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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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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告诉你，初秋是怎么转入深秋的。
初秋的天空是蓝色的，没有云的遮挡，喷射机恣意地在天幕上划下白线。阳光挥霍瀑洒，刷亮了所有的树叶，树叶是千万片的红黄金紫，在空中风中绚烂地翻动。
我们到森林里寻找栗子。栗子有两种，圆滚滚、滑溜漂亮的，可以玩不可以吃。尖头涩皮不好看的，可以吃不怎么好玩。栗子藏在剑拔弩张的青色刺球里，非常扎手。可是到了初秋与深秋的中间，刺球熟得忍不住了，随着一阵风就脱离了枝干，像巨大的雨点劈哩啪啦打向地面；接触地面的一刻，刺球炸开，像所有成熟的东西把自己豁出去的那个刹那。
已经炸开的青青刺球，只需要用脚蹂踩几下，里头的栗子就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孩子的手，将它掷进篮子里。
森林潮湿而柔软的地面上到处长着蘑菇，有些雪白可爱，有些艳丽得令人害怕。栗子树干上有磨擦的痕迹，那是野猪在夜里磨搓它的白牙。凹凸不平的泥径上浮着脚印，较大的是鹿蹄，较小的是狐狸的前脚；蹄肉的印子较深，脚趾的印子较浅。只有人类留下的足迹不是原始的接触，看不见脚趾和脚跟的肉痕，只有橡皮鞋底各种机器辗出来的花纹。
又是一颗刺球吗，在路边？但是那边站着的分明是株橡树，不是栗树。而且这颗刺球不是青色，是褐色的；体积，也太大了。
它动了一下。是只刺猬哩！一发现它是刺猬，又觉得它太小，这是一只初生的幼儿刺猬呢，干什么孤孤单单地守在路旁？
我们蹲下来，静静地看着它。它全身披盖的刺，随着呼吸微微地起伏，可是它不走，就在几丛白色的蘑菇旁边。它受了伤吗，妈妈？
我不知道。这小家伙一身是刺，我们也不能将它像小鸟一样放在手掌里翻过来看一看。天色已暗，是回家的时候了。
天色暗下来，下了一夜的雨。一夜湿雨打下了满山斑斓的叶子。第二天人们醒来，发现天空阴霾晦暗，山已空，所有的叶子都在脚下。深秋了，只是一夜之间。
水汽蒸发了之后，地上的叶子因为干燥而卷起来。叶子层层叠叠，盖佳了人们的脚。走过来走过去的脚涉在叶子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干叶声，声音脆而响亮，使得边走边谈的人要提高说话的音量。
树空了，露出枝桠间一团一团松松的鸟窝，映着背后的天色，特别明显。不再有野果可吃的鸟儿现在要开始探访人家的阳台；阳台上，人们洒了些玉米粒，帮助鸟儿过冬。
苹果树上最后一个苹果也终于掉了下来，噗卟一声，滚到池塘边。池塘里的睡莲叶子早已枯黄，只是仍旧漂在水上，红色的金鱼仍旧不时从叶沿冒出来。那水，一天比一天冷，金鱼的体温也一天比一天低，它得在结冰的池里过冬呢。
深秋，万木摇落，我到收割后的玉米田里去行走。啊，也是一片生命挥霍干净之后的萧索凄清，令人低头不想说话。
但是野地里有落下来的玉米，澄亮的玉米裹在枯黄的叶夹里；捡了几根，扎在一起，想带回去挂在厨房壁上。
更暗的冬天不远。
1996年
第2节 讣闻
我喜欢读讣闻。尤其喜欢在一天的开始，在早餐桌上，边喝咖啡，边读讣闻。
在这个阴霾的深秋，波希尼亚烽火连天，有些人匆匆走了，看不见战争的结束：
法朗克·路根，今年六十二岁，死于癌症。在讣闻的左上角，有两三行大概是法朗克自己选的最后的赠言：
对喜欢我的人们，我告辞；对我无意中得罪过的人们，我请求原谅。
讣闻的下方，则是未亡人的话了：
葬礼将在12月7日下午举行，朋友们若是除了鲜花之外还希望有所表示，最能安慰死者的莫过于，您将赠款汇入秘鲁的孤儿院，帐户号码8035959
和法朗克一块儿走的，还有六十一岁的赫斯特·舒曼。他是怎么死的，讣闻没说，但是在讣闻的右上角，你看：
什么东西都有它的时间天空底下任何事情有它的时辰生的时辰死的时辰
讣闻中，舒曼的家属说：“请朋友们将买鲜花和花圈的钱捐给儿童癌症协会，帐户81828。”
留下人间的繁华，独自走进黑暗的，还有七十二岁的卡尔·魏林格。魏林格是个作家，也是个被挚爱的丈夫、父亲、祖父。是他自己的心意吧？
是走的时候了／我走向死亡，你们向生／我们之间，究竟谁的运气较好／那只有上帝能决定。
这不是苏格拉底的话吗？
