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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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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老了。转瞬间，自己的前半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早已离开了军队，奔走于江湖之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领略风雨。在商海拼打后的迷茫间，在异国漫长黑夜的寂寞里，在与亲人和战友欢聚的酩酊中，在偶尔追怀往事的一刹那，倏然闪过脑海的，常常由此而发的是对自己人生和父亲人生的感悟。如果他的人生像一道激流，这激流也将自己对人生的追怀融入其中。要写他，你就必须是他，这是一项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事业。
就文化现象来看，我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是两个时代。从建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55年间，姑且称它为革命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则进入了一个市场化的时代。对上一个时代而言，我们今天，同样是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上一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道德体系还能驾驭眼前这匹狂奔的经济野马吗？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公众又需要什么样的英雄呢？
我的父亲属于前一个时代，他少年时就投身革命，立志改天换地，并果真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我的儿子属于后一个时代，他精通电脑、英语和跨国商务，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这一代人，将走出另外的人生。
我则是跨越了这两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在第一代人的影子里长大，注定了我们没有出息。童年时的模仿，青年时的崇拜，在世界观形成的整个学生时期，以他们的理想为理想，以他们的人生信条为生活准则。父辈的一切，都几乎潜移默化地溶在了我的血液里。顾炎武谈到写书，说“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面对这个新到来的时代，写一本前人没有来得及做完的，而对后人又是需要的书，应是我的使命。
从头开始。我自信还来得及，经过多年的积淀，有可能做好这件事。我能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知去把握父亲，以他曾有过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审视人生，以我的理智和判断由父亲而说开去的整整那一代人包括那个时代。我感到了周身无法遏制的灼热。
我关起门来，一个人，静静地回忆、思考，写他也写自己。好像他生前一样，我每天都在和他对话，讨论战争，军队，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命运。
这真是一种享受，虽然我常会写着写着就掉泪。我甚至都不想把这本书写完，我的每一天都有意义。
张胜2003年10月
修改于2007年7月5日
第一章 皖东北
尤其是成长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从小随父母转战南北，根本就没有家乡的概念。
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除了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在日伪占领区内建立了18块敌后根据地。其中之一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地处华中战略要冲，为日伪政权，蒋介石顽固派，以及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三方争夺较量的战场。淮北根据地被津浦线，也就是今天的京沪铁路，分割成两块。铁路线以西，为豫皖苏根据地，俗称路西；以东为皖东北根据地，俗称路东。我的父亲张爱萍，就是皖东北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的前半期，他就是在这里生活和战斗的……
皖东北，也是我的出生地。从我懂事时起，父亲就常对我说：“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生你的那个地方。”他会在墙上挂着的地图上去找，习惯地用手指敲打着说：“皖东北！”
我的生命和父亲的命运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
1 历史在这里凝固
1997年初秋，我终于下决心，重返我的出生地——皖东北。目的，我自己也很难说得清，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冲动在支配着。父亲那时还健在，只是很衰老了，他正艰难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已经无力与我同行。
我是自己开车去的，一路上，父亲成了我的“遥控领航”。他对我这趟旅行，兴趣盎然，我们不间断地用手机保持着联系。他总是用习惯的指挥作战的口吻说：“报告你现在的位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87岁的他，对眼前的许多事常会糊涂，但对当年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却是历历在目，说起那里的山川河流、道路村落，犹数家珍。
