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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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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成为最关键的一天。
蒋介石不断向华盛顿发来措辞强硬的长篇电文。在电文中，他再三强调，在日本从中国撤军之前，只要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有一点点松动，中国这边就顶不住了，“抗战必见崩溃”。
似乎电文给罗斯福和赫尔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看到下面这些句子的时候——假如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以前的援助就是一场空，大家都白忙活了。以后我们也不再需要你们的帮忙，更不会相信那句“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谎言（“从此国际信义与人间道德，亦不可复闻矣”）。
这不是绝交信，但意思差不多。
赫尔一整天都坐卧不安，郁闷不已。此时，有人来敲门了，一看，却是胡适博士。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时任中国驻美大使。
纵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胡适和汪精卫等人一样，也曾经是“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即使在南京国防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胡适仍然在呼吁政府“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在他看来，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必定要败，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蒋介石表现得不以为然，在国防会议上，他“颇讥某学者之主和”，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但奚落归奚落，蒋介石对这位有些书生气的老夫子还是颇为敬重和欣赏的。他曾经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谓一语中的。
后来胡适终于明白，和比战还难，难百倍，当战争来到眼前的时候，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了的。于是，他在态度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从此告别了“低调俱乐部”。
不久，他应蒋介石的要求，暂时弃文从政，先以“政府特使”、后以“驻美大使”的身份赴美游说，以争取国际支持。
胡适能担当这一重任，缘于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不仅国内知名，在西方国家中也有很强的影响力，连老外吹牛，张口闭口，都喜欢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
某次，一位刚当选的美国议员到中国大使馆赴宴，糊里糊涂也弄不清楚中国大使是谁，就知道印帕吵浴３酝晁涂停恃敫靡樵苯窈蟮街泄糜巍比皇强推穆砺业模趺锤鲇畏ā�
这位议员点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去，而且首先要去拜访一下我的朋友胡适博士。”
胡适闻言莞尔，“议员先生，那你不用走那么远，因为胡适就站在你对面！”
胡适虽贵为大使，出门却不带随员，就那样一个人夹着皮包到处跑。他在美国行程几万公里，做了四百多场讲演，使美国朝野上下充分了解到了一个正在遭受苦难然而始终不肯屈服的东方古国，而他本人的形象也迅速提升，成了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的座上宾。
从“桐油借款”开始，包括后来组建飞虎队，都是胡大使辛苦努力的结果，四年时间里，他总计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国际援助。
美国《纽约时报》因此发表评论：重庆政府就算是寻遍全境，也找不到比胡适博士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中国赢得广泛支持。
胡适相信，只要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无疑，但“临时过渡办法”的出台，却表明汤姆大叔已经有了不顾及中国、转身想溜的念头。
这太可怕了，必须阻止。
谁是导演
那几天，蒋介石可谓是全家总动员。
宋美龄、宋子文都在美国进行穿梭游说，他自己则与胡适组成一硬一软的搭档来专攻赫尔：蒋介石前面发“绝交信”示威，胡适随后亲自登门试探国务卿的态度。
赫尔正在家里生闷气。
他认为蒋介石是“得福嫌浅”，帮你是人情，不帮是道理，怎的，日本要打的是你，又不是我。
胡适连忙上前劝解，“我们委员长对国际局势还不够了解，没有多想想美国的难处，您得体谅。”
这不过是虚晃一枪。胡适此行，绝不是光为了来说软话的。作为大学问家，有的是比普通大使多得多的法子，蒋介石“动之以情”在前，他要“晓之以理”于后。
胡适治学的门径，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换句话说，就是以“科学精神”抠字眼。
胡适问：“允许日本继续留驻越南的同时，能保证他们不进攻云南吗？”
赫尔摇摇头。
胡适皱起了眉，“那样的话，这些驻军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就太大了。”
赫尔不明究竟，“不可能吧，才两万五千人，就算打起来，又有多可怕？”
“不可怕？那我就说来给你听听。”
由于并没有限定这两万五千兵的兵种，假设他们大部分是日本航空兵以及配套的机械师、工程师呢？那样的话，日本完全可以在越南建立一个庞大的航空基地。
