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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秘史-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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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行返回时带回了曹操亲笔写给韩遂的信，曹操表示当初韩遂曾经反对过朝廷，但那都是被逼无奈之举，希望韩遂能早点归来，共同匡辅国政（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看曹操的意思，也想把韩遂请到许县或邺县来，以解后顾之忧。
阎行回来后，果然力劝韩遂真心与曹操合作，阎行甚至表示，自己打算把父母送到邺县去，以向曹操表达忠诚，希望韩遂能把儿子也送去。韩遂犹豫不决，有点不太情愿，开始推说儿子太小，过上几年再说，后来禁不住阎行反复劝说，还是让儿子跟随阎行的父母一块儿到邺县去了。
建安十六年（211年）春天，曹操命令驻守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对汉中的张鲁发动攻击，并派在并州平息民变的夏侯渊率部进入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对钟繇予以支援。
这个张鲁，在汉魏历史上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般都说他是“汉末群雄之一，五斗米教首领，在汉中割据长达二十多年”，群雄、教主、割据军阀，说明这个人绝对不一般。
张鲁的祖父叫张陵，创建了“五斗米教”。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鲁的父亲张衡继续推行教义，后来张衡也死了，“五斗米教”首领的位置交到了张鲁手上。
当时，“五斗米教”在汉中一带势力很大，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汉中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谷地，是关中与益州之间的缓冲带。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汉中自古以来往往自成一体，受外界影响小，在中原、关中一带战事不断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跑到汉中来避难，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倾向上张鲁更接近于益州的刘璋，相传张鲁的母亲和刘璋的父亲刘焉关系暧昧。但这些年来，随着实力的不断扩大，张鲁更重视独立发展，受刘璋的影响越来越小。
曹操突然想起汉中的张鲁来，有点不好理解。汉中之所以经常自成一体，说明它的地理位置确实优越，不是那么容易攻占的。而从曹操目前的势力范围来看，关中虽然已名义上归曹操所有，但马超、韩遂以及诸多割据势力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关中这块地方说变天就会变天。
而从整个天下版图审视，曹操的正南面是刘备和孙权，东南面是孙权，西南面是刘璋，背后还有割据辽东的公孙氏，这些势力都虎视眈眈，寻找每一个机会与曹操叫板。在这种情况下，汉中的张鲁似乎还没有达到优先解决的程度。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曹操想打益州的主意了。益州的刘璋生性软弱，迟早要落入他人之手，孙权、刘备都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益州的兴趣，对此曹操也不会坐视不管，攻占汉中、进而图谋益州，在当前形势下倒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战略布局。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想法，派钟繇、夏侯渊去就有些草率了，这场战役丝毫不亚于南征荆州，它将是一场陆地上的赤壁之战，曹操应该亲自指挥才对。
而且，大军进攻汉中，必须先考虑关中是否稳定，只有在确保后方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汉中战役，这是常识。
就连在曹操手下从事司法工作的高柔都看出了问题，据《三国志高柔传》记载，听说曹操派遣钟繇、夏侯渊讨伐张鲁，高柔赶紧进谏，认为如此大规模用兵，韩遂、马超等人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有所动作（谓为己举，将相煽动作逆），应该先彻底平定关中再说汉中的事。
曾在关中协助钟繇工作的书法家卫觊，此时已奉诏回许县担任尚书，成为荀的助手，他对关中的事务很熟悉，他通过荀也向曹操提出了不宜惊动关中诸将的建议。卫觊认为关中诸将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对于目前的割据现状已经很知足，如果让他们产生猜疑，最后联手反叛，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但是，曹操对此似乎没有太多考虑，仍坚持既定的军事行动。夏侯渊所部开进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果然引起了马超、韩遂等人的疑虑，他们联络杨秋、李堪、成宜等其他各路割据势力，公开打出了反叛的旗帜。根据《魏略》记载，叛军推举韩遂为首领，他们自己起的名号叫“都督”。但这场叛乱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韩遂，而是马超，马超积极联络各部人马，事情差不多时请韩遂出来挑头。马超对韩遂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以前钟繇这小子让我对您下黑手（前钟司隶任超使取将军），这种事我哪能干？现在我舍弃了生身之父，以后就拿您当我的父亲看待。希望将军您也舍弃自己的儿子，今后就拿我马超当您的儿子看待（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
