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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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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溪口人谈论的问题大多集中于中国的动乱，蒋介石七岁那年，中国被日本打败。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被迫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蒋介石常常可以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由清王朝带来的这一新的奇耻大辱（这与后来成为将军的佛朗哥一样，佛朗哥小时候也经常听到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西班牙在与美利坚的战斗中被打得一败涂地的耻辱）。这种谈论本身可能并不会缔造出民族领袖来，但它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意志。
就连清朝统治者此时也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倒霉的光绪帝在激进的改良派康有为的引导下发动了“百日维新”（1898年6月—9月），这使他得罪了官僚集团和令人畏惧的西太后，还没等他把事情办完，西太后就把他监禁起来了。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明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写了一本具有爆炸性的小册子《劝学篇》，该书出人意料地销售了一百万册，其主旨是要求人们勿忘中国所遭受的如土耳其一样的耻辱，勿忘要和日本一样革新。位于东亚的中国当时的确和位于欧洲东端的土耳其一样——是个病夫。
在溪口，识字的人不仅自己看《劝学篇》，而且还将它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眼看列强的劫掠接踵而至，义和团运动成了中国人对所面临的局势的绝望的回答。
所有这些对蒋介石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他只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回忆起这些往事罢了。由于他调皮捣蛋，经常惹事生非，他母亲很是担惊受怕，觉得他应该接触一下外面的规矩了。
在取得丈夫和公公同意后，她为年仅四岁的蒋介石请了一个塾师。关于他的学习才能说法不一，但由于他经常逃学去玩打仗的游戏，他的进步似乎很慢。好在当时正常情况下，四岁还不是勤学用功的年龄。既便这佯，他还是在不到九岁时就读完了法定的孔夫子的四部经典著作：夫子自己的《大学》、《中庸》、《论语》和他的信徒孟子的《孟子》，这四部书要求中国所有有志青年都得在不大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时就能句读背诵。
九至十六岁期间，蒋介石还学习了“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1895年，蒋介石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他就由母亲和祖父抚养。后来蒋介石对他们二人倍加颂扬。由于他难得给世人留下传记资料，有必要摘引他在一篇讲话中关于他母亲的一段话，这篇讲话是他在1936年10月30日，他“五十”岁生日（按中国人的算法，出生的那一年就已经一岁了）时向全国人发表的。他说：
“……对先母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含辛茹苦地教育和哺养着我这遗孤。如今，她的陵墓上已草木丛生，我不能不痛感仍一事无成，我辜负了她老人家寄予我的希望。”
据他透露，在那段日子里，他家境艰难，母亲用铁一般的严规戒律管束他。她只要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严格标准，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他。她相信仆人的活儿对锻炼他的性格有好处，所以就要他每天干洗碟子、拖地板之类的活儿。
蒋介石曾感慨他说，要知道那时的清政权正处于最腐败的状况。腐朽的贪官污吏和堕落的显贵对欺压鱼肉百姓已习以为常。我家既无靠山又无权势、很快就成了他们欺凌的目标。苛捐杂税和不正当的劳役时不时地落在我们头上。有一次，他们在村公所前大庭广众之下欺负我们，我深感遗憾和痛心的是在场的亲友们一个个都见之而无动于衷。那时我家境悲惨，的确无以形容。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免于倾家荡产，全亏了我母亲和她那善良而又坚韧不拔的品格。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对蒋介石的这段辛酸的回忆讲得比较清楚：溪口的一个村民由于付不起粮祖而出逃了，由于蒋家家主去肚，当地的官吏就将年幼的蒋介石抓起来，一直拖到村公所前，并威胁说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将他送进大牢，欠祖最终可能由他家付了，因他后来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这次借“皇上”的名义而使蒋母和她儿子蒙受的不白之冤和耻辱，对他俩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蒋介石经常将这件事称为“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
1901年，蒋介石年方十四，他的长辈就作主为他操办了婚事，让他和一位比他大三岁的姑娘——毛福梅结婚。要是蒋介石继承了他父亲贩盐的生意活，这桩婚姻本可以是圆满的，但没过几年，他在东京寻花问柳的风言风语就在他的家乡传开了。
蒋介石十七岁那年曾就学于一位叫顾清廉的人，此人在奉化镇办了一家名字很古怪的文学馆，馆内收藏了许多经史子集。其中有一部书可能要比别的任何一部都要重要得多，这就是中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对这本书的要旨远不如他的对手毛泽东掌握得透实）。馆内还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总督曾国藩的著作，有蒋介石深为敬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阳明的书，王阳明是明朝一位学者兼政治家。后来蒋介石流落到台湾，还将一座草山重新命名为阳明山，以示缅怀。
蒋介石从顾清廉的教育中获益匪浅，他被引向了更为正统的儒家学派——以宋朝朱熹为首的儒家学派。该派的信条是“存天理，遏人欲”，主张修身养德，自我约束。后来，蒋介石之所以经常到庐山去举行会议和开办训练班，是因为那儿正是当年朱熹经常讲学的地方。