经过胡博士大胆假设、求证下来的结果的确可怕：不独云南，就连英国人控制的缅甸，亦将受到覆盖式的空中打击。
赫尔愣住了。
他也许可以不接受蒋介石那种呼天抢地、悲天悯人的东方情怀，但不能否认胡适的西方式思维。
正如胡适所言，重要的是还得听听英国人怎么说。
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适时而至，他也反对“临时过渡办法”。
表面上，丘吉尔是担心中国垮台会对盟国造成危机，实质上他正是害怕自己的殖民地会被日本人顺手牵羊，因此特地提出，在谈判中“要价要高，还价要低”。
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哭诉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对这位胖小弟的话却不得不在意。
五分钟后，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起草了“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当野村和来栖接过“赫尔备忘录”时，立刻从头凉到了脚，处于“极度的苦恼”当中。
备忘录一共十款，单单拿两款出来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为什么表情如此丰富了。
第一款，日本必须从中国和越南完全撤军，一个不留。
第二款，美、日同意不得支持除重庆政府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国政府。
野村和来栖设想过赫尔会讨价还价，却没料到对方会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硬，几乎就是谈判桌上的魔术。
11月27日，美国政府向夏威夷和菲律宾发出战事警报，表明它已做好了同日本作战的准备。
尽管如此，不到最后一刻，罗斯福仍心存侥幸，寄希望于能用“硬压”的办法使日本在谈判中就范，他却不知道东条早就蓄势待发，太平洋战争就要开始了。
一个星期后，随着轰隆一声，日本海军航空队成功轰炸珍珠港，裕仁天皇随后下达了对英、美宣战的诏书。
日本对珍珠港的轰炸改变了二战战局
美国一步失算，失算在那个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手中。不过这个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得救了。
事已至此，汤姆大叔别无选择，它必须应战。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在得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后，罗斯福气急败坏，赫尔呆若木鸡。可是大洋彼岸的蒋介石却恨不得长跪不起，大叫数声：“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神仙大姐、耶稣大哥救了我们啊！”
当天，他在日记上第一次用轻松的笔调写下了一句话：“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导演，只有天知道。
第9章 以胜利者的名义
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美国领头，英、荷、中等二十多个国家先后对日宣战，但几乎没有谁能阻止日军的疯狂势头。
1941年12月9日，日军向菲律宾发动侵略，仅仅五个月后，菲律宾即全境失陷。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急到要拿手枪自杀，然亦无法挽回局面。
美国的坏运气似乎也传染给了盟国。12月25日，驻香港的英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2月，驻印尼的荷兰总督向日军举出了白旗。
转眼之间，日军似乎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只无敌怪兽，到了人挡杀炫、佛挡杀佛的地步。
天炉战法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统帅部有意识地将精锐部队陆续部署到西南，以便在那里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其中原属第九战区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都被调到了两广地区。
你牵制我，我当然也得牵制你。在“中国派遣军”的所有部队中，武汉第十一军地位非常特殊，它属于跟中国的第七十四军一样的位置，即战略军，可经常性保持九个师团的兵力。
屯集这么多人，还让对手抽兵南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1941年12月24日，武汉第十一军向长沙发动侵略，从而拉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这次侵略几乎就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重复，除了侵略部队缩小为三个师团外，其他从路线到战术，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因为在阿南看来，两个月前的那次战役，他打得非常成功，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你想想，一连击溃对方包括第七十四军在内的四个军，要再说指挥有什么问题，那就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至于撤退时受到了一点损失，纯属意外。
阿南的成功，无疑就是他的对手的失败。可是有时候失败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它还会让人变得更加理智和成熟。
薛岳是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仗打得好时，他往往眉飞色舞，且有求必应，有人找他办事，刷刷两笔就给批复了。但要是吃了败仗，那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对面站着的就是一凶神，发起火来，连桌上的电话机都会摔得粉碎。
