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雄心之舰男穿越记-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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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日本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了天皇全家被杀一案上，虽然日本不缺天皇继承人，但刺杀案的发生，还是令日本举国震动。短时间内根本无瑕关注中国的骤变——而南方的红军高层，也不打算给日本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在得知宋子文政府全部迁往上海，南京已接近空城的消息后。在六月十二日，武汉苏维埃政府就下令南北两线的红军以上海为目标全线高速进军。

作为到达上海最快捷的通道：长江水道，一夜之间就聚集了近千条各色的船只，载着数万名红军战士，浩浩荡荡地顺流而下，直逼上海。

此时的马鞍山市还未解放，但顺江而过数百条船只根本就不理会他，千舸争流，直下长江。

瑞金号和九江号，成为这支以风帆、机动拖船为主的庞大船队的护航舰。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瑞金号的战斗力，位于上海的李华梅接到了武汉方面的指示，她于当天早晨搭乘一架水上飞机，匆忙地离开上海，于上午九点在长江南京下关江面上降落，在那里回到了自己的临时本体瑞金号上。

之所以是乘座水上飞机而不是虹桥机场的客机，主要是这时的虹桥已经受到了严格的航空管制，再从这里坐飞机飞往“匪区”，实在太显眼。相比之下，水上起飞的飞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就没有人管得了了。

当长江两岸的红军正朝上海进行大进军的时候，已将形象切换成日本行动时的面孔的林汉，则正在汪精卫的住处附近打着转，寻找着给这个汉奸一枪的机会。

从日本军舰上下来后，汪精卫一行人就住在了日租界里。昨日的爆炸事件着实吓坏了汪精卫，这厮现在就死死地躲在日租界里不肯出来。

好不容易逃出南京的宋子文，现在也是正处在焦头烂额之中。陈立夫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中统大楼的事务要人去处理，在上海滩无法无天的王亚樵一伙人他更不能无视，但更要命的是马上就会打到上海来的红军。

这么多的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全部堆上来，几乎把刚刚丢掉首都的宋委员长逼疯了。

从昨夜逃到上海，宋委员长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都是被上面的事务死死缠住了。已成了丧家犬南京国民政府，在大上海滩几乎已失去了执政能力。他这个最高首脑不在后面用脚踢人屁股，下面那帮人几乎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不想干什么——因为不少人都认为完蛋在即，现在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在灭亡前的最后几天里，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倒是夜夜灯红酒绿，高官云集，醉生梦死者数不胜数。

第152章上海遗恨2

六月十三日，南方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占领嘉兴，兵临上海城下。上海虹口日租界，此时却一片肃杀，随处可见正在修筑工事的日本浪人。当地的日本军警也全部出动，排查路人。

昨夜的惊天一炸，被南京的沦陷和天皇全家被杀的大新闻掩盖，没有震动世界，却震动了上海。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戒严了，不光是租界就连华界也同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都可以看到堵路的路障和排查的军警。

作为侵略中国的最重要桥头堡之一，上海对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清末甲午战争结束开始，日军就在这里长期驻扎派遣舰队，并经常以水兵上陆行动，曾经镇压过著名的五卅运动。1927年，日本海军派遣三个大队的陆战队登陆上海，先是阻止北伐军进入日租界，又出兵山东，参加了1928年5月日军在济南对北伐军的进攻。

在北伐战争烽火渐息之际。日军却没有将这支部队调回本土，而是于1928年6月择其精锐常驻上海，正式编成“上海陆战队”，接受“支那派遣舰队”的指挥，并且装备着包括轮式装甲车在内的重型武器。被认为颇具战斗力。若不是林汉在1932年整出“卡莱尔号”事件，令大英帝国损失了整整三十五吨黄金。事后一年里，英国人为了追查黄金的下落，把注意力全部投注在上海，逼得上海陆战队不得不老实了起来。而在原本的历史上，也是这支部队一手挑起了“一二八”事变。

而在《伦敦条约》签定后，日本海军打着“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借口，计划逐步地加强在上海的兵力和实力，只是在这期间却受到了英国人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还是“卡莱尔事件”的后续发酵。

