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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之门1619-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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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唐亚峰来说，王书辉成为皇帝，才能让王书辉创造的各种制度各种组织原则，特别是王书辉创造的这个复兴党变成一个具体化的，具有神圣意味的东西。只有这样，复兴军才能够通过成为效忠王书辉的军队，变成效忠王书辉创造的为人民服务的复兴党的军队。
唐亚峰曾经就对顾国樟说过，在复兴军里面，教导员体系能够真正的成为管理复兴军的政工干部体系，教导员系统能够彻底的压制住那些各级的军官，那就是因为教导员的最高领导，是复兴军总政委王书辉。正是因为复兴军的总政委是王书辉，所以他们这些副总政委、军团政委、总教导、教导主任、教导长和教导员们，才能在部队里有权威。
作为复兴党的高层的三个代表，孟离认为王书辉当皇帝是遵循人民群众的习惯习俗。陈封认为王书辉当皇帝有利于行政机关的人员调整和各种工作的开展。唐亚峰认为王书辉当皇帝是对复兴党指挥复兴军这杆枪的最终保障。
所以即使王书辉早就在他们面前对“皇帝”这个头衔和“皇帝”这个头衔在封建社会中所代表的东西多次的表达了嘲笑和嗤之以鼻了，可是这三个可以说代表了复兴党党员们最高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干部，仍旧觉得王书辉有成为“皇帝”的必要。
用算得上是老政工的孟离的话说，封建主义的皇帝不好，那老师完全可以不当一个封建主义的皇帝啊。当个人民拥戴的，代表了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皇帝不就完了吗？
陈封这个实用主义者的想法更直接。他的看法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它和排长、连长，科长、处长，这些职务其实是一样的。王老师当皇帝，也不过是多戴了顶帽子，多了一个兼职而已。
至于唐亚峰则是在私下里对顾国樟表达了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不管老师是当皇帝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头衔，反正到了新国家建立起来之后，老师都必须有一个超然于复兴党、复兴军和政务院而又能够表达复兴党、复兴军和政务院都必须受到老师领导的职务。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复兴军既相对**于党和政府，又与党和政府处以一个集体中。
当时顾国章脑洞大开的提出，老师完全可以保持现在的职务不变，再加上个皇帝头衔就好了。
唐亚峰嘟囔了两遍“复兴党主席、复兴党中央政务院院长、复兴军总政委、皇帝陛下”这个令人喷饭的头衔之后，吧唧了吧唧嘴对顾国樟说道：
“除了有点长以外，倒是把我说的那个意思表达出来了。”
第439章人心真的散了
现代社会的著名演员葛大叔在电影里说的那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如果放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放在封建化的军队里面，是非常的准确的。
从1629年到1631年这不过三年的时间里，在原本的历史上，在明朝末年叱咤风云的三个主角，三股主要的武装力量，如果说有一个共识的话，那这个共识就是葛大叔的那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现代人可能想象不到，“士气”这种非常虚无缥缈，这种唯物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一顾的东西，对古代的封建农业时代的军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到1631年，明末主要的三股武装力量中，位于辽东北地区的后金女真政权，在不断内讧内斗的过程中，以为黄台吉大汗复仇为借口，对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布置在海州和盖州之间的防线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
其中，大贝勒代善主持了两次进攻，而小贝勒多尔衮也主持了两次进攻。不过不管是谁主持的进攻，不管这样的进攻是什么规模的，他们在复兴军的防线面前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五六次进攻下来之后，除了八旗各部的三万多蒙古附从军在战斗中被消耗殆尽之外，还有近万的女真“精兵”，也在战斗中，被辽南第一军团的骑兵和战车混编部队的主动出击所歼灭。
后金女真这种落后的兵民合一的部落式政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政权的最高领袖必须要用不断的军事胜利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黄台吉在世的时候，因为不断的推进后金女真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在对外战争中的主要目的，其实并不主要是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而是为了补偿因为生产力落后而导致的物资不足，转移因为生产力不足导致的内部矛盾。这才是黄台吉不断的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发起对蒙古各部的战争，黄台吉的目的主要是获得牛羊战马并补充人口战力。对大明发动战争，黄台吉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各种工匠农夫和大量的物资以及金钱。
也就是说，黄台吉发起对外战争是个赚钱的过程，壮大自身的过程。他发起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耗后金女真自身的实力，而是通过战争进行抢劫和掠夺，补充自己的需要。
没有了黄台吉的后金女真政权真的是非常不同的。在历史上，多尔衮之所以能够继承黄台吉的地位，那是因为这个人在和黄台吉的对抗和学习中，很“聪明”的弄清楚了封建化这个事情对于后金女真政权的重要意义。“睿亲王”的这个“睿”字，可不是说多尔衮在智力上真的很聪明，而是说多尔衮在对于政权制度的建设上的明确认识。
可是和历史上不同，现在还非常年轻的多尔衮还没有经历那个历史上的过程。所以在黄台吉死后，他的表现和其他的女真高层一样，他希望能够通过领导女真各部对复兴军的军事胜利获得八旗各部以及女真各部头领的认可，从而登上后金大汗的宝座。
