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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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午夜，众人都睡得正香呢，他就披着衣服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并且把一干随从卫士都弄醒，嚷嚷着要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揉着眼睛跑过来，看李宗仁那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凶险，早走早好。

徐祖贻并没有收到任何敌情通报，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不听他的又听谁的，遂安排长官部人员连夜西撤。

很多人嘴里不说，心里没准都在骂老爷子发神经，这么晚了都不让大伙睡个囫囵觉，穷折腾个啥。可说来也怪，李宗仁的第六感就是奇准，在他走后仅仅两个小时，日军骑兵就窜进了他睡觉的那个村庄。

“发神经的”现在精神了：看看，我没让你们大伙白跑吧。

第六感虽然灵，但是不科学，李宗仁大部分时间依赖的实际还是情报网。

要打好仗，情报十分重要。当年马占山在东北跟日本人兜圈子，兜到本庄繁都无可奈何，就缘于建立了效率奇强的情报网，而说起老李的情报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他安插在日军后方的神秘线人。

当年西南诸省反蒋，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实行“以华制华”的重要目标。那段时间，到广西来做说客的“中国通”们有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这里面就有和萧振瀛进行过香港谈判的和知鹰二。

在与和知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发现和知的翻译官像是个“好人”。这种感觉，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张自忠时一样，仿佛善良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对方脸上。

于是私下里，李宗仁便让人把翻译官秘密约到家里。

这是个年轻的东北人，热情、健谈，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当李宗仁试探着提到“你的家乡已被日本人侵占，你怎么还甘心为敌人服务”时，他忽然语塞，随之，两行热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下来。

夏文运，辽宁省大连市人，家里世代务农，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一口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根本听不出是中国人说的，后因成绩优异，受“满铁”资助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

“九一八”事变前，夏文运在东北的大学教书，之后书自然没得教了，只能随逃难人群进入关内。他原来并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可是以他那样跟敌国沾边的文凭学历，显见得到哪都不受欢迎，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他又干不了别的，给日本人充当翻译官，借此养家糊口就成了唯一出路。

灯火阑珊处的夏文运看上去有说有笑，其实那不过是戴着一副面具在表演而已。

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也正是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

可以想见，当听到或看到“汉奸”“走狗”这些词语时，这个年轻人会多么难过，内心又会处于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之中。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亡更残酷，特别是当你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甚至连解脱都不可能，只有在清醒中一味痛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丝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的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三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道了冈村的用兵目的，所以李宗仁的重点也不在据守城池，而是利用地形对日军进行持久消耗，然后再伺机实施反击。概而言之，大家都是朝着对方的兵去的，你要消灭我，我也想消耗你。

对于李宗仁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日军杀伤越多，仗自然就打得越好，丢掉点地方尚在其次。

在五战区，汤恩伯虽属于不得不倚重的主力，但李宗仁最喜欢也最看中的还是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李宗仁便任命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授上将军衔。

仅仅一年前，张自忠身上还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后不仅取消了处分，而且几乎是在以闪电的速度往上晋升。先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再由军团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由集团军总司令升到了右翼兵团总司令，在五战区成了超过汤恩伯，仅次于李宗仁的一方统帅，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在接到任命后，张自忠曾向李宗仁去电请辞：任重才轻，万难胜任。

李宗仁不准——“任”是很重，但你的“才”可不轻，相信一定能够胜任。

张自忠不光是客气，他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正所谓权力越大，能力越大，这副担子挑在身上是明显能感觉得出分量的。

右翼兵团看上去人很多，有十五万兵力，但实际上五战区的破烂家当都在这里面。其中，人数最多的为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

当初刘湘首次出川时，包括唐式遵集团军等能战之师就被抽光了。再抽，抽了一个王陵基集团军，由地方保安团改编而成，不仅不如唐式遵，还不及邓锡侯。最后一个抽的就是王缵绪集团军，属于把刘湘留川的仅存一点部队都捆捆打包了。

