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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町案内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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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分钟前，我们还是陌生人。但现在她却笑着说：“第一次见到你时，还以为你是名男招待。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发纸巾的。我每次看你工作得都很辛苦，就凭你的形象，去做个男招待一定能挣不少钱啊。”想不到她那么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有点羞涩地笑了。
那时，我也知道日本有一种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我们内地人称其中的男性为男妓，后来又叫鸭子或牛郎，我还听台湾人说什么“男公关”。如今的歌舞伎町已经有几十家这种俱乐部，但当时还只有几家，里面要数名为“爱”的那家俱乐部时间最久，也最有名。它最有趣的是把店里的很多男招待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挂在店外，我经过时也偶尔瞥一眼，觉得有的还真是不如我英俊呢。我从那家人妖俱乐部辞职出来后，还曾到那家店去面试过。可是，面试的结果因为我是个日语不流利的外国人而被拒绝。
我和她简略地说了那次面试的经历，她听了就笑：“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是不会要的。干脆跟我交个朋友吧！我叫苇子。走，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她这样热情主动地邀请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到了店里在陪人聊天的爱梅。
于是我只好搪塞说：“想去也没法去啊！我得工作，不然老板会生气的。”
“你这工作是按小时算吧？多少钱？”
“一小时一千。”我想了想。
“那我一小时付你五千怎么样？”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无力抗拒这样的款待
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接受她的邀请，去中国饭馆撮了一顿。我想就是吃顿饭嘛，“她”不是一样陪人吃饭赚钱吗？我也可以这样赚钱的！吃完饭，我和苇子回到相亲俱乐部门前，她似乎和我聊得很开心，向我摆摆手：“努力吧。我先走了，还会再来找你。”
我站在风中的街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于远处，不禁有点意乱神迷，我仰望着被霓虹照亮的天空，问自己：“这就叫飞来艳福？”
“我怎样？”苇子带着满足的表情问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
苇子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这次也是在深夜，她跑过来说：“走吧。去吃点东西。”我们去了旁边的一家“天下一品”的拉面馆，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吃下去，刚才还伫立在寒冬街头的我立刻有了精神。不是有句老话叫“饱暖思淫欲”么？长久以来跟爱梅的争吵，我们之间已经很久不做那事了。当我瞥见苇子在大衣领口后隐约的乳沟，我就感觉到我的体内那种莽撞的冲动。我想当时我是脸红了。
苇子或许看穿了我的心思：“你走开一两个小时没关系吧？”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便摇摇头，“没事。”
“那我带你去休息一下。”她笑了。
休息一下？我的身体更加紧张了。我回头望望那灯火辉煌的相亲俱乐部。那里，爱梅也许正跟哪个男客人亲昵，在一起聊天呢！苇子细白的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的心抑制不住地跳荡着。
“你来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我们出了店门，往歌舞伎町著名的建筑风林会馆方向走去，在那后面有很多家情人旅馆，包括我曾经打工的那家。进了一家旅馆的大门，我的脑中嗡地一阵乱响。现在回想起来，身为男人，有时候真的是只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的。
苇子交了两个小时“休息”的钱，拿了钥匙和我乘电梯上楼。在狭小的电梯空间里，我的身体已经有一部分迫不及待地要跳起来了。
进了房间，我打量着周围的陈设，和我原来打工的那家情人旅馆没太大的分别，但不同的是我现在不是清扫员，而是个客人。苇子脱掉大衣，说：“先去洗澡吧。”随后开始很自然地脱衣服。我在一旁还有些羞涩，三下五除二脱光了之后立即冲进了浴室。不一会儿，全身赤裸的苇子拉开门大大方方地进来，看到我箭在弦上的样子，哈哈笑了起来：“真可爱！”
洗完澡后的一个多小时，让我终身难忘。那晚我们做了两次。苇子向我展示了她娴熟的床上技巧。第一次，她主动为我口交。
我还曾自我吹嘘为情场高手，但此刻却知道，在性爱经验上，我不过是个小学生罢了。因为当苇子主动爱抚我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慌张。
此前，对于做爱方式，我的知识很少。在深圳的时候，虽然从一些香港传来的色情读物上看到了什么其他体位之类的内容，但在和妻子的实践中，我还是扭捏，甚至是愧疚。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同了。在歌舞伎町的中国按摩店里，我的那些年轻女同胞已经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为客人“各种服务”，只不过要带上套子；在新浪中文网站上，更是能看到详细介绍各种交合姿势的文章。
