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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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几乎没有一个不得罪。

到宜昌失守，一股蓄积已久的情绪就像决堤洪水一样，突然宣泄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宜昌失守跟陈诚本人没多大关系，要追查责任，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责任还更大一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

你平时不是就喜欢“弹”你“弹”他吗，好，今天我们大伙也来弹劾弹劾你。

宜昌失守只是一根藤，顺着这根藤，陈诚的老底被掀了个底朝天。

远的咱们不说了，就看最近的，倒着往前数：枣宜会战，败了，宜昌失守；南昌会战，败了，南昌失守；武汉会战，败了，武汉失守。

这哥们儿压根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嘛，敢情全是败仗，什么“四干将军”，分明是“三昌将军”！

南昌会战，陈诚不过挂了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名，那仗跟他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冤得一塌糊涂，无边无际。

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你反驳不反驳的问题，而是泔水盆子扣脑袋上，让你想躲都躲不掉。

孔祥熙身为文官领袖，很少具体过问前方军事，此时也气愤地跑出来大嚷：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得了？

私下里，老孔说了真话：陈诚这个人，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得志之后反而咬住我不放，简直莫名其妙。宜昌这件事，他既然爱挑担子，那就让他挑到底吧。

几个回合下来，陈诚被整得满头大汗，第十八军的好几个将领都受到了处分，虽然没像孔祥熙嚷嚷的那样人头落地，但“土木系”已是威风扫地。

两个难题

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有人站起来说，现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劲，哪有什么成绩可言。

下面立刻应和声一片。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他话里有话：听说你们还老同别人搞摩擦……

轮到陈诚发言，却让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同意“委员长”的话。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们大家的。眼睛里不揉沙子的陈诚从来就不肯服输陈诚说：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别人不跟我们闹摩擦！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窥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环顾左右，非陈诚莫属，所以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就差一步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他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限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真正响应的就一家，也就是陈诚的第六战区，反击的目标不用说，自然是宜昌。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十三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十三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四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没法和第十三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二万六千人，军马更是接近万匹。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十三师团为此被抽去了三成的兵力，只剩下三个联队。

从9月27日开始，陈诚调动五个军对宜昌展开反攻。

由于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陈诚运用分割战术，很快就在外围将第十三师团的各个联队分别包围起来，其先头部队已到宜昌城下。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不顾一切，三天内夺回宜昌。

陈诚调上战防炮，这回他开发了特种武器的另一妙用：不是打坦克，而是直接对准日军据点进行射击，穿甲弹、爆炸弹一起上，把据点工事轰塌了再说。

当时正好有一个东京慰问团在医院对伤病员进行演出，得知宜昌被包围，这些人脸上白粉也不用涂了，脸色变得煞白，再过一会儿，听到炮弹落入城内，手脚抖了起来，不让跳舞也要跳舞，又过一会儿，医院院长说，你们不用在这里表演了，换个场地吧，因为伤病员全拿着枪到前线去了。

到了新场地一看，地上死的伤的躺一堆，都是刚抬下来的，见到这一惨景，演员们哪里还有胆量和兴致表演，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溜出了医院。

10月6日，陈诚成功完成外围破坏，宜昌通往各地的公路无一完好，附近赶来救援的第三十九师团无可奈何，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第三十九师团临时想招，决定用飞机来运人。可是一架飞机每次最多坐八到十个人，多了载不了，到第三次往返时，还被陈诚发现，第六战区的高射炮一炮过去，机毁人亡，吓得第三十九师团和航空兵都不敢再使用这个蠢办法了。

10月8日，陈诚派部队乘坐民船，在长江上用迫击炮对宜昌进行打击，继陆路之后，又封锁了其水路交通。

此时，第十三师团已被打得乱七八糟，各个联队之间你救不了我，我救不了你，宜昌更是处于团团包围之中。

10月10日凌晨，陈诚集中一百四十门火炮，对宜昌发动最后的总攻。

一时之间，守城日军四面告急，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遂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及机密文件，并且从他开始，全体高级官佐必须作好自杀准备。

他的参谋长连诀别电报都起草好了，上面特地提到，东京慰问团这回也得跟着倒大霉了，然而实在没有办法。

内山拿着电报看了看，觉得没说到点子上。

你虎啊，宜昌失守是要追究责任的，何况东京慰问团都栽了进来，不弄得像那么回事，就算自杀也讨不到好啊。

于是他“刷刷”添上：我们殉国了，而且是在高呼“陛下万岁”中殉国的。

明白师团长的意思后，参谋长专门叫来副官，让他组成一个敢死队，在电报未发出前想办法突出重围，以便以后向统帅部报告师团司令部的“悲壮场面”。

内山的命好，他的良苦用心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因为当天第三十九师团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严令下，终于不顾一切，拼死冲破层层堵截，到达了宜昌附近，除此之外，进攻长沙的日军也已被迫回撤，准备掉过头来对宜昌进行援救。

10月10日夜，第六战区奉命撤出宜昌战场。

按照日方统计，日军此次伤亡接近七千人，尤其第十三师团受损最为严重，但陈诚仍闷闷不乐：就差一步，怎么还是进不了城呢？

此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已经结束，报端一片欢呼，照例又是“长沙大捷”，把宜昌反击战盖得没了一点声音，陈诚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对幕僚们说：伯陵兄（薛岳字伯陵）能打退敌人，我却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陈诚（左）性格非常要强，和关系很好的薛岳（右）也“攀比”战绩幕僚安慰他：我们本来就是策应长沙会战的，长沙胜利，不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您的战略战术没错，之所以未能最后攻克宜昌，主要还是部队战斗力欠火候，以后继续加强训练就是了。

