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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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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亦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文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复杂了！
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何止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考验，包括被组织和自己队伍中的革命同志们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将是永远的……谁能经受？真正的共产党员能经受！真正的忠诚于组织的、又有坚定信仰的人能经受！而且，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这也是“红岩精神”能够万代相传的根本所在。
杨汉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绍过，但由于她是被自己的亲伯叔叔杨森杀害的，而且又是单独秘密杀害的。因此虽然她当年被定为“革命烈士”，可由于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其亲生女儿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解放后费尽心血，受尽心灵折磨，最后也是在烈士牺牲40多年时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情况。我从红岩纪念馆的档案里看到了杨汉秀女儿李继业写的一篇“亲爱的妈妈杨汉秀”文章，很受感动。下面摘选一段给读者：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身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
从此，屈辱、自卑笼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佯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恶梦的话来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覆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好象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我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为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十八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疑心。
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又不知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1972年我从山东回家探亲，养母才告诉我，并一再嘱咐我不能出去说。当我知道这条线索后，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1975年我调回才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感到我象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替我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汉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1976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我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妈妈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我模样、身材长得很象我的妈妈，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凡是认识我妈妈的人看见我时，全都说我长得像妈妈，甚至说我走路的姿式和说话的样子都象我的妈妈。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我带着这张照片回重庆，为了证实我与照片上的人是否是母女关系，我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的消息，并装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妈妈的照片给他看，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养母一见照片惊喜地对我说：“这就是你妈啥？你还真有办法，把你妈的照片都找到了我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那时我都28岁了……
……由于是秘密杀害的，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找到她牺牲的准确地点，都以为妈妈是火烧渣滓洞时牺牲的。
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经过。1975夏天，据歌乐山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过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
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身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呀！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自己。
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呀！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这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
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的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里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是那么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想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您的女儿在梦中哭醒。这些，妈妈你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你一声“妈妈”呀！
我知道，世界上那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那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呢？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不气馁，对党对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着。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是那样乐观，从不叫苦。
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
1977，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原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交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她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有能动摇她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李继业的妈妈杨汉秀的遗骨，晚了41年放进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就是这样一位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为了给予她应有的正名，烈士的亲属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的工作，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仅仅为调查烈士被害过程和寻找与挖掘烈士尸体就运用了数以百计的人员，其间历尽的周折难用笔墨形容。最后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等重要证人出面作证，也不知结果如何。然而，毕竟杨汉秀这样英雄名字还是被最终列入了红岩革命史册上，可相比与杨汉秀，还有许多革命先烈的死后命运就要差得多了。
三
“11·27”大屠杀，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实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那里已经牺牲了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战友、亲人和组织……当然，那些革命烈士们自然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风云变幻中的主角。这些主角，他们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们牺牲后的很长很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一直就没有完结过，而且有时则越变越复杂和曲折。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场“文化大革命”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国文化命运的生杀大权，在她推行“样板戏”的同时，对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艺术一概否定之，《红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红岩》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自然跟着倒霉。除了“江姐”命运稍许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红梅赞”很欣赏，所以胆大妄为的江青没敢全盘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个人特别欣赏《红梅赞》，这个人就是当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江青为了实现她彻底否定《红岩》，便在一个重要场合放出这样的风：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东西。这话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牙们用来诬蔑和陷害《红岩》及其“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话，几乎使所有与“红岩故事”相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场浩劫对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亲属与战友们带来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绝不逊色于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实施的惨无人道的那场“11·27”大屠杀的残酷。这是因为，当年像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面对法西斯分子的屠杀还可以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表现自己信仰的口号，而在这场政治浩劫中，许多革命先烈士，他们原本已经安稳的尸体和灵魂，却要被“造反派”们从烈士墓中挖出来扔弃在荒地里、阴沟下……他们的那些本来已经擦汗眼泪的亲属们，则重新被一个个撕开痛失亲人的伤疤，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毁性的心理打击。在重庆，在四川，曾经出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涂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被“没收”并烧毁，烈士的子女成为“黑五类”。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纪念会，被诬蔑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复辟会”。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因为事先并不知道造反派已经将其牺牲的儿子列入了“叛徒”黑名单，所以依旧去参加纪念活动，结果造反派将其拳打脚踢，像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向她儿子施暴一样，让烈士的母亲坐老虎凳，最后烈士的老母亲被活活的折磨死去。《红岩》作者之一的罗文斌之死便是例证，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经在敌人的白公馆屡受特务分子严刑拷打而不曾屈服过的丈夫，怎么可能会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吓和污辱下就“跳楼自杀”了？厉华坚信，他从上世纪八十年初第一次接触到那份由罗文斌当年在出狱向组织写的《狱中报告》不可能无原由地少了两章半内容，“肯定罗广斌在《狱中报告》上面的内容更具体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狱中和平时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会想尽办法让原本完整的报告出炉，然而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厉华认为。
以为推翻了蒋家王朝、曾经统治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到了台湾，我们大陆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太大错特错了！如毛泽东所言：一切垂死挣扎的反动阶段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的，他们始终不渝地会寻找机会对真正的革命者和我们的事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报复和破坏。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反革命目标，借“文革”的机会，制造“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这样严重违背客观历史的政治结论，从而造成了与“红岩”和“11·27”大屠杀中相关的所有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彻底的颠覆，由此也使他们的亲属、战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事，同时袁尊一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同志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他又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等同志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具有卓著的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同志们心目中威性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被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监狱里接受改造的徐远举，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 ？＇…＇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质诱惑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之所以将袁尊一作为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于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份量。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关于袁尊一，他的战友们还知道他在生前做过几件特别令战友们感动的事，那就是他还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儿子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亲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共产党人，江青及其爪牙们仍然没有放过对他们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不得到照顾，被病魔拖死于1971年；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层……
袁尊一烈士及其他的亲人们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愤了他的战友和同志。有一位曾经是以袁尊一为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工作者谭月英（后改名叫谭群生），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战友和上级的袁尊一烈士会在牺牲后受到如此残酷的诬陷和他全家的政治迫害，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开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历时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与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上级但始终没有表白过一句话的女共产党员，当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儿、妻子改嫁、养女也被领走后，便默默地将自己的女儿改名为“杨袁锋”，默送给烈士作义女。为了感谢这位后半生几乎是在为烈士而活着的、心怀诚挚爱情的女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们摘录谭月英女儿根据她母亲几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讲演：
我名杨袁锋，1962年在重庆出生后。为了纪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妈妈把我默默地送给袁尊一烈士为义女，以替代1952年病死的袁伯伯和谢以思娘娘的亲生女儿晓华姐姐，继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遗志，将我取名杨袁锋。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妈妈的引路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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