我必须承认，跟爱梅在一起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激情。苇子看来是在尽力地讨好我，她时不时发出娇媚的声音，问着：“好吗？有感觉吗？”我像一个童贞的无知少年，潜入了一阵无边的暖流，四面八方都有种要将我挤压揉捻的力量，而一种从未尝到过的可怕的快感袭击了我，并迅速扩展，以闪电般地速度征服了我的整个中枢神经。我的眼睛里只有她狂野的身体，脑海中完全失去了肉体交合之美以外的所有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在她的引导下，我们将战火燃遍整个房间。最后，我实在无力抗拒这样的款待……
“对了，中国话这个怎么说？”我们仰躺着，她突然变得像个提问的学生。
“做、爱。”我一字一顿地说。
“奏、爱？”她的模仿差一点。
“做、爱。”
“做、爱。”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比“男招待”更廉价的游戏对象
看着她那个认真的样子，我忽然有些感动，在她的身上，我仿佛找到了已经逝去的爱梅的影子。但令我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些。很快我发现，在我去浴室洗澡时，她将我脱下来的衣裤整整齐齐地叠好了，盥洗台前放的牙刷上已经挤好了牙膏。做爱后，她竟然还会温柔地为筋疲力尽的我按摩了十分钟。
现在我才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在日本人当中也是不多见的，但当时我错把这认为是所有日本女人所共有的特点。过去常听说“找老婆要找日本女人”的话，以至于在那一刻，我也是真动了娶个日本女人当老婆的心了。
从那一夜的鱼水之欢开始，我和苇子之间一发不可收拾，频繁见面。我似乎是追随着曾经深爱的爱梅的影子去的，似乎又不完全是。反正，我们在床上的时候，苇子让我忘记了所
有的烦恼。而且，我们的见面也不是在通常的那种情人旅馆了，而是西武新宿车站上面的“太子酒店”之类的高级宾馆。每次都是由苇子定房间，所有的花销也都由她出。在她的名牌钱包里，总是塞满厚厚一沓万元面值的钞票。除了饭钱、房钱以外，每次分手的时候，她还一定不忘了给我一两万块钱。
“拿着吧。一点零花钱！”苇子总是这样说。
从比自己年龄小的女人手里拿钱的滋味可并不好受，但当时我的确缺钱，所以只好微笑着接过来。我们在聊天时，她曾问过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在中国的时候喜欢摄影。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台佳能EOS摆在我的面前。这台照相机，至今我还留着做纪念。
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女人，哪来的那么多钱？我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苇子始终也没有透露她是做什么的，我猜想一定是做某一类色情业的。首先，因为我跟她见面基本上都是在深夜。而且，在歌舞伎町闲逛的年轻女人能那样花钱如流水的，几乎都是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在那个举国被钱烧得亢奋的泡沫经济时期，她们的收入之高超乎想象。何况，她那让我当即成为裙下俘虏的高超“性技巧”，可不是平常良家女子可能有的特长。
在电视节目上，我有时能看到那些新宿的“金牌男招待”接受采访，他们在过生日的一天之内，可能收到价值千万日元以上的礼物，送礼者有的是一些富可敌国的老太婆，有的是一些同样在色情业混迹的年轻女人。我对于苇子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个比“男招待”更廉价的游戏对象而已。
而我，却动了真情。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就此分飞（1）
我的“引路人”事业刚刚进入轨道，就有人出来挡道了。
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马来西亚华人开始时不时地找我的麻烦。
他以“风林会馆”一带为地盘，专门给一些脱衣舞场拉客。在我到来之前，他是歌舞伎町里唯一的华裔皮条客。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最初关系倒还处得不错，见面时还寒暄几句客套话。但自从我与脱衣舞场“T”有了回扣协定后，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有事没事地总在说我的坏话。我后来才辗转听说，我挨那伙日本人皮条客的打，也是这个能操几国语言、自称曾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的马来西亚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是那段时间开始，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骚扰事件。比如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有某个小痞子拍我的肩膀，刚一回头脸上就迎面挨上一拳；或者和人擦身走过时，突然股间被狠狠抓上一把，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现在想想，恐怕都是那家伙使的伎俩。然而，在我和真武开始频繁见面后，这一类令人恼怒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直到现在，这个马来西亚人还在歌舞伎町里混，可是，他也再不能构成对我的威胁。而我因为有了这个案内人的身份，自己每天都忙得头晕目眩，所以也就懒得再理会那样的小人了。