陈诚当着众人的面点点头，但其实强颜欢笑，好长时间都不能释然。

蒋介石倒是很体谅陈诚。他到长沙去参加第九战区举办的祝捷大会，一开始就说，跟日寇作战，没一个敢主动反攻的，只有第六战区的陈长官例外。宜昌虽然没能攻克，但第六战区牵制了日军，使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实为功居第一！

陈诚听到后，这才好受了一些，并埋下头来继续加强军队整训，为下一次战役作准备。

事实上，陈诚所羡慕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战绩而言，并不算突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出色的战役，那次战役才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第五卷　历史不死

第1章　序言

我相信，书有书的命运，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在它发轫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曲折、繁复、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就有意义。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先《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部、第二部综合了起来，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赵振英、尤广才。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关河五十州于2011年7月1日深夜

第2章　最精彩的一战

枣宜会战结束后，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一度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一仗，不仅导致对方的集团军总司令阵亡，而且日军渡过襄河，占领宜昌，无疑是对他的前任的一种突破。

如今的第十一军，称得上是日本“中国派遣军”的骄傲，园部也几乎就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一手捧出来的明星。

但这颗星星升得快，掉得也快，很快就要成流星了。

教训

园部倒霉，起因却是“华北方面军”。

当时“华北方面军”计划进攻中条山，因兵力不足，打算把第十一军驻于南昌以西的第三十三师团给借调到华北去。

走了一个师团，等于缺了一个角，南昌日军无疑会受到威胁，这可怎么办？

按照通常办法，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由“中国派遣军”从别处再调部队过来填补空缺，可这回西尾突然想起要换一种活法，而启发他的正是园部本人。

枣宜会战之后，园部提出了一个战术，叫“短切突击”。简单点说，就是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且无论出击距离还是时间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打完就回家。

相对于组织费工费力费时的大战役，短切突击看上去确实比较经济实惠，有时只要出去三四天工夫，就能威风好一阵子，所以园部对此很是得意，也常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吹吹。

既然下级说得那么活灵活现，西尾也就真以为这个短切突击可以无所不能了。

趁第三十三师团走之前，不妨把部队集中起来，对南昌以西的中国军队也好好地“切”一下，那不就有一段时间可以关上门睡大觉了吗？

园部这时正是神神道道的时候，认为此计甚妙。

在此之前，园部已经在周围“切”过一圈，效果确实不错。要说不顺的时候也有，像跟汤恩伯打交道时就比较费劲，在豫南的短切突击战中，后者反过来还“切”了他一刀，仅名古屋第三师团便伤亡了三千多人。

汤恩伯有几个？不也就一个吗？园部对此并无顾虑，况且，他即将面对的对手是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后者在南昌会战时就曾输给冈村宁次。

前任的手下败将，我却郑重其事，岂不惹人笑话，所以园部起先只将此次作战视为他短切突击战中的一个小项目，根本也没当一回事，甚至都没到南昌去设立敌前指挥所。

他不知道，失败这个东西不是专属品，不会一门心思跟着哪一个人走，尤其是那些头脑清醒的人。

罗卓英从来没有忘记过南昌会战给他带来的耻辱。这位喜欢写诗的将军身上并无一点文人的迂腐之气，即使打了败仗，也从不会为自己鸣冤叫屈或寻找战场以外的各种借口。

他的名言是：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既然是在战场上吃的亏，教训还得到战场上去找。

罗卓英总结出的第一个教训是麻痹大意，敌情观察不仔细，结果仅仅相差九天，主动就变成了被动。

于是，从九江到南昌，罗卓英都派出了很多情报人员。

传来的情报表明，铁路上的日军军列来去频繁。罗卓英想知道的是，这是要撤兵，还是要增兵。

有人说是撤兵，根据是有一些列车的车厢窗口露出人和枪，而这些列车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增兵，因为有更多的军列在南下，只不过上面窗户紧闭，看不真切。

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得使用铁道游击队的办法：晚上趴在铁路边，耳朵贴着铁轨。

一听，北上的军列很轻，南下的军列却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车让你看到人和枪，那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里面没几个人，而装载着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恰恰是南下列车，不然车厢不会那么沉重。

拿到“化验报告”后，罗卓英就为大打一场做好了准备。

主见

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七十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中方指挥官在前线观察敌情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攻击怎么办？”

他说：“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梦也想干它一场，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是从广岛第五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势。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一〇六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

磁铁吸刀

任何一种战术，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全在使用效果如何。

园部从三路分进合击，与冈村宁次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打法类似，属于迂回包围中的老套路，运用得好，足可以使对手未战先怯，自乱阵脚。

但是这个战术也有明显弱点，那就是容易分散自己的兵力，结果导致被各个击破。冈村的失败即为最好例子。

罗卓英输过一次，不能输第二次。他显然研究过长沙会战的战例，因此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战术的弊端。

打个比方，园部的三路兵马，假如中路的第三十四师团是身子的话，北路的第三十三师团和南路的第二十旅团则是左右两只胳膊，“分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