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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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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能否让美国相信，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并由此得到美国最大力度的外交和经济技术的支持，对中国的发展事关重大。
而就在不久前，在美国还发生了一件令陈文强感到振奋的事情。
草地，房屋，人群，在七百英尺的高度，统统变得渺小；蓝天，白云，似乎就在头顶飘浮；这是一次成功的飞行，冯如的飞机环绕广场飞行了1600米，然后飞向旧金山海湾转了一个弯，再徐徐降落在广场上。
飞机缓缓降落在草坪上，远处的几个朋友疯狂地跑过来，欢呼着，“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他们拥向飞机，把冯如高高举起，抛向空中。
冯如也是激动万分，在荣耀的背后，为这架飞机付出的艰辛努力，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说不想知道。
从位于遥远的美国旧金山，奥克兰市东九街三五九号一家名为“广东制造机械厂”的工厂，连同厂长冯如在内，仅有三个股东，总资本连工具、材料折款在内，也不过一千美元出头。在面积仅有八平方米。狭窄逼仄的车间里，他们通宵达旦地工作，用了三年时间，居然真的造出了一架飞机。
在制造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购置足够的生产工具。飞机的大小零部件，都只能用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完成，就连起落架上的一颗螺丝，都要用上很长时间不断地试验。
这期间还经历过一次横祸，一场大火将厂房化为灰烬，几个月来辛辛苦苦绘制的图纸资料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周先生呢，他没来吗？”冯如双脚落地，急切地四下寻找，对这位当时慷慨出资。使得飞机制造能够继续进行，让他能够圆梦天空的恩人，他实在是太感激了。
一个年轻人跑了过来，笑着对众人说道：“今晚六点在唐人街华飞饭店，周先生为大家摆庆功宴，希望大家准时参加，到时，周先生有重大事情相告。”
轰。一群年轻人的情绪更加高涨，只有冯如稍有些遗憾。他多么希望在这成功之时，向帮助他的恩人表示衷心感谢。不过，周先生定是看过了他的成功表演，也肯定为他感到高兴才是。
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飞行比赛中，冯如驾驶着他新设计的飞机参赛，以七百多英尺的飞行高度和时速一百零五英里的时速。还有三十五公里的航程分别打破了一年前在法国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飞行比赛的世界纪录，荣获优等奖。
中西各家报纸争先恐后地报道这走在了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足以载入世界航空史册的事件。美国《旧金山星期日呼声报》甚至用整版通栏大标题刊出“他为中国龙插上了翅膀”，并以巨龙、冯如飞机和冯如像作为套题照片，详细介绍了冯如其人其事。
旧金山华人街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华飞酒店的一家大厅里气氛更加热烈。
刚进行完比赛，很快便收到了大洋彼岸的贺电，让大家都感到惊讶，更惊讶的是贺电竟然分别是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宋教仁发来的。
“宋大总统发来贺电：中国大有人才，复兴指日可待，华人为之骄傲，中国为之自豪。”周义怀大声宣读完，大厅里沉寂了一下，骤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冯如诧异地看了看周义怀，他竟然邀请到了共和国驻旧金山的领事前来致贺，可见他的能力，未必便是他口中所说的一个商人。
周义怀走回座位，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道：“我已经被任命为中华共和国驻美国总领馆的武官，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在此，为对你的隐瞒说声对不起。”
“那你慷慨资助，恐怕也不是爱好航空事情业这么简单吧？”冯如疑惑地问道。
周义怀轻轻点了点头，缓缓解释道：“说来话长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复兴会美国支部的总干事了。现在共和国的国务卿陈文强，当时正是复兴会的执行委员。在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突然问到你，这让我很迷惑，因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是啊，我当时寞寞无名，不知道陈先生怎么会提起我？”冯如更加大惑不解。
“谦虚了，当时你在奥克兰市是颇有名气的机械专家，先后制造过抽水机、发电机、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机械设备。”周义怀笑道：“不过，确实如你所说，我也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你的。当时，他对我说，这个冯如很有才干，如果可能，你留意一下，如果他遇到困难，就尽力帮助他一下。说完之后，他给我一张一千美元的汇票，并且交代我帮你时不要暴露身分，也不要一次把钱都拿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冯如笑着问道。
“艰苦和绝境有时能激发出人的最大潜能，创造难以想象的奇迹。这是他当时说的一句话。”周义怀若有所思地说道：“事情真的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你能在飞机制造上成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情况正如周义怀所说，尽管在此之前，冯如就已经是奥克兰市颇有名气的机械专家，但飞机毕竟是那个时代刚刚出现的新事物。由于莱特兄弟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封锁了一切信息。冯如只能通过参观飞行表演的机会，来揣摩飞机的大致结构。然后，再用数学与物理学原理，通过不断的航模试验，修改自己的数据。
他甚至从商贩处买来许多鸟儿，观察它们的飞行状况。在这种条件下。冯如在三年的时间里造出飞机，就“相当于一个大学生花十万人民币，以三年时间造好一艘太空飞船。”
冯如陷入了沉思，原来受到资助的背后竟然有这样曲折的故事。
“陈先生也发来了电报，想请你回国效力，政府正在全力发展飞机。”周义怀殷切地说道：“政府将提供最好的研究环境，最优厚的待遇，最大量的物质支持。”
冯如抬起头，洒然一笑。说道：“我一直抱着‘壮国体，挽利权‘的宗旨制造飞机，什么优厚待遇，生活条件，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为祖国贡献我的才智，才是我平生的愿望。”
……………
是金子。就总会发光；是人才，就总能脱颖而出。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虽然荷兰人安东尼？福克同意帮中华共和国造飞机。但出于对外国人本能的不信任，陈文强还是希望由冯如来担当重任。
倒不是希望冯如能感谢他早年的帮助，而是他对这位热爱祖国的举世公认的飞机设计师、制造家和飞行家的崇敬，他要尽自己的力量，让冯如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当一个故事刚刚开头的时候。人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事后回忆的时候，所有的一切才会那样动魄惊心。潜伏在人们视线之外的暗潮正在这个国家建立新的。人们以为他们看到的不过是爬行的藤蔓，而事实上，这些藤蔓也许仅仅是某种庞然大物的附属品。
诚然。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许多崭新而令人惊吓的问题产生，但就象某个人所说的一样，“很多事情在汽车时代的确比手推车时代更容易出差错，但这个事实并不表示我们就得回到手推车时代去。”