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深夜一点多，我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陪酒酒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开的倒有一百多家，多年后，我看报纸上披露，有一万多名台湾女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宿歌舞伎町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当时这些酒店都是我要活动的区域。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没接触过台湾人，难免有些好奇。认识的多了，我发现，如果对方愿意和我讲普通话的，大多是对大陆人有好感，比较亲切；要是碰上除了台语就说日语的，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甚至还有敌意。不过，大家在日本都是为了赚钱，基本的合作还是可以维持。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作契约，我用尽了全部的招数。有时我要请一些店的老板吃饭，有时要作为客人去消费一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要逐个到那些已有契约的店里收钱。在工作当中，我偶尔会与苇子幽会，吃饭或者做爱，另外，我心里也还挂念着“相亲俱乐部”里爱梅的情况。还有，“保护伞”的情绪也要照顾到，我时不时要去“上高地”咖啡店或“白木屋”居酒屋耐着性子听真武吹牛。一晃一夜就过去了。赶早班电车或骑自行车回到高田马场那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后，我倒头便睡。偶尔爱梅春心动了，我也要好好侍旨行事。然后便是昏天黑地地大睡。但是，不管睡得如何像死猪一般，我在中午一过就得睁开眼睛。简单吃点面包，喝杯牛奶，而后在下午三点赶到开门的“钱汤”去洗澡。洗完澡后，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就得赶回家，在镜子前精心将头发梳理成型。不管多忙，这一项内容都是不能怠慢的。
头发梳理整齐后，我换上西装，再重新奔往歌舞伎町。这就是我在那时每天的生活模式。那时，我已经知道爱梅怀了孕，虽然跟爱梅的关系已经很淡漠了，但是，带着就要当爸爸的激动和喜悦，我决心要更加加倍努力赚钱。
努力总会有回报，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突飞猛进地提高。渐渐的，我在这一带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我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1989年夏天起，除了第一番街之外，旁边的一条街也成了我的地盘。而且为了能拉到更多的客人，我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区役所大街上。一直到1990年初，与我签订成交回扣契约的店铺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家，相应的，我每个月的收入也大幅上涨。
仅仅站在大街上招呼招呼客人就能赚那么多的钱？当然没那么简单。很多同胞效仿我的样子，也开始干起引路人行当，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水平。对这一点，我很自信。
我的长处在哪里？首先在于表达能力。关于日本的色情业不同服务种类的内容，初来乍到的人肯定会面对一堆古怪的名词不明所以。我在开始拉客的时候也仅仅知道大概，就像当初对“相亲俱乐部”的认识，所以我不得不下力气先把概念搞明白。为此，我只得自己先掏腰包到各种各样的店里“消费”，以便掌握各个店的服务和特点。这也全赖我先前的一点资金基础。同时，日本有很多色情店铺不接待外国客人，对于这样的店铺我也要心里有数。如果是一般的陪酒酒店的话，倒用不着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因为价位和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陪酒小姐会跟客人去旅馆开房间，而有的不会。
但日本人开的性感澡堂、粉色沙龙什么的那些地方，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就很难向别人介绍。
自己进去花钱体验的另一个好处，是有益于与店里的人搞好关系。跟他们聊聊天、偶尔一起吃顿饭什么的，这些都是“套瓷”的诀窍。日本人，或者说我们东方人都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我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又为日后与新的店面签约打下成功的基础。
而且，作为“案内人”的引路，真的是一种功夫。比如说带客人去性感澡堂，有些拉客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某家店里具体有哪些服务、价格和时间的规定，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仅仅从价格来说，这种店有的只要一万多日元，有的却在十万日元左右。这些店的价格，有的分成入浴费和服务费两部分，前者少而后者多，一般是先消费后结账。那些为赚钱不择手段的皮条客，可能会只报前者的价格，想把客人先随便糊弄进去，但这很快就会带来纠纷。明明是总额需要两万日元的店，带客的却只提及入浴费为五千日元。当嫖客接受完服务打算离开时，突然要多收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当然会发火：“根本没听说还有别的费用啊！”这种争吵有过几次之后，店里自然不再愿意与这个拉客的继续合作。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就此分飞（2）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善后工作从不怠慢。当客人与店里发生矛盾、纠纷时，尤其是外国客人无法用日语与店家沟通的情况下，店里会立即拨打我的BP机，后来是手机。一接到电话，我会飞奔到店里，在他们之间做调停和翻译。这些努力做多了，店家和我之间会建立起信赖的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才是我干这行生存的基础。
除了提供色情服务的店铺以外，还有一些出售黄色录像、书刊的书店和成人性用品商店也与我有回扣契约关系。这种店，就更不能仅仅只把客人带进门就算完事，我与客人们一起进店，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向他们详细介绍商品的性能，在与店方讨价还价时为他们充当翻译。当然，客人如果不买东西，我是拿不到回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一个商品导购员。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五十来岁的香港客人，这位老兄大腹便便，两只手的十根手指恨不得全都戴上金灿灿的戒指，手腕和脖子上还套着粗粗的金链子。我看见他在一家性用品商店的门前转悠，立即走上前去，用广东话说：“老板，要不要进去看看？”