一个特别小的方块里，有三句干净利落的话；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个别致的离婚告白呢：“我不再希望／我不再恐惧／我自由了！”是死亡的独白。
旅行的时候，我会为一个墓园特别下车。譬如上个月，在德法边境，荒凉的小路上，突然看见一个画着十字架的木脾：“德国军人公墓”。在法国的德军公墓？就好像在中国撞见一个日本皇军公墓一样，非找到不可。
公墓在一个安静的绿色山坡上，巨大的栗子树摇晃着颜色斑驳的叶子，长着刺的栗子从坡上滚下来，铺了路面，被车轮碾碎。
安静得只有风声。
好几百个石碑，整齐地竖立。墓碑上刻的日期，有生的年月日；死的日子，却只是一个笼统的1918。步兵，骑士，炮手，军官，甚至还有一个伙夫，在战火中倒下，没人知道在哪一天，哪一个月，1918是他们共同的命运。全是二十二三岁的大孩子。
北角有一个花圃。花圃边上一个黑色的石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花圃。在花圃下面，埋着两百九十个不知姓名、不知来历的士兵，不知生辰，不知死期，不知他们的父母儿女，不知他们最后的愿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是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
墓园的出口有一个本子：《访客留言》。大多数的访客写上几句战争如何如何愚蠢等等，只有一个人，笔迹潦草，像来自一只颤抖年迈的手：
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小叔的墓，安息吧，我亲爱的叔叔！
我喜欢读讣闻，我喜欢在墓园里散步。面对死亡，不清醒也不行。
1996年
第3节 共行一段
——与周天健先生告别
在人生的行旅中踽踽前行，一路上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牵手终身，或者擦身而过，或者共行一段，或者惊鸿一瞥。大多数的人，像传真纸上的黑墨一样，当时鲜明，后来悯然，墨迹再浓也抵不过时间的消灭。有些人，即使是吉光片羽的交会，却纳入了记忆的盒子。盒子在岁月里尘封，但并不消失。它只是等待，等待你有一天不小心碰倒了盒子，里头的东西，所有你以为早已忘怀了的东西，撤了出来，清清楚楚在眼前，消失的竟然是时间。
大学刚毕业的我提着行囊到新竹的交大去报到。院长室隔成两间，里间是院长——其实也就是校长，那时交大只有工学院的办公室，外间是秘书室。两张极大的原木桌并在一起，一张属于院长的资深中文秘书，一张属于新聘的英文秘书。我只能假想在1974年9月的那一个日子里。周秘书怎么看那踏进门来二十二岁的女秘书。她竟然像学生一样还穿着不怎么干净的牛仔裤和凉鞋，显然还不懂得社会有社会的规矩。她短发齐耳，年轻得可以，脸上既是懵懂，又是好奇。她大概很礼貌地和长辈周秘书打了招呼，坐进了旋转椅，然后问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做。
周秘书捧过去一大叠公文，“练习盖章吧！”他说。
她盖了一上午的章，不知道盖的是些什么东西。周秘书抽着烟，很有兴味地看着她一页一页翻着盖章。不写英文信件，不招待外国客人的时候，她就帮着盖章，盖章，盖章。
她盖章的时候，他就抽着烟讲故事，讲文学上的典故、讲乡野传奇。一天下午，他不知说什么说到十只狐狸精，“……只见它一只尖嘴巴，一束大尾巴，一溜烟就不见了。”语言太传神，小秘书从公文堆里猛然抬头，仿佛寻找狐狸的影子，他瞪着眼，“真的，一点儿也没骗你。”
他写诗，旧诗。小秘书求着要看，他就给了她一卷一卷的手稿。二十年后的今天，他诗中的一句，毫无来由地，仍旧留在她短浅的记忆里：“起引茶缸坐向晨”，写的是失眠，写的是与孤独相对的苦茶和香烟。他的孤独，二十年之后她才恍然，是一种遗民的孤独吧！他的诗稿，小秘书能领略其中情怀者不过十之一二。她不知道周秘书曾是“江西九江小神童”，不知道他曾是“江西才子”，不知道他“诗可成家”。读了外文想出国留学的小秘书，即使知道眼前这位长辈是一代才子，“才子”在台湾的现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或许反而要问。
粗枝大叶的小秘书丢三丢四的，最重要的信件都会被她归档而归得不知去向。周秘书从来不曾批评过她，却总以一种带点惊讶的，研究的，觉得饶有趣味的眼光看这个年轻一代的种种作为。然后有一天，正埋首批改期末国文试卷的周秘书突然抬起头来，说，“我过来看看这个。”
