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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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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衣服 — 他们必须经受艰苦的磨练。他们得到很少的食品，便于以后能够在物品匮乏的情况下生存。谁要是觉得食品太少，他就必须自己去解决额外的食品问题 — 就像战争中的士兵。只有在偷窃时被捉住，才会受到惩罚。准军事的训练包括勇气的锻炼和角力。例如年轻人要经受鞭笞，谁能够经受最多的鞭笞而不喊痛，谁就是胜者。
这样的军队使斯巴达成为希腊的第一军事大国。但斯巴达在文化上的贡献却是微不足道的。
在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统治区域内，同样有社会骚乱，因为这里富有的贵族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但雅典的市民阶层却不想像斯巴达那样做出残暴的反应。为了不发生像斯巴达那样的起义，当然也必须做些什么：雅典人发明了被双方接受的仲裁人职位。聪慧的梭伦（公元前640—561年）就是这方面合适人选。他就任后决定，对土地的占有必须有所限制，限制富有的贵族购买越来越多的土地。沦为奴隶的贫穷农民得到了解放。负债的市民不许被当作奴隶贩卖；而且他们的债务也被免除。由他的前任德拉戈所颁布的严酷的刑法，也被梭伦废除。他制定的影响深远的法典，使雅典的未来不再由“神般”的国王或少数贵族来决定，而是由市民自己。他们每年至少召开四十次市民大会，讨论Polis的一切重要问题，通过法律决定战争与和平。日常的政府事务，由一个从有威望的市民中选出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是一个独立的市民法庭。就这样，梭伦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统治模式。人们称之为德谟科拉西，即“民主”。
从今天的角度看，雅典的民主还不够完善，因为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行使这个权力：即男性的自由民。所谓的雅典市民，指的就是他们。按照居统治地位的男子的观点，妇女不具备参与公众言论的能力，只能呆在家里，因而和奴隶及眉特肯（外来的陌生人）一样被排除在外。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种统治形式是非常先进的 — 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直到20世纪初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梭伦和他的后继人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所进行的改革，不仅导致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建立，而且还导致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 至少对雅典的市民。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命令和服从，而是言论的交锋。谁要是想说服别人，就必须掌握有力的论据，就必须有能力技巧地表达出来。这种公开的思考和言论，对事物从各个方面的分析，使得雅典人发明了哲学。它把思想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是就出现了对人和神、天和地的新的思考。公元前470和320年之间，雅典产生了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西方的思想。
同样在艺术和建筑中，雅典也创造了新的标准。阿克洛波里斯山丘上的神庙及庙中和雅典各广场上的雕像，成了欧洲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偶像和榜样。与此同时，希腊的诗人还写出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批杰作：荷马的英雄史诗《伊里亚斯》和《奥德赛》，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喜剧，每年都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进行演出，直至今天仍是世界各国剧院的保留剧目。
雅典市民的子孙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真正上学校的第一批人。他们的上学时间为七岁到十四岁。在学校里他们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而且对音乐教育也十分重视。每个男孩都必须至少学会吹笛子或弹里尔琴（一种小型竖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学习演讲术，并涉及希腊文学，特别是英雄诗史。重要的段落，希腊学生必须能够背诵下来。十四岁以后，主要进行体育教育。这种教育在“Gymnasion”（一种类似体育学校的场所）中进行。在那里的课程表上有体操、摔交、拳击、击剑、跑步、掷铁饼和标枪等项目。体能的锻炼一方面用于军事目的，因为每个市民都有保卫城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在体育学校里培养运动天才。谁要是能够成为优秀者，并在课外努力锻炼，就会有机会参加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对每一个希腊市民都是最大的荣誉。运动会期间，任何城邦都不许向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这时应该是和平时期，以便全希腊的优秀男子都有机会在体育竞赛中比试高低。胜利者将得到奖励，在家乡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他们不再交纳捐税，将得到他带来荣誉的国家的终身照顾。取得最佳体育成绩，在当时就是很值得的。
第一个世界帝国
罗马的标志是一只母狼，身下有两个男孩在吸吮它的乳汁。这幅图象源于一个传说：据说罗马是公元前753年由孪生兄弟罗慕洛斯和勒莫建立的，他们在婴儿时期被遗弃，在一只母狼哺育下长大。实际上，罗马的形成并没有多少传奇。人们现在估计，早在公元前800年，就有农民、牧民和渔民生活在台伯河沿岸山丘上的小村落中。从这个小小的开始，在后来的300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大城市，它和整个北部意大利一样处于埃特鲁斯坎人（意大利的第一个文明民族）的统治下。
