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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秘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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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郡的严峻形势让曹操颇感忧心，曹操写信给许县的荀：“关西诸将表面臣服而心怀贰心（外服内贰），张晟作乱于、渑，南面与刘表相通，卫固等人又响应他，眼看将酿成大乱。河东郡是天下要地，请先生为我举荐一个像萧何、寇恂那样的贤才去镇守。”
荀很快回复：“西平郡太守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正是明公需要的那个人。”曹操于是任命杜畿为河东郡太守。
杜畿字伯侯，关中人，是西汉名臣杜延的后代，二十多岁时在家乡当过县长，后避乱于荆州。建安初年曹操在许县招揽人才，经荀推荐到司空府任职，后外派为护羌校尉，兼任凉州刺史部西平郡（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太守。
杜畿不是颖川郡人，跟荀也没有什么交往，他为荀所注意纯属偶然。据《傅子》一书记载，杜畿刚从荆州到许县时，跟侍中耿纪认识，两个人经常深夜闲聊。荀恰巧是耿纪的邻居，夜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认为他才识出众。
第二天，荀派人对耿纪说：“身边有这么才识出众的人不向天子推荐，岂不是白拿了朝廷的俸禄？”荀与杜畿相见后，倾谈之下更是觉得自己判断得不错，于是把他推荐给了曹操。
荀担任的是尚书令，相当于朝廷的秘书长，侍中是皇帝本人的高级顾问和随身秘书，论品秩比尚书令还高。两个朝廷重臣互为邻居，夜里居然能听到对方家里的谈话，说明朝廷刚迁到许县时住房多么紧张。另外，幸好杜畿和耿纪没有在背后谈论什么阴谋，而荀也不是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否则在这样的住房条件下深夜闲谈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杜畿走马上任时壶关之战还在进行，这时能抽调出来随杜畿进入河东郡的人马有限，杜畿索性只带少数随从前往。卫固等人知道后，派出几千人占领了黄河上的重要渡口陕津（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杜畿无法渡河。
曹操派夏侯率部讨伐卫固等人，但大军开到还需要一定时间。杜畿认为，河东郡百姓并非想作乱，而卫固等人也没到公开违抗曹操命令的地步，应该先稳住他们。
杜畿于是绕道黄河上的另一个渡口豆津（今山西芮城东南），从那里过了河。对于杜畿的到来，卫固和范先产生了分歧，范先想杀掉杜畿。为了给杜畿一个下马威，范先在城门外绑了几十个原郡政府的属官，从办公室主任（主簿）开始杀起，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个，但杜畿居然神态自若。杜畿超强的心理素质镇住了卫固，卫固是个不想把什么事都做绝的人，他认为杜畿杀之无益，徒增恶名，反正他人少势孤，难有作为，于是表面上仍然尊杜畿为太守。
杜畿耐住性子与卫固、范先等人周旋，并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分化瓦解敌人，后来他抓住机会，与卫固、范先决裂，双方激战于张辟。正在此时壶关战役结束，曹操派出的大军也开到了，杀了卫固、范先以及张晟等人，平定了河东郡。
杜畿继续担任河东郡太守，前后达十六年之久，在任期间，他减轻刑罚，教化百姓，发展生产，开设学校，还亲自为学生上课，使河东郡得到很好的治理，成为“曹统区”里的模范区，对于巩固并州和关中地区的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操给河东郡派去了一个好太守，又给并州选了一个称职的刺史，他的名字叫梁习。
梁习字子虞，是豫州刺史部陈国人，献帝迁都许县后，曹操选拔梁习当县长，梁习干得很不错，他很有治乱理政的才能，曹操每遇到问题比较多的县要治理总是想到他。这样，在短短几年间梁习先后担任了四个县的县长，最远的地方是徐州刺史部的海西县。
曹操后来把他调回司空府，在人事部门工作（西曹令属），相当于司空府人事处副处长，这个职务权力很大，管着各地官员的选任，相当于吏部。并州平定后，曹操想选一个能人到那里任职，于是选中了梁习。
当时的并州虽然已经平定，但境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手里有兵权的人很多，北方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到处充满对峙，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豪强为害乡里。
梁习到任后不负重望，他首先四处招降纳叛，削弱敌对势力的力量，对于有些豪族，征召他们到州政府来任职，然后以朝廷征兵为由，将地方豪强控制的青壮年男子陆续抽走。通过这一系列手段，使地方势力得到极大抑制。局面稳定后，对于不肯服从的就兴兵讨伐，并州境内很快整肃起来。
政局稳定后，梁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农耕蚕织，与北方少数民族开展边境贸易，使并州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受到曹操的嘉奖。地方父老对梁习也十分拥戴，认为在并州担任过刺史的人里没有能超过梁习的（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及习者）。