他的学生之一在期末考卷的底端多写了几句话：很仰慕周老师对面那位英文女秘书，可是害羞，请老师介绍云云。周老师的眉批是用红笔写的，彼姝出国在即云云，大意是说，反正人就要走了，劝你还是另找目标吧。
“彼姝？”我是“彼姝”？
“哈，”周秘书笑着，吸一口烟，“你知道‘姝’的意思吗？”
小秘书摇头。
“《邶风·静女》传曰：姝，美色也。”他得意地念着，“总不能称‘该女’吧？”
“彼姝”出国，走上了不可预见的旅程，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擦身而过，或者共行一段，或者惊鸿一瞥；忘记了大多数的人，可是，不清楚什么原因，她一直记得坐她对面的周秘书。她对他了解如此之少，不知他家中有谁，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丈夫，父亲，朋友，不知他正直或虚伪，道德或不道德。但是在时光的河流里，她一直记得他，记得他的雍容大度，记得他的温煦善良，记得他写诗的热情与孤独。好几次，当她从海外回来，她想找找他，不为什么，也许就问问他知不知道当年他盖的是些什么章。
我当然不曾去找过他；像人生里许多其他的事情，愿望与梦想，憎恶与欢喜，都是电光火石，从指缝间流走，悯然不知，能握住的本来极少。漫漫二十年，不曾给过他一个字；今晨偶翻报纸，知道他走了，在江西老家。啊，难道，当年“起引茶缸坐向晨”的彻夜不寐还有诗以外的原因？
周先生不知道他在一个小秘书的旅程上留下了一点足迹，就譬如我不知道我的脚印留在哪个偶然的交错的蹊径。也没什么遗憾，这趟旅程本来就无从规划。
1996年
第4节 软枝黄蝉
“你也流亡吗？”
他们索性笑出声来，一点儿也不掩饰眼中的讪笑和嘲讽。
12月底，海德堡大学开了一个流亡作家的讨论会，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从这里开始。
我则继续干我的活；在厨房里和孩子们烤蛋糕，在市场里找某一种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里和学生谈台湾文学。一个有丈夫、有孩子、有职业的女人，你可以说她拥有整个世界，但她失去了时间。我没有时间去问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他笑盈盈地说，“我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它漂亮。”
几朵蓓蕾像细小的海螺似的层层窝卷着，只有一朵盛开着。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质感类似最柔软的金丝绒布；花瓣的蒂处呈深杯型，里头刚好容得下三只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闭着眼，给我一百种花我都喊得出：这个，这个就是软枝黄蝉……
给花徐徐浇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鹅黄金丝绒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窜爬。
我开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么叫流亡呢？不过是迫不得已地离乡背井，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语言文化都属陌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生存意义成为一个孤岛。如果我不曾流亡，为什么又四十年来一直此身若寄？
对身边的玩伴们，我有着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个学童，大约只有一个“外省人”，五十九个本省人。什么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镇里头大街上的香铺、杂货店，或者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瞧，他们的房子里面，墙上总有一帧又一帧瘪着嘴的老人的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里头不是有栋玉兰，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开着奶油色的花，发着包不住的浓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里。然后小伙伴不经意地告诉你：