由广东开始，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政府组织的村级选举开始进行，而明年更要向其他省份伸展。
或许选举过程比较简陋，或许所谓的竞选演说让人觉得可笑和幼稚，或许很多百姓并不十分适应这种产生官员的方法，但新政府正在强迫他们接受新的观念，或者说在强迫他们学习民主。
政府毫不厌倦地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理论：村委会是你们选出来的，它的决定权在你们手中。如果觉得不满意，你们还可以向上一级部门申诉，只要人数达到全村三分之二，这个村长他就干不成了。
在一个封闭的投票间里，百姓们不管是画圈还是画叉，不管是投红豆或者绿豆，这都代表着自身的权力。让他们感到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那些可能要成为官员的候选人，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和善和讨好。
这些视官老爷训斥打骂为常事，见到富人或官老爷要弯腰行礼的老百姓，触动是巨大的。或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手中权力的重要性，意识到平等的真正含义。
民主是什么高深复杂的东西吗？民主的实行是具有高难度的事情吗？很显然，新政府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在南方，特别是广东进行了一番游历和考察后，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感慨。虽然有批评和责难，但更多的是对新政府的赞赏。他认为新政府是具有改革的勇气，并敢于付诸实践的。而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正在成为政府推动改革的助力。
当然，一部分年轻官员有偏激、性急、粗暴的毛病，但睱不掩瑜，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对工作更充满了热情。
正如莫理循所说，民主其实是个简单问题，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竞选，一个是参与。两个维度就可以评判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是否实行民主。如果民主是个复杂问题，就不会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民主，就不会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化潮流。
民主就是一个选票，一个投票，然后数数人头。民主就是一个程序和规则，一人一票，排个队，举行个秘密投票，选举结果公开，一学就会。
况且，一个家庭有时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还得相互征求一下意见呢。家里的事能参与，政治的事也能参与，参与并不一定说了算，但对于一个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总得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行了。
民主就是这样简单，无论好人、坏人，伟人、小人，风光者、卑微者，在选票上人人平等，都是一票，其中并没有什么复杂、高深的道理。
不仅民主的内容是简单到人人可以掌握的事情，它的实现也是最简单的事情。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更是勇气，其最简单的落实，便是有知识的出知识，有财力的出财力，有话语的出话语，有生命的出生命，不惮于荣辱安全。
跌倒了，再站起来，擦干血泪，只顾往前去，十年不行二十年，一代人不行两代人，总之是不达到目的就不罢休。
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素质低、民族复杂，贫穷落后……中国不适合民主，或者暂时不适合民主。这不是理由，只是困难，妥协和退让只代表着懦弱和虚伪，迎难而上，才是正道，就让民主从村级自治开始吧！
…………………
元旦，预示着新的一年的开始。1911年，来临了。新政府给北京百姓送礼了。
中南海和颐和园的昆明湖人声鼎沸，鱼跃翻波，一网一网肥大的鱼被拉上岸。皇帝没了，朝廷倒了，这些多少年受到皇家庇佑，不准捕捞的鱼儿大难临头。每家一条，算是政府送的过年礼。没说的，又是陈文强出的主意，既省钱，又让老百姓高兴，余下的就卖掉，也是一笔小收入。
于是，北京许多饭馆的菜单中忽然新增了一道“总统鱼”，以和传统的“东坡肉”对偶，不得不说，商人的头脑还真是灵活。
这种基于年终福利的设想，是陈文强残存记忆在作怪。不过，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老百姓既觉新鲜，更觉得现在的政府比满清时强得太多。
当然，最难得的是社会秩序稳定了，赋税降低了，生活的压力减轻了。虽然还只是开始略微有所感觉，但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是很低的，一点点的改善就能让他们觉得满足。
往年这个时候，寒冷难熬，北京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倒卧着许多尸殍，士兵、巡警们把怎么也清理不完的尸体扔进车里。街上没有行人，天空没有鸟雀。偶尔有只瘦骨嶙峋的野狗晃动着身子，这里嗅嗅，那儿闻闻，或者是在厚厚的积雪中扒着什么。
这样的情景现在基本看不见了，香山下的慈幼院连盖带修，已经有了三千多间的屋子，逃荒的、要饭的、流浪的都被安置下来，等待政府的分配。有陈文强从皇室榨来的钱财支撑，今年的冬天挺过去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八章蒙乱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探讨的永恒课题之一，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主体，其发展水平可以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因而在经济模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现在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发挥国家计划和指导的开发性作用，也可以叫做“国家指导的高速增长体系”。这在当时的国际世界中，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创举。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诱导，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间接有效的调控，并一直管到微观，落实到企业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政策重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都在不断地总结和学习更为有效的方式，调整和改革经济发展模式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随着共和国四大银行的成立并开始运行，政府力求让银行与公司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由于银行和工商企业关系密切，公司管理者受到保护，从而使之能够不受股东影响而进行长线投资。
以重工业发展带动轻工及相关产业，历史经验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随着柳州、鞍山、上海、大冶等钢铁厂的建成投产，为铁路的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铁路的建成，又将拉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一环套一环，依赖于中国百姓的低起点，以及众多的人口与偏少的耕地之间的矛盾，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并相对节省了所要花费的工资成本。
