国同胞好像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像往常那样给他介绍我的工作内容，问他是不是想去哪一类店里，他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微笑。
“唔！好啊。你放心，小费少不了你的。不过，你能不能多花点时间陪陪我？我第一次来歌舞伎町，什么都不懂，一个人可不方便。”
外表看上去有点怕人，没想到言语并不粗鲁，也没有强人所难。我对这个神秘的香港人产生了好奇，决定陪陪他。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善于与人打交道，不管怎么样，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这位香港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能帮上我的忙。
我把他带到了我自己喜欢去喝酒的那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在周围多名陪酒小姐的簇拥当中，他一边喝酒，一边与她们打情骂俏。小姐们教他某些下流词汇的普通话发音，他像模像样地模仿，然后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小声提出想单独跟我谈点事。我叫小姐们回避到一边，他开始严肃起来，盯着我的眼睛开始发问：
“你在歌舞伎町做了有多少年了？”
“已经快九年了。”
“哎呀！时间还不短啊！怎么样，钱挣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不算坏。”
“不算坏指多少钱？”
他像个审问嫌疑人的警察那样紧紧追问道。
“要说的话，和日本的公司职员的平均月收入差不多吧！”我必须有点保守。
“平均收入到底是多少钱呢？”
“具体数字请允许我保密，行吗？”
他的问话方式虽然很和气，但却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看来，他确实不单单是个有钱人，没错！他一定是黑社会中人。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我想另外问你一件事，你和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有交情吗？”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5）
我开始吹牛：“当然，歌舞伎町里的黑社会组织我都挺熟的。你想，我每天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站着都这么长时间了，和他们没有特殊的关系，能干到现在吗？我和他们的大人物都有私交。”
“嗬！还挺牛的，有本事！看来，你在里面挺有路子的了？”他盯着我的眼睛问。
“啊！路子多少还是有点的。”
“我想，你也不可能一直都站在大街上靠拉客人生活，赚大钱的机会和方法可是很多，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挣到很多钱，何况我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挺机灵的。怎么样，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干？”
接下来，他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个专门运送偷渡客的蛇头。
我详细问他的姓名，他有些神秘地说：
“就叫我安迪好了！”
黑道上的人，一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真名告知别人的。
安迪告诉我，他就是专门组织人从中国偷渡到日本、美国的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为了将买卖做得更大，他这次就是专程来日本，想与日本的黑社会联手。
“上陆时的接应由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来安排，你可以做我们与日本黑社会之间的联络员，报酬会给你很高的。”他的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渴望和恳切的成分。
原来，他是想拉我当他们在日本的联络员。我当即拒绝了他；“对不起，这个我可做不来。我的胆子太小，经不起大风浪。”
安迪干笑了两声，没有再勉强我什么。我们在街头分手了。从此，他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已经遇到过多少次这种情况了。那些蛇头们非常需要懂日语又能帮他们做事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组织接头、传递消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为钱所困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愿意为蛇头的偷渡活动充当中间联络员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刚来日本时或许都是挺不错的留学生，但是很快就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后终于走上这条不劳而获的路。而我，还算是成功地控制了自己。虽然我所做的事和色情业紧密相连，但这毕竟是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告诫自己的是，我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尽管有些行业的利润惊人，像这些蛇头几趟下来就能赚个上亿日元，但我宁愿靠自己站在街上努力引导路过的游客来获取报酬。
话说回来，那时我招聘引路人时，也不会考虑用这些偷渡者以及“黑”下来的非正式身份的留学生。在招聘广告发出以后，三天之内，我和托尼面试了二十来个应募者。其中，我只选中了一个叫杜伟的男孩子。他是东北吉林人，来日本留学半年多，一直在兼职做清洁员。我看好他的外表的忠厚，尽管托尼在私下里对我表示他可能有点木讷，不一定适合干这行，但我在陈海波的事件之后，决定把一个人的忠诚老实与否当做最重要的考量。杜伟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他的能力，可以在实践中锻炼。我相信只要他肯努力，歌舞伎町引路人的工作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第一个星期，杜伟的收入不大好，只有两万多，我从自己的钱包里给他掏了五万，因为那几天天气不好，客人较少。此外，对于以前连歌舞伎町都没怎么来过的他来说，最初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看着这个年轻人，我总会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样子，那时的我对周遭充满了同样的好奇和困惑。杜伟还是个懂礼貌的青年，对我和托尼都很尊敬。到了第一个月底，他的成绩渐渐好了起来，连起初对他不那么信任的托尼也夸奖他了。更有意思的是，杜伟年轻帅气，也得到了几位老板娘的青睐，或许是因为那些在风尘中经历多年的中年女人，对他这个单纯的小伙子格外喜欢吧。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风尘劫（6）
有一天，杜伟带着两个客人去了一家酒店之后，走到我身边，有些局促地说：
“李哥，刚才他们店的老板娘找我谈，让我去她店里帮忙。”
“哦？怎么说？”
“说一个月给我三十万，只是调调酒。”
“那不是挺好？”我笑着说。
他的脸红了：“我不会去的。”
“哈哈。怕什么？她又不会吃了你？”
“我觉得现在这样不错。真的。李哥。”
“那就好。”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
一个月后，杜伟的生意越做越好。凭着他的一脸诚恳和善良，许多外国游客都很乐意经他引导，到想去的店里消费。他的收入也一下子猛涨起来。