这是一条修建中的高速公路，两侧堆积着沙土石料。时近傍晚，路上的车越发多起来，想是要赶在天黑前多跑些里程。进入宿迁地域，前方的路就被堵实了，车辆排起了长龙，大多是卡车。我的越野吉普，只得沿路肩侧行。前方不远处横起了一溜齐人高的土障，一群老乡手拿锹镐锄镐，横刀立马，堵截在那里。显然，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聚众闹事。不少过路的司机在愤然理论，听了听，大概是政府修路占了老乡的耕地，可补偿款又迟迟未到，上访几次没有结果后，便自己组织起来断路了。“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谁要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嘿！都什么年头了，虽然也让人同情，但总不能明火执仗吧！远处薄暮笼罩的村落间像似有车辆在移动，只能是迂回了。我驶下公路，沿着坑凹的乡间机耕路绕道而行，往后看，一溜长长的车队也跟上来了。我们顺着颠簸的小路缓慢地爬行，眼见着要接近公路了，迎面突然开出辆拖拉机，拖着一车木头，横挡在路中间。“封锁公路是违法的！”“违法？在咱地盘上，老子就是法！”开车人熄了火，背对着我们抽起烟来。“你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小心政府拘你！”我开始吓唬他。“少来这套，老子见多了。”说着，跳下车，扭头便走：“不奉陪了，回家吃饭去啦！”这可真麻烦了。“搬开它！”我招呼道。司机们见有人指挥，便一拥而上。哪晓得路基一松，连车带料，统统栽进河里。原本只想吓唬一下，却生出事端来。我一挥手，快！上车。成群的村民们手拿棍棒、铁锨呼喊着奔堵过来。但他们来不及了，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冲上公路。我朝着车窗外目瞪口呆的老乡们敬了个军礼，谢谢送行！但最后几辆车还是遭到了袭击，土块和石头雨点般地投掷过来，好在都是些铁皮的集装箱货车。飞驶而过的司机们纷纷向我招手，呼啸而去。欢呼吧！胜利大逃亡。
车灯照亮了前方路牌——泗洪。
老爷子来电话了：“到了吗？”我讲述了刚才惊险的一幕，听得出电话那头他疑惑的神情：“咦？当年老百姓对我们可是很好的啊！”“我相信。不过这次……大概又把我们当成日本鬼子了！”
民风强悍啊！
一夜征程，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城，朦胧中，一种神秘而略带惊讶的回归感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眼前闪现的，是低矮的黑瓦房，拴牲口的土坯墙，和一条条弯曲的时隐时现的田间小路，雨季的泥泞留下的车辙更增加了颠簸。紧张、疲倦、黑暗、迷路，已经无法再走了。我在路边找了个坡地把车停下来，今晚就在车上过夜吧。
清晨的阳光把我刺醒，瞬间，我被惊呆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波光粼粼、水天相连。在初秋的骄阳下，湛蓝的湖水变成一洼洼耀动的金星，烟波浩渺，渔舟点点，一切都凝冻住了……
鬼使神差。昨夜的风尘仆仆和清晨宁静的湖光山色，我感叹大自然带给人生的奇幻。父亲的话在耳旁响起：“你，要记住，你生在洪泽湖边，青阳县（泗洪县）阳景镇大胜庄，生你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你的名字中也有个胜字。”
这真的是我出生的地方吗？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想起当年他说的那些话和注视着我的目光，我的心就在颤抖。
泗洪的美丽得益于洪泽湖。我走过祖国的许多山川湖泊，但亲历生我的洪泽湖畔，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泗洲地界，隋唐时称洪泽浦。黄、淮在此并交，连年洪水侵吞，泗洲城及周围均侵入湖底。明清两代，不断加高防洪大堤，洪泽湖遂成为“悬湖”，高出地面2～5米。“倒了高家堰（洪泽湖大堤），清淮（原清江市、淮安府）不见面”的民谣至今还在流传。
当地党史办的蒋中建同志后来告诉我，就这半个世纪来，洪泽湖被血洗过三次。日本鬼子一次扫荡就屠杀双沟百姓600多人，填埋坑里，掘出白骨累累。我军为掩护群众转移，一个连120人竟无一人生还。泗洪产的双沟大曲驰名中外，但我在互联网上搜寻，竟然找不到双沟惨案的条目。第二次，是全面内战打响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我军放弃两淮，洪泽湖工委姚克书记，带领一些干部藏于湖中。结果四周区乡县来不及撤离的干部军民越聚越多，达3000多人。你想，就凭个湖边的芦苇荡能藏多少人 ？＇…＇又没有粮食、药品。走投无路中，姚克书记说，上面说撤就撤了，丢下了我们，组织上对不起同志们了，有亲投亲，无亲靠友，上岸去吧……但要记住，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出卖同志。结果，上了岸的，还是有上千人被抓被杀。好不容易捱过来的，“文化大革命”一来，旧事重提，不说领导责任，全怪在下面，又是难逃一劫，多少人丧命。
湖光波影，无声无息。水际边成片的半生的矮树林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白鹭。霎时间，成群的白鹭惊恐地飞起，天空顿时就像张开了一张白羽的网，铺天盖地，真是非常的神奇啊！
它们真的会是亡灵吗？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车已经被成群的男女老幼包围住了，他们趴着张望，脸和鼻子在车窗上印成扁平。他们皮肤黧黑，用兴奋的目光直直地盯住你，憨憨地朝着你笑，表达着他们的好奇和友善。我想起妈妈曾多次说过的话：“你生下来后，你爸就负伤了，人整个不行了。鬼子不缴枪，国民党又大举反攻，两淮失守，当时真难啊！好几次要把你送给老乡，但兵荒马乱的，这一丢下，可真就是天各一方了。你爸说，这孩子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都不敢想……”看着周围好奇的目光，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被丢失在这里呢？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不就是因为战争而失散的吗？那么，在这憨憨的人群中，在那些挥舞着铁锹追赶着汽车的老乡中，可能就会有我……
历史在这里凝固。这里的时钟似乎从不曾走动，我就像穿过悠长的时间隧道，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洪泽湖西的半城镇，是当年新四军9旅旅部和四师师部的驻地。在新四军纪念馆的墙壁上，有父亲年轻时代的照片，透过灰黄的底色，他那深邃的眼神仿佛要和我说话。我看到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穿过的军装、用过的武器、斑驳的弹壳……我依稀闻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的气息，那是散发着火药味的青春的气息。