杜畿和梁习是“曹统区”众多地方行政官员的代表，曹操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精心挑选适合于出任地方行政官的能臣，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得很快。这些能臣们虽然不上阵厮杀，平时处理的也都是些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但他们的努力也必不可少，为巩固“曹统区”的统治，支援前线战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八章 大权在握
〔对有功之臣曹操丝毫不吝惜奖赏，进一步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有识之士，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可怕的分歧，虽然没有人公开发起挑战，但那种无形的寒意也正一点点袭来。〕
【一、大赏功臣】
自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结束到建安十一年（206年），一晃六年过去了，经过连续作战，北方四州中的冀州、青州、并州已全部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只有幽州北面的一部分在公孙度的实际控制中。
公孙度趁内地连年混战之机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大肆扩张势力，将原辽东郡分成了辽西郡和中辽郡，加上原来的辽东属国、玄郡、乐浪郡（今朝鲜半岛的一部分），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再当个太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干脆创设了一个新的州，名叫平州，自己担任平州牧，同时自称辽东侯。
公孙度还派人越过渤海到达山东半岛，占领了一部分地区，在那里也设置了一个新的州，叫做营州，任命了营州刺史。
数千里之外的公孙度尽管实际上成了另一个皇帝，每天都在干着大逆不道的勾当，但曹操现在并没有发兵讨伐他的打算。在曹操列出的对手名单中，像公孙度这种远在天边的割据军阀，可以排在最后面。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五十五岁的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接受了曹操的任命，对外不再提他的平州和营州，但实际控制区域不变。
公孙度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公孙康和公孙恭。就在曹操任命公孙度为武威将军的当年，公孙度死了，他的儿子公孙康继位，朝廷任命他为辽东郡太守，实际控制着公孙度留下的地盘。
不管怎么说，此时整个黄河以北地区，除了塞外少数民族部族之外，已全部纳入到“曹统区”的版图。长江上游的益州一带由刘璋占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分别由曹操以及刘表、孙权、刘备分别占领，而长江以南的地区，分别由刘表和孙权等人占领。
这是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平定并州后的天下大势，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局势更为清晰简单，因为在这十年里，陶谦、公孙瓒、袁术、孙策、袁绍等人先后逝去，弱者被淘汰，强者更强。
对曹操来说，这是将士们奋死拼杀的结果，自从己吾起兵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战斗，每一仗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流血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功劳应该归于大家。在北方大势初定之后，曹操下令对死去将士们的家属、遗孤给予抚恤，对有功的将士们给予封赏。
曹操开始起兵时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勉强算个杂牌军的军长，当时的骨干只有曹仁、曹洪以及夏侯渊、夏侯等几个，他们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属下的司马或别部司马，类似于团长。后来，随着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加入的将领越来越多，曹军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官渡之战时，夏侯他们已经升为军长一级的各种名号将军，或者师长一级的校尉，其中夏侯担任的是建武将军，可以看做是少将军长；夏侯渊担任的是督军校尉，可以看做是个大校师长；曹洪先是鹰扬校尉，后担任扬武中郎将，可以看做是个准将副军长；曹纯统率虎豹骑，具体军职不详，应该是校尉这一级。而曹家的年轻一代曹真和曹休，都是“虎豹骑宿卫”，即虎豹骑部队里的军官。
曹氏和夏侯氏兄弟们进步都很快，但相对于其他的异姓将军们，他们还算是慢的。
在官渡之战前后，于禁等人已经晋升为将军或偏将军、裨将军了，其中于禁是偏将军，乐进是游击将军，李典是捕虏将军，程昱是振威将军，张辽是裨将军，张、徐晃是偏将军，他们担任的这些职务，可以看做是军长或副军长。军衔较低的许褚，担任的也是校尉，可以算做是师长这一级。
这些情况说明，在曹军中曹氏和夏侯氏兄弟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起码现在仍是这样。他们晋升的速度并不比其他异姓将领更快，甚至还稍稍有些落后。
曹操的用人方略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其中一条就是奖罚分明，平时建立有严格的军功考核、登记制度，该奖的时候必奖，不该奖的时候决不滥奖，避免了奖惩和职务晋升的随意性。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从壶关回师许县，考评各位将领官渡之战前后的功劳，结果是于禁、乐进和张辽三个人的功劳最大。曹操上表献帝，对他们三人予以表彰，曹操在表彰命令中说道：
