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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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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卿成婚早，但却懂得世事，心底正直善良，又乐于助人，他经常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送给穷人。妻子问起时，他总这样说：我家里还有穿的，可穷人家里啥子都没有呀！
1930年，考入了由乐山与嘉定创办的“联合中学”普通科第二班。次年夏天，共产党员和成弟由成都回到峨嵋，以小学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陈俊卿期间与和成弟结识。和成弟不断向陈俊卿讲解共产党的主张等许多革命道理，使陈俊卿仿佛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不久，陈俊卿向和成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年冬天，陈俊卿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开始了他彻底背叛自己的反动剥削家庭、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1932年底，陈俊卿完成了联合中学的学业后，回到家乡，任冠峨相白马小学校长，并加入了以和成弟、唐杰为核心的中共峨嵋特支。陈俊卿任特支宣传委员，和成弟是特支的书记。1933年春，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四川革命形势高涨。秋天，四川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峨嵋县委，由陈俊卿出任县委书记。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峨嵋农村发动秋收抗税斗争和壮大革命力量。1934年春天，四川军阀对川陕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峨嵋县的地方团队借此大肆抓丁派款，征粮抽税，闹得民怨四起。陈俊卿与和成弟、唐杰等商定：借此时机，发动峨嵋武装起义，准备占领县城，并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为了武装起义，陈俊卿不分日夜地到处活动，引起了“峨嵋清共委员会”的注意。一日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了冠峨乡白马小学，并以“共党嫌疑”名义逮捕了陈俊卿，随后也抓捕了张克诚等县委干部。残暴的敌人用竹板抽打陈俊卿的嘴巴，欲让他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受尽毒刑的陈俊卿宁死不屈，始终不露一个字。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得将他关押在狱中。
陈俊卿虽在狱中，却通过特殊关系依然同峨嵋地下党的同志们保持着联系，武装起义的准备一直没有停止过。1935年1月27日拂晓，由陈俊卿等地下党人领导的峨嵋武装起义正式行动。不幸的是，在起义发动的关键时刻，一名参加起义的团队士兵动摇叛变，向敌人告了密，致使敌人迅速行动，调兵包围了起义军。在城内城外联系中断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仓促应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起义不得不宣告失败。受惊吓的当地反动政府急求国民党21军刘绍斋团开赴峨嵋，对各地大肆清乡。武装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和成弟脱险远走，军运委员会唐杰则被抓捕。后唐杰等被捕的起义同志英勇就义。峨嵋武装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民众觉醒的唤起，指引劳苦大众走向光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由于武装起义时的陈俊卿一直在狱中，敌人将其关押一年多后，始终找不出他参加共产党的任何证据，便向陈的父亲勒索了几百块银洋，便将陈俊卿释放出狱。
出狱后，父亲对儿子说：今后你去学医，家中有产业支持你，搞共产是杀头的事，不能再干了。陈俊卿则明确告诉父亲：如今这个社会只是有钱人才看得起病，穷人生病挨饿谁管？我学医没什么用。儿子的态度令其父亲拍案大骂，宣布与陈俊卿断绝父子关系，以后陈俊卿的事与他程家没有任何关系。被赶出家的陈俊卿，带着妻子，开始自谋生路。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和封建家庭的无情压迫，没有使陈俊卿丧失信心，相反他的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西昌做小生意的陈俊卿立即回到峨嵋县，并同原地下党县委委员张克诚一起，到成都，同上级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省委批示陈俊卿、张克诚，速回峨嵋清理被打散的地下党组织。之后的陈俊卿，一面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清理组织，一面积极组织当地的抗日救国运动。一时间，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地下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党组织曾以“青年抗日运动”的名义，邀请著名人物郭沫若先生到峨嵋作关于抗战的演讲。陈俊卿则把国民党县政府补建的峨嵋县城内有名的“泰丰茶楼”作为党的宣传阵地，经常在这里举行各种活动，广泛向群众讲解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和主张，并时常与另一个反动组织——峨嵋“成城学会”进行多次辩论，驳斥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谬论，扩大了党的影响。不久，上级批准再次成立中共峨嵋县委，陈俊卿也又一次担任县委书记。
武装暴动是当时我党在敌占区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俊卿再度将精力放在准备武装起义上，并亲自担任后勤总负责人。1947年7月21日夜，由地下党领导的暴动队伍分两路出发，突然攻打籍田区公所。不巧的是，战斗刚开始，恰遇一连敌军押送军饷由此路过。见有人攻打区公所，敌正规军立即开枪射击。没有任何武装斗争经验的暴动队伍一时乱了阵脚，惨遭打击后立即败阵下来。在处理起义善后事宜之后，陈俊卿到成都向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同志汇报了情况。马识途批示陈俊卿到具有一定基础的大邑县唐场继续从事武装起义工作。
