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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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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列强的干涉，复兴会的革命党人在西南起事后不久公布了几项重要的外交原则：保护所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之各国人民、财产；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之；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律搜获没收……
同时，革命军还屡次在媒体上以军政府名义，重申外交主张，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军政府还在军队纪律中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抢掠外人财物者斩”、“破坏教堂者斩”。
复兴会所采取的这些外交政策和努力，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赢得列强政府的支持，但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各国政府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国对革命的恐惧和担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底了各国介入中国内部政权更迭的依据和必要性。
其中，在云南、广西的外国人也都对革命党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保护外人的情况表示肯定，称“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
“西南战事应该是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但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连民族工商业者也受到了应有的保护。就我个人认为，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是不同的，表明了其领导层的智慧，以及其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努力降低社会动乱造成损失的思维。”陈文强并不算委婉地给予了西南革命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贵使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德国，他们从华中到华南，对中国的投资热情始终依旧。”
“我是不是可以推测，陈大人无论是在现政府，还是在以后可能获胜的革命政府中，都将因为名望和才干而受到重视和重用。”默为德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说道：“所以，陈大人对国内的政治进程并不如何关心，而是专心致志地经营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对国内的政治进程还是关注的。只不过与别人的思路不同罢了。”陈文强模棱两可地笑道：“要说不大重视和关注中国政治进程的，恐怕是贵国政府吧？在对华关系上，无论是麦金莲总统，还是罗斯福总统，他们都似乎更加注重商业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在我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前，我国的对华政策与欧洲国家一样，一道维护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以保证我们的人民享有同样的条约权利。但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又增添了新的义务。既要防止任何外国列强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同时也要避免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通过一切合法的途径保持列强力量的均势。”默为德郑重地说道：“这与那些通过武力和军事侵略控制中国的列强是迥然不同的。”
陈文强认真地思索了片刻，试探着说道：“很多列强对华采取的是直接的武力压迫，希望维持中国政府的虚弱、无能和。如果按照贵使所说，贵国作为一个寻求商业利益和政治机会均等的国家。应该是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便获得必要的合作和支持。”
“陈大人的敏锐和智慧实在令人赞叹。”默为德有些惊讶，也非常钦佩，“我想，陈大人作出的政治判断应该是超前且正确的。而为了体现我国政府怀有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愿望。关于广东修筑铁路贷款之事，我将极力促成。”
“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陈文强伸手一指远处的厂房，信心十足地说道：“而中美两国对此更有力的促进，我是非常乐观的。”
“我也同样乐观。”默为德点着头，态度很诚恳。
………………
陈文强不惮于在外国人面前表露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很倾向于革命也没有什么顾忌。甚至于他聘请的在琼州工作的德国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军火方面的，对陈文强与革命党有勾连多少都知道一些。