当年，他只有29岁，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潜入到皖东北，以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的身份，经一年半的浴血奋战，拉起了一支队伍，大概就是拿铁锹追赶我的那些人的祖辈们吧，他们组成了一支抗日劲旅。最早称四总队，以后改为三支队，又叫九旅，就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集团军师。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由此诞生，“皖东北”这三个字也由此被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记住。
这里有雪枫墓园——父亲青年时的战友、新四军四师之魂彭雪枫师长就长眠在这里。松涛阵阵，凝重而空寂。在众多的碑文中，我看到了父亲为彭雪枫写的一首长诗，记得最深的两句是：“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当年为彭雪枫送葬时，这首长诗由彭雪枫创办的拂晓剧团谱曲并演唱。国民党反攻回来后，彭雪枫的尸骨被掘出抛撒。墓是解放后重建的。
还有江上青墓。江是父亲开辟皖东北时的向导和助手，是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这个才华横溢的儒雅书生，被敌人射杀后抛尸河中。当年抗演六队为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咏唱挽歌：“让几十里的弱流，亲吻你的尸身。死者啊，愿你手持巨灯，照着我们前行……”父亲把他的牺牲喻为：“我失臂膀，屋失栋梁。”
江上青墓碑上，父亲那信马由缰的字迹，模糊了我的视线……
皖东北、洪泽湖、泗洪、大胜庄，你不但记下了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更记下了父亲当年作为一个热血男儿的报国赤诚，这里有他的志向、他的足迹、他的成功、他的战友，还有，他年轻时代纯真而炽热的爱情……
洪泽湖，正因为你的美丽伴随着苦涩，才更加凸显出凄婉和空旷。
父亲晚年曾花费许多时间和我谈他自己。
他说：“我常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真正成熟起来，学会从全局上思考筹划，单当一面，还得说，是从抗战时开始的。皖东北，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是我独当一面的开始。”
皖东北，它太小了。如果说它仅是整个淮北根据地的一半的话，那么它在全国18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最多只占到三十六分之一。我没有很好地调查过全国其他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是和皖东北根据地这样，由几个人单枪匹马开辟出来的，但肯定是有。也许这才是皖东北对他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块引领我来到人间的土地，也是我父亲事业和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
去年，我再次路过这里，一晃间，又8年过去了。从京沪高速转下来，眼前是一条宽达百米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直达南京。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当年为了修路，抗法的、聚众的、拦路的，比比皆是。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因此受到围攻和责难，劳民伤财，面子工程，说什么的都有，状子一直告到北京。路的尽头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刻着这位市委书记的决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8年前曾遭村民拦截和袭击的地方是这里吗？已无从考证了。
江山依旧，岁月蹉跎。半个世纪前，父亲曾在这里指挥过一场平定洪泽湖的水上大战，双方300多条船只，把个湖水搅得昏天黑地。父亲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将手用力一挥：“哈，打得他稀里哗啦！”
面对这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哪里还能找得到当年的影子？清朝人孙髯翁的长联写得好：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都付与苍烟落照。
在抗日战争的激流中，他是怎样被抛到这里来的呢？
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古长城故道上，历代都是强匪出没的地方，这是一股狞匪，凶险之极。父亲说：“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毛泽东都差点成了俘虏。”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13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13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梗，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总司令（注：似指朱德。据史料记载，朱此时已离开陕甘支队。此处回忆似有误。）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彭雪枫这时已经调走了，陈赓接他的团长。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
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起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据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同志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多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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