大邑唐场的地下党组织工作富有成效，当时已经有了100多人的武装队伍，而且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朱英汉等骨干。陈俊卿在此工作得心应手。1948年3月，由陈俊卿任总负责人的“川西南武装工委”在大邑县唐场成立，之后这支革命武装先后击溃过国民军队的多次进犯。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时，这支部队发展到上千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作战。
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于1948年4月成立新的中共雅乐工委，领导雅安、丹棱、眉山、蒲江、大邑、邛崃、彭山、峨嵋、乐山、井研、仁寿、青神、夹江、洪雅等一带的武装斗争。陈俊卿和吕英分任中共雅乐工委正副书记。这时，一个配合我军解放大西南的宏伟计划正在陈俊卿心中酝酿着……不幸的是：正当陈俊卿全力组织和开辟辖总岗山周围八个县区域的革命武装——“青衣江游击纵队”时， 1948年11月底的一天，陈俊卿来到乐山五通桥的牛华溪镇上，准备办理当地一对兄弟入党的事宜时，被认识他的特务碰见后当地抓捕了他。
当晚10时，陈俊卿被带进了伪警察局五通桥分局审讯室。伪警察局长审问道：“叫啥名字，哪里人 ？＇…＇”
“姓王，洪雅县人，”陈俊卿沉着回答。
“来这做啥子？”
“做盐巴生意。”
“胡说！你是峨嵋人，快交代你参加共产党多长时间了？”
“我是做盐巴生意的，不知道啥叫共产党。”
“刑法伺侯！”于是敌特分子们先后使用老虎凳、水葫芦、吊打等酷刑，将陈俊卿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不几日，敌特们找来一个叛徒与陈俊卿对质，并由伪乐山行署秘书郑政亲自审讯陈俊卿。
郑政：“告诉你，其他人已说了你的身份，你若交了你的组织就放了你”。
陈俊卿：“我是共产党，你要怎么样？”
郑政：“我让你交出组织，这样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你，而且还给你安排工作。”
陈俊卿冷笑一声后：“谢谢，不过我没啥子组织。”
郑政暴跳如雷：“参加共产党怎么会没有组织？告诉你，今天不交组织不行！”
“随你们怎样，没有组织就没有组织！”
郑政见威逼利诱不灵，便令军警特务们拿出竹筷，夹陈俊卿的手指。受尽折磨的陈俊卿屡屡昏迷，却又被凉水一次次泼醒。凶残的敌军特务们又将他放倒在一张凳子上，向他鼻孔里灌辣椒水，陈俊卿又一次当场昏死过去……待陈俊卿苏醒时，已发现自己躺在牢房的草堆上。“佩服你是个英雄，难怪你们的共产党尽打胜仗呢！”看守他的敌伪兵这样敬佩地对陈俊卿说。
中共川康特委侦悉敌人准备把陈俊卿押往成都，便立即组织了大邑、洪雅等县的武装准备在半途营救陈俊卿。可惜已有准备的敌人一再变动路线和时间，致使我方的这一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陈俊卿在被押关乐山时，女儿绍芳和外婆曾带着一些衣服去狱中探望。女儿见父亲在寒冷的冬天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沾满血迹的衣服，又满身伤痕，不由泪水夺眶而出。陈俊卿抚摸着女儿的头，十分安详地说：“不要哭，不要怕，要做一个勇敢坚强、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女儿听到的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1月，敌人将陈俊卿作为重要“犯人”押送到重庆，并与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吕英一起囚禁在渣滓洞男牢楼下3室。
“11·27”大屠杀的那个深夜，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渣滓洞中的革命者实行血腥的屠杀。陈俊卿与吕英这对地下党雅乐工委正副书记，合戴一副手铐，肩并肩地走向刑场，为党的事业一起英雄地面对敌人的枪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七
在“11·27”大屠杀中，其中有位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年轻的归国华侨也被国民党特务残杀在渣滓洞。他叫廖瑞卿，矮矮的个子，黑胖胖的脸，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位热爱祖国、忠诚共产党的华侨战士，在反蒋斗争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写下了永远让历史记忆的辉煌一页——
1925年，廖瑞卿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一个华侨家庭。读中学时的廖瑞卿，听父辈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暴行我华北，在南京大屠杀…等等血腥悲惨的一桩桩事后，毅然决定要回祖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誓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以尽祖国儿女的报国之心。 1941年，16岁的廖瑞卿告别了父母和亲人，登上从印尼爪哇岛驶向祖国的轮船，这时的他，恨不能一步登上祖国大陆，立即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回到祖国后，正值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廖瑞卿顿时被这等无法想像的“怪事”惊呆了：为什么不打侵略者却要灭自己的同胞？他不解；在广州，廖瑞卿接触到的不是积极抗日的活动，而是国民党到处抓捕、杀害那些一心想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罪恶情景。胸怀满腔爱国热忱、却是报国无门的廖瑞卿，最后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只得流浪在街头。他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果。
1943年，廖瑞卿辗转到达重庆。一份叫《西风》的杂志社登报招聘雇员，他被录取做收发和邮购工作，算是有了碗饭。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本以为可以翻身的廖瑞卿却被搬往上海的《西风》杂志社解雇了。后经同乡介绍，他到内江高等法院第十分院当录事和收发。靠微薄收入生活的廖瑞卿，却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购买很多进步书籍和杂志，如饥如渴地阅读，这使得他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和渴望追求革命的理想。那时，廖瑞卿最喜欢看的一份报纸《新华日报》，报上那些救国救民的文章和报道，常令他心潮澎湃。年轻单纯和追求进步的廖瑞卿，哪里知道此刻反动特务已经注意到了他……