王缵绪集团军足足有四万之众，可是论战斗力只能垫底。

显然，张自忠指靠不上这些部队，他能依赖也必须依赖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那点底子，即新编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他深知，只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勇挑重担，才能把整个右翼兵团带动出来。

可是仗打到这个样子，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内部，从军长到师长，作战决心和勇气都大不如前，有的是被打怕了，有的则是想保存部队的实力。〖：。。〗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又常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今不如昔的名单中，就有时任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

在老二十九军的将领中，刘汝明和冯治安的部队军纪都不好，但因为失守张家口，刘汝明每战都要拼出老命，就算这样，还担心别人再在背后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冯治安与他们都不一样，由于“七七事变”时第一个拔剑而起，所以他先前的声誉最好，渐渐地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居高自傲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宋哲元都不放在眼里，想骂就骂，想走就走。

第30章　我的路（2）

大敌当前，冯治安仍然在敷衍，不断地敷衍，敷衍张自忠，也敷衍部下，反正就是不肯使出全力。

随枣之战打响之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亲笔信，说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继续敷衍，你敷衍我，我敷衍你。日军没来，我们敷衍着布置，日军来了，我们敷衍着防守。这样看起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最笨了，看起来似乎很占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这条路走到尽头，只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会葬送在你我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我们自己断送，所以这是一条死路。

第二条就是拼到底。今天不拼，明天还是要拼，在前面不拼，退到任何地方仍然得拼，不如现在就拼一下。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们也对得起国家，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大道，是我们唯一应该走的路。

张自忠最后告诉冯治安，随枣之战必须拼——我们今后算人还是算鬼，就在这一仗中见出分晓。

如同当年“七七事变”时的宋哲元之于张自忠，张自忠如今也是在以兄弟骨肉之恩托付冯治安，然而是好是坏，他同样没有把握。

做英雄还是做狗熊

5月1日，随枣会战开始。

5月6日，右翼防线被攻破。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配属于襄河以东的两个主力师均被日军冲乱，两个师长也不知所踪。

5月8日，立于第二防线的桂军难以支持，日本第十三师团占领枣阳，第十一军因此对五战区部队形成了第一层迂回包围——说是以消耗日军为主，可问题是人家根本还没怎么被消耗，自己却已经陷入了包围圈，且军心涣散。

张自忠虽对随枣会战有过最坏估计，但也想不到会如此恶劣，如今必须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到河东去督战，否则战局不堪设想。

师长之上便是军长，第一个该去督阵的应是冯治安，但是冯治安不见踪影，于是张自忠决定亲自出马。

5月8日，张自忠到达襄河岸边，却在这里意外地碰见了一个人：吉星文。

吉星文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的部下，他也同样曾经是“七七事变”时的英雄。

提到卢沟桥，一般人都只知道吉星文，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吉星文其实还在南京受训，死守宛平并发起卢沟桥之战的是金振中。等吉星文赶回华北时，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吉星文的运气特别好，他回来的时候，正巧新闻记者来采访，遂以为卢沟桥前后战事皆系其一人指挥，报纸上翻来翻去也就只剩下了吉星文一个人的名字。

第三十七师就是河东溃散的两个师之一。看到吉星文，张自忠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厉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吉星文没想到会在岸边碰到张自忠，一时也有些蒙了，只得乱找借口：我是来向总司令报告，请调援兵的……

张自忠一听，怒不可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部队还在河东不知死活，身为长官你竟然一个人跑回了西岸，还说要向我报告。你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吗？我看你是狗熊！赶紧给我过河，再退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一缩脑袋，赶紧掉头奔向岸边。

其实岸边不只吉星文，还有另外一个溜号师长——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赶紧躲进了防空洞，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吉星文是冯治安的直属部下，所以张自忠尚算留情，如果撞到自己，很可能毫不客气，兜头给上一刀。

刘振三在进防空洞前，特意关照卫士：你就跟总司令说我已经过河东去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随张自忠一道渡河的，是他最得力的基干部队——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立即对日军发动了猛烈反击。