突然，有一天铃木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恶声恶气地说：“李，你怎么管教你那个小伙子的？居然让他搞我们头子的女儿？！”
“什么事？哪个小伙子？什么女儿？”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杜伟在歌舞伎町导游期间，结识了到这边来做社会调查的山口组一个小头目的女儿。那女孩儿在东京大学就读社会学，想做一个歌舞伎町外国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居然自己大着胆子就摸了进来，刚好遇上了在街头做导游的杜伟。也不知道是缘分，还是她故意的，居然就找上了杜伟，让他帮忙给介绍歌舞伎町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杜伟还一直防着她，可是，两个人在歌舞伎町里到处闲逛，日久生情，居然有了瓜葛。这事被那个小头目知道了，当即将女儿幽禁在家，而且，也给杜伟发出威胁。可是，杜伟居然是个直性子，似乎想模仿电影电视里那种英雄救美的故事，拼死也不愿意放弃那个日本女孩。结果，铃木也被动用起来，把消息传到我这儿，可能是真要动手了。
怪不得那段时间，我觉得杜伟有点魂不守舍的，原来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于是，我慌忙向铃木赔不是，说：“请您一定跟他们说，杜伟只是一时糊涂，我会让他忘了这件事的。有时间我请您吃顿饭。最近可是一直特别受您的照顾啊！”
铃木的声音多少变得婉转了一些，他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李君，你马上让那小子乖一点，不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我可没数。”
我低声下气地放下电话，慌忙拨了杜伟的手机，把他召到身边来。
杜伟接电话时声音就有点含糊，我当时还没在意。等他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面目清秀、人高马大的他居然一副萎缩的模样，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怎么了？要紧吗？”
他无言地摇了摇头，抹了一把唇边的淤血。
原来今天他在街头导游的时候，不知哪里钻出一群人，揪起他的衣领子就打，嘴里边还骂咧咧地叫着：“看你小子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幸亏旁边酒店的老板娘暗地里叫了警察，那群人见警察来了，才匆匆散去。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打成怎样呢。
“你知道是谁干的？”我试探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嘴里用中国话骂了一句：“操他狗日的！”
“是你惹上人家了吧？”我盯视着他的眼睛。
想不到他也用直愣愣的眼神盯着我。
我不动声色，继续盯着他看：“你要知道，这是日本人的地盘！”
他的眼神渐渐地缓和下来，眼睛斜觑着路边的招贴画，那招贴画上，一个拄着绅士棍、戴着绅士帽、留着小胡子的日本男人正笑容可掬地招手欢迎着迎面而来的游客。杜伟唉了一声，说：“李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劝勉他说：“女人还会有的。可你命就这么一条。歌舞伎町就是这么个地方。”
他点了点头：“谢谢你，李哥。”
“要紧吗？”我指指他身上的伤。
“没事！”他爽快地说，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杜伟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我后来约铃木和他一起出来吃了顿饭。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这里是江湖（1）
被金融风暴困扰的东南亚翻过了1997年的一页，199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经济萧条使得整个日本的消费市场都很低迷，它也像一片乌云那样笼罩在歌舞伎町上空。许多日本人经营的酒店不管规模大小，相继倒闭。而中国人开的酒店却急速取而代之，数量越来越多。在布满大大小小酒店的区役所大街上，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酒店相互抗衡的状态，但到了1998年，中国人开的酒店就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的按摩店也开始呈现燎原之势。在这之前占据主流的韩国按摩店虽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国店压了下去。
新宿歌舞伎町历来是寸土寸金，纵然经济不景气，地价房租也没有大幅的滑落。那些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除了一些老板娘身后有日本富翁支撑以外，其他人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呢？
只要是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面，每个月也要五六十万的房租，地点好的更贵些，而且在签约之前要缴纳十个月房租的押金，还不包括白给房东的礼金和给地产中介商的手续费，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七八百万根本就不要想开张，更何况还有装修、进货等费用。一家店开下来，一千万日元的投入也算平常。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就算从十年前开始打工，只要他的工作是合法的，扣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要想攒下这么多钱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在日本成功创业的，相反，此类例子也为数不少——有些头脑聪明或学有专长的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做贸易，或者搞技术，取得了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精英人物却是不会来歌舞伎町开酒店或按摩店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轮抢滩歌舞伎町的强猛攻势，连日本社会也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歌舞伎町能够如此财大气粗，投资千万还腰缠万贯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伪造电话卡、赌博游戏作弊等违法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像当年的范勇和陈海波那样，每个月的收入多则千万，少则百余万。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对于公用电话和赌博游戏厅加强了防范措施，他们基本上难以做钻空子的违法牟取行当，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以免坐吃山空，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了色情业。
中国人开办的色情业越来越兴盛，我们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些。而且，即使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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