大约在公元前510年，罗马人开始反抗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并推翻了残暴的国王。和雅典人一样，罗马人也不再愿意受一个国王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民主制度也并不符合他们的奋斗目标。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们选举了一个城市政府，为首的是两名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两人中任何一人没有另一人的同意都不能单独决策。这种制度旨在防止一个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但真正的权利却在参议院手中，这是一种会议形式，其中的终身制成员均是来自富有家庭（Patrizier）中的男子，普通人民的男子（Plebejer），虽然也可以在全会上发言，共同决定法律，选举市政府，但在罗马并不是所有的表决权都是等值的。一个十分烦琐的表决制度，保证了富有的罗马人永远占有多数，所有决议都是在他们的意志下做出的。
罗马的“res publica”（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实际是为富人服务的富人的事业。由于Plebejer长此下去越来越不满意，因此经常出现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虽然得到了多一些的权利，但根本的力量对比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Plebejer仍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估计，这是罗马的先进的法律起了作用，这是公元前450年在十二块石板上公布的法律。它保护市民不受专制的侵犯，保障他们的法律安全。不经过正式法律的程序，没有罪证，任何人都不受惩罚。这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当时来说却是一场革命。罗马的法律制度后来成了世界各国法律效仿的榜样。
罗马的新主人，很快就不能容忍他们只是很多城市中的一个。罗马必须成为意大利的第一大城。这个目标，他们想借助强大的军队得以实现。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使罗马的统治地域不断扩大，到公元前270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人口达三百万。一般情况下，被征服的城市，在内部仍然保持独立，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得以保持，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只需要向罗马交纳赋税，在战争时期提供兵源。通过这种“松散的关系”，罗马避免了武装反抗的发生。而且，人们在罗马的法律和高效的管理体制下，生活也比过去得到很多改善。
罗马统治了意大利的南端之后，又开始进攻西西里。这样就发生了和北非的迦太基人的冲突。迦太基在当时是西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航海和贸易强国。公元前264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损失惨重的战争，其中包括所谓的“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这场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原来属于迦太基控制的西西里和其他地区（如沙丁、科西加、西班牙和部分北非），都变成了罗马的省份。但罗马仍不肯罢手。他们还想把希腊和地中海东部各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这个目标。从此，他们称地中海为“Mare Nostrum”（我们的海）。
从罗马的征战中获利最多的是Patrizier。他们分配战利品，他们获得战俘，作为奴隶为他们劳动或出售。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批评Patrizier“贪婪无度”，说：“人人都在拿、抓和夺取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富人越来越富，而Plebejer却两手空空，或者像农民那样越来越穷，尽管他们经受了战争的主要负担。他们被迫连续出征作战，无数的人在战争中生病、受伤、残废，甚至再也不能返回家园。庄园荒废或者债台高筑，土地被大地主廉价收购。即使在停战期间返乡的农民可以经营他们的庄园，但也无法与大地主竞争。大庄园使用奴隶经营，成本越来越便宜，致使农民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因而越来越贫穷。很多人迁移到城市，希望在那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手艺人和大工场，宁肯使用无偿的奴隶为他们劳动，也不愿雇佣他们。作为没有工作的无产者 — “proletarii”— ，这些原来的农民每日为了简单的生存而奋斗，最终变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城市无产阶级。
这种发展，甚至一部分Patrizier都觉得不合适。这其中就有主张限制个人土地占有和财产的格拉古兄弟，他们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以便让贫穷的农民及其家庭重新获得生存的机会。但参议员们却反对进行改革。他们认为格拉古兄弟是危害国家制度的煽动民意分子。提比里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在市民会议上发言时，竟被殴打至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300名他的支持者。十二年以后，他的弟弟盖尤斯也不得不死去，同时还有他的3000个支持者也被处死。参议院无法制止罗马的市民分成了两派。后来的七十年里，暴力和内战成了政治生活的常事。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有这样的记载：“一切都变成了两派；共和国在两派之间走向没落。”
在一次这样的内战中，于公元前45年，战绩显赫的统帅尤利乌斯·恺撒脱颖而出。参议院任命他为执政官，任期十年，后来变成了终身职务。从形式上看，罗马一直还是一个共和国，但实际上，恺撒已经成为惟一的统治者 — 当然不是很长，因为一年之后他就在一次会议上被参议员们谋杀。