卡莱尔号沉没后，英国人花了大力气进行事件调查，最后确认船上的黄金全部不翼而飞。很明显，这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一起很有针对性的袭击事件。而肇事者的目标就是船上的那三十五吨黄金。

就算是不为了三十五吨黄金的下落，英国政府也必须给船上的那数百名水兵的家属一个交待。

谁会是最大的嫌疑人？谁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

有能力在太平洋里给英国人搅事，并在极短的时间打捞起几十吨黄金跑路的势力，在太平洋里只有两家：一家是美国，一家是日本，而日本的嫌疑更大。

东北事变前后，林汉不遗余力地通过英美媒体，向英美两国的人民“普及”日本文化，告诉他们什么叫“独走”，什么叫“下克上”，为此还特地匿名写了一本名为《菊与刀》的书在英美出版。该书是林汉抄袭后世的同名作品，加上林汉自己通过网络对二战期日本国情、政治结构的理解，渗杂他个人的私货写进书中，其内容无非是用暗喻的手法向白种人灌输日本威胁论。该书在英美销量不错，更成为英美两国中关注日本问题的政客的必读物。

卡莱尔号事件后，英国人就盯上了日本，他们严重怀疑卡莱尔号事件是日本人所为，对于日本在长江三角地带伸手的行为更是极为警惕。无论是1933年还是1934年，哪怕是塘鹅号事件后，日本人“好心”地向英国政府提出愿意“帮助”解决中国南方“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时，都被英国人“委婉”地回绝。

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大英帝国的政客们在这一点上还是相当清醒的。而后英国人更联合美国人，在租界驻军问题上施加压力，限制日本在上海驻军人数的扩充。

1935年后，五月底，红军发动全面攻击，南京国民政府不到半个月就被红军打垮到几乎要灭亡的边缘，英国人这边才匆匆忙忙地想到了“日本友人”的帮助，在这事上松了口，只是时间已是六月十日以后的事了，时间也已经来不及了。

面对突发事件，任何政府的反应都是有迟效性的，无论英、日政府都不例外。

日本人对插手南中国的事务，本来早有准备，鹿儿岛的仓库里囤积的军火就是为此准备的。但是林汉的那一炸，港口设施全毁，不但军火库被炸，连附近的贮油罐也被波及，燃起了冲天大火，整个港口完全报废，短时间内无法使用。

由于鹿儿港事件，更引起日本冈田启介内阁的倒台。旧内阁和新内阁的交接过程中，各方为了权力互相扯皮，对中国的关注度暂时下降，又白白浪费了几天的时间。而这几天，正是红军发动全面攻势的关键时刻。

等日本政府处理好上层的权力交接，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的时候，时间已是六月八日以后的事了。但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的崩盘速度，已快得出乎所有国家的预料。

鹿儿岛的军火库存被毁，令日本人事前的准备全部泡汤，等他们重新协调好准备好，时间已是六月十一日。原计划是六月十三日后从长崎出发，派出第一波共计三千鬼子兵打着协防上海的名义强行进驻上海的，然而在十二日这天天皇全家遇刺，日本高层震动，统治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再起，日本的海、陆两军又被迫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国内。

虽然天皇一家被林汉灭门，日本国内倒也不缺“天皇继承人”，但最大的问题却是，推谁上台好？日本的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矛盾重重，海军和陆军的矛盾，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一直都纠缠着日本。

从前天皇在时，有这个裁仲者在时，双方勉强还能维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现在天皇一去，捧什么样的人登上天皇的位置，就成日本国内各派争夺的大问题。在这关键的时候，原本要被派往上海的“中国派遣军”，也就因为上层的权力斗争，被半途扣了下来以用于国内的争权夺利，短时间内本土不大可能派出军队。至于台湾驻军方面，由于先前任务分配有异，原计划是和上海方面同时行动。当时台湾的驻军和舰队目光都盯着一海之隔的福建，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要赶到上海。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天皇的遇刺，造成了日本海军方面的协调混乱，因为上层的心思现在全放在国内争权夺利上了。