张自忠直接坐镇第三十八师指挥所，黄维纲则靠前到第一线进行指挥。随张自忠过河的还有苏联顾问，跟其他老外顾问不同，苏联顾问向来以不怕死著称，可是连他也提出异议，说自从一战之后，还没听说过哪位总司令离前线这么近，已经进入对方山炮射程了。作为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做太冒险，也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张自忠不为所动：我们在物质方面没法和日军相比，除了必死的决心，请问还有什么讨巧的方法可以战胜他们？

战斗打得最苦的时候，第三十八师指挥部到处响彻着求援的电话铃声。

一个电话打过来：顶不住了。

张自忠手握耳机，大声问：你说清楚，到底谁顶不住？

当官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官的。当兵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兵的。你顶不住，就枪毙你！

电话里再无声音。

又来一个电话：都打光了，没有人了，怎么办啊？

张自忠连电话都没去接，直接撂过话去：打电话的是谁？给我问问。他不是人吗，打到他不能打电话为止。

电话也哑了。

随后的求援声已经带上了哭腔：不行啊，伤亡实在受不了，让我们退后一点，喘口气吧。

张自忠大怒：阵地就是坟墓，有进无退，后退者死！

最后一个是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本人的电话，他没敢再说往后退，而是报告有一处阵地被突破了，请求增援。

张自忠镇定地告诉他：你再坚持两个小时，等待大反攻。

随即传令下去，对表。

5月10日，以第三十八师为主，右翼兵团发起全线反击，对第十一军侧后部队造成重大杀伤，其中还包括一支拖运军马和运输艇的辎重部队。

据俘虏交代，第十一军也有过偷渡襄河的计划，不过随着辎重部队的覆灭，这个计划当然只能泡汤了。

这就是“鄂北大捷”。

武将爱武将

随枣会战开始之初，李宗仁狼狈极了。在右翼防线被攻破之后，处于第二防线的桂军也仅抵挡了两天，就把枣阳给交待了，而枣阳是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一时间战区司令长官连到哪里指挥都成了问题。

随后，张自忠的渡河截击却又让李宗仁变得乐观起来，后者兴致勃勃地拟了一个计划，准备让汤恩伯集团军从左翼出击，说是要像台儿庄战役那样，将日军装进他的袋子里去。

汤恩伯本在重庆述职，见战况不佳，才刚刚赶到前线。他虽然一直在后方，但对战局的进展非常清楚。

张自忠东渡襄河后，截击的仅是一部分侧后日军，改变的也只是右翼战局。实际上，左翼战局不是好转，而是在继续恶化。

继第一层迂回包围后，冈村又派出骑兵旅团进行第二层包围，位于桐柏山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如今处境十分危险。

台儿庄大捷时面对的不过是半个师团，现在是三师一旅团，加上两层包围，这个时候出击等于是投怀送抱，自投罗网。

因此汤恩伯不同意李宗仁的计划。

五战区司令长官还不甘心，仍然坚持说，枣阳已经失守，桐柏山也就此变成了后方，你从后方出击，会有什么危险？

这么一说，却把汤恩伯给惹火了。

你究竟懂不懂战术，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

话不投机，壮汤来了性子，愤然拂袖而去。

说我不懂战术，不懂战术会有台儿庄大捷？被汤恩伯当众甩过脸子之后，李宗仁气得脸红脖子粗。在他眼里，汤恩伯几乎就是第二个韩复榘，骄傲自满，目无长官，真恨不得到蒋介石那里去告他一个御状，让这家伙得到和韩复榘一样的下场，心里才算解气。

不过静下心来一想，老李又叹了口气，算了。

汤恩伯毕竟不是韩复榘，那是所谓的中央军嫡系将领，蒋介石的心腹。弄得不好，汤恩伯的不服从命令，可能正是那位“委员长”所高兴的呢。

理由嘛，很简单，我以前反过蒋，如果汤恩伯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可能倒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哪会把我这个战区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李宗仁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傻乎乎地真去蒋介石那里递了状纸，蒋介石可能非但不会处分汤恩伯，反而还会将状纸交给汤恩伯本人看，说你看你看，你的那个李长官正在告你呢！