但这对陈文强并没有什么影响，首先是外国人并不知晓陈文强的底细，多半会认为他是脚踏两条船、左右逢源；其次是这并不直接关系到洋人，以及洋人所在国的利益，甚至陈文强的这种圆滑，更为人所赞赏。
西南战事被洋人称之为反叛，虽然这与复兴会和陈文强所期望的不大相同，但洋人谨慎地观望，对革命军的发展壮大，对革命影响的逐渐散播，还是很有好处的。
而陈文强在黄埔又建工厂，又与洋人洽谈，忙忙碌碌却被广州的袁树勋视为是悠闲自在。
革党再度潜入广州的消息一传开，大小官吏都惶惶不安。回想起之前那次炸弹横行，非死即伤的大暗杀，没有人不是心有余悸。广州将军增祺甚至连府门都不敢出，袁树勋召其议事也尽行推脱。
袁树勋起初还不明就里，把警察局长叶忠民叫去臭骂了一通，让他全力缉捕乱党，否则革职查办。结果，叶忠民转天便称接到线报。乱党藏匿于广州城外某地，他将率队亲自前往缉捕。然后，广州城内的警察立时便被抽调大半，连督署周边的巡逻治安都无人理会。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很可笑，也很让袁树勋恼火又无奈的局面。叶忠民率领着大批警察在广州城外东扑西追，乱党却在防卫虚弱的广州城内横行无忌。炸弹接二连三地在各个衙门和要害处发出轰然巨响。数量极少的警察疲于奔命，却是一无所获。
这时，袁树勋才有些醒过味儿来。别看自己是总督，比广州警察局局长叶忠民大着好几级，可叶忠民是陈文强的人，却不是他能随便斥骂，随意指挥的。人家表面上恭谨，可反过来就阴奉阳违，让你知道下厉害。
而先前不惜血本要阻挠盐政改革的大盐商。在杨诚新被抄家、正法之后，眼见袁树勋也没有尽力阻止陈文强的强横，便纷纷不告而别。有几个灵醒的，唯恐陈文强日后还不依不饶地报复，更是携重金前往黄埔向陈文强请罪告饶。
“先前或有乱党，现下却多半是陈文强在指使。”幕僚苦笑着向袁树勋劝谏，“为何炸弹始终围着督署在转，广州将军增祺大人请派了十余名警察加强保护。立时便太平无事了。若说是不针对大人，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以下挟上。陈文强好大的胆子。”袁树勋说得强硬，可怎么都没有后招，色厉内苒表露无遗。
“陆路提督吴禄贞急报，粮饷告急，士兵有哗变之虞。”幕僚无声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不管是西南战事。还是编练新军，都是极重要的事情。陈文强可是把着大头，他哭穷叫苦，便是要大人好看。一旦出事，朝廷降罪下来。大人便要步张人骏之后尘。所以——”
“所以，本部堂便要向陈文强低头。”袁树勋翻了翻眼睛，强撑着。
“大人，稍微忍让也无不可。”幕僚有些无奈，但还是尽着自己的本分，“从岑春煊，到张人骏，对陈文强是一贯的姑息牵就，以至现在陈文强势大根深，难以轻易撼动。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大人接任时日尚短，要压制陈文强，还须缓而图之。”
袁树勋垂下眼睑，沉思良久，没好气地一摆手，“此事便交由你去办吧，要本部堂以大屈小，哼，哼！”
“是，卑职遵命，定将事情办得圆满。”幕僚松了口气，躬身而退。
………………
“时代不同了，以前的老皇历翻不得。”相对于袁树勋的无奈、恼恨，陈文强此时却正意气风发，给几个大盐商宣讲着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商人逐利，无可厚非。但积弊一除，赚钱的路子更宽广嘛！你们不要光顾着眼前利益，要放眼长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陈大人说得极是，这一番话如醍醐灌顶，令吾等茅塞顿开啊！”
“是啊，是啊，吾等目光短浅，听大人教诲，方知今是而昨非。”
……………
听着一片阿谀奉承，看着一张张谄媚的嘴脸，陈文强的心情似乎更好。他摆了摆手，故作谦逊了几句，又说到了正题。
“朝廷推行新政，鼓励奖赏工商实业，诸位如不趁时而转，恐怕是坐失良机啊！”陈文强摇头慨叹，眼中精光一闪，说道：“本官于工商实业倒是娴熟得很，又不忍见诸位失旧误新，颇有些赚钱发财的建议指导，诸位可愿听从啊？”
几个盐商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在督署门前被炸伤的胖子费力地咽了口唾沫，吭哧着问道：“陈大人，这个，洋务娴熟，我等自然是钦佩备至的。可家财有限，盐引改票后，又损失巨大，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啊！”
“本官就是体谅你们的难处，方才建议你们转行投资。”陈文强象是很关切地嘘叹着，“道光年间时，陶澎于两淮行票废纲，多少总商因此破产？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本官思及此惨景，心痛，着实心痛啊！”
你心痛，我们是肉痛啊！一个年纪大的盐商暗自苦笑，开口说道：“陈大人苦心，我等十分感动，也愿听从大人的指导。只是不知，不知要捐输多少？”
“不是捐输。”陈文强摆着手，正色说道：“本官一向廉洁公正，可不象省城那些位高却贪鄙之徒。这里有成立公司，投资入股的相关章程，诸位可以细细阅看。如果相信本官的能力，那便请慷慨解囊，既为广东建设出力，又能转换产业，以为子孙百世之业。”
直斥贪鄙，就差把袁树勋的名字说出来了。众盐商心中凛然，都知陈文强已有办法，完全不惧袁树勋这个总督。
陈文强起身拱了拱手，转身而去。至于盐商如何投资，如何分红，能投资多少，那是手下的事情，他就不必再施压劝诱了。
断了别人的一条财路，再给别人指出一条，既能集资干大事，又不至于把人都逼到绝路上。但这看起来不错的办法，却是在陈文强的强横之下，有些强迫的选择。
对此，陈文强并没有什么愧疚。他的心已经变得冷硬，可以毫不留情地罗织罪名搬掉绊脚石，可以冷漠地看着罪犯的那些家眷哭泣着被强行迁走。在他看来，手段的暴戾残酷，换来的是更多民众的安宁，换来的是社会治安的日益好转。
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当陈文强想到这句话，并且认为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的时候，他又觉得心安理得了。没有办法，如果不施酷烈手段，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或者说办不好。粤汉铁路可能还陷于贪腐的泥潭，还在被顽固士绅纠集的乱民所阻挠；盐政改革可能已经半途而废，政府、盐商、民众依然是三方吃亏，陈文强的名声也将因此而下降。