天皇全家暴亡对日本政治结构造成的冲击和破坏，现在才刚刚开始，在其选出新的天皇，重新稳定下来之前，日本内部先会有一场很精彩龙争虎斗式的内乱，只是这种内乱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林汉自己也无法确定。

日本人因为天皇遇刺而内部混乱不堪，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南方的红军已兵临上海城下。当地心怀不轨的日本人在得不到本土有力支援的情况下，现在只能靠在内部挖潜自救以拖延时间。

不过这两年，日本人虽然无法公开增加驻上海的殖民军人数，但背地里小动作却不断。其位于四川北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驻上海租界部队的总部。这里用防炮钢板进行加固，使之成为一座非常坚固的作战堡垒。

除此之外，在公共租界东区与越界筑路的虹口，从汇山码头往东，直到虬江码头的沿江地带，日本军方都建有碉堡式的房屋。在杨树浦、江湾等地。日本人的学校、工厂中到处设有堡垒化的军事据点，在坚固的水泥屋顶上，随时可以架设大炮与机关枪。而这些军械在平时就藏于地下室内。简单地说，日本人将日租界这儿要塞化了。

在二战时，打这种要塞化的城市，无论哪个国家都是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关于这种情况，林汉早有准备。而身为德国舰魂存在的汉娜，对二战时发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的绞肉战争同样印象深刻，她知道这种地方的战斗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在林汉的要求下，德国方面根据一战凡尔登战役的经验，加上汉娜提供的二战列宁格勒、斯大宁格勒两战的经验教训，专门研制了一批用于巷战的重武器送进苏区，现在这批装备都在运往上海的路上。

而红军上层，经林汉的提醒，也对发动上海战役拥有足够深刻的心理准备。南方红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两年和炮党的战争实在过于地“顺利”，部队缺少打硬仗和打狠仗的经验。

“顺风仗打得太多，也不是一种好事。”

李润石和红军上层的军官非常明白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冬季里，红军一边扩军一边继续进行着大练兵，不光是在战斗技能方面练兵，中下层军官的思想，也进行了一番的“整风”教育。六月的战争开始之前，红军内部已通过思想“整风”，告诉每一个中下层军官乃至普通士兵，在1935年的战争中，红军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南京国民政府这条烂死蛇，而是比他凶残百倍的帝国主义干涉军。

1935年在开战前，红军上下已经做好了打“外战”的心理准备。

为了红军在未来的战斗中能更顺利地拿下租界，从前李华梅在这里时已收集了当地大量的情报资料，绘制的地图甚至详细到每一间屋子的地步。林汉身着在日本常见的浪人服，在日本人租界区转了转，确定这里的布局和从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间受到了两次盘查，不过当林汉开口，满嘴的京都口音的日语的掩护下，很轻易就过关了。

日租界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公共租界的情况稍好些，英国人只是在租界入口处加上了一道路障，马路上多了一些背枪的印度阿三，过度自信的英国人到现在还认为红军没有胆对英国租界动手，这里仅仅只是街上的警卫比从前多了。

英国人把阻止红军占领上海的希望，大半放在了外交谈判和对红军的军事恐吓上。林汉可以想象出，现在英国人在汉口代办处的英方代表，一定踩破了红军位于武汉总部的门槛，各种“老牌帝国主义式的恐吓”肯定是少不了的。不过通过林汉了解到大英帝国虚弱的红军上层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在上海，另一家处于如临大敌状态的，是当地著名的万国商团这一武装势力，其总兵力在二千人左右。

万国商团是1853年英美等国以保护侨民为名组织了上海义勇队，后称万国商团，成为租界当局的一支准军事化武装，担当了维护租界当局统治的角色。随后历年扩军，其最高指挥机构为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名，副总司令若干名，下有骑兵队、野炮队、轻炮队、工程队、铁甲车队、步兵队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编制达到1500多人，已经成为一支正规军队。