等摔掉电话机，就连隔着电话骂人都不可能了，老虎仔无人可咬，这时候才会蹲在地上，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一边龇着牙想上次为什么会弄个一嘴毛。
通过薛岳待人接物的表情，可以知道他究竟是胜是败第二次长沙会战，报上都在宣传“长沙大捷”，薛岳本人却在南岳会议上被蒋介石批得抬不起头来，这让他本来极强的自尊心很受挫伤，回去后就一个人抱着脑袋想问题。
第一次，光撤，到追击时才讨得了点便宜，第二次倒是想狠一些，但是却把决战地点给弄错了，结果前面防线一崩溃就无法收拾。
假如有第三次，你该怎么打？
我会把前面两次的经验教训合为一体，前面诱它，并且逐次消耗其实力，等到它精疲力竭的时候，再选定地点进行决战。
薛岳将之称为“天炉战法”。
要做太上老君，任你是孙猴子也好，牛魔王也罢，一旦进了八卦炉，就只有被熔被炼的份，最后乖乖变成炉内长生不老的仙丹。
刚刚划出道，阿南就来了，看来不炼他都不成了。
提前庆祝
让阿南气喘心跳的是，他的这次进攻过程远比上次顺利，连在正面挡路的部队都很少，顶多不过是从旁边放放冷枪，搞搞侧击而已。
强渡新墙河时，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对面的子弹，而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看不清楚，有的官兵被周围不时袭来的冷弹弄混了方向，不知不觉间就走迷了路。
没费什么周折，连炮弹都没用多少，三个师团就全部渡过了新墙河。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确实是把第九战区的主力给打惨了，所以没人敢挡道。而真实情况却是，新墙河只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诱击地点，很快就要进入第二诱击地点——汨罗江了。
果然，到了汨罗江，情形就大为不同。河对岸的火力开始猛烈起来，熊本第六师团的骑兵联队要打马通过，当即被击倒一大片。
这时外面传来消息，香港已被侵占，用不着第十一军再策应了，而且当初从武汉出发时，就确定停止线为汨罗江，于是幕僚纷纷进入帐中，请示是否撤军。
然而，阿南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继续前进，直捣长沙。”
他分析道：“支那军队机动能力很差，抽出去的主力来不及回师，因此长沙目前的守备力量必然极其薄弱。在汨罗江遇到的困难，正好说明支那军队很着急，怕我们攻进他的长沙。我们要抓住这次天赐机遇，像占领香港那样，一举占领长沙！”
大小参谋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人吱声。
“汝辈这样胆小，如何能成就大事。”阿南收敛了笑容，“好吧，先发份电报给‘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请示一下再说。”
没等南京的畑俊六回复，阿南就收到一份情报：据空中侦察机观察，汨罗江南岸的中国守军正在向长沙退却。
阿南一拍大腿，“我说怎么着，他们顶不住了吧，不用等回复，赶快追！”
1942年1月1日，名古屋师团一马当先，从长沙东南的浏阳河徒涉而过，并向长沙外围的守军阵地发起攻击。
此时此刻，没有人认为长沙会攻不下来，只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名古屋师团一心惦记的也不是想什么办法将对手击垮，而是晚上怎样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联队长们已穿上崭新的军服，在军营帐内频频举杯，预先开始庆祝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长沙落手中。前线欢腾，后方也不甘寂寞，那些原本迟疑的参谋们都在一个劲地拍阿南的马屁，说些“主帅够神够勇，原谅小的们当初见识短浅”之类的话。
阿南春风满面，连连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人心里特宽绰，决不会计较的。”
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觉得自己身为幕僚长，光嘴上拍拍已经不行了，当下他就组织起一批随军记者，坐着飞机到长沙上空去兜了一圈。
当然不能白兜风，回来得写新闻报道，木下勇自己也弄了两份电报，一份发给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份发给东京的日本统帅部，内容都是提前报捷：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长沙了，哈哈。
能战之军
日军的实际情形却并不如阿南想象的那么美妙，即使一线看似顺利，也遮不住二三线的苦恼。
仅在新墙河以南，杨森的川军就夜袭了日军一个辎重兵联队，后者伤亡惨重，联队长当即毙命。
从新墙河到长沙，已经打了一个星期，而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类似于杨森这样的进攻方式层出不穷，大量的侧击、伏击和袭击，使得日军的运输补给线率先出现危机，并由此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按照薛岳的天炉战法，他要用长沙来吸引住日军，然后调集外围的决战兵团对其实施反包围。
关键还是要先守住长沙，不能破了底，当然，这很难。
薛岳在战场上身先士卒
侵占长沙的三个师团，除了第四十师团为新编师团，可能稍逊一筹外，熊本第六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均为日本超一流或一流部队，当初第七十四军和第四军在的时候都败得狼狈不堪，如今不在了，到底谁削谁就更难说了。
勇气很重要。薛岳以身作则，在名古屋师团兵临城下时，他没有照例南撤，而是将战区长官部搬到了长沙市内的岳麓山上。
最高指挥官离前线战场如此之近，万一有个闪失可如何了得？
薛岳说不妨，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我的职务可由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直接代理，以此类推，从集团军总司令一直到下面的连长，谁要是阵亡，无须手续，副职或稍有一些资历的可以马上顶替。
