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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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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母语故乡……
张岱年轻时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感，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一种跨代的呼应。“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边缘人。
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的改朝换代里，都有一群人跃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来到台湾，大陆人掌握主流，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庭小康、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50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庭，变成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的农舍里，靠酒精炉烧饭煮菜，晚上点油灯……，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种边缘人，你看余光中的诗：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动乱中来到小岛，他马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那些无法从失语症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记得。
哈，托玛斯·曼！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毕竟他才在1929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奋的美国人说：“Welcome home！”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我还宁可死在瑞士！”
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 Claudel比较，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
巨大如托玛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
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
“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
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
这一切，不就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
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
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
译本
我？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汽车横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
干杯吧，托玛斯·曼！
1996年
放逐与自我放逐
何怀硕
龙应台女士《干杯吧，托马斯·曼！》一文用到“放逐”两字，大有分教。
“发配沧州”、“流放西伯利亚”或“贬谪潮州”等不同情况的“放逐”，都有某些共同本质。放逐是掌权者对仇人、异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惩罚之一种，由不得被惩罚者选择，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后边鄙，便是蛮荒鸟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专制或暴政之下，被放逐者多为才人志士，受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多以美、法等富强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的第三种。即是在前面两种坚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出，志行之高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
若非上述种种，老实说根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来鱼目混珠。
半世纪以来，吾族中人为了避祸、生存、安宁、发展、深造、事业、致富等等不同动机，通过种种不同途径，出奔或移居外国者，人数为历史上所空前。人往“佳”处走，无可非议。尤其在此地球村的当代，异国通婚，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择木而栖，何况聪明透顶的人类。弃贫陋而慕富美，厌落后而趋先进，舍忧患而求安乐，也是人性之常。不过，我们许多成为外国人的“中国人”（其实只能说是“华裔”）有些不寻常。比如说有所谓“侨选立委”。既为外国人，却仍可当本国民意代表，参与国政决策。每逢选举，海外华裔外国人争相表态支持或反对某党某人，这不啻外国人干政。这些华裔外国人回国，或称“侨领”，或为“旅美、旅欧学人”。他们自己与本国人都忘了他们“外国客人”的身分，而且好像是更“高档”的“中国人”。他们回来指指点点，声音都特别响亮。平心而论，在外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化外籍的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确比国内芸芸众生优秀；他们对本土某些贡献不应忽视而应感谢；他们对本国社会、文化的批评也常令人折服。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肯面对。那就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都厌弃落后与忧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能先进安乐得起来？他们既不肯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既做了外国人，除了像文化交流中外国专家嘉惠落后国家那样的往来之外，其他的“利益”又岂能伸手攫取而毫无自疚？但是我们多的是这种占两种便宜的“高级华人”。
既选择各方面最好的国家去认同，又不肯与世无争，常常回来做高档的“中国人”，名利双收，来往尽是本国的名流显要，到处有掌声相随，就因为许多羡慕的眼神争睹先进文化的中文“译本”。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不是“译本”所能解除。而当本土灾难的时候，“译本”又将还原为先进国的“文本”。放逐者的行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精明与“高档”。自称“放逐”，那是笑话。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我们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灵魂都在外国先进文化的“译本”那儿吗？这些“译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心忍受着“放逐”的煎熬吗？
我要学龙应台的名作标题（她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对所有的中国人说：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兄弟之间还要制造民族的苦难？”
但愿所有认同中国文化，愿为创造明日有希望的中国文化，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两岸）奋斗的同胞，携手共同革除中国文化社会新旧的积弊，追求全民族的进步与光荣，捐弃成见，以兄弟相待。我们如果挑起战争，中华民族将又成新世纪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我们又要损失多少精英去做西方文化的“译本”，而使多少中国人永远自感低人一档。
（原载1996年台北《中国时报》）
第17节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怀硕老友：
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
被迫这样的披露自己，使我觉得尴尬而愚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吗，怀硕？你谈的还是“拥抱苦难的人民”、“使命感与牺牲奉献”、“改造社会”……这完全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语言，从古时的士大夫到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的台湾。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觉与身分：人民是苦难而无能的，而掌有知识权力的精英必须去“拥抱”、“牺牲奉献”、“改造”人民。但是90年代的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识权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难无能，知识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谁需要谁的“拥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拥抱吧！
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那个等待英雄拯救与拥抱的阶段。
你还认为，“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当的报国方式。对不起，怀硕，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应该无所不容；即使是一个对报国毫无兴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报国的人更有无限的可能。托玛斯·曼对德语文化的付出超过千百个他的同侪；但是托玛斯·曼入了美国籍，他正是你所指责的“外国人”！
至于微小的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在飞往台湾的半路上，我不屑于告诉你这是什么“共赴国难”；我不是个爱国红卫兵。我为私人的理由去国，也为私人的理由归国。我的归国，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想念黑巷里的茉莉花香和清晨街头的油条烧饼，也不见得比什么“拥抱苦难的人民”来得不崇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后都无非要为卑微而平凡的个人服务。
谁说回馈社会只有一个模式？一个健康而自信的社会应该可以告诉它的人民：“海阔天空，发展去吧！”回馈来得自然，无需强求。只有极度贫乏而自卑的社会才会在自己周围建起围墙，划清我族异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争气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围墙内。已经开阔了胸襟的台湾人，更没有自卑的理由。
你说呢，好朋友？
应台（1996年）
龙应台，干吗生气？
何怀硕
十年前，龙应台《野火集》特大畅销。因为里面选了我一篇小文，自感与有荣焉。后来又承邀写了一篇表达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为她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后，我对她《谈放逐中的写作》有点议论批评，龙应台立刻闻过则怒说：你没长进。我有点错愕。如果要“有长进”，大概只有鼓掌不断。不过，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长进”呢？
什么叫“人身攻击”？龙应台当然不会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击却反指别人如此，这算什么？拙文谈“侨选立委”及华裔外国人介入台湾选举或不当的政治表态，说那“不啻外国人干政”，不对吗？其人既不与本土人民共祸福，又不纳税，凭什么伸手涉足？凭什么支持这，反对那？至于并无政治野心、纯粹做文化与社会批评者，只要有根据，说得中肯，即使是当年批评有人情味而没公德心的那位真正的外国人我们还不是赞赏感激？《野火集》不是大为畅销吗？有谁说过“外国人”就不准批评？何况龙应台到现在仍是中国人。
“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干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
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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