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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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铁路、电报和蒸汽船尚未发明或普及，罗氏家族独特的通信系统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罗斯柴尔德兄弟能够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罗氏家族独特的通信网络成为各国政府之间沟通的重要外交渠道，可以为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他们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的通信，同时也负责传递重要的个人信件。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们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信。不久，维多利亚开始利用罗氏家族的通信网络，甚至还托付罗氏家族预订旅馆。所有这些意味着罗氏家族在整个欧洲信息网的地位是：能够给欧洲上层社会提供独家的新闻服务，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机密信息可能赶在官方渠道之前，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1831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历史上称之为“七月革命”。革命人士迫使国王退位，并在法国新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鼓励下开始了七月王朝（又称奥尔良王朝）的统治。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发生了遍布全国的大规模革命起义，革命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当时的教皇向奥地利求助来镇压造反者。而1821年即开始担任奥地利首相的梅特涅希望能用武力防止七月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双方一拍即合。

1831年春天，奥地利军队开始进军意大利半岛。奥地利军队侵入意大利，镇压了革命运动并捕获了革命领袖，还占领了摩德纳、帕尔玛和博洛尼亚。此前，博洛尼亚发生起义，推翻了教皇的统治，奥地利军队则重建了教皇的秩序。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与意大利当地金融家合作，安排了一笔40万英镑的贷款提供给教皇。有趣的是，一直以来，天主教都将犹太人看成势不两立的死敌。时人评曰：“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吻了教皇的双脚；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亲了他的手。”

奥地利的入侵引起法国政府的严重不满，欧洲政局处在动荡的边缘，法德战争一触即发。法国与英国的国债市场价格一落千丈。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罗斯柴尔德家族介入并调停，在巴黎的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奥军撤出意大利。为了限制奥地利的入侵，罗斯柴尔德通过抛售奥地利债券的方式让奥国国债价格面临急剧下滑的危险。最终，梅特涅迫于压力作出妥协，奥军逐渐撤出意大利，只留下小股部队驻守在安科纳和博洛尼亚。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还逼迫法国政府对奥地利的入侵保持温和的态度，甚至公开威胁道：“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而法国却比奥地利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好乖乖就范。结果，一场眼看要爆发的战争就这样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一波虽平，一波又起。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15年，荷兰同比利时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荷兰奥兰治王室的威廉一世为国王。从经济上看，这是有利的，比利时工业可以补充荷兰经济的不足。但从政治上看，威廉一世是专制主义者，荷兰奉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比利时人则厌恶荷兰的专制统治，同时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时人也极为厌恶信仰新教的荷兰人。在法国七月革命后的一个月，即1830年8月，布鲁塞尔民众发动了反对荷兰统治者的起义。随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提供了100多万法郎给荷兰以帮助它抵挡革命风暴。

威廉一世派长子奥兰治亲王到布鲁塞尔与起义者谈判，但遭失败，遂派次子弗里德里希亲王率领军队镇压起义者。当荷兰在1831年8月侵入比利时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立刻向布鲁塞尔革命政府出售了枪支。

经过激烈巷战，荷兰军队最终败退。很快，起义扩展到全国，荷兰军队被迫撤离比利时。1830年9月25日，比利时组建临时政府，11月18日，国民大会的200名代表在布鲁塞尔集会，宣布比利时独立。在此期间，1831年2～3月，国民会议颁布比利时宪法，规定比利时为世袭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选举了德国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为国王。

1831年7月21日，利奥波德亲王在布鲁塞尔宣誓就任利奥波德一世。随后，荷兰军队入侵比利时，利奥波德请求法国保护，法国军队开进比利时。欧洲全面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此时，罗氏家族的通信网络发挥了外交沟通渠道的作用。各国国王、大臣和外交官通过这个网络相互交换观点和想法。而罗氏家族也通过这个网络将自己的观点传递到政治人物那里。

罗氏家族在巴黎的詹姆斯迫使法国保持克制，并要求比利时人不得考虑推翻奥兰治家族，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就得不到罗氏家族的支持。同时，罗氏家族在法兰克福的萨洛蒙则要求奥地利支持法国政府，杜绝攻击法国的念头。在罗氏家族的强大压力下，俄罗斯和奥地利均表明自己的军队愿停留在国界线另一边，不会攻击法国。最终，各国都采取了克制态度。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到1831年10月，经过罗氏家族的巧妙斡旋，荷兰军队撤出比利时，接受了失去比利时的事实，全面战争的危险被消除。罗氏家族向荷兰提供一笔利率为6％的贷款以示鼓励和补偿。

尽管罗氏家族可以影响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但他们并未像很多持阴谋论观点的人所说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和普鲁士，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在俄罗斯，其影响力几乎不存在。比如19世纪30年代，如果普鲁士、俄国和法国真的下定决心要为荷兰与比利时而发动战争，那么罗氏家族也根本无力阻止。而真正具有决定权的是英国。