“那含笑啊？三叔公种的，他小时候种的。”
檐下墙角，总坐着一个黑衫黑裤的老阿婆或老阿公，搂着花猫打着盹或呼噜呼噜抽着旱烟。屋子里通常是幽暗的，神秘的藏着因年代久远而乌黑发亮的橱柜；那是祖母带过来的嫁妆。
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任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前任可能是夫妻俩，你们却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于是那作母亲的，将厨房后墙打通，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女儿若大了一点，就在某个角落里牵上一根麻绳、披上一块布帘，作为闺房。
公家房子，所以墙上都是钉子，有的生了锈，有的还新亮，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打的洞。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框痕，曾经挂过什么人的什么照片或奖状。现在又拆走了。而你们能挂上去的，顶多不过一张全家福，或许竟有父母在逃难前有预感似的补拍的一张结婚照。其他就没有了；总不能把奶奶临走裁的一只布鞋底挂在墙上吧？墙，国家说是穷，长年不修，残破不堪。墙里头破棉絮似的干裂土块不时纷纷落下，睡觉时，落得你一头一脸。
公家房子，所以院落里——如果竟然有院落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长得大、会开花的树；屋子里的人两三年一换，种子尚未抽苗，人已远离；谁去种树？为谁种树？
本省人，就是那在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我们念。水光潋滟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狭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晃动的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祈祷、跪拜、烧纸……一霎时，千百道青烟如丝如缕卷上天幕；在漠漠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青烟像一只只渴求到达、渴求触摸的柔弱无骨的手臂。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里的人们。
本省人，也是那时不时会请丧假的人。请了丧假的孩子好几天不出现。出现时，着卡其制服的臂上别着一枚素色的小绒花。老师蹬过去摸摸他头，告诉他不必当值日生，早早回家去吧！
一有假期，本省人就是那大包小包要去看亲戚的人。阿婶一家人住在乌日，我们要坐火车去，火车坐了还要换台车，小玩伴说，所以明天不能跟你玩。她的眼睛晶亮，想着阿婶家整个晒谷场上追逐嘶喊的堂兄堂弟表姊表妹还有叫不出辈分的小萝卜头们。小玩伴的妈妈在一旁打点东西，掐着指头计算她应该备礼的人头：阿婶阿叔阿舅阿嫂阿兄侄儿侄女堂兄弟堂姊妹三叔公……。一块大花布摊开在木床上，刚出笼的红稞等着要包。两只鹅已经脚对脚地绑在厨房柱下，不时发出拍动翅膀的声音。
木麻黄下的小女孩，和那死去的人没有关联，对那活着的人也觉得陌生。玩伴口中的婶叔舅姑甥孙等等最亲呢的呼唤，于你只是空洞而抽象的名词。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像是课本里的东西，而课本里的东西都带点假。玩伴对你挥挥手。“怎么他们亲戚那么多？”你不了解自己的情绪，只是百般无奈地回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去。
难道，公家宿舍里就没有和你一样孤立的孩子吗？有是有，可是，不知怎么的，那些孩子，总是有的刚来，有的刚走；刚来的还不熟悉，刚走的已永远走出你的人生，虽然你还懵然无知。而你自己，也总是刚从某个地方来，或者马上要离开这里到某个地方去。和公家宿舍里的谁刚刚交换完“我永远和你好”的信物，刚刚勾过手指，不是他要走了，就是你要走了。有一个孩子走得更离奇。考上了初中没钱交学费，作基层警员的爸爸跨上摩托车，带着孩子去四处借钱，被火车撞上，听说孩子的头倒插在柔软的稻田里。他就这样走了。