“乐进、于禁、张辽武力高强，谋划周密，品质专一忠诚，有节操和大义，每次临敌交战，都身先士卒（每临战攻，常为率督），有时亲自擂鼓助战，没有他们攻不破的坚阵。每次派他们出征，都坚决执行命令，安抚士卒，遇事当机立断，从未有过任何疏失。”
于是擢升于禁为虎威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除了这些武将，谋士们也功不可没，功劳最大的自然是荀。
早在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就根据荀前后所立的功劳，上书献帝表荀为万岁亭侯。曹操在给献帝的奏章中写道：
“侍中兼尚书令荀，积德累行，从少到长均无过失（少长无悔），遭遇纷扰的乱世，却怀抱忠诚，力创太平。我始举义兵，四处征伐，与荀戮力同心，帮助朝廷谋划，他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后没有不成功的（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有荀的功业，我才得以成功，如同拨去浮云，才显出日月的光明。陛下到许县后，荀在陛下身边地处机要，他忠诚尽职，如履薄冰，不管处理什么事务，都准确而精当。现在天下平定，是荀的功劳，应该授予他很高爵位，以表彰他建立的功勋（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但荀坚决推辞，他是朝廷的秘书长（尚书令），有关文件需要从他这里传递，荀自作主张将其扣下不发（不通太祖表）。
曹操只好专门给荀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先生你从中辅助，你帮着提建议，出谋划策，建立的功勋已经很多了，愿你不要推辞。”反复劝说，最后荀才肯接受。
不久，曹操又表奏荀攸的功劳，说“军师荀攸开始辅佐我以来，无征不从，前后克敌，都是荀攸出的主意”，于是献帝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荀之所以坚决辞让，是因为封侯通常需要有军功，在战场上杀敌通常是最直接的条件，而文士封侯通常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封侯不以职务和地位高低为取舍，职务高的人即使位至三公，没有特别的功绩也难以封侯，职务很低，如果有特殊贡献的，也可以封侯。荀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不配封侯。
曹营的武将中封侯比较早的是乐进，在破张超的雍丘之战中，他第一个攀上城头（先登），因此被封为广昌亭侯。后来，于禁在征张绣之战中功劳显著，被封为益寿亭侯。张官渡前线临阵倒戈，加速了袁绍的灭亡，被封为都亭侯。曹氏和夏侯氏兄弟里，似乎只有夏侯一个人较早被封侯，那是在献帝刚到许县时，献帝任命夏侯为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特殊，他就是徐晃。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献帝东归路过安邑时，杨奉护驾有功，手下人也跟着沾光，封了不少官职和爵位，徐晃在那时被封为都亭侯。除了上述几个人外，张辽、乐进以及曹氏、夏侯氏其他兄弟还都没有被封侯。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在邺县表奏献帝，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全部封为列侯，其余的也都评出等级予以封赏。曹操在命令中说：“以前赵奢、窦婴为大将，得到千金重赏，一天之内就全部分给了部下，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永世留声。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敬慕。我和诸将、士大夫共同征战，依靠大家不吝其谋、不遗其力，才夷险平乱，得到了朝廷的重赏。这事，让我不禁追思起窦婴散金之义，所以我要把封地的租税拿出来分给将士们，以酬谢大家的功劳。对死亡将士的遗孤，也要评定等级，分给租谷。如果年成好，国力充足，租税全部收齐，当尽其所有，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受封的二十多个人名单不详，根据现有资料看，曹纯的高陵亭侯、张辽的都亭侯等都是这次受封的，想必其他战功显赫的武将们也都封了侯。除了武将，谋士里至少郭嘉在这次也得到了封侯，他受封的是洧阳亭侯。
荀当初被封为万岁亭侯的时候食邑是一千户，此次又加封一千户，共计二千户。曹操在上献帝的奏章里又一次追述了荀的功劳，说他在官渡之战时鼓励自己坚持作战；官渡之战后自己想先征刘表，还是在荀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才决定北征冀州。曹操认为，如果当时不听荀的这两条重要建议，局面将完全不可想象，荀的这两项建议“以亡为存，以祸致福”，是自己所不及的。
荀又再次谦让，曹操多次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推辞。曹操甚至想让荀担任三公，荀让荀攸出面谢绝，前后达十多次，曹操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次大封中，已经被封为高安乡侯的夏侯根据新立的功劳，被增封食邑一千八百户，合计达到二千五百户。已经被封为陵树亭侯的荀攸，再增食邑四百户，合计为七百户。
【二、人才鼎盛】
曹操用对了两个人，使河东郡以及并州从此不再让他操心。这让曹操更加觉得抢人才比抢地盘更重要，他要梁习多向他推荐并州的人才，梁习先后向曹操推荐了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荀纬等人。
这些人里只有王凌是正宗的并州人，其他人都是避难到并州的，其中常林、杨俊、王象、荀纬是河内郡人，仲长统是山阳郡人，曹操全部任命他们为县长，这些人后来干得都不错。