所以，陈文强不能忍让退避，只能勇往直前，借助于所有他能使用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六章高调归羊城
警察、厘金、盐务正在被陈文强组合在一起，成为既分离又互相配合、协作的大的工作团体。
警察既管清乡，又管维护治安，还有厘金的收取；厘金局则有监督、核算功能，督办员坐镇警察局、所之中，掌管收取上来的厘金；盐务改革由警察的武力保证实施，而盐务局的巡捕船又划归水警使用。
一种交叉、协作的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精简了办事机构，但核心的保障依然是不断扩充的警察力量。武装警察，治安警察，水上警察，巡警，利用西南战场把广东军力抽调大半的情况下，陈文强把一个巡警总办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还只是官面上的体现，在立宪风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陈文强作为宪政会的中坚，与广东的开明商绅还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作为之前内定的广东咨议局议长，虽然陈文强让出了这个位置，但在正紧锣密鼓筹建的咨议局中的影响力却还是很大。
从官场到民间，陈文强具有着软硬两方面的实力，特别是在广东，因为陆路提督是吴禄贞，水师提督李准又与他交好，势力已经很难被撼动。况且，他还有着琼州这个大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即便是清廷，其实也奈何不了他。
而整个中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革命军在西南的屡番获胜，立宪派的急迫催促，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从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到一九零六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再到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批准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以使这个办理宪政的机构更加名副其实，并开始加速推进宪政。时间过得很快。
在宪政编查馆开展工作的同时，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这一次考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专门前往英国、德国和日本取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次出洋考察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达寿、李家驹等人的第二次宪政考察则让清廷决心以日本为蓝本。实行预备立宪。
而清廷之所以中意日本的宪政，一来是两国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历史上两国也多有了解和交流，移植日本制度似乎相对可行；最重要的是，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也就是说。日本的宪政绝不侵犯皇家特权，颁发法典事先也无需接收公众的审评，皇帝公布宪法时，还仿佛是恩赐一般。如此一来，清廷当然喜欢了。
一九零七年十月，清廷在革命党的压力和立宪派的不断鼓噪中，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后称《筹备事宜清单》），并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
朝廷正式颁布宪法这种公开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不过，这个《钦定宪法大纲》模仿日本宪法的痕迹太重，未免有失体面，它的第一、二条差不多是直接从日本明治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直接翻译过来的。
而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是。《钦定宪法大纲》一共也不过二十三条，其中正文十四条全是有关“君上大权”规定的，而关于国民权利的九条规定，只是可怜巴巴的附录在后面。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毕竟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国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依照这些宪法文件，国民基本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财产限制，当时的世界通例）和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条，与欧美各国宪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基本接近。而这些权利规定，在封建法典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以表诚意，清廷在《筹备事宜清单》中确定了预备立宪路线图，将预备立宪期限定为九年，并详细开列了这九年要筹办的大事和时间表。
客观地讲，如果要使这种仿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向英国的虚君制君主立宪发展，从而和平、平稳的建立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制度，九年时间应该是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是很仓促的。
