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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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十四、振兴中华提出四化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了。
　　周恩来是多么希望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地、持续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呀！在这个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正式向全国提出“四化”号召，是在1964年12月20日到10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在这次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再早一些，1963年1月底，他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过：“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最早讲“四化”是在1954年。这年9月2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从1954年起，在以后的20多年中，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周恩来先后讲过七次，内容越来越完整。“四化”终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
　　50年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周恩来一面认真地领导大家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面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他不断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指出不能说苏联怎么样，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和发展。他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跳出已有模式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新认识，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革命胜利了，怎样进行建设？苏联的经验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我国在革命战争年代，考虑过我国未来是要实现工业化的。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也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那时，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还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年建设的实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同志显然已在考虑“现代化”的要求了。周恩来1953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到了“国防现代化”。这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提到了“现代化”，并且讲了“工业化”同“现代化”的关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这说明当时的看法是，“现代化”是由“工业化”而来的，要由实现“工业化”而促进“现代化”。
　　在上面这些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根据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积累的经验，根据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实践的体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振奋人心激励斗志的奋斗目标。当时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原来的“工业化”的标准显然不能起到长期奋斗目标的作用。“工业化”的标准，如果按照苏联的百分比要求，即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占70％，我国达到这个要求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53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1949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1952年是28％左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时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0％到70％。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我国，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占56。7％。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083亿元，占65。6％。195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83亿元，占74。9％。所以，如果按照60％到70％的要求来说，1958年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1959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说过，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这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建议》要求“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引述了“八大”的方针：“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乎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奋斗的目标认识的深化，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当然，现代化的要求更为长远，更有号召力，更激奋人心；而现代化的目标一经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周恩来的认识也继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所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一项内容。这是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同时，这几个现代化的提法，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1957年8月13日到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预算以及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说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他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这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提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提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写上了要为这三个现代化而奋斗。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他说，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也就是耍重新提出1953、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但是，这个主张当时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讨论而成为统一的认识。这从1960年朱德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出来。这年9月，朱德接见和宴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致词中还是说“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直到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才恢复了1954年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边，把文化和科学联在一起提现代化，是并不很恰当的。周恩来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他说：“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