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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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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地下，还有地上。
日军把密支那城里的十几条街道和大小建筑物都变成了工事，活脱脱一个网状堡垒群。
驻印军搬出国内常用的敢死队战术，趁夜幕潜入其后方，将日军的通信设施完全予以破坏。
这叫心理战，经过两月攻击，日军早已是草木皆兵。试想，钻在笼子一样的据点里，拿起电话喂喂喂，里面却啥声音也没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正好孟拱河谷战役结束，公路粗通，特种部队可以过来了。驻印军组织强大的炮兵群，逐巷、逐屋进行轰击，战车营跟在后面冲，一明一暗两个心理战，咔咔一整，群魔再也舞不起来了。
8月3日，中国驻印军发起总攻，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两天后，密支那战役正式宣告结束。罗斯福于当天亲自签发命令，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
在此之前，中印空运主要通过驼峰航线，那是一个著名的死亡航线，飞机不但会撞喜马拉雅山，还经常遭到日军飞机袭击，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十多架飞机坠落。
控制密支那后，可以直飞密支那，从而使得印度到昆明的空运距离大大缩短，飞机再也不用玩死亡游戏了。
密支那战役结束，中国驻印军在缅北这块才算全部竣工。
由于连续不断地在艰苦环境下作战，官兵十分疲惫，雨季接下来还剩两个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休整。
此时，在缅甸的中国军队已达到五个师，按照蒋介石统帅部的命令，将其统一编组成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炫、廖耀湘分任军长，史迪威任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则调升副总指挥。
郑洞国名为副总指挥，实际仍是什么权力也没有，状况紧急时想到他这个人，平时有和没有都一个样，但郑洞国一如既往，知道史迪威怕他去军营“搞串联”，他就哪儿也不去，一个人独坐斗室，看看书，下下棋，最多也只到场地上去打打太极拳。
没人跟史迪威争，可他老人家自己却把戏给演砸了，由于跟蒋介石彻底闹翻，他被罗斯福召回美国，总指挥一职由副手索尔登中将接任。
索尔登同样毕业于西点军校，但他的专长是工程兵，来到缅甸战场后的主要职责也只是建立后勤补给线。
一方面，长期处于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位置，本身决定了索尔登相对低调的作风，另一方面，史迪威被召回国，对当时服务于中国战区的美国军官来说，都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使索尔登变得更加谨慎起来。
担任驻印军总指挥期间，索尔登很少发布重要作战命令，也不对基层部队做过多干涉，一门心思抓后勤，这反而使中方将领在前线拥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没有第二个密支那
在开拓空中航线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彻底打通地面的中印公路。
1944年10月上旬，雨季刚过，驻印军决定向缅中的八莫进军，原计划由两军联手，但中途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如同一杆秤，一头重了，另一头就必然轻。在中国军事重点向缅甸和云南转移后，国内战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终于那一头完全翘了起来——日军已直逼贵阳，威胁重庆。
仓促间，蒋介石的统帅部赶紧将廖耀湘第六军空运云南，这样一来，进攻八莫的担子后来便完全落到了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肩上。
整个缅北反攻战役，密支那是打得最苦的一仗，中方伤亡超过了日方，而且奇袭最终也没能“奇”得起来，导致战斗旷日持久，这让两眼输得通红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突然看到了反败为胜的一线希望。
八莫与密支那环境相似，密支那守军在两周后才达到五千，河边未雨绸缪，提前在八莫集结了五千人马。
为什么不能把八莫当成第二个密支那？
如今家当一空，河边再也没能量去拨弄迂回攻击的阵形，他拿来套的，只有以前中国人经常采用的“口袋阵”。
河边计划在八莫固守三个月，等各路援军聚齐后，再由守势转为攻势，从而一举挫败中国驻印军。
八莫守军司令官原好三大佐奉命后，派出一个大队到八莫以北，准备在那一带山地上修筑阻击阵地，以拱卫八莫。
想法是个好想法，但你得有人家出手快才行。
那个大队不知道“骠骑军”的速度有多快，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时，险峻山地早就为新一军所占据。
一眨眼的工夫，新一军已穿过山地，攻到江边。
中国远征军有了不一样的行军速度
电影到了大结局的时候，孙立人上演的是新一轮“速度与激情”。
原好三被惊着了，在八莫外围，他能依恃的只有这最后一道江。
江面很宽，作为防守一方的南岸地势险峻，工事强固；作为进攻一方的北岸却地势平坦，易受瞰制。