在后金女真内部的争权夺利中，代善获得了一半儿左右女真各部的支持，而多尔衮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各方面“优势”，通过原有的“关系”获得了在科尔沁蒙古各部影响力极大的黄台吉遗孀布木布泰的支持，使得他内有上三旗的支持，外有科尔沁蒙古各部的支持，才能够和作为野猪皮长子的代善有了一争高下的实力。
双方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最后斗争双方也明确的认识到，想要获得所有后金女真人的肯定从而登上大汗的宝座，不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那是不现实的。
不过这两个人很明显的忘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野猪皮家族对于整个后金女真各部的统治，并不是绝对的。
和封建王朝有血统继承的法理依据不同，野猪皮本人是通过对内战争压服了女真各部的，黄台吉则是通过对外战争一起发财才把女真各部凝聚在了一起的。因为黄台吉的突然死亡，没有完成政权封建化的后金女真，其实并不承认野猪皮家族天生的就应该成为后金女真各部的共主。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野猪皮家族的主要继承人代善和多尔衮，是应该对于发起对外战争非常谨慎的。毕竟一旦他们发起的战争失败了，那么后金女真各部的首领们，就会开始用最直接的手段质疑野猪皮家族对于女真各部的领导权。
就是慑于两代野猪皮的余威不敢直接使用暴力手段反抗的女真各部，他们一旦发现野猪皮家族的继承人不能承担起通过对外战争发展壮大女真各部的天然使命了的话，用脚投票这个做法他们做起来还是无压力的。
就这样，在多尔衮和代善，以及黄台吉的长子豪格，三人发起了六次对复兴军防线的作战最后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之后，整个后金女真政权开始走向分崩离析。
即使是奴隶制部落的首领，这些接受最天然的进化论思想教育的部落首领们，也通过野猪皮家族的几次失败认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继续和损失了三万多蒙古附从军以及一万多核心部队的野猪皮家族混下去的话，自己的部落不是有成为炮灰被牺牲的危险，就有物资不足陷入生存危机的危险了。
对于他们来说，跟着野猪皮混有肉吃，他们才会跟着野猪皮混。一旦跟着野猪皮混不仅没肉吃还要丢性命的话，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六次对复兴军的作战过程中，大量的后金女真部落开始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甚至有不少实力相对弱小的部落，就在战场上直接投靠了复兴军。
不仅后金女真内部开始陷入分崩离析之中，因为对复兴军的惨重军事失败，朝鲜方面和蒙古方面都开始对后金女真政权阴奉阳违起来。
而因为复兴党存在而导致的比原本的历史上严重几十倍上百倍的经济危机，也开始最直接的影响到后金女真政权。原本可以通过山西汉奸商人进行的粮食和物资买卖变得越来越艰难。经历了重大军事失败后的后金女真全面陷入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与此同时，经过了充分训练和战场考验的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也开始在辽中地区活跃了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复兴军的防线已经推进到了海州一线。后金女真在海州南部地区的所有据点全部被复兴军拔除。
而在投降女真部落的“带路”下，复兴军甚至开始在广大的建州卫地区大肆吸纳起各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来。要知道，东北地区的这些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部落，可是和建州女真都是有着不少的仇恨的。
用自顾不暇这个成语形容1631年的后金女真政权，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原本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攻势的后金女真政权到了1631年开始全面陷入守势。
当然了，这个守势主要是针对辽南地区的复兴军。对于山海关方向的辽东军阀们，暂时因为外部和内部危机而团结起来了的后金女真高层，还是保持着比较大的压力的。
面对艰难的情况，为了保证后金女真的西部安全以及人力资源的补充，代善作为留守留在了沈阳地区的大本营，而多尔管则率领着上三旗的部分力量联合了仍旧“忠心耿耿”的科尔沁蒙古，对蠢蠢欲动的蒙古各部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征伐。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明王朝政府军和高迎祥领导的闯军，在真定府、东昌府、潞州府和大名府之间展开了一年左右的长时间拉锯战。
在这个山西、山东、河南和北直隶的交界地区，双方进行了相当惨烈的战争。
其中，政府军方面以被重新启用的袁崇焕领导的五万关宁军，孙元化领导了三万山东新军和卢象升领导的两万天雄军为主。
而闯军方面，则是以高迎祥领导的二十万陕西和河南闯军，李自成领导的六万河南闯军以及张献忠领导的五万陕西和山西闯军为主。
从人兵员素质上看，双方基本上算是大哥别笑二哥的状况。明王朝政府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和闯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破产农民。他们都是经过了简单的训练就被迫从军了。
从部队骨干上看，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方面也是半斤八两。明王朝政府军方面，卢象升的天雄军属于私军性质，其中的主要军官都是卢氏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属于受过一定教育，看过一些兵书战策，在理论上有一定基础的地主阶级子弟。
关宁军方面的军官都出自辽东辽西的将门世家。实际上也别被将门世家的大牌子给忽悠了，越是这种将门世家的出身，部队就越是只能打顺风仗不能打硬仗。
因为兵为将有的体制而部队主力家丁化的原因，关宁军这样的军阀部队，都是为了自家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一旦战事出现挫折，作为部队骨干的家丁家将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保护着各自的主子在战场上搞大转进。
原本在明末的辽东战场上可以在野战中打败后金女真的白杆兵、浙江兵，就是被这些猪队友用这种做法给活活的坑死在了战场上的。
而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的骨干则主要是山东地区的各大地主家族的子弟。这些人都是在文化学习上不怎么灵光转而舞刀弄枪的地主大家族的子弟。
