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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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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应台
自序：我的第一本书
辑一 上海
第1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第2节 啊，上海男人！
第3节 我的不安
第4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第5节 上海的一日
辑二 北京
第1节 吵架
第2节 蝉鸣
第3节 电梯小姐
第4节 打架
辑三 星洲
第1节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第2节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辑四 思路
第1节 我的十年回首
第2节 反省之可疑
第3节 崇明岛在哪里？
第4节 懵懂的时候
第5节 金钱，使人腐败？
第6节 版权所有，请尊重
第7节 论公共空间之必要
第8节 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
第9节 致命的星空
第10节 人真的很脏
第11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第12节 一本书的背后
第13节 一株湖北的竹子
第14节 向往
第15节 苏州的识者
第16节 干杯吧，托玛斯·曼！
第17节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第18节 诗人刚走，马上回来
第19节 小城思索
辑五 独自
第1节 秋天
第2节 讣闻
第3节 共行一段——与周天健先生告别
第4节 软枝黄蝉
第5节 南部来的女孩
第6节 彼黍离离
第7节 蜜蜂和狗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自序：我的第一本书
《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1995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1995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世纪，生命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
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
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1998年9月10日
第1节 初识
——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年6月19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一）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
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
永远前进
宝冶读者
1996。6。21草
读者来信（二）
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第2节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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