对青年蒋介石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他的老师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孙逸仙和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私塾学堂满师后，蒋介石又去了这个镇上的一所学校——
龙津中学堂，不过他在那里只呆了三个月就突然决定去东京学习军事。
蒋介石的传记中都记有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怪癖：他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就在卧室前的阳台上，笔笔直直地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双唇紧闭，双臂紧抱胸前。
传记作者们都想推测这时他的大脑在想什么。从他不久后的行动来看，当时的他正由于满怀着一种新的向往而心潮澎湃。
他投笔从戎是因为他觉得需要拿出实际行动，需要去冒险，需要去争取为国效力的机会。他选择东京作为开始学习的地方，是因为日本的首都是当时世界所公认的军事艺术中心。
更为吸引人的是在东京他最有可能去结识流落东洋的中国革命者。
1905年，蒋介石拿定主意东渡求学。这一年，日本仍在和沙俄争得不可开交，他的亲朋好友们都费尽心机劝他放弃这个傻念头。可他是个既已拿定主意就不轻易改变的人。他一声不响，不与他们争辩，而是操起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剪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他认为这会让那些成天围着他团团转而纠缠不休的人大吃一惊。正如他猜想的那样，他这一招还真灵了。
在当时，任何青年只要剪了辫子，就会被别人拒之门外。
他只有远走他乡，离自己的故乡越远越好。他母亲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自己也想得开，便筹措了一笔钱给他做旅费。
1905年5月，蒋介石乘船东渡日本，可是这首次东渡却有点虎头蛇尾。帝国军官学校没有革命者的落脚之地，拒绝接纳他们。这些学校和中国的军机处有个协议：中国来的学生只有属于由清政府推荐的才准予注册入学。尽管如此，对蒋介石来说这次东渡并没有白费，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东京结识了后来成为他革命的良师益友的陈其美——人们通常把他看作孙逸仙的最有才华的早期追随者。蒋介石眼看着不久将不得不回国，他就去学日语。
但他母亲觉得既然他在东京求学未能如愿，他就不应该还呆在那里，于是她假称家中有件不可推托的事——姐姐出嫁——以此为借口催他回家。到底是个孝子，他于当年冬天返回了家乡。
然而，1908年蒋家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出世了。这是毛福梅对蒋家的巨大奉献。刚开始她和蒋介石的生活并不顺心，婆婆既苛刻又罗嗦，老是要她唯唯诺诺，恭敬顺从，官方的传记作者们都称赞毛福梅落落大方的性格，但她本人却经常向自己的朋友流露，她其实是过着一种对自己丈夫粗野性格的恐惧以及对自己常遭到的毒打提心吊胆的生活。
蒋介石开始接受军事教育了，但却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1906年，尽管有段日子他曾抱病在身，但他还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考入了保定军官学校。
浙江报考者有1000多人，只考中了60人，他是这60人中的一个。但是有两件事对他不利：他是汉人而非满族人；另外他留着短发，在革命前的中国；这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对帝国传统的蔑视，招致叛逆的嫌疑——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
学校里的教员大多是日本人。由于他们国家刚刚打败沙皇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早些时候还战胜了中国军队，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显得趾高气扬，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蔑视。
有一次上卫生课，日本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它比作中国，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这个教员解释道：“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
看到这，蒋介石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不顾军纪走上前去，把那土块一下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块，两眼怒视着教员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教员被问得哑口无言，可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剪去了辫子的头威胁他说道：“你是个革命分子！”据说蒋答道：
“先回答我说的对不对，请别把问题岔开，”
在军校，是不允许学员这么做的。对蒋介石来说，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可能因此而被军校赶出来；还有可能被秘密逮捕。
他被召到校长办公室，算他走运，校长觉得他这么干有他自己的理由，只严厉训斥了他一顿，并不深究，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
这年年终，有一批人数有限的学生被选送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蒋介石是其中之一。他懂得日本语，在选拨中派上了用场。
1907年春，他注册进入东京振武学堂。
在这段时间，他的同学们觉得他对人虽然彬彬有礼，但很冷淡，他对同学间的友谊并不大在意，常常对别人的友好表示无动于衷，这使他不大受人欢迎，他的同学们认为他傲慢。不过他对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张群——他是蒋介石当时的同学，并赢得了蒋介石的终生信赖。除了蒋夫人和蒋经国外，张群要算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己了。
当时的学习生活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艰苦，甚至超过他在母亲寡居时所受的困苦。一日三餐很简单：每顿一碗米饭，加上几小片鱼和一小盘萝卜，他强迫自己把分到的这点东西凑合着吃下，由此他渐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并终生如此。