而当红军势力在南方强势崛起后，到1935年，万国商团的编制更增加到两千人。在司令部下，设有A、B、C、骑兵、特种兵、炮兵六个大队。其成份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A大队下辖甲队、乙队、上海苏格兰队、犹太队以及防空队。B大队包括美国队、葡萄牙队、美国后备队、美国机枪队和菲律宾队。C大队，俗称俄国联队，是商团内唯一一支常备军队，下辖俄国常备队和俄国义勇队。苏联十月革命后，这俄国联队的成员大都是以逃出沙俄的白俄为主（白俄是白军的白俄，不是指白俄罗斯）。至于骑兵大队，分上海骑兵队和美国骑兵队。特种兵大队，主要包括上海工程队、装甲车队、中华队、日本队、译员队、运输队和通讯队。

从成份上看，这所谓的万国商团就象一只迷你型的八国联军，什么玩意都有。除了心怀鬼胎的日本队外，余下的成员成份基本上都是雇佣军性质，同样也是上海滩上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上海滩洋人的力量是如此复杂，总兵力零零碎碎加上来，已经超过六千人，这还不包括可以临时武装起来的“武装侨民”——他们主要是日本人。

比起日租界的如临大敌，上海华界这儿，虽然也在城市外围开始挖战壕，在街市内修街垒，但是林汉一路走来，路上看到的士兵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模样，士气斗志都是低到了极点。甚至还不如当地的青帮、红帮这两个黑、恶组织更有精神——四一二时，黄金荣和杜月笙都出过大力，手上染有革命者的血，有血债的他们反而在抵抗意志上更强一些。

上海地下党正在努力做思想工作的长腿将军孙元良，至今还骑墙摇摆，就是因为此君到现在还对驻扎在上海外国势力抱有幻想，妄想观望到最后一秒再做决断。

林汉在上海的几个洋人租界转了转，除了是观察现场，寻找适合狙击的地点外，另外也是在思考自己行动的重点。

一阵思考过后，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把目光全盯在汪精卫身上了。

炮党之中，从来就不缺少带路党和吴三桂式的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帮人什么下限的事都会做出来，在这儿杀掉汪精卫，骇猴的效果实在很有限。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想要干涉中国的革命，日本人要入侵中国，一个好的借口很重要吗？

“他们总能找出各种借口的。关键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

想通了这一点后，林汉把注意力从汪精卫身上收了回来，决定放到另外两个人身上。

他们一个是戴笠戴雨农，蓝衣社军统的头子，另一个防守上海滩，南京国民政府手中最后的一个实力派军头，长腿将军孙元良。

于是十三日中午，林汉回到“嘲风”组织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秘密总部，在那里他联系地下党，询问他们和戴雨农、孙元良谈判事宜，至于寻找刺杀汪精卫的机会，则交给手下去安排。

萨菲罗斯号还在从大板赶回上海的路上，虽然他一直以最大速度在海上行驶，但要到达上海，最快也要是四十小时的以后，也就是明天中午之前。萨菲罗斯号不在身边，林汉行事的自由度差了很多。现在整个上海都已经进入军管状态，华界区里到处都是检查路口和背枪的士兵，想象昨天晚上那般玩得那么轰动，已经不可能。

当林汉正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昨晚被他派去联系孙元良的肖白浪已经回来了。

肖白浪向林汉抱怨道：“那个长腿将军，一直在和我们打太极拳。无论是对我们还是红军，他都是态度暖昧，那家伙是根墙头草，他在等机会，想要把自己卖个最好的价钱。”

林汉冷哼道：“不要管他这个两面派了，这家伙这么不上道，我们就买通他的手下。五十万美元都买不通他？好大的胃口，如果不是怕泄密，我只要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光他手下。他手下的那些团长你们联系得怎么样了？”

肖白浪道：“都联系上了，他们都很有兴趣。”

“好！”

“给我开出价码，一个团长，带手下的兵投靠红军，我给十万美元！营长我出五万美元，连长我出一万美元！每个带枪和子弹投过来的士兵，我再发五十块现大洋！”

肖白浪犹豫道：“会不会贵了点？”