但对于立宪急进派和革命党人来说，九年则是过于漫长了。对于陈文强来说，倒逼清廷进行宪政改革的目的是有限度地达到了，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一九零八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使宪政会在掌握地方权力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袁树勋越来越急迫，越来越示弱的情形下，陈文强高调地返回了广州。
所谓的高调，便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令袁树勋等人从此摆正自己的位置。没错，表面上下官对上官的尊重可以有，甚至可以不断地给予类似孝敬的好处。但你不能阻挠我的事业，阻挡我前进的步伐。
“执中”号为木质船壳，排水量五百吨，装备火炮六门；“缉西”号为铁肋木质船壳，排水量三百二十吨，装备火炮六门；“海长清”号为木质船壳，排水量三百二十吨，装备火炮五门。陈文强率领两百武装警察乘坐着这三艘盐务局最大的巡捕船，威风凛凛地在出现在广州码头。
事先便有通告，码头上人头攒动，有迎接的，有看热闹的。既然打的名义是在外面缉捕乱党，陈文强自然有要有所表示。他带着武装警察奔袭了大塘乡，一举击溃股匪，击伤俘虏了著名盗匪李福林。
稍有些意外的是，陈文强不必把革党的帽子扣在李福林头上，因为这个家伙确实与革党有联系，缴获的赃物中有鹰球图章、青天白日旗等证据。而且。陈文强还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原同盟会的朱执信，现在任教于广东政法学堂，便是他在联络发动会党、绿林，准备时机成熟后起义暴动。
对于朱执信，陈文强并不想缉捕，甚至牵连到朱执信的口供也被他销毁。但他还是秘密派人对朱执信进行监视。以防在广东给他添乱。
船一靠码头，李福林等盗匪便被押解上岸，交给广州警察，游街示众后将被立即正法。
议论着、围观着、追看着，大批民众渐渐离去，陈文强方才弃船登岸，在袁树勋的幕僚陪同下，率队入城。
笔挺的制服，威武的行队。闪亮的刀枪，两百武装警察都是精锐之士，精神十足，杀气四溢。陈文强骑在马上，在几名骑马警卫的保护下，昂然行入城门，在街道两旁百姓的惊愕、震撼的目光注视中，走过大街。直至督署门前。
袁树勋再不愿意，也只能向陈文强低头。也要摆出姿态，率领官吏至督署门前迎接。
毕竟陈文强向他提前作了通报，乱党首领李福林被缉捕，部众溃逃，残存乱党正在抓紧追拿，潜入广东之乱党已无兴风作浪的可能。
换句话说。陈文强此番返回省城，那是带有出征将军凯旋而回的意味。率领着精兵强将，乘坐着巍然大舰，如此高调的行为，就是要使这种意味更加浓厚。
“总督大人出迎。下官如此敢当啊？”陈文强远远看到台阶上的袁树勋，便翻身下马，大步上前，拱手一躬，嘴上说得客气。
袁树勋看着陈文强身后整齐、严整、装备精良的队伍，暗自叹了口气，把目光转到陈文强身上，脸上已经露出了和熙的笑容，上前伸手虚扶，“陈大人剿平乱党，还省城平安，劳苦功高啊，又有何不敢当呢？”
“这是下官份内之事，总督大人谬赞了。”陈文强直起了身子，伸手摆了摆，身后已有人送上一个大托盘，掀开蒙布，露出书信、鹰球印章、旗帜等物。
“大人请看，这便是下官剿灭乱党的缴获。”陈文强伸手指点着，给袁树勋介绍道：“鹰球印章，据李福林所方，为乱党头子孙文所颁赐，是为作乱时铃记所用；青天白日旗旗徽式样，听说乃是孙文所绘……。”
“好，好啊！”不管对陈文强的有多少怨懑，袁树勋对陈文强的能力还是相当钦佩的，这些实打实的物证可是向朝廷邀功请赏的凭恃。
而且，名义上还是警察，但装备、气势已经远超过巡防营的武装警察，令袁树勋感到了莫大的威压。也许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知道陈文强为何如此强硬。
略微寒喧之后，袁树勋和陈文强都是一脸轻松地走进了督署。装样子，这是在官场上混的基本功，即便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也不可能带出来。喜怒不形于色，城府甚深，那才是一个合格官员的要求。
在厅堂落座，没说几句，袁树勋便有些着急地提到了对西南饷粮的供应上。毕竟那边催得越来越紧，形势似乎也越来越严峻，吴禄贞的描述让袁树勋觉得士兵哗变是迫在眉睫。
“大人，如果盐政改革能够持续，官盐的销量能够上升的话，粮饷还是有所保证的。”陈文强率先说到了盐政的事情，就等着袁树勋最后表态。
纲法得以推行的前提是盐销区的划分与引额的分配。为保专商引岸的推行，清代牢牢确立了盐产区与盐销区的一一配套。按照规定，一旦盐销区划定，产区与销区之间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关系，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配运，按规定的路线转输，然后在规定的引地销售。否则，即以私论，“凡将有引官盐，不于拘该行盐地面发卖，转于别境犯界货卖者，杖一百。知而买食者，杖六十”。这就是清代产盐与销盐的基本态势。
从食盐的颁引、征课到产运疏销，盐务衙门均有“分治其事”之权。还应指出，除盐务衙门外，地方行政官员也有疏销盐引、核定盐价、缉查私盐的责任。特别是在通商疏引方面，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卫所，责任更为重大，所谓“征课为盐官之专责，而疏引缉私，则地方有司亦与有责焉”。
为与纲法体制相配合，盐商组织对盐务管理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盐区的盐商组织称谓不一，两淮称为“盐商公所”，山东称为“商司”，河东称为“商厅”。各盐商组织的主事之人，两淮、两广称为“总商”，两浙称为“甲商”，山东称为“纲头”、“纲首”，河东称为“纲总”、“值年”，一般由财力雄厚的大盐商充当。尽管称谓不一，其职能却大致类似。
而清代的盐商报效大致可分为军需报效、助赈报效、助工报效和备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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