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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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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逻辑很简单
整个逻辑很简单。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把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尽管如此，新加坡从来不敢以整个亚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个小国，但小国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构成外国人阻止它说出心里话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价值现强加在亚洲国家身上，以及吁请西方应该学习尊重亚洲国家的不同，点，并不是新加坡独创的言论。事实证明，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不断提出同样的言论；就连很需要美国照顾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必要时提醒西方，亚洲价值观必须受到尊重，而韩国和日本正是龙应台所谓“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国家。
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
所以，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要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说话。如果龙应台因新加坡没在发言支持多数亚洲国家的立场时，考虑她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地指责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过于自我膨胀。新加坡当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说话，凑巧的是，这也正是许多亚洲国家要说或已说过的话；
如果龙应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亚洲的情况，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说：“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说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亚洲说话，企图抹杀新加坡人以亚洲人身分说话的权利。
其实，新加坡的总理、内阁资政和部长在国际场合发言时，谈论亚洲价值现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是大力吁请西方国家到亚洲投资。由于新加坡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赢得西方国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资金引导到亚洲国家的角色。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贡献深表感激，它们不可能反对新加坡为亚洲进行宣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或许龙应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的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亚洲人说话
郭生
前几天的《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龙应台女士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龙文的主要论点有两点，一是新加坡没有资格做亚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训西方人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
我认为，凡是亚洲人，无论他来自富裕的日本，还是来自贫穷的柬埔寨还是老挝，当他面对一个或一群欧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亚洲人是怎样怎样的，这个并不过分。关键要看场合，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说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的，甚至“教训”欧洲人，我认为是理直气壮的行为，并不存在资格不资格的问题。
如果他跑到台湾，说我们亚洲人应该怎样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对亚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应当是允许的。
亚洲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大区域，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角度出发表达不同的亚洲文化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人表达亚洲文化价值现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个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用英语表达个人思想见解比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被称为新加坡奇迹，令很多世人瞩目。
新加坡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作为亚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较容易与西方人相处，西方人面对新加坡人的时候，不太会像面对其他亚洲人那样建立“心理壁垒”（因为新加坡人口中有欧洲人，也因为新加坡比较国际化）。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官员一开口讲话，西方人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共产党，接下来的逻辑是共产党即专制，心理上早已严阵以待，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文化差异这样的话题。他们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国与统一前的东德等同看待（如指责中国运动员服食禁药，他们不明白今天的中国已不需要靠运动员的优异表现来支撑国际威望）。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利害关系，即贸易与防务。文化交流限于民间层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还没有消除。
关于这一点，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优势，西方人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总是嘀咕，日本人说的“yes”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至于台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就不便在国际社会中“抛头露面”，像水底下的鱼，只要露出水面，就会有被强按下去的危险。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么其他亚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湾人喜用“肢体语言”和“街头打斗”来表达个性尊严与自由这种“民主”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丢尽了全世界华人的脸，给人强烈的印象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民主。
龙女士发此论，大概是因为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比较“抢镜头”（抢眼）。
对西方社会大声地宣扬亚洲人的文化价值现，应该是每个亚洲人的义务和职责。只要有机会，有适当场合，就应该大声地讲。因为，时至今日，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现差异还很大，西方人对亚洲人还是不理解。他们认为处死一个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们却认为，让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发展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民主，个性尊严和自由是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容忍别人与自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观点，这是最起码的。
（作者是中国大陆人）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雅瑶
南来移居狮城不觉已足七年之久，虽然还不是“红登记”的持有人，但感觉上这里已是我的家。偶尔遇上亲朋戚友，总被问及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好吗？是不是管得很严？会不会很闷？不冲厕所真的要罚款吗？曾读过一本外地杂志，似用嘲笑态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罚”。近日也在报上读到某些针对本地内政的意见舆论，这倒给我一个启示，什么是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认为只有亲身经历，才是最佳见证。
我不懂政治、经济，对文化、价值观等的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个负责煮饭烧菜、带孩子、做家务的平凡家庭主妇，没资格去评论、分析以上有关的课题，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确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并持之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范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满合理的。为了不致沦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纪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给阁下一个警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相信许多人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质素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爱吾土
李珏
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联合早报》转载）。批评与指责是龙女士的专业。她在《野火集》一书批评台湾，到了中国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地写了《吵架》（原刊于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报》），因此龙女士这篇《还好》不足为奇。
新加坡的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年代在美留学时，台湾来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起个洋名，“叫起来方便些。”（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惰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 Stone，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流士（Sibelius）的“Finlandia”。
和平之歌
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阳光普照松林
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阳光四射，且天色也蓝啊！
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
为着我的家园
为着别的土地同样献上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劲草
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骚的话，重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第2节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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