为了确定恺撒的接班人和未来的政治体制，又进行了多年的斗争。最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占据了优势，于公元前27年被参议院任命为“国家第一公民”。人们赋予他“大将军”（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的头衔和“奥古斯都”（至尊者）的荣誉称号。此外他又是恺撒名字的继承人。恺撒这个名字后来演变成为“皇帝”的代号。
奥古斯都从恺撒的命运中接受了教训。他不是锋芒毕露地显示自己的权势，而是安抚参议院和市民会议，让他们相信仍然在操纵罗马的命运，共和国仍在正常运行。但他是罗马军队的主帅和国库的主管，任何人都无法违反他的意志行事。罗马的“res publica”变成了君主国家，一切权力最终操纵在皇帝的手中。
奥古斯都在他漫长的执政时期里，不仅在政治上利用这个权力，而且也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他特别关注文学，把诗人召进宫中，为他创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在韦季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参与下，罗马的文学在公元一世纪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时期优秀的哲学家是塞涅卡，在史学领域，是历史学家李维乌斯和塔西佗，在很长时期里为主宰力量。
公元120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限。地中海沿岸所有国家，加上高卢（后来的法国）、日尔曼，直到莱茵河，以及大部分不列颠，巴尔干以及黑海和小亚西亚，均属罗马所有。聪明的皇帝知道，只用武力是不能统治这个巨大的国家的。因此，各个不同的民族继续允许保留他们的风俗习惯。但罗马的法律和钱币适用整个帝国，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崇拜罗马的神灵，当然最后一点最难加以控制。两个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和希腊文，通行整个帝国。这样很有利于贸易。此外，罗马很早就重视修筑道路，以便于其军队的快速运动。这个道路网也为通商带来了繁荣。同样为经济发展有利的，还有船运和港口，在和平时期得进一步扩建。
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罗马的各个省份从被占领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城市被新建和扩建，市中心大多为一个周围建有房屋的大广场，供召开政治会议或司法审判使用。手工作坊、商店、旅馆和公共浴池，都成了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某些房屋和输水管道，一直保留到今天，向人们展示了罗马建筑艺术的辉煌。
有权势的人和富人都住在豪华装修的大别墅中，均同公共的上下水道相连，甚至有自己的浴室和地面取暖设施；他们让奴隶为自己服务，充分享受生活。但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东西却少得可怜。农民、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也只能得到仅能糊口的报酬。在城市中，房租十分昂贵，很多家庭在大营房中租一间房子居住。尽管如此，大部分人总的说还是满意的，在皇帝统治时期的前250年里，没有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发生值得一提的骚乱、起义或内战。由于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皇帝 — 除极个别外 — 都没有发动远征战争，所以人们几乎在和平中生活了近200年的时间。
和平时代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没落，是皇帝软弱，内部困难和外部侵袭的结果。这其中也包括了产生于中东的耶稣基督的学说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并在罗马统治地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特别是对普通百姓，这个新的信仰是很有吸引力的，为他们的此生带来了慰籍，为来生预示了更为美好的前景。但罗马有自己的神灵，不想知道有什么新的上帝，因此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
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把帝国划分为四个宗教区域，任命四个主宰，以便于统治和防御。但不久这四个主宰就开始相互争斗起来，导致整个帝国的力量大大削弱。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登基，才重新统一了四个区域。为了在帝国内建立稳定的局势，他于公元313年宣布“宗教自由不受干涉”，并允许基督徒自由行使其宗教行为。君士坦丁大帝想让基督教为己所用，但实际上基督教在他的保护下很快就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大教。君士坦丁大帝又做出了另一个后果深远的决定：公元324年，他把拜占庭定为罗马的首都，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它位于战略极其重要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旁，形成了对东西方的钳制。君士坦丁大帝让人在首都修建豪华的建筑和设施，使其成为罗马统治制度同基督学说和希腊及东方文化相结合的体制。君士坦丁堡成了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东部很快就在经济和文化上超过了西部。帝国统一的纽带就是基督教；皇帝成了基督教会的监护人。
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牧首”，处于皇帝政令之下，但罗马的主教却不愿意。在信仰问题上他要求对教会和自己有终决权。他还指出，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圣徒彼得建立了罗马教会，并把罗马的基督教领导权赋予了他的接班人。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的主教后来获得了“教皇”的称号，从此被承认是西方教会的最高领袖。罗马不再是帝国的首都，作用也随之消失之后，直接走上了基督教会首府的道路。帝国的东部又发展了自己的教会，即“希腊东正教”。它的领袖是皇帝，作为上帝的代表，在肖像上始终带有光环。