可见马超是明白的，一旦公开反叛，包括老父亲在内的自己家在邺县几十口人就没命了，他为反叛舍弃了家人，希望韩遂也这么做，韩遂有儿子也在邺县，马超怕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
但是韩遂比较犹豫，他的反叛意志比马超差得远，所以当初偷偷地派阎行出使邺县。阎行这个时候也劝韩遂不要跟着马超干，但是韩遂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与马超联手。他对阎行说：“现在关中诸将能不约而同地联合在一起，正好说明这是上天的安排（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据另一本叫《典略》的书记载，除马超、韩遂外，参与此次叛乱的关中诸将还有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等八路人马，合在一起共有十路，总兵力约十万人。
据《三国志许靖传》介绍，马超还想联络刘璋一块行动，刘璋拿不定主意，他手下的蜀郡太守王商劝道：“马超这个人有勇力却不讲仁义（超勇而不仁），见利忘义，不可以作为盟友（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如今益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士美民丰，宝物所出），不怀好意的人无时无刻不想倾覆它。马超之所以把眼睛往这里看，打的主意就是这样的。如果跟他联合，形同于养虎成患。”
刘璋想了想，认为王商说的有理，就拒绝了马超。
现在看来，曹操似乎失算了，他也许自信地认为马超无论如何不会造反，因为邺县还住着他父亲兄弟一族几十口人，有这么多人质在，造反就变得很沉重。
但马超还是反了，而且有点被逼迫造反的意思，在舆论上甚至可以获得同情。马超看来真的豁出去了，作为杂牌军，反正迟早要被收拾掉，干脆造反算了，至于邺县的人质，你就看着办吧，如果真的全部被杀，也正好打出悲情牌。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马超这个人够狠也够黑，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二、兵临潼关】
马超、韩遂以及杨秋等关中诸将打出反叛的大旗后，迅速出兵占据了军事要地潼关，摆出一副凭险踞守的架式。据《典略》记载，马超等仗着人马众多，从长安到潼关之间，摆出了“列营阵”，即营寨一个连一个，从长安一直到潼关。
之前一直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大概此时已经被迫退到潼关以外的河东郡，与在那里的夏侯渊会合。此时曹操还在邺县，他先派曹仁率部增援，曹操特意交代曹仁：“关西兵战斗力很强，到了以后做好防守，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
据《魏书》说，曹操手下的参谋们普遍认为，关西兵很强悍，习惯用长矛，不派出精锐部队难以与之抗衡（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
在大家看来，马超、韩遂是最不好对付的敌人，他们大都出身于凉州，继承了自董卓以来凉州兵身上剽悍、野蛮的特点，打起仗来不要命，以前中原地区的队伍与凉州军有过多次交手的经历，但能完胜的战例很少。除非凉州军内讧，否则这将是一些很难战胜的对手。
但曹操似乎胸有成竹，他对大家说：“战斗的主动权在我不在敌人。他们虽然习惯用长矛，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没有用武之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
看到丞相胸有成竹，想拿马超当案例给大家上一堂战役课的架式，大家虽然信心不是很足，但鉴于对丞相出神入化的用兵韬略多有领教，所以大家相信这次战役虽然难打，但有丞相在一定没有问题。
经过短时间准备，曹操亲率大军出发，综合《三国志》里各人的传记，参加此次西征的重要将领，除先期抵达的曹仁、夏侯渊外，还有徐晃、张、朱灵、许褚等部，贾诩等谋士随征。
自徐他谋刺事件发生后，曹操出入都带着许褚（出入同行，不离左右），许褚目前指挥近卫部队，出征在外时负责保护曹操的总指挥部。
根据《三国志徐晃传》记载，祖籍河东郡杨县的徐晃此次随军出征，屯驻于河东郡的汾阴，离老家很近。细心的曹操不忘记专门赐给徐晃牛和酒，让他到先人墓前祭拜（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
随同出征的还有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植。卞氏之前不怎么随军出征，这次曹操带上她，可能是想营造一个轻松的气氛，让手下将士们面对关西联军时不要太紧张。但是，卞夫人此时身体不是很好（体小不安），到了黄河上的渡口孟津便留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曹丕的夫人甄氏跟婆婆卞氏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卞氏对这个美貌无比但却是二婚的媳妇也越来越接纳。甄氏是个有心人，从曹冲死后她赶紧让娘家一个刚刚死去的姑娘跟曹冲主动结成冥婚之事上就能看出来，甄氏不仅是美人，而且特别会来事。
这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出身，以及曾经做过袁绍儿媳妇的经历，不灵活一点儿很难自保。
据《魏略》记载，卞夫人随军出征后，身体又欠安，儿媳妇甄氏因为不能每天向婆婆请安而感到很难过，白天晚上不住地哭泣（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听说婆婆病了她马上派人骑上快马前去问候，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卞夫人情况正在好转，她有点不相信：“夫人在家的时候每次犯病都得有一段时间，这次怎么会好得如此快？你们一定是在安慰我！”反而更加忧心了。后来卞氏亲笔给她写了信，说病已经完全好了，甄氏才高兴起来（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悦）。
