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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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29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第3章　鸡鸣狗盗

5月22日，看到大势将去，黄郛决定撤离北平。

众人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只有黄郛自己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中午，他接到了李泽一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李择一显得非常紧张和神秘，要求黄郛赶快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身边不能带任何人。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急出。

直到第二天凌晨，黄郛才返回公寓，他的精神极度疲惫，然而含笑告诉人们：可以不走了。

多少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日本方面同意停战谈判！

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被软禁在秦国，并即将面临杀身之祸。这时他派出了一位善于钻狗洞偷东西的门客，后者盗来狐白裘，献给秦王的妃子，从而化险为夷，这就是所谓的“狗盗”。

李择一本人名声不佳，却长于刺探日本情报，几乎就是传说中“狗盗”的化身。他得到绝密消息：原先反对停战谈判的“强硬派”突然又软了下来。

软是没有办法不软。因为“强硬派”之所以有底气推翻“稳健派”，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像“满洲国”一样，自己复制一个“华北国”出来。

然而操办这件事的板垣却意外地把事情给办砸了。

说意外也不意外，板垣按照“以华制华”的思路，在平津两地到处寻找“华北国”的傀儡人物，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上钩。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黄郛在这之前早就作了防备。那些他硬塞进政整会的“皮条客”们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别的本事没有，磨嘴皮子的本事还有的是。

经过一恐吓一宣传，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即使有意，也轻易不敢应招，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板垣不仅拉拢不到华北的“第一流人物”，连“二腕”、“三腕”甚至“小腕”都很难搞到手。

在“史上最差劲猎头”板垣彻底失败之后，“强硬派”措手不及，灰心丧气，“稳健派”的主张又重新有了市场。

黄郛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李择一抓住机会争取“稳健派”的支持，终于在即将撤离北平的最后一刻，使局面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折。

可是孟尝君的故事才刚刚开了个头。

话说孟尝君连夜逃出秦国，到函谷关的时候已是半夜。按照秦国法规，函谷关是要天明鸡叫才能开门的，可这黑漆漆的，到哪里去抓鸡而且还要让它叫呢。

眼见得前有阻拦，后有追兵，正在犯愁之际，守关士兵忽然听到了“喔喔”的鸡鸣之声，他们不知究竟，以为天快要亮了，便糊里糊涂打开了门。

这个“鸡鸣”，却是来自于孟尝君一个门客的口技。

黄郛虽然争取到了停战谈判，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谈判，日本人获胜在先，在谈判中拥有绝对优势。如果他提出你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最后的成果仍然只能归零。

黄郛决定派殷同去长春。

殷同是政整会中最能干也最得力的“日本通”，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谈话聊天从不用翻译，属于对日谈判中的佼佼者。

殷同到长春后，立即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因为黄郛对日本内部的情况研究得非常透彻。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看似决定大政方针的是政府，其实军队才掌握绝对实权，说的话才真正算数。

未来的谈判对手不是外务省，而是关东军。

殷同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国民党党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以后绝不会有敌视日本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殷同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办砸了差事，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儿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马即可。

如果说黄郛手下也有一个“鸡鸣之徒”，那就是殷同。他不仅拿话打动了关东军，而且摸到了对方的底牌，那就是只要签一个军事协定即可，到时关东军会自动撤回长城一线。

在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协定虽然不平等，但已经算是中方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了。

请黄郛出山，证明蒋介石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令人叹为观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政坛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可是黄郛还有担心，他担心的不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而是另一帮人。

第4章　生死时速

通过情报刺探，黄郛发现，外务省中的“强硬派”一直在打着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制定一份政治协定，并将其与军事协定捆绑在一起。

在这份拟议的政治协定中，包括了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等三个政治条件，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致命杀伤性的狠招。

如果把外务省的政治协定加进来，就等于华北被日本完全占领了。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让“稳健派”去说服“强硬派”，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却不是黄郛能够预料得到的。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外界的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这些黄郛都可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他义弟的态度。

蒋介石的要求是，即将签订的停战协定不能超过上一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但事实上，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并不一样，前者是平了，后者是败了，要达到一样的结果怎么可能？

捏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能够怎么办呢，只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悲愿绝不至卖国，智慧绝不至误国”。

蒋介石的指示电报通篇都像在作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蒋介石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责。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蒋介石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说蒋介石有作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个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其实这也怪不得蒋介石。在日本，天皇、政府与军队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遑论蒋介石。

说到底，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大抵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关键时候，黄郛不得不运用“双巨头”的力量。

黄绍竑星夜兼程赶到庐山，当着面对蒋介石汇报了华北实情，后者在了解来龙去脉后，才明确肯定了黄郛的做法：处理得对。

但是，蒋介石还是心有不甘。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最后再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听到“双巨头”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蒋介石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蒋介石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让黄郛惊心的是，外务省内部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强硬派”始终不肯放弃政治协定，并计划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谈判马上就要开始，但黄郛已经用尽了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这个停战协定就是关东军的军事协定，它跟殷同了解到的内容没有多少差异。

在谈判中，中方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不会预料到，12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方代表看到已无任何转圜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对签订这份协定，黄郛实出无奈，在给他的义弟蒋介石的电报中，曾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那份政治协定一直都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通知外务省的人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殷同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上面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外务省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势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强硬派”带来的提案时，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自我安慰：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这个“外务省提案”的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人想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订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而且整个华北也将提前再陷危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作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地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第5章　苦斗苦撑

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唯《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蜚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订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吧嗒吧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