就像年轻的基督教被分裂一样，罗马帝国也于公元395年再次分裂。它的西部一再受到日尔曼部族的袭击，力量日益削弱，崩溃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公元476年最后一个皇帝退位，西罗马帝国从此消亡。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尽管不断遭到外来的袭击和削弱，却仍然继续存在了1000年。它的艺术家和学者保护了被西方逐渐遗忘了的古希腊文明遗产。
两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这个时期，一个来自奥古斯都皇帝的训诫，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和重视。”圣诞故事都是从一个孩子在伯利恒的畜圈中诞生开始的。伯利恒位于巴勒斯坦，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份，皇帝命令进行人口普查，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臣民。然而，居住在伯利恒的犹太人不承认罗马的占领，并厌恶多神的宗教。他们早就只信仰一个神，那就是他们称之为的雅赫维。他们期望着神会派遣来一位“弥赛亚”来，即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救世主，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根据圣经的故事，在拿撒勒畜圈中诞生的耶稣很早就关注宗教问题。圣经中说，他“聪明过人，身上附着上帝的恩惠”，十二岁时就在神庙里和教师讨论问题，大家对他的理解力和回答惊奇不已。当耶稣大约十三岁时，认识了传道者约翰，不久自己也开始传道。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天父热爱他的所有子女，不管他们是谁或者做了什么。上帝的爱是无限的，谁能够悔过自己的罪孽，都会得到宽恕。耶稣布道时不像犹太教士和学者那样繁琐晦涩，而是使用普通人的语言；他把上帝的训诫编成关于农民、渔民、不听话的孩子和丢失的羊只的故事讲出来，连孩童都能听懂。根据圣经的描写，耶稣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特别是在贫穷和弱势人群当中。他们还欣慰地接受了天国即将来临的预言。在这样的国度里笼罩着和平和公正，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在相互爱慕中生活在一起。
耶稣的出现和他的学说，对犹太教士和罗马高层当局是一个挑衅。他遭到漫骂和嘲笑，最后不得不为传播信念而殉教。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信徒，特别是他的十二门徒，后来宣称，耶稣曾从死亡中复活，升天而去。对他们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渴望已久的弥赛亚，他的名字是基督，意思是救世主。他们继续传播他的学说，不顾各种敌视和迫害，基督教最终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信仰自己的宗教，即“摩西教”。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起源是同样的。旧约全书，在两个宗教中完全相同。
大约耶稣之后又过了570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居民点麦加，诞生了一个男孩，名为穆罕默德。双亲早亡之后，他开始为阿拉伯商人效力，跟随马帮四处游历，从而认识了信仰各种宗教的外国城市和人。有关基督教及其上帝的学说，给年轻的穆罕默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行了很多思考，最后得出一个信念，觉得确实只能有一个上帝，他把这个上帝称为安拉。在他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年代里，他经常返回麦加附近的山洞之中进行修行。一天早上，他说，天使加百列现身，向他揭示，他就是被选中宣讲惟一的真主安拉意志的人。第一次揭示之后，又出现更多的揭示，克服了他开始时的犹豫，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宣讲他所接受的真主的信息：除安拉外，再无神灵。而我，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开始时，只有很少的人听他的宣讲。穆罕默德甚至惧怕自己的安全，和他的信徒于公元622年逃往麦地那。这次逃逸，阿拉伯文称之为“赫什拉”，成了伊斯兰的纪元之年。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赢得了很多信徒，他们不仅把穆罕默德当成是宗教领袖，而且也当成政治领袖“伊玛目”（首领）。他在这里定下了向麦加方向朝拜的规矩。逃逸后过了七年，穆罕默德已经有了很多信徒，他返回了麦加，作为先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直到他于公元632年去世，穆罕默德的学说得到了所有阿拉伯部族的认可。这个学说写在一本书里，即古兰经，并称为伊斯兰，意思是“升华至神的意志”，或“顺服安拉”。古兰经是伊斯兰的“圣经”。它详细规范信徒的生活准则，直至日常行为细节；它确定祈祷词的内容和诵读的次数及祈祷的方式方法，制定了饮食和禁食的规范，规定了禁止的行为和罪孽，以及详尽的惩罚方式。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伊斯兰教不仅想作为世俗国家中的一个宗教团体。古兰经不仅规范宗教生活，而且也规范全部生活。宗教和政治，教会和国家，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无法截然分开。严格遵循这个学说，直至今天还决定着伊斯兰国家的性质。它们可以是宽容的 — 这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 — 但也可能是专制和不宽容的。
穆罕默德死后，“哈里发”作为他的代表接管了政权。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东，越过埃及和北非直至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他们所以优于敌人，是他们传教的坚定意志，他们坚信，在为传播信仰的斗争中死亡，会使他们直接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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