到第二年正月，卞夫人回到邺县，甄氏望着婆婆一副既悲又喜的样子，那情形让人感动（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卞夫人也哭了，对甄氏说：“你问我的病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常犯，我只是有点小毛病，十几天就好了，不信你看我的脸色（吾时小小耳，十余日即差，不当视我颜色乎）！”后来卞夫人感叹道：“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媳妇呀！”曹植本年正好二十岁，他也参加了西征，在路上写了《送应氏》诗两首，应氏即应之妻，应之死前面已作过介绍。在这两首诗的序言里，曹植交代了此次西征的路线：由邺县向西，经过洛阳，然后进入弘农郡。曹植在洛阳还写了一篇《洛阳赋》，现在仅存四句。
曹操命曹丕留守邺县。此时曹丕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刚刚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可以独立设置官署。除此之外，还有崔琰等人辅佐，曹操把程昱也留了下来，协助曹丕处理军事方面的事务（参知军事）。曹操特别叮嘱曹丕，有事还要多向另外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张范，一个是邴原（太祖谓文帝：“举动必咨此二人。”）。曹丕于是把他们二位当长辈看待（世子执子孙礼）。
对于邺县、许县的守卫工作，曹操也做了较为细致的部署，为了统一协调留在邺县一带的各路人马，曹操决定选一个护军协助联合指挥，曹操最后选的这个人是徐宣。
徐宣字宝坚，徐州刺史部广陵郡海西县（今江苏灌南）人，陈登任广陵郡太守开拓东南的时候，徐宣是他的助手，后来被曹操调到到司空府工作。曹操对他很赏识，派他到外地任太守，又调回来当了一段时间的丞相府人事处处长（丞相府东曹掾），目前的职务是丞相府传达处处长（门下督）。
徐宣日后成为曹魏的重臣，陈寿把他与另一个曹魏重臣陈矫并称，说他们“刚断骨鲠”，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忠臣。
临行前，曹操发布命令说：“现在大军要远征，但后方也没有完全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应该选派一个清正、公平有威望的人统率留守的各部（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于是正式任命徐宣为留守部队联席参谋长（左护军）。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曹操亲自率大军向潼关方向开进，很快进入弘农郡。弘农郡位于如今黄河以南的豫西、陕南一带，与潼关相邻，目前是前线。曹操认为这里很重要（此西道之要），于是调贾逵过来担任太守。前面说过，在高干反叛过程中，郭援联合弘农郡的张琰共同发动叛乱，贾逵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
叛乱平息后，曹操本要重用贾逵，但贾逵的父亲此时病逝，按礼制他要在家里守孝三年。守孝结束后，先是被司徒府聘为处长（司徒掾），这只是个闲差，当时有本事的人都在司空府里当差。可能曹操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贾逵的职务，目前仅让他以议郎的身份担任司隶校尉钟繇的军事高参（以议郎参司隶军事）。
在曹操眼里，贾逵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又是河东郡襄陵县（今山西临汾）人，在弘农郡参加过平叛，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委以重任。曹操在弘农郡召见贾逵，寻问他如何治理地方（召见计事）。贾逵的回答史书没有记载，但记录下了曹操听完之后的反应是“大悦之”，曹操甚至对左右说：“假如我们的省部级官员都像贾逵那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
贾逵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去世，死时五十五岁，这时候曹操、曹丕都已经去世了。贾逵死后获得了很高声誉，大家认为他政绩突出，为人刚正不阿。但是，后世对他的儿子贾充的评价却不怎么样，正是他弑杀了曹操的孙子、曹魏的第四任皇帝高贵乡公曹髦，毫不掩饰地投靠了司马氏。
贾充的女儿、贾逵的孙女贾南风更不得了，据史料记载，她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丑女，身高约合一米四左右，她的公公司马炎说她“丑而短黑”，长着一个朝天鼻，“地包天”的牙，眉毛附近还有一大块胎记。就是这样一个怪物，由于父亲贾充是晋朝的重臣，因而成为太子司马衷的妃子。贾南风的老公司马衷是个白痴，即晋惠帝，大权都由贾南风把持，她委任亲信、滥杀无辜、暴戾成性，最后导致了晋朝的“八王之乱”。
不过现在不用紧张，现在贾充还没有出生，贾南风来到人世也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启用贾逵为弘农郡太守，曹操对与敌人相邻的弘农、河东这两个郡稍稍放下心来，因为河东郡太守杜畿也是个很能干的人。据《三国志杜畿传》记载，马超反叛后，河东郡虽然与敌人相邻，但没有人响应叛军（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大军开到前线，贾逵那边刚刚上任，还不能打开工作局面，后勤保障大多由河东郡供应（军食一仰河东）。
杜畿的确是个能臣，他把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到此战结束时，非但没有造成物资上的亏空，反而节余了二十多万斛粮食。曹操专门下令对杜畿进行表彰，并提高了他的品秩（增秩中二千石）。
现在，曹操率大军赶到了潼关城外，双方以潼关为攻防焦点展开布防（夹关而军）。
潼关是著名的古关口，地处关中平原的最东端，是如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黄河自北向南流来，在此突然折向东，形成一个直角，潼关即在黄河的拐弯处。