拿破仑战争之后，神圣同盟的建立不仅是为了捍卫一种社会秩序，还是为了维持欧洲国家之间的平衡。按理说，1815年，法国被彻底击败后，欧洲各国完全可以将法兰西雄鸡肢解，将法国变成无足轻重的弱国。但对英国人来说，只有保持欧洲各国之间的分裂，维持欧洲大陆强国之间的力量均衡，才能将英国的商业和帝国利益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因此，当拿破仑站起来要打破这种均势时，英国便会成为法国的对立面。当法国被打败，俄国人异军突起时，就必须要加强法国的力量，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同时，还要让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制衡法、俄。因此，尽管英国人对神圣同盟不屑一顾，但仍然要保持以神圣同盟为核心的欧洲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如果欧洲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会打破这种可以让英国人获得巨大利益的政治均衡体系。只有保持和平，英国人才能不断扩张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的版图，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英国人的力量则在于无可匹敌的海上军事力量与强大的金融霸权。这种金融霸权的来源则是英国工业革命与独领风骚的英镑霸权。至于罗氏家族，不过是英镑霸权的获益者。

印度人的血泪，英国人的财富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工业革命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朝阳产业——棉纺织业，相当于现在的环保、新能源产业。而任何新兴产业都有标志性的工具与设备，棉纺织业则是纺织机。其实，早在1760年之前，最为重要的飞梭和水力纺织机就已经出现，分别发明于1733年和1738年，可工业革命并未在那时发生。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1760年左右呢？我们不妨先将目光从18世纪转移到17世纪，从英伦三岛转移到万里之外的印度。

由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香料的垄断，1599年秋伦敦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上涨到8先令。在伦敦市市长的鼓动下，伦敦贵族与商人募集了3万英镑准备成立贸易公司。但在向英女王申请许可状时，女王并未给予答复。1600年12月1日，西班牙、荷兰拒绝了英国人降低胡椒价格的要求，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全称为“对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英国商人联合公司”，在历史学家的口中又被昵称为“约翰公司”，以与荷兰、丹麦、法国和瑞典东印度公司相区别。

东印度公司拥有非洲好望角以东地区的贸易独占权，还拥有在所辖区域内制定法律、受理行政和建立贸易据点的特权。如果英国公民在公司辖区之内私自从事贸易活动，其货物一律充公，其中一半归于英国国库。70年后，英王查理二世又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管理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对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力。简而言之，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具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行政权力。

俗话说，三岁看老。东印度公司从它的第一笔生意开始，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一个掠夺者的角色。1601年7月，东印度公司的第一笔买卖就是——抢劫了一艘葡萄牙商船。

1613年，英国在印度西部的苏特拉设立贸易站，不久，又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建立商馆。此时的印度处于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之下，首都在德里。17～18世纪时，莫卧儿王朝已由盛转衰，各地诸侯日渐独立，不听中央的号令。1739年，阿富汗血洗德里，获得的战利品价值高达7亿卢比，包括皇冠上的珠宝和孔雀宝座。17世纪的欧洲旅行家估计孔雀宝座的价值大约为45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国库的资产也不过以百万英镑计。1761年，阿富汗人让印度军队全军覆没，莫卧儿王朝听任宰割，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傀儡。

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则为人所鱼肉。东印度公司通过武力、权谋与贿赂从各地诸侯手中获得了各种特权。但英国人仍虚有其表地走一下形式，各种权利均通过德里皇帝的钦准。英国人的精明正显示于此。他们表面上尊重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调东印度公司的正统性。

当然，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英国政府是背后的大老板。1698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任何以8％的年利率购买20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公债的人都可以其认购的额度为限参与对印度的贸易。为了保护贸易垄断权，东印度公司只好购买了70万英镑的英格兰银行公债。

到了18世纪中叶，尽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经营了100多年，但英国却未从印度榨取到太多的好处，英国经济发展仍然十分缓慢。直到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动的普拉西战役之后，情况才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一年的1月，英国人大败印度与法国的联军，孟加拉国库被抢，英军抢走了总值达4800万英镑的金银珠宝，史称“普拉西之役”。此役，不但终结了法国人在印度的殖民，更标志着英国对印度全面统治的开始。随后，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直到1849年，英国完全占领了印度，印度全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人的纺织机械和印度人的一样简陋。印度棉织品物美价廉，远优于英国本土产品。英国人却建立起高关税壁垒来阻止印度货销往英国，关税从20％到耸人听闻的1000％。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棉纺织业横征暴敛，有意使其崩溃破产。结果，通过不平等贸易，英国人获得印度廉价而优质的棉花并加工成廉价纺织品再向印度倾销，而印度经济赖以生存的手工纺织业却被彻底冲垮。印度从未在原料出口中积累起足够的资本来发展工业，结果千百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都漂白了。现在的孟加拉首都达卡曾经是印度最为繁华的手工业中心之一，但其人口却从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

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各省总督均由英王直接任命，其任务是代表英国政府全权管理英国占领下印度的全部领土。至此，英国政府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东印度公司最终变成了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政府。东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统治者，又是商人。以商人身份出现时，他们就垄断贸易；以统治者身份出现时，他们就攫取赋税。东印度公司以购买印度货物的方式将赋税流回英国。