常林字伯槐，河内郡温县人，跟司马懿一个县。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好学，一边耕田，一边坚持研习经学（带经耕），虽然是个乡间农民，却处处以士人的风范要求自己，与妻子相敬如宾。
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时，常林的叔父因为发表了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被王匡抓了起来，族人们都很害怕，不敢相救。当时本县在外面做大官的人里有一个叫胡母彪的，常林跑去见他，说服他出面将叔父救出。常林看到河内郡没法待下去，就跑去依附河间郡太守陈延壁。军阀张杨贪慕河间郡的财物，派兵前来攻打。常林辅佐陈延壁拒敌，坚守六十多天，令张杨无计可施，常林由此出名。高干想请他帮忙，给了一个骑都尉的官职，但常林不答应。
梁习听说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南和县长。常林工作很出色，后来升为博陵郡太守、幽州刺史。
杨俊字季才，河内郡获嘉县人。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名士边让的学生。杨俊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同郡，在司马懿十六七岁时杨俊就认识他们，当时司马朗已经有点名声，而司马懿还默默无闻，杨俊认为司马懿将来更不得了，成就将超过司马朗。杨俊识人赏才的眼光还不止此一例。本郡人王象从小是个孤儿，给人当奴仆，地位低下，但他发愤刻苦，一边放羊一边坚持自学。杨俊看出他是个人才，就把王象赎出来，接到自己家里，还帮他娶妻成家，王象后来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郡的审固、陈留郡的卫恂都是当兵的出身，被杨俊发现后给予资助扶持，后来审固成为郡太守，卫恂成为御史。
曹操任命杨俊担任曲梁县长，后来杨俊还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等职。
荀纬字公高，以后跟杨修、丁仪等人来往密切，死于曹丕执政后的第四年。他是河内郡人，跟荀、荀攸不是一个家族。
上面这些从并州出来的人里有两个很特殊，一个是王凌，一个是仲长统。王凌是前司徒王允的侄子，王允被杀时也在长安，当时他年龄很小，为了逃命，他和哥哥王晨居然从高大的长安城墙上翻了出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专权，王凌是少数几个手握重兵又心系曹氏的旧臣之一，后来他发动兵变反抗司马懿，失败后自杀。
仲长统字公理，此时约二十六七岁，豫州刺史部山阳郡人，是个大哲学家、政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从二十岁开始，游学于北方各州郡。他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称为“狂生”。
在游学期间，他结识了高干，高干很厚待他，并且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这方面恐怕跟祢衡有一拼。他不怎么看得上高干，就对他说：“你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在这些方面应当深以为戒。”话说得这么直白，搁谁都不会爱听，好在高干修养还行，只是不再理他。
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于并州。荀知道他是个大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很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等人对他颇为赏识。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理由是“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这恰好与曹操眼下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在平定河东郡以及并州的战事中，除了钟繇、杜畿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贾逵，一个是张既。
贾逵前面已有提及，官渡之战前后，钟繇坐镇关中，贾逵当时是绛邑县长。袁尚派袁氏任命的河东郡太守郭援南下，在高干和南匈奴单于的配合下从曹军的左路出击，势头很猛，所过之县均被攻占，到绛邑县时却被贾逵挡住。
但终究实力悬殊，贾逵后来被俘，他大义凛然，斥责郭援，郭援想杀他，但全县官民听到消息后一起站在城上喊：“要杀我们的贤君，我们愿意一同死（杀我贤君，宁俱死耳）！”郭援怕生变故，没敢杀贾逵，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把他放了。
据《三国志贾逵传》说，高干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张琰起兵响应，这个时候贾逵正好在张琰那里，贾逵听说张琰叛乱，仍不动声色，帮张琰谋划，取得张琰的信任。后来贾逵以城池不够坚固为由建议张琰修城，然后伺机掌握兵权与张琰相拒，曹操大军赶到，将张琰杀了。
据《魏略》说，贾逵当初被囚禁于壶关，关在一个土窖中，上面用车轮盖住窖口，有人把守。有个姓祝的看守深感贾逵的节义，夜里把他偷偷放走了。
据《孙资别传》说，贾逵在河东郡时有个朋友叫孙资，在郡政府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孙资经常到许县出差，他向曹操推荐了贾逵，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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