年纪小小的，你就发现，原来“永远”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样，还没吃就要溶化。年纪小小的，你已经觉得人海茫茫，你像一条飘荡的小船，找不到停靠的陆地。所有以为是陆地的东西，其实都会突然漂走，连声招呼都不必打。
所有的陆地其实都是孤岛。
你不理解为什么永远是你，两耳发热、两眼发直，被一个莫测高深的老师带到大众面前：
“同学们，让我们欢迎新同学……”
你是永远的插班生。孩子们用好奇而热烈的眼光盯着你。趁着老师转身写名字的时候，有人大胆而俏皮地喊了一声：
“外省仔！”
你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就知道了呢？孩子没有恶意，只是再度提醒你，你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你们彼此都还不理解的距离。而他们如此庞大，如此的彼此熟悉，你却渺小，孤单。不过，你以为所有的“外省仔”都是孤单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个村子，名叫眷村。
外省孩子竟然有他们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围墙、自己的杂货店、中肉面馆、脚踏车店；竟然有这么一所学校，里头全是“外省仔”，没有祖宅和田地、没有丧假和亲戚的外省孩子。他们都说着和你一样利落的国语，还有好多你没听过的辞，譬如“屌”。他们的爸爸不说“干你娘”而说“操你妈个B”。他们的妈妈穿着旗袍，脸上红红白白的化着妆，坐着打麻将。他们也说：“哼！我妈说这算什么古董！拿给她家喂狗都嫌太粗，我妈说的，在大陆的时候。”
我竟然是属于他们的吗？你惊讶的自问，然而语音未落就已发觉，眷村自成一个孤岛，你不住在那家“老家牛肉面”的方圆五里之内，就是孤岛外的孤岛。
眷村的男孩子穿着汗衫球鞋一天到晚打篮球，或打架；眷村的女孩子骑着屁股翘得极高的自行车，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迷你裙，不是赶舞会就是谈恋爱。你觉得他们的男孩子流气，女孩子俗气，哎，还真不如本省孩子的土气，你觉得自己比较清高，有点儿不屑；看着眷村的孩子狐群狗党、目中无人地呼啸而过，你退闪一边，不说话，感觉就像目送一列你该搭上而未搭上的火车弃你而去，载着满车快乐的人群。
回到那土气的乡下孩子身边，插班生一会儿也就有了自己的朋友。有时候，你和他们是一体的，一块儿在溪里捞虾，在田里烤番薯，一块儿翻墙偷闯戏院。有时候，你只能退到木麻黄树下，一旁看着：看他们摆小儿的满月酒，看他们穿孝服办丧事，看他们上坟扫墓、进庙烧香。
镇上要作醮了，整个小镇骚动起来。大人把裤管卷上膝盖，大碗喝酒，争论谁该是下任炉主。小孩兴奋莫名往大庙和武术馆中奔跑。敲鼓打锣的、抬神与踏火的、进香的捐贡的……镇上的颜色凭空多彩起来，鼓乐声激动着人的脸色，赤足的老人三三两两蹲在庙前交头接耳。这是节庆。什么节庆？庆祝什么？激动的人为什么而激动，祈祷的人为谁而祈祷？庙门为什么灵魂而开，王船为谁的鬼魂而烧？你不知道，也没人会告诉你。
春去秋来，看着神轿和锣鼓从你窗前一阵一阵流过，队伍里头有你熟悉的脸庞，他们的兴奋的脸庞。人们说这是民间信仰，但你显然不属于这个“民间”。疏离，造就了你一双冷眼。
有时候，你深深地惊讶自己竟然真是在这儿出生成长的人。
去国经年，总不免有人问起：“你思乡吗？”
我犹疑，不知从哪里说起。思乡总得先有乡可思，我的乡在哪里？是那遍布全省一处又一处的公家宿舍吗？我的乡人是谁？那不是刚来就是刚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吗？还是那在水光天色之间焚香的人？还是那在锣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过的人？我认识他们他们又认识我吗？思“乡”，如果没有一条熟悉的路，没有一盏认得的灯，没有一条用脚板测过深浅的小溪，如果没有一个叫得出的名字、一个记得起的青梅竹马，没有一个依稀认得出你面孔的老者——还能称“乡”吗？
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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