闭着眼睛强攻不是孙立人的风格，他到江边看了看，然后兵分两路，主力秘密迂回，留下一个团佯攻，以迷惑对手。
按照孙立人的战术安排，必须等迂回主力得手之后，正面的这个团才能真的发起攻击，但他们不甘寂寞，趁夜选派水性好的士兵潜入对岸，并且成功地找到了日军在防守上的破绽。
在过江士兵的指引下，该团以夜色为掩护，架起浮桥，兵不血刃地渡过江，短时间内就攻占了八莫外的所有村庄和飞机场。
已经迂回的主力转而由小迂回变大迂回，钻到八莫身后切断了它的后路。
一通雨点般的快拳下来，原好三被整蒙了。
老老实实守八莫城吧，三个月已没把握，像密支那那样熬上两个月或许还有可能。
战场之上，孙立人是一个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头脑的战将。当他快速杀到八莫城下时，马上就降下速度。
密支那城有的坚固工事，八莫城一个不缺，坑道、据点一应俱全，甚至比密支那还要坚固和隐蔽，如果只知道提溜着刀扑上去，那得死多少人 ？＇…＇
激情要继续燃烧，但举着火把的人更需理智。
孙立人降低速度，就是要在攻城中尽量发挥战术和武器的优势，减少官兵的无谓伤亡。
在八莫城垣外围，日军利用复杂地势，修建了许多分散的抵抗巢。每个巢里面三个兵，分别是轻机枪射手、步枪狙击手和掷弹筒炮手，别看人少，但很让人头疼，而且各个巢之间还能形成配合，步兵很难接近。
孙立人调上迫击炮，定点清除，一个巢赏几颗迫击炮弹，不信它还能顶得住。
两三天后，外围扫清，进城。
八莫城内有密支那一般的坑道，步兵最怕这个，孙立人又没那么多时间去挖堑壕，他就把工兵派上去。
用工兵来对付坑道，那真是找对了专家。工兵成天跟坑道打交道，能挖也能毁，先用炸药炸断，接着开推土机、挖泥机一段段挖。
有哪个不服的，一铲下去，连土带人掘得血肉模糊。
所有关卡一一闯过，八莫市内的地面工事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这些工事全都由钢筋水泥构成，在坚固程度和隐蔽性上令人叹为观止，美军轰炸机一颗五百磅的大炸弹扔下去，也仅能炸毁工事的外三层，仍然伤不着里面的守敌。
新一军越接近防御核心，火力越强，因此进展也越来越慢。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孙立人的原则仍然只有一个：人力重于一切，要千方百计避免人员伤亡。
哪怕是蚂蚁啃骨头，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来，绝不贪多求全，为的就是达到多放炮、少流血的效果。
多放炮，少流血
从早晨开始，所有特种部队轮番使用，先是空军轰炸，然后是炮兵射击。
孙立人调入四个重炮营，他不要求步兵上前死拼，但对炮兵的要求却异乎寻常的高，“指挥官必须到步兵第一线进行观测，炮弹射偏了，我拿你是问”！
这么多炮弹朝一个固定的据点使劲，场面是很骇人的。
攻城期间，郑洞国乘坐小型侦察机在八莫上空督战，见到整个八莫城烈火熊熊，日军火力几乎完全被压制，城内建筑大多崩毁于地。
到这个时候，孙立人仍不肯单上步兵，往前推进的是战车营，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地推进。
即使是步兵对步兵，也没法较量。
当时普通日本兵的弹盒里，最多不过装三四十发子弹，远征军的冲锋枪却是一梭子一梭子地上，想要多少给多少，那能打得过吗？
白天无法抗衡，日军便效仿很多年前台儿庄的中国军队，组织敢死队进行夜袭。老实说，如果晚上拼刺刀，鬼子们还是很厉害的，极度疯狂下，一个挑你几个不在话下。
可惜的是新一军连靠近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几颗照明弹加上冲锋枪的密集扫射，便把这些敢死队员的小身板全给打弯了。
这种看上去不讲理的作战方式，与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在南洋群岛上的打法类似，它从根子上摧垮了日军原来所拥有的自信心和战斗意志，有的日军指挥官在绝望之下甚〖：。。〗至发了疯，不去打仗，而到花丛中追蝴蝶去了。
12月15日，孙立人“啃”下了八莫全城，城防司令官原好三大佐中弹而亡，守城的仙台第二师团搜索联队两千多人被歼灭，新一军战死八百人，伤亡率又恢复到一比三，这一战绩在高难度的城市攻坚战中是非常罕见的。
河边说要固守三个月，事实上四周就结束了，在“东方隆美尔”面前，终究没有第二个密支那的说法。
占领八莫，中国驻印军的使命已经履行大半，就等着与一墙之隔的滇西远征军会合了。
第28章 怒江在咆哮
作为远征军的两大分支，中国驻印军有的时候，滇西远征军也就有了，不过与驻印军不一样的是，滇西远征军在组建之初，双方就有约定，即这支军队须完全由中国军官指挥，美国人只负责训练和提供武器。
如果没有第一次远征，蒋介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现在想到了，也只能限制在云南，而且军官还得由史迪威本人来遴选。没办法，人家手里握着要你命的援华物资分配权呢。
史迪威眼力不错，他看中的滇西远征军首任司令长官是陈诚。
老乔倒不是为了投蒋介石所好，陈诚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可以说都是他喜欢并认可的，即使拿美国标准来衡量，也绝对称得上是个优秀的指挥官。
不过，这下可够陈诚忙的了，有一段时间，他既要顾远征军一摊，六战区那一摊又丢不掉，真个是团团乱转，甚至到鄂西会战，还得飞回恩施去指挥作战，就差没有分身之术了。
和很多长年征战的军官类似，陈诚也有着严重的胃病，如此一折腾，这位十项全能的铁人就真给累垮了，只得请假去重庆郊外休养。
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位置又空了下来，要说国内能征惯战的将领也很多，可关键是人家史迪威得认可才行，你能让杜聿明、罗卓英去吗？