每到漫长的暑假，蒋介石总要千里迢迢赶回家去看望母亲（看妻子倒是次要的），不过每次他总要在上海停留去看望那里的革命者，并帮助他们征募人员和筹集资金。他这时尚未加入任何革命组织，尽管他的卫生课老师曾对他产生过模糊的怀疑。
后来在东京，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第一次参加同盟会的大会时，孙逸仙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逸仙引见了蒋介石。
关于这次后来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会晤，既无文字记载，又无影像有声资料。按照喜欢臆想的传记作者所说，这位热血青年给孙中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
“这个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
现在回顾一下，这句话的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要说得恰当一些，除非孙逸仙是个轻率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对陈其美这么说，因为陈其美那时有理由认为，要是革命确实需要个中坚的话，那么这个角色定是非他陈其美莫属。
不管蒋介石在与孙逸仙的第一次会晤中是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的会晤倒确有其事。那时的蒋介石正是一个渴求找到领袖的热情青年。
而今他终于找到了领袖，这正值孙逸仙活动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他感到欣喜若狂。
那时候，中国公民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就可以进入日本，不管他属于什么民族，也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既不须护照也不必办登记。
然而要是清廷官方向日本指出有某个不良分子要去日本或已在那儿，日本方面就会禁止此人入境。如果已在日本，也会将其驱逐，以满足清廷的要求。
对孙逸仙，清廷正好向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大概是在孙蒋会晤之后不久。毫无疑问，孙在日本已培植了一大批革命的迫随者。他过去是从上海被赶出来的，如今东京也呆不下去了，他就将革命总部移往香港。
当蒋介石还在军校学习时，孙逸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七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
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由于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逸仙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
1909年。11月底，蒋介石从军校毕业了，下一步是上正规的军事大学，但在此之前军校学员得去体验一下最低级的军事人员的生活，看看自己能否受得住这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1910年1月一个凛冽的早晨，蒋介石站到了驻扎在高田的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队长日奉大佐面前，“啪”一个立正，打了个敬礼，他俩的顶头上司是“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他统帅着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日奉大佐的联队就隶属于这个师团。
整个冬季，蒋介石每天天亮前三小时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喂自己的马，然后上早操，他整天都在户外，晚上日本士兵们通常要干奴仆般的苦活。
后来蒋介石对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生活只字不提。这些活是规定死了的，非干不可，他几乎没有时间和自己的中国同学往来，但一旦和他们聊起来，他总要说些“上战场比这要苦得多，没有人不可忍耐之事，习惯成自然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很奇怪，蒋介石似乎并没给他的日本长官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绝没想到他会干成什么大事。几年以后的1929年，这时的蒋介石已出名了。
长冈外史冥思苦想试图找到蒋成功的秘密，他写了篇文章回忆说：1927年在东京，他邀请蒋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样，蒋穿戴得笔挺，“象个潇洒的影星”，谦恭有礼得有点儿过分，告别的时候，蒋献给长冈一个条幅，上书“不负师教”四个字。长冈外史认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才是蒋介石成功的秘密。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便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学业，马上回去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结合在一起了。
开始他并不引人注目，后来则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的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在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之前，他给母亲写了封信，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从他母亲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刚强的母亲。她在给儿的回信中说：“献身与否均由你的事业决定。家中的事不必挂念。”
