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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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一次，毛头小伙终于输给了千年老狐狸。

阎锡山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阎锡山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进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至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露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学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况且福建周围已布满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虎城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当然也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蒋介石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都已感觉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时实行兵谏。

第20章　到西安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张学良此举，不光意味着蒋张盟友关系的彻底破裂，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军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甚至大逆不道的举动。

谏来谏去，你还把长官给绑架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弱点就是一辈子没有真正的上司。

张作霖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

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西安事变的行动计划，是在事变爆发前几小时内才宣布的。

在张学良当众宣布后，场内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被这个惊天行动给惊倒了。

只有东北军大将于学忠说了一句：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但是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

张学良一挥手：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姓蒋的抓起来再说！

挥手之间，历史从此改变。

于学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蒋介石，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蒋介石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其他诸侯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蒋介石深恶痛绝。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所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就发布全国通电，希望能得到外界的纷纷响应。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但是这份电文上，却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蒋介石的安全。

这当然是29军内部商讨过的结果。

萧振瀛走后，秦德纯上位成了第一军师。他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地。

但是——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儿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看完宋哲元的电报，张学良的心里拔凉拔凉的。

好不容易盼来了电报，发报者的屁股却已经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阎锡山。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阎锡山已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阎锡山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儿。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阎锡山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杨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又发一份密电拥张。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蒋介石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备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弈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东西两路各集结了10个师的中央军，形成重兵压境之势。

在绥远抗战中没现身的战机，此时也从洛阳机场起飞，奉命轰炸西安。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蒋介石的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落了数不清的炸弹。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心惊。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蒋介石。

蒋介石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蒋介石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福建事变），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蒋介石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事实上，此时红军在陕北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甚至都不用别人攻，随着冬季的到来，他们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不得不做好再次长征的准备。

然而西安事变却在蒋介石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遍体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刺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蒋介石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诓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蒋介石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蒋介石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至此，无论是他的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到了不堪的程度。

蒋介石不肯服软，张学良就被挂在了中间，既不得上，也不得下，这时他才对于学忠的话深有体会。

如果没有两股新的力量的加入，少帅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一股来自于南京政府内部的主和派，这一派的首领是宋氏兄妹，即宋美龄和宋子文。

宋美龄，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幺，海南文昌人，但她出生于上海，又长期留学于国外，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她的广东话、上海话、英语说得要远比普通话好得多。

在听到西安事变，尤其自己丈夫生死不明的消息时，宋美龄自然备感惶急。

第21章　到西安去（2）

在宋氏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她很早就帮助蒋介石掌管空军，所以被称为空军之母。

跟着蒋介石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蒋介石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绝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串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此时南京政府正就西安事变召开紧急会议。

宋美龄很清楚，这次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等”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女将之中，以火爆著称的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所谓“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蒋介石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会议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呢？！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蒋介石，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刺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绵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掺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究竟是战是和。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和陈布雷被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发动进攻，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有人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蒋介石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无言以对。

是啊，别看蒋介石不在，你们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如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蒋介石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蒋介石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允许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大规模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儿上了——别以为蒋介石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