为了找到合适人选，军政部长何应钦把一本军官名册都翻烂了，终于翻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东山再起
因为中条山之战，昔日虎将卫立煌跌入了谷底，撤职加革除上将衔的处分，也就比坐牢、枪毙好那么一点。
撤职之后，改调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
卫立煌为人非常倔犟，属于“五虎上将”里面最爱说怪话、发牢骚的，有时跟蒋介石都不对付，但事到如今，他也无话可说，短期内就办完移交手续，去西安就职了。
所谓行营主任，是一个标准的闲职，没什么权，去了以后，卫立煌也不愿意一本正经地坐办公室，而是把事务推给幕僚，自己则带着一家子在西安城里闲逛。
每天都是这么打发光阴，卫立煌自此绝口不言军事，就连原先部属求见，他也一概婉言谢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外人看来，卫立煌是真的想退隐不干了，要不然怎会如此悠闲和清静？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只虎才会偶尔露出真容。
他经常翻阅报纸，看完之后就长吁短叹，拍案不平。
将军的价值在战场，若久而“髀里肉生”，空长一身肥肉，连战马都骑不了，岂不悲哉？
不言，其实满心都是言，但总不能自己哭着喊着说“廉颇未老，一顿还能吃上一大碗”之类的话吧。
在西安闲逛一个月后，卫立煌再也熬不住，索性离开西安去了成都。
表面上是彻底退隐，其实却隐含着强烈不满：这么一个闲职，你们不觉得大材小用？
这叫以退为进，然而起初却只能退不能进，一连憋屈两年，到了用人之时，统帅部才想到以前还有过这么一只虎。
在第一次远征军的出国名单里，罗卓英的位置原先就是安排给卫立煌的。
心里那个激动，可卫立煌还是忍住了。
机会再好，该拿架子还得拿，不然就会让人看扁，认为你被贬如此，怎么上面一声招呼，你就急不可耐要出山了。
要让人看重，就得学会“拿”，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之谈。
接到征调令后，卫立煌答复：“我以前去中条山视察时，乘马受惊，把我从上面颠了下来，因此震坏脑子，所以无法赴任。”
等到陈诚病倒，何应钦又想起了卫立煌，名单报给史迪威，老乔点了头。
这时，史迪威和蒋介石私下里已经势同水火，谁跟蒋介石热落，谁就不讨史迪威喜欢。卫立煌因中条山之败遭贬，与蒋介石的关系，已不像其他几虎那样近，他自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美国佬能点头，就一切OK，可是因为前面那个例子，一个军政部长已经请不动卫立煌了，非得元首去请不可。
1944年春天，蒋介石派专机到成都相邀。
这回要是再“拿”就过了，官场沉浮这么多年，对尺寸所在，卫立煌还是掂量得清楚的。
重庆一行，蒋介石亲自接见，卫立煌正式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得以恢复上将衔。
“脑震荡”问题不存在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声名。
将军荣辱在战场，卫立煌（右二）要靠第
二次远征来翻身
退隐的那些日子，卫立煌不言军事，某种程度上却是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一仗打得实在丢脸，算得上是抗战中期最窝囊的一仗，以至不提中条山便罢，一提就是一个惨字。
在告别洛阳时，卫立煌特意让司机返回，绕着住处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虽然说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往往是打了一次败仗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像刘峙，号称“常胜将军”，老“五虎”里面属于最牛的，可是因为在保定会战中摔了跟斗，竟然被人奚落成了“常败将军”。
卫立煌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机会重来。
这次绝不能再输。
陈诚在任时，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此地离昆明有三百里路远，当时主要是陈诚顾虑军风军纪废弛已久，在无法有效改善官兵待遇的情况下实施的“苦肉计”——要穷穷一块儿，大家都没话说。
卫立煌把长官部迁到了保山，这回却不是要做样子，而是为了真刀实枪地开练。
保山已接近滇缅边境，离怒江前线不远，便于观察敌情，用兵筹谋。
当年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致命威胁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隶属第二十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他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第29章 怒江在咆哮（2）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周福成心头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五十三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他部队都发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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