除此之外，还得找一支能战之军固守长沙。
第七十四军不在，第四军也不在，长沙城里能够依靠的是第十军，但这却是一支没有军长的奇怪部队。
第十军的原军长是李玉堂，他和李延年、李仙洲因均为山东人，且都是毕业于黄埔第一期的高级将官，故而被人称为“山东三李”。
第十军属于战略预备军，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才临时划拨给第九战区。
第十军当时风尘仆仆赶到长沙，打的却是一个窝囊仗，成为被日军先后击垮的三个军之一。
在随后的南岳会议上，蒋介石站在台上一个个追查责任，查到第十军的时候，给了评语：指挥无能，作战不力。
李玉堂其时就坐在下面，听到之后脸都白了，其他第十军的师长也紧张万分。
幸运的是，杨森在追击的过程中缴获了一张日军作战地图。蒋介石一看，在第十军阵地前沿，竟然标示着三个半师团的番号。
按照通常经验，中国的一个军对付一个师团都很吃力，何况三个半。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蒋介石缓和了口气，“看来就算你们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这样还算不错。”
说是“还算不错”，但李玉堂还是受到了撤职处分。处分令下，第十军官兵都为李玉堂鸣冤叫屈，而新任命的军长与李玉堂有同窗之谊，在听说之后，便以部队调防、走不开为由，迟迟未来上任。
部队再能战，若无良将统领，亦难以发挥效力，薛岳只得再找李玉堂，可是后者因深感委屈，整天闷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
难事还要由高个来办。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只是寥寥数语。
第一句问：“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第二句问：“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在李玉堂给予肯定回答后，蒋介石撂下一句“长沙交给你”便挂断了电话。
据说，蒋介石的头脑里几乎保存着手下每一个将领的容貌、个性和对他的服从程度，这个固然“不科学”，然而十分有用。
李玉堂随即以撤职留任的名义回到第十军，并担负了守备长沙的重任。
地堡战术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十军虽经整补，也仅有两万人，人数上只相当于日军的一个师团，要想守住长沙并无确定把握。
然而，李玉堂没有选择。自古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样的对手，他必须用不一样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再夺回来。
第十军的使命就是在长沙拖住日军，李玉堂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在长沙保卫战中贯彻的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守原则，即从远至近，从外到内，对日军进行逐次削弱和磨钝，直至迟滞其前进。
第10章 以胜利者的名义（2）
在李玉堂不分昼夜的督建下，长沙城外遍布许多小地堡。别看小，只有一人高，但起码对于步兵来说，每一座都不是那么好攻的。
步兵无法，便推上炮兵。
日军火炮轰击时，李玉堂正在吃饭，一颗炮弹落进指挥所，把墙上的玻璃击得粉碎，碗碟和筷子也被炸断，但他倒是吉人天相，一点事没有。
定了定神，继续吃，没有筷子，就用手抓。
幕僚赶紧问：“是不是换个位置？”
李玉堂回答：“不动。”
幕僚又建议道：“那我们快点吃。”
李玉堂依旧静定自若，“不用。”
身边又不是围着摄影记者，所以李玉堂用不着作秀，他如此镇定，乃是因为成竹在胸。
由于从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早就遭到彻底破坏，因此日军的特种部队很难大批开进长沙，随步兵师团作战的，只是用马匹驮来的山炮和平射炮，而且数量有限。
第十军炮兵和战区直属炮兵加一块儿，却有四五十门之多，而且其中有很多榴弹重炮，李玉堂让它们在岳麓山上一字排开，等的就是日军炮兵露头。
找准位置后，重炮一阵猛轰，完全把对方的炮兵阵地给压制住了。
在地堡群的交叉射击下，名古屋师团的直属加强大队一晚上便被扫得精光，整个大队最后只活了一个日本兵。
长沙没有城墙，名古屋师团能进入长沙城内，完全是靠死尸铺路，硬挤进去的，然而进了城以后，另一场噩梦又开始了。
城里不可能筑起密密麻麻的地堡，李玉堂采取类似于赤壁大战中的锁船办法，将房屋的墙壁全部凿通，使作战部队可以在每座房子间穿梭来去，同时又在屋顶设置了观察哨和火力点，“铁链锁船”对日军的威胁并不比地堡来得小。
炮兵不敢露面，步兵又爬不上房，名古屋师团便出动工兵，后者不仅修桥铺路行，登高也是一大擅长，双方很快在房顶展开了争夺。
你有工兵，我又不是没有，李玉堂也把第十军的工兵集中起来，让他们登上房顶，别的不干，就是放火。
在《三国演义》中，火曾经是破“锁船”的法宝，如今则是对付进攻者的利器。日军工兵们被火烧得受不了，只能重回地面，李玉堂接着用步兵一冲，很快就把这些家伙给冲散了。
连着两天，名古屋师团都不能侵占长沙，这让阿南开始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和以往一样，薛岳发给决战兵团的电报被第十一军司令部截获并破译。看完电报内容后，阿南如梦方醒，这才知道游戏中的那个猎物原来竟是他自己！
然而，此时退已成为不可能，不光对上上下下难交代，而且必然会像第二次长沙会战时那样，在撤退时遭到极大损失。
既然赌注已经放了上去，唯一的办法，也只有赌到底。
阿南知道，他只有在薛岳反包围完全就绪之前侵占长沙，才有转败为胜的机会。
名古屋师团不够，那就再把熊本师团派上去，两个老牌师团一道拱，不相信拱不开一条路。
熊本师团上去后，同样在城外的地堡群前遭不少罪，损失了不少人。
这地堡真是太可恶了，可是在缺乏火炮支持的情况下，一时又打不掉它。好在两个师团加一块，已具备了足够的人数优势，于是他们组织小股部队乘隙钻进地堡与地堡之间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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