不过别看这些人似乎在三支部队里的地位最低，但是他们可都是接受了孙元化的“好朋友”，著名葡萄牙“忠君爱明”传教士曾德昭推荐的西班牙籍中*人（其实就是复兴军假扮）的“专业”训练的。
最起码，这些人能够在战场上把复兴党廉（高）价卖给他们的“先进”火器的威力给发挥出来。
同样是在部队骨干方面，闯军的骨干主要是过去山陕地区的边军军官。这些人的实力其实要比明军方面要强一些。
其实双方在战斗中都发现，不管是闯军方面还是明军方面，在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都是使用了“南洋”火器的部队。特别是被孙元化重点装备的山东新军，他们在双方的大混战中发挥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大量优质的佛郎机小炮和近万杆南洋燧发火枪，在战斗中给予闯军以极大的杀伤。
不过山东新军的这种强大的战斗力，很快就被明王朝政府军自己内部的内斗所束缚住了。
一方面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在作战中为了自保实力出工不出力，在战场老毛病发作，开始大搞花式“坑队友”。另一方面，看到战事缓和下来的崇祯皇帝又开始大搞太监监军，把一批专门降低战斗力的太监派进了三支部队。
结果刚刚好转起来的战事，很快就被以天雄军监军高起潜为代表的太监们的搞坏，开始全面转入困境。
闯军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困难。和明王朝政府军不同，相对比较团结的闯军的问题在于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
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把农民造反军正规化之后，一方面确实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另一方面，正规部队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是很高的。这给闯军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河南、山西和陕西已经连年经历蝗灾、旱灾和兵灾，所以这三个名义上被闯军控制的地区，不能个闯军提供任何的补给。而且闯军方面还得派遣一部分部队在各地驻守。
战争才进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闯军方面的后勤危机就开始爆发了。士兵方面没吃少穿，大量的士兵不是私下逃走就是带着武器装备投降明王朝政府军。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只能把前方战事委托给李自成和张献忠，他本人则领着近十万的部队在山东西部地区流窜。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后勤压力，一方面是为了就地打粮维持自己的部队。
到了1631年下半年，因为山东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被高迎祥破坏，加上突如其来的蝗灾，当年的收成颗粒无收。在绝望中的高迎祥最终痛下决心，把自己麾下的部队变为捕奴队，在中原地区开始大肆的掠夺人口，用于和复兴党的粮食物资交易。
在高迎祥的带领下，张献忠和李自成也有学有样。以至于到了1631年年末，原本在中原民众中处于正面形象的闯军也变得和明王朝政府军一样，不被任何人所欢迎了。而看到自家领导者的所作所为之后，原本在战场上开始重新占领上风的闯军内部，士气也开始不可逆装的跌落下去。
就这样，在1631年年末，天下争霸战争中的三个主角，无论是后金女真，还是大明王朝，或者是农民造反军，都开始陷入到了严重的内部问题当中。因为战事的缓和，一时间整个中国居然有了几分风平浪静的味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改变明末中国命运的惊天大变，在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爆发了出来。
第440章做一番大事的绝佳机会
在现代社会里，有很多人误认为通货紧缩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有人产生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现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在大的趋势上有这种倾向，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因为国家相对比较完善的宏观调控制度，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一种把市场经济作为运营手段的高等级的资本运营体系。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着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实也不是自然产生的。这种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本家集团人为制造出来的。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以一个工厂为例，在这个工厂里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工厂主，一个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
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制造出商品，工厂主把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工人，之后再把出卖商品所得的一小部分交给工人作为工资。工人们用这些工资再去购买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工厂主把卖出商品的所有所得都交给工人，让工人们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的话，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完美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但是在现实中，工厂主，也就是资本家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拿出来组织生产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做慈善，而是为了牟利的。这样一来，每一次生产之后，工厂主都会把出卖商品的大部分所得占为己有，而为了更有效的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会不断的使用各种方法去降低工人的所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发现，工人们生产的商品越多，自己的所得其实就越少，工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越少，自己的所得仍旧会越少。和生产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有工厂主的存在，他们的收入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工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多是少，工人们因为所得都会不断减少，他们对于商品的购买力是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的。