1947年6月1日，蒋介石再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大逮捕。3日凌晨，当山城重庆的人们正在沉睡之中，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法院，抓走了廖瑞卿。在敌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吕祖庙看守所内，特务们多次严刑拷打，廖瑞卿承认是共产党和交待组织同伙。廖瑞卿嘲笑敌人，说我巴不得是共产党呢！他的不屈不挠，反而让敌人确信他一定是个“顽固的共党”。不久，他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
对革命者来说，敌人的监狱是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是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难友们爱护这位举目无亲的青年华侨。与廖瑞卿同一室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表现，让他深受教育和帮助，也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从此这位说话有些洋气、长得一副广东仔的年轻华侨与狱中的共产党员团结融合在一起，并事事处处毅然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和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如绝食斗争、追悼新四军战士龙光华大会、1949年元旦祝捷活动。有一次监狱特务问廖瑞卿：“你现在好像真共产党了！”廖瑞卿昂着头，骄傲地回答道：“共产党还有假？我就是！”。据说，狱中党组织已经准备考虑吸收廖瑞卿，然而垂死的敌人提前实施了大屠杀—949年11月27日夜晚，这个远离父母姐妹，满怀壮志归国抗日的华侨儿子，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机枪弹下，他把热血洒在他心爱的祖国大地上，他把忠诚留给了他向往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上……
八
讲“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身份特殊的人物中，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讲。她就是“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
这位重庆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经专门宴请过她；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特邀她赴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称颂她是“革命妈妈”……是她把“红岩村”——重庆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重庆的象征和代表，在那里孕育和产生的“红岩”精神，成为我党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后同样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并永远高扬在中国人民心中。
饶国模，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今属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国梁乡这个地名，就是因为纪念饶国模的二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饶国模，其祖父饶有山，自幼苦读四库全书，研习经史方略，一心只盼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却不料因读书用功过度，劳累成疾，不幸早逝。父亲饶树奇，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虽然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满腹经纶，才华过人，但却屡试不第，看着自己已过不惑之年，只得拿钱捐了一个九品的闲官。
饶国模父辈一家，有三子一女，饶国模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内做事；二哥饶国梁，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建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后来饶友瑚不幸因肺病于1939年病逝于红岩，现葬于红岩公墓。饶国模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儿子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和国人的楷模，因此为自己的子女四人分别取了这样极具代表意义的名字。饶国模之所以能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友人和同路人，正是与她出生在这样一个新旧变革、富有强烈革命气氛的大家庭有直接关系。
在孩子启蒙教育时，父亲曾经将儿女们如到跟着，问他们长大后都想干什么时，老大国栋说：“加入同盟会，推翻清朝。”老二国梁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老四国材说：“为国为民，报效祖国。”轮到女儿饶国模说时，这位小小年纪的巾帼少女，竟然学到哥哥的腔调，站定屋子中央，双手叉腰，高声道：“我是女的，长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学两位哥哥，为国家民族出力，做个巾帼英雄，不让你们须眉。”父亲饶树奇大喜，说将来我的闺女，非同一般，定当国家大梁。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思想进步，性格豪爽，追求上进。勤奋好学。读完中学后的饶国模，于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一身爱国主义思想。她自已作主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的恋爱与结婚，表现了她在男女平等方面的进步主张。学业完成后的饶国模，回到家乡任小学学教师。后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便携子也来到了重庆。她是个思想解放的妇女，因不愿在家当职业太太，便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友实业社”，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1930年，饶国模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的钱，在重庆市郊的红岩嘴买下了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场，并起名叫“大有农场”。