哈哈，这样一来，汤恩伯当然会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也会对蒋某更加服从。可他对我不是就更加记恨在心了吗？现在不过偶尔发发牛脾气，以后没准就要天天拍着桌子朝我大叫了，何苦来哉。

所以算了，咱大人有大量，能忍还是姑且忍一下吧。

汤恩伯这样不拘小节的牛人，恐怕不仅是李宗仁，任何一个直接上级都会感到头疼，一句话，这人能耐是有，但脾气太大，谁都管不住，大概就除了蒋介石。

不过在这件事上，汤恩伯倒不完全是有意犯上，而是他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当时确实很困难，因为冈村发动随枣战役，主要矛头就是冲着他来的，假如你再自己跳出来，岂不正好被其生擒活拿？

5月10日，汤恩伯开始组织撤退。他命令张轸第十三军在桐柏山区继续进行游击，其余集团军主力则以相互交替掩护的方式，向北转移。

冈村在发起进攻后，一直在寻找汤恩伯及其主力的准确位置，但汤恩伯打仗跟其他人不一样，每次临阵，他的指挥所并不固定，也从不停留于某一地点。

他这样做，其实并不是怕死，而是求学陆士的经历以及与日多次作战的经验都告诉他，日本人侦讯手段很高超，一个不留神，你的行踪就会完全暴露。

打运动战的，要是让对方准确掌握你的行止动向，那你就没得玩了。

正是由于汤恩伯飘忽不定，所以冈村始终无法将之真正锁定，在汤恩伯及其主力北撤后，他还误认为桐柏山的张轸第十三军就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全部主力。

5月12日，第十一军在枣阳以北完成了双重合围，冈村当天就向三师一旅团下达了收缩包围圈的命令。

就在冈村快要收网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率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南下，从外围进行猛烈冲击。第十一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也被击了个千疮百孔。

冈村费了牛劲，只换来一场空，连张轸第十三军都没能奈何得了，反而自身损兵折将。

5月14日，他不得不宣布结束战役，让各军全部退回原驻地，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让冈村感到格外恼火的是，这个时候，参谋本部却发来了一份由参谋总长亲自签署的命令，让第十一军返回原作战地区，继续进攻汤恩伯。

冈村此时的心情就犹如汤恩伯对李宗仁：你们懂不懂战术啊，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如果全都由你们这些坐在家里的老大来指挥，还要我们这些前线军司令官干什么？

冈村气得要命，他也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仍维持原议。

5月15日，冈村乘飞机视察战场，从半空中看到负责断后的骑兵旅团已经在用门板抬着死伤者同行了，深感自己决策的明智。

虽然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冈村认为“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所以对汤恩伯一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同时，他对汤恩伯的性格和作战特点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此人其实非常勇敢，只要你围住他的一部人马，那他必然要亲率主力予以援救。

等着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还有重新见面、再次较量的机会。

第31章　得句犹如将成功

对中方将领，冈村提及最多的是汤恩伯，对薛岳不是完全不提，就是以“敌军统帅”代指，有时甚至还有意无意地用“无能”这些词语来进行贬损，但其实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非嫡系将领”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威胁。

你完全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冈村的行动，正如他后来从不提及万家岭战役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场战役根本就没发生过哩。

万家岭大捷是薛岳的得意之作，当然就是冈村的败兴话题。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就在第一〇六师团在雷鸣鼓刘陷入地狱一般的劫难时，冈村不是急着救人，却还在“怒其不争”，原因是他在中国政府散发的传单中看到了一则资料，上面一字不差地刊登了第一〇六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

中国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显然是有人投降，并且老实进行了交代。

冈村气愤就气愤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这些身陷绝境的官兵实在打不过，就应该一个个剖腹自杀，还投降，还“招供”，果真是个“弱兵师团”！

所以自始至终，冈村对援救第一〇六师团一点都不起劲。

让冈村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不到，这样丢脸的事竟然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