根据《水经注》记载，潼关的得名与黄河水有关，《水经注》说黄河向南流来突然变向，河水撞击关山，“潼浪汹汹”，所以这里名为潼关。潼关的地势很险峻，它南面是秦岭，北面是黄河天堑，东面的塬地居高临下，中间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形成了“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的险地。
但是，通常所说的“关中”“关东”“关西”指的并不是潼关，而是东距潼关约一百五十里的函谷关。函谷关位于如今河南省灵宝市北面的王垛村一带，东距河南省三门峡市约一百五十里，西距陕西省潼关县也是约一百五十里，它紧靠黄河，关口建在峡谷中，这道峡谷名叫函谷，因深险如函而得名，它的长度也是一百五十里左右，函谷关在它的东出口，潼关位于它的西出口。
在东汉以前所提到的都还是函谷关，历史上开始设潼关的居然是曹操。据《通典》一书记载，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在函谷的西出口建关，也就是潼关（建安时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始有潼关）。
自那时起到现在，函谷关逐渐湮没无闻，而潼关的战略位置日益显要。
现在，曹操率领人马就驻扎于潼关以东，而他下令为预防关西兵乱所修建的潼关此时正在马超、韩遂等关中联军控制中。
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势不可当地爆发了。
【三、河上遇险】
关中联军依仗潼关天险与曹操的大军对峙，占据了地利上的优势。曹军强攻很难得手，曹操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沿黄河北上，从河东郡攻击敌军占领的冯翊郡，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曹丞相仍然不着急，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这样，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
在当前情况下相持，对曹军无疑有诸多不利，一方面敌人可以趁机完成集结，另一方面如果相持太久，自己一方后勤保障的压力就会增大，运粮通道一旦出了问题，粮草接济不上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出现。
事实上每天都有各部敌军开到，这方面的情报随时都会呈报到曹操这边来。听到这样的报告，曹操不仅不发愁，反而喜上眉梢（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
这场战役结束后，手下将领问曹操，当初为何听到敌兵纷纷开到时反而那么高兴。曹操回答：“关中地域广阔，如果各路敌兵依险据守，我们要征讨的话没有一两年不能完成。现在他们自己集中起来（今皆来集），人虽多，但缺少统一指挥，我们趁机一举歼灭，那不就容易多了，所以我感到高兴（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众将领恍然大悟，敢情丞相考虑的不仅是打赢眼前这一仗，他想得更长远。曹操上面这段话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应该是可信的。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这场潼关战役，似乎可以看到战争表象后面更深层的意义。
表面来看，曹操派钟繇出击张鲁，派曹仁移师河东郡增援钟繇，意外地导致了马超等人的反叛。但另一种可能性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曹操当初派钟繇出击张鲁根本就是虚晃一枪，目的是逼着关中诸将造反，从而彻底解决关中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当众将们提出在河东郡开辟第二战场时，曹操显得并不是太着急。将领们考虑的是此次战役的胜负，曹操考虑的则是战略问题。
但是从战役胜负的角度看，开辟第二战场无疑是化解目前被动局面的唯一方法。曹操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部署，但已悄悄派出一支四千人的队伍到达黄河上的渡口蒲阪津，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河东郡本地人徐晃以及朱灵。
潼关的位置大体在黄河拐弯处的南岸，要机动到蒲阪津，必须先从黄河南岸渡到黄河北岸，之后沿黄河东岸向北，大约行进三四十里就到了蒲阪县（今山西永济）。
徐晃、朱灵所部也许本身就驻扎在河东郡，这样他们的行动更带有突然性。关中联军居然没有在此设防，徐晃、朱灵率部顺利过了黄河，在黄河西岸扎下营寨，策应大部队的行动。
马超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一招吗？也不是。据《山阳公载记》记载，马超已经看出曹军分兵渡河的企图，他跟韩遂商量想分兵拒敌，在渭河北岸阻击敌人。马超认为只要与曹军实现对峙，不出二十天，曹军后勤供应必然出现困难，就会不战而自退（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
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对于远征军来说，后勤保障始终是薄弱环节，曹军虽然不至于连二十天的军粮都供应不上，但要对峙到几个月甚至更长，曹军确实会不战而退。后来曹操听说马超的这个主意，吃惊不小，他不由得感慨道：“马超这小子如果不死，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可是，韩遂不同意马超的意见，他认为应该速战速决，放手让曹军渡河，等到曹军渡到一半时，再发起反击，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
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所著兵书《吴子》里有一句“军半渡可击”，也就是待敌人渡河刚一半时是最佳攻击时机，其道理似乎谁都能理解。但是，战场上的事往往变化莫测，绝不能教条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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