善于经营的她，既然经过六七年的辛苦经营，昔日荒芜的红岩嘴成了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花香馥郁、远近闻名的好地方，人称“刘家花园”——饶的丈夫姓刘。可这时的刘姓丈夫在官场中沾染了封建腐朽陋习，当着饶国模的面提出要娶二房，一气之下，饶国模毅然与之分居，并从此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喧嚣的市区，住进了红岩嘴——她在此盖起一栋小楼，专供她和三个子女及佣人居住，成了真正的农场女主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合作从此形成。经国共双方协商，我八路军需要在重庆设立公开办事机构。 1938年春，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市区内。到了1939年，八路军办事处内由于加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员一下多了起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重庆后，便把重新找新地方的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钱之光、周怡等人。经过地下党的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到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一带地方比较适合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址。更重要的是饶家与我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是我党党员，饶国材的女儿饶友瑚也是中共党员，饶国模的三个子女，也已成为我党新发展的党员。
“我看这是个好地方，环境好，社会基础好。”周恩来很满意选择红岩村。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此在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安营扎寨，成了公开对外活动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其实，饶国模本人在此之前，也早已跟共产党有过密切友好的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饶国模担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发动妇女缝制棉背心数千件慰劳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后来她的三个儿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她暗底里早已支持，并一直鼓励和掩护着他们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12月25日，她参加了中共《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遇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饶国模以“大有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并公开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我是到处想找共产党都不得其门而人啊，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当她听得地下党负责人钱之光找来商量八路军和共产党南方局办事处设在她的大有农场时，激动地这样说。当时，饶国模和中共南方局谈定的协议是：由办事处出资3000银元，由饶国模负责具体办事处的房子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后，办事处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若需继续使用，每年再付给租金若干等等。
心底善良又能干的饶国模，从此便把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认真负责。房子建好后，办事处的同志们搬进红岩村工作。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整天轰炸。为了保证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饶国模多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进大有农场内的其他房屋居住。博古同志甚至搬到了饶国模家的小楼里，与其小儿子刘圣化同住在小阁楼上。
1939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大楼正式竣工落成，并有了一个正式的门牌号——“红岩嘴13号”。新房是座三层楼，一楼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机关及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董必武欣然诗题红岩村，饶国模因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一生红缘。
“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藉此可为家”。饶国模自觉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搬进她的大有农场后，时时处处“蓬荜生辉”，她也格外有幸。可当时根据协议，八路军办事处是作为租凭方式借用她的房子。可到了三年以后，理当再交房租钱时，她饶国模怎么也不要了，这让周恩来和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是过意不起。饶国模说：你们来我大有农场住，这是我前世修的福，谢还来不及呢！
周恩来等只得收下饶国模的这份情意，称她是“革命的好房东”、“罕世之友”。
饶国模是个心比菩萨还善的人。当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居住，老人们身体不太好，饶国模知道后，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子去。她让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住到她的小楼二楼上，与她隔壁，便于照顾。周恩来的父亲，则安排住在办事处西边百多米远的农场的一排房舍里，那里空气新鲜，非常安静，便于休养。1940年11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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