他登时眉开眼笑：“你是香港人？”
“不是啦。我只是会讲广东话。”我老实交代，“去看看？我给你翻译。”
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进了店门，转了一圈，指着“南极二号”问：
“这个扁娃娃是个什么玩意？”
“它跟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打开这个空气阀门，它就会膨胀成一个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的玩具人。然后，请注意下面这个孔，是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明白。请把手指放进去试试看，怎么样，感觉如何？是不是很好？”
我这样给他介绍着“玩具娃娃”，这个香港人捧腹大笑：
“噢！原来是这东西。比我老婆要强一百倍。买了！”
一桩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像这样的小商店给我的回扣是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客人买一万元的商品的话，我拿的回扣就是一千日元。
我的经营活动需要的不只是这些，还得辅以自我宣传。比方说我的名片。我独自做导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名片，而且第一次就印了五千张。在名片上面，我印上了自己的照片、富士山的画面、BP机号码。到了1993年，手机一开始上市，虽然价钱很贵，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将号码也增加上去。为什么印上自己的照片呢？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安心，这是建立信用的根本。至于印上富士山，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更是理所应当。富士山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最具有日本象征意义的风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NHK拍的连续剧都不会忘记，在描写70年代末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参观合影的往事时，要以富士山做背景。所以，我的名片也充分显示出了日本的特色。
发名片的对象当然也是各国华人。第一年每次五千张，我就增印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我给一万五千人发过名片。
每逢东京召开国际性的展销会或是举办大型商贸会议，就会有大量的华语圈的或其他地区的人踏入歌舞伎町。他们都是我的好主顾。
“你好！从台湾来的吧？吃饭了吗？”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看‘秀’或是‘喝花酒’？”
“知道日本的成年人玩具吧？带回去可是件不错的礼物。”
不管“商谈”是否成功，会不会被拒绝，我都无一例外地献上我的名片。有很多人当时虽然转身走了，可是随后却会打来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喂，你是李先生吗？那天在歌舞伎町，你给过我名片。当时因为有女同事在场，所以不好说。其实我很想去看看脱衣舞，今天能给介绍介绍或带我去吗？”
经过这样的努力，我的生意越做越兴旺。我的客人也不限于普通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著名人士。我带过香港警务署的高层人物去看脱衣舞，而以私人身份来日本的台湾当局官员在我介绍给他一家中国内地人开的酒店后非常高兴。像这些不平凡的客人，给的小费也会多得让人吃惊。
给我印象最深的名人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导演。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就此分飞（3）
我原本就喜欢看电影，来日本后，这位大导演的电影一部不落。当他出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XX导演，我是你的崇拜者，能给签个名吗？”
我兴奋地上前打招呼。他表现得很随和，一点也没有架子，在我的名片反面签了名。这张名片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
他对我这个在异国他乡做着一种“另类”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很感兴趣，他提了许多问题。
“你是从国内来的？”
“老家是哪的？”
“你在这儿干吗呢？”
“做什么工作？”
能跟他说话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免费做“导游”。
“我在日本的服装设计学校留学，晚上在歌舞伎町做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挣点学费和生活费。您想去哪里？这里我熟极了，哪儿我都能带你去。”
他提出想去脱衣舞场看看。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欲望，我想不如说是他作为导演的体验生活和受到“探究心”的驱使。他对日本这个邻邦的风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后，他几次来日，每回我都会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去过男同性恋俱乐部、人妖酒店、SM咖啡店等处。他每次都认真地仔细观察着一切，最后笑着和我道别：
“小李！谢谢你！又让我长了次见识。多保重啊！”
我还有过国家元首级别的客人。那是在1989年昭和天皇驾崩之时，某国国王在十几名耳朵上戴着耳机的保镖簇拥下出现在歌舞伎町。
我用蹩脚的英语向其中一个保镖试着搭腔：
“要不要看现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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