而工人们买不动商品，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会相对过剩。在这里，不是商品真的过剩了，而是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工人们在缺乏商品的情况下也没有对商品的购买能力了。
生产出来商品而又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工厂主就无法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工厂主本身的利益导向，他当然不会去增加工人的购买力，而是会采取解雇工人，提高工人的劳动量等办法降低生产成本。
这个时候，工厂主的做法其实是在进一步的破坏工人们的购买力的。工厂主的做法其实是在加重危机的过程。
当这个危机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进行而不断的积累最终爆发出来的时候，工厂主一般就会把工厂关掉，最终让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停止掉。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危机的不是真的商品过剩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在人为的制造商品的相对过剩。一方面是大量堆积的商品被资本家为了保证商品的价格而被销毁，另一方面是被资本家剥削成赤贫最终失业的毫无购买力的工人们。
马老人家就是在看清了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过程之后，才明确的指出，其实只要剥夺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工人们自己组织生产，就可以保证商品生产过程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了。
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经济危机这种东西，其实主要还是人为造成的。正是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本身的贪婪和愚昧，才最终导致了破坏性巨大的经济危机出现。
从一个政权的角度来说，能不能有效的抑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就是统治阶级本身的贪婪和*，平衡生产资料占有者和被剥削的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政权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
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平稳的发展，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通货紧缩这种经济危机甚至是老百姓有利的原因，是因为执政者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怎样平衡生产资料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并且能够通过手中掌握的国有企业调整分配。
与之相对的是，明朝末年的大明王朝就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对掌握生产资料的既得利益集团完全失去控制后走向灭亡的一个典型代表了。
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封建农业社会来说，生产资料只有土地这一个。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在土地和粮食生产还可以被明王朝政府所控制和影响的时候，明王朝政权相对还比较稳固。可是在张居正改革之后，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进行粮食生产的土地都被市场化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剧烈化，使得明王朝政权彻底的失去了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
剧烈土地兼并再加上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明王朝的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和历史上不同，因为复兴党的存在，因为复兴党掌握了湖北地区的所有土地，并采取了严厉的粮食管控政策，明王朝的粮食危机比历史同期要严重上百倍。而同样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对白银这种货币的强大吸纳作用，明王朝的经济危机比原本历史上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大肆囤积白银导致的通货紧缩还要严重无数倍。
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严重的经济危机需要对生产力的破坏才能被释放出来，然后国家经济才能重启一样，封建农业社会也必须经历一个狂暴的，对生产力和人口的大破坏，才能重启。这就是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周期规律。
现代社会的网络上有种说法叫做，不去作死就不会死。
1630年五月发生在北京城内的周国丈粮行被劫事件，因为张献忠攻陷山西各地后，引兵进攻娘子关而被压制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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