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薛福成在1893年说：“英国人借助东印度公司之力蚕食五印度。未几而沃壤万里，尽为所并。此殆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也。”英国人发达了，印度人却落入了苦难的深渊。

英国持续不断、毫无止境地抽取印度的鲜血。英国人用印度人自己的钱来征服并统治印度人。英国对缅甸、阿富汗的殖民战争，让中国刻骨铭心的鸦片战争，几千万英镑的军费均来自印度税收，英国人没有出一分钱。

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的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对印度人民的土地收入进行了敲骨吸髓式的榨取和掠夺。1793～1822年，英国在孟加拉的田赋是地租的90％，北印度地区也高达80％，其残酷性和破坏性甚至超过了莫卧儿王朝这样的封建统治者。东印度公司用田赋的收入购买印度货物，销往欧洲和中国，赚取的利润则流回英国，永远无法帮助印度的建设。1793～1811年，英国殖民者总共用2517万英镑的田赋来做这种无本买卖。1770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英国人囤积全部大米，不出天价购买就拒不出售，结果饿死1000多万人，占孟加拉人口的1/3。但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东印度公司仍然大赚其利。就在这一年孟加拉变成不毛之地时，东印度公司仍然投资了120万英镑购买印度和中国的货物销往欧洲。

当东印度公司财政收入无法支持对外战争、对内兼并及镇压叛乱时，就会向印度人发行国债。换而言之，就是向印度人借钱来统治印度，扩张领土，镇压印度人的起义。而国债本金与利息则由印度纳税人偿还。国债总额从1792年的700万英镑，上涨到1836年的2700万英镑，到了1860年，更是高达1亿英镑。

最为可笑的是，贫穷落后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竟然是年年顺差，出口额竟然是进口额的10倍以上。1766～1855年，顺差平均达到500万英镑以上。东印度公司仅从1792年到1837年的46年中，就有净利3200万英镑，可它既不是留在印度作为财政备用金，也不是用来增加印度人民的福利，而是全部汇往英国支付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股息。由于印度本土工业的衰败，印度财富主要是通过小麦、大米等粮食出口的形式外流。巨额财富的外流，把印度变成饥荒之地，这种饥荒比印度历史上的饥荒，甚至世界历史上的饥荒，更加频繁，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在东印度公司的残酷压榨下，印度被掠走了巨额财富。英国的工业与金融由此积累了原始资本，进入钱生钱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国力也得以迅速提高。1760～1860年，英国工业生产的份额从全球的1。9％上升到19。9％。在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53％的铁、50％的煤，拥有全球工业生产能力的40％～60％。同年，英国对煤、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是美国、普鲁士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工业品贸易额则占全球的2/5。全球1/3的土地上飘扬着英国米字旗，大不列颠王国变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而印度本土工业则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整个国家沦为英国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到了19世纪中后期，由于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均采用保护主义政策，英国与欧洲大陆、美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如果不是印度的输血，英国的衰落将会更早发生。

炮舰与福寿膏

除了对印度的压榨外，东印度公司还垄断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牟取暴利，鸦片收入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7。说到鸦片，就必须要从茶叶讲起。从18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在英国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茶在英国的关税高达90％～100％。如果茶叶不能按时按量地保证供应，就可能严重影响英国的社会安定和国家财政收入。

但中国人对英国的产品毫无兴趣，漠然视之。19世纪，一位在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切尔这样写道：“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此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英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加棉花重量的三倍……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

另一位英国贵族则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但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吃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结果，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逆差。1710～1760年，英中逆差总额高达2600万英镑，相当于1亿4百万两白银，几乎耗尽英国的白银储备。在当时的英国，普通警官每周收入不过1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收入才寥寥6便士（在英格兰银行1971年实行新货币进位制之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和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英国人用英国工业品、烈酒等换取非洲黑人，再把黑人卖给美洲奴隶主换取白银以及美洲白糖、棉花、咖啡等土特产。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都随着中英茶叶贸易流入中国。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如果从1000年开始算起，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长期出超，在鸦片大规模输入之前，中国拥有了全球2/3的白银储量。

18世纪70年代之后，美洲许多银矿枯竭，白银产量持续降低，英国人无法用越来越少的白银来维持中国茶叶的进口量。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开始打起鸦片的主意。

从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董事会成员惠勒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其具体做法是：东印度公司并不需要明目张胆地参与到罪恶的鸦片交易中，只要作幕后操纵即可。但在私下，东印度公司授予一些自由商人对中国的特许贸易权，将鸦片批发给他们。这些自由商人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卸货并换成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走私上岸。收入进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自由商人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自由商人只能输送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严惩不贷。

很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便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输送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制度，首次从加尔各答向广州输入鸦片，开启了长达140多年的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历史。英国鸦片贩子为打开中国市场，对罂粟的麻醉作用加大力度宣传，以致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有添福添寿的功效，因此又称福寿膏或长寿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