只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只要别逼得太紧，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陈文强知道得多，也便比别人更为担心。所以说，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和不想事的傻子，最为心宽快乐。
然而。不天遂人愿，沙俄在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培植亲俄势力，收买乌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达多尔济等多人，利用外蒙民族上层反对新政的强烈情绪，积极煽动其中的亲俄派出面邀请俄国干预，以便据为口实，干涉中国内政，挑起中俄纠纷。
一九一一年二月，在俄国的策动和援助下。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告成立“大蒙古国”。同时，大“蒙古国总理内阁衙门”向内蒙古发出了《致内蒙古各盟王公文》和《优待条件》八条，鼓吹“内外蒙古皆属一家”，劝谕各蒙旗“一体归顺”。对归降“大蒙古国”者许诺享受“王公以下贵族皆晋升一级，库伦政府支给年俸”，“所承担的捐税与外蒙古人一律免除”，“若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库伦政府则出兵予以保护”等优待。
共和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上层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义”旗帜。投靠沙俄搞起“独立”活动，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危害，而这个阶层是有一定规模的。他们有着牢固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封建基础。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外关系，制定灵活适宜的政策，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种态势，新政府建立之初。便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总统宋教仁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各民族为一国，即合各民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愿中国“各种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新政府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北京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宋教仁在就职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
宋教仁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派出代表到北京“参议政要”。同时新政府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为前提的。
当中国革命成功，新政府开始执政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内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展开了斗争。
一九一一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乌泰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同时，库伦政府支援乌泰俄国“别列达”枪1200杆，子弹50万发。另有外蒙军四、五十人也秘密前来，帮助乌泰。
但是，妥协和退让，并不是新政府的本质，乌泰显然是估错了形势。只要他们赞助共和。维护统一，政府可以暂且不动。但全力确保内蒙，向外蒙进行威慑和渗透，是新政府的既定方针。武装叛乱既然已经出现，就断没有再姑息迁就的道理。否则，难免会有人跟着闹腾。使得蒙古局势更加混乱。
由总统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国安部总长为委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三省亦无宁日，现经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由你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并驻兵内蒙，以慑库伦。”
几乎与共和国政府发出命令的同时，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通知驻库伦领事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说：“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
“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外蒙的独立和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还有民国政府被沙俄的虚声恫吓所吓阻。其实，沙俄并没有做好武装侵略，吞并外蒙的军事准备。当然，那个时候国内形势不稳，没有多余的力量震慑独立分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共和国政府抢先发难，不仅要以兵剿灭，还断然拒绝了俄使廓索维慈要求谈判的照会。
外交部长陆征祥禀持政府的旨意，态度很强硬，他指斥俄国此举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要在媒体上公开俄使的照会，让中国人民自己判断俄国的用意。你吓唬我，我还要吓唬你呢！外蒙古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历史上差，等到十月革命一爆发，吃多少就要给我吐多少，还要算上利息。
同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接到电令后，在奉天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款二十万，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吴俊升部，驰援洮南府。
吉林卫戍司令曹琨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后站，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供应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调动冯德麟所部，并令手下将领吴佩孚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
黑龙江卫戍司令蓝天蔚接到电令后，设立筹访处，并调动张作相所部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飞快的部署，迅速的行动。将不利转为有利，平叛之后，使军队名正言顺地进驻内蒙古，政府的意图并不只是剿灭叛匪那么简单。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乌泰叛军的三路兵马一齐向预定的目标大举进发。
第一路（左路），约五百人，从葛根庙出发。十七岁的第六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县。
第二路（中路），约一千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乌尔塔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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