战斗胜利结束了，尽管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作用与重大得多的整个事业相比显得很有限——而且这场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也只能算整个杭州起义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认为他于得挺不错。后来，一位将领写了本不长的书《浙江独立纪实》，书中把蒋介石当作英雄特写了一番。为表敬意，他献给蒋介石一本，并随书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风尚，蒋介石回信说，他无功受过奖，受之有愧，并希望此书再版时，作者也能公正地评价一下书中未曾提及的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其他人员。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记录了这次信件往来，但没说明日期。不过可以推断出这事可能发生在1912年8月。正是在这个月。国民党成立了。也正是在这个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一位民国将领。
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状况：清政府被推翻了、但这种变化的结果只是仅仅让另一个清朝的官员上台，而他对孙逸仙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毫无兴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变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蒋介石觉得幻想破灭了，他不甘谋职于袁世凯麾下。也就是在那一月——1912年8月，他决定返回东京继续学习他的军事。
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经常由他自己撰槁。他的第一篇军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年——
1913年这段时间写成的。他在《军声》杂志创刊号上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种族和睦相处，只需警察来维持秩序，没有战争，因而也无需军队。他更现实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势，指出俄国和日本最有可能与中国为敌，他排除了中国能经受得住俄国人进攻的可能性，指出实际上无论侵略来自何方，中国都不堪一击，并大声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万人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就中国的面积和当时庞大的人口而言，这已是相当小的兵力，但这也将花去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
他还强烈批评了把军权和民权集中于省总督一人之手的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要是不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因此，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
蒋介石发表这通狂论时是二十五、六岁。20和30年代，戴高乐就法国的国防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书籍，并引起了争论。这样看来，蒋介石发表类似文章时比戴高乐要年轻十岁。
尽管那时人们同样爱好争论，但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是否引起过类似的争论并无记载。不过，当时他还很年轻，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还是在一个异邦的首都写出来的。
那时候在远东，任何一个想从事军事生活的年轻人学习军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后才能轮到另一个军事强国德国。蒋介石正打算去德国继续他的军事学习时，孙逸仙为推翻袁世凯而发动了“二次革命”。蒋介石立即赶往上海投奔陈其美，担任了陈的参谋长。
1913年7月23日，按照事先的计划，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但这次也和以前一样，革命者举事迅速，失败也迅速。他们攻打的制造局防守严密，战斗中蒋介石还被一名哨兵抓获，但他设法逃了出来。
蒋介石失败了，但并没因此而失宠，在孙逸仙眼里，他甚至变得更坚强了。要说孙中山是个成功的革命领袖，似乎不太恰当，但蒋介石对他身处逆境所表现出的勇气倍加钦佩。
御用的传记作者因此而认为他俩的亲密友谊即始于此时。
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俩同赴日本寻求避难（日本对孙博士的到来是不加禁止的）。
他们的党被背信弃义的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领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民国在遭到极度痛苦的挫折后土崩瓦解了。不错，他们革命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遍及全国各地，但绝大多数地区传来的报告都令人沮丧。
南方的局势尤其险恶。陈其美认为，不管怎么说南方受革命影响较大，而真正的革命目标其实应该是北京和北方。孙博士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便将他派往大连，在那里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
现实是无情的。在国民党和袁世凯的斗争中，国民党不论哪方面都要略胜一筹。但他们的组织涣散，情报不可靠，治安防卫漏洞百出。蒋介石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问题，1914年春他再一次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一年他被派往上海去执行一项任务，在那里组织一起暴动，他计划制订得十分完善，但方法有点欠缺，他打算一动手，就马上占领该城四周和海岸附近所有重要的战略点。但上海镇守使老奸巨猾，一年以前他曾遇到并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安全防范设施十分有效，5月30日，他派警察对蒋的总部突然袭击，进行搜查，部队和警察一下包围了蒋介石正打算去的一个朋友的家。
蒋差一点被抓了起来。当他从远处看到围着一群人时，就赶紧逃之夭夭了。
6月，孙博士派他和另一个同事去黑龙江省，调查一份安插在那里的一个国民党员写的报告，报告说那儿的条件已成熟，可以举行起义。蒋介石讲一口结结巴巴的北京官活，而且对那儿的情况缺乏了解，派他去干这种事并不适合。但调查了一些地方后，蒋介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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