林汉大声道：“不贵！真打起来，打掉的军火要多少钱？炸坏的火炮什么的要多少钱？上海这里寸土寸金，战争的损失更大！另外，你把我准备收买他手下的价格单也开一份给孙元良，再告诉他，不，是警告他！我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考虑，他要么收下这五十万美元起义，要么我就用这五十万美元，从他的手下那儿，买他的人头！”

林汉最初拿出来的收买炮党军的预算是一百万美元，其中收买江阴要塞的守军用掉三十万美元，收买王耀武时用掉了五十万，其余的钱，在引诱杭州和南京的守军“起义”时用掉。这笔钱在林汉看来是花得极值的，这两地几乎是没有经历战火的破坏就完整地交到红军手中，光是杭州、南京机场的零配件，库存的汽油之类的缴获加起来，都远远地超过了花出去的那点钱。

在上海收买孙元良时，林海准备的预算上限是一百万美元，但孙元良骑墙观望的态度让他极为不爽。

林汉杀气腾腾地道：“他手上现在也就一万多的兵，撑死八九千条枪，一百美元买一条枪加子弹，很便宜了！”（注：一支军队不可能全部都是战斗兵，不可能人手一枪，枪人比例也就是百分六七十甚至更低，特殊时期比例会更高一些。）

肖白浪又道：“那钱是用真钞还是用德国货支付？”

林汉骂道：“当然是假货啦！骑墙派还想吃肉，叫他吃屎！”

肖白浪担心地道：“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都在查这事，事后会不会有泄密的危险？”

林汉道：“现在离开上海的船票一票难求，你给他也准备好船票。等他起义后坐船离开时，再制造一点事故，把那些假钱扔到海里或烧成灰让他哭就行了。”

处理完了孙元良的事，这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肖淑安以及和他一起过去做工作的丁影一起过来。通过他们林汉得知，戴雨农已看清了形势，决定在红军进攻上海时以行动进行相关的配合，并主动地拿出了他们收集到的上海各处防御图的重要情报。

而戴雨农对林汉提出招揽之意也表示出明确的欢迎态度。他手下的那些蓝衣社成员，在南方中国解放后处境尴尬而危险。这些身上打着浓重“特务”印记的人，不管红军方面表现得再宽容大度，他们自己心里都还是有疙瘩——其实红军上层很多人也有疙瘩，这些人放在手上，他们同样也不是太放心。

林汉站出来表示愿意全盘接收这些人并把他们都带到国外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当然，林汉也不可能全部接收这些人，那些有血债且已经被红军抓住的，林汉表示爱莫能助，而戴老板也表示了理解。

当戴雨农也决定“反正起义”时，快速解决上海问题，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153章上海遗恨3

当汪精卫从日租界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住处里乘车出来时，时间已十三日下午三点整。

王亚樵的那惊天一炸，着实将他吓得不轻。早在去年，以王亚樵为首的“嘲风除奸团”，就公开放出风声：发生在南中国的国共内战，只是中国人自己的战争。如果谁输红了眼，干出引洋人入关助剿之类的事来，谁就是民族罪人，必杀之。

这几年来，嘲风除奸团在大上海滩是杀出了名气，连胡适这位名气极大的“民国大师”，都死在他们的手上——据说凶手是一位蒙面女子，胡适是被其用单手扭断了脖子。而真正让汪精卫感到恐惧的，却是青帮三大龙头之一的张啸林，他在光天光日之下，被人用13毫米的反坦克枪在千米之外狙击，直接一枪打碎了下半身。倒在地上哀嚎了半天才死去。

这种死法不仅让人想起了清朝最后一个被腰斩者在腰斩后在地上用血写的“惨惨惨”的那一幕，更让人将凶手和常凯申之死联系在了一起，当时那凶手用的也是十三毫米口径的反坦克枪。

张啸林和胡适只是其中之二，这两年来名义上以王亚樵为首的嘲风除奸团在上海滩和中统、军统冲突不断。虽然中统、军统占据了官方的大义，可是一个在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