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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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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评价他，说他雄才大略，有大将风度。但他自己不这样看，用他的话说：“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本事，都只是个普通人，如果还算是有点成绩的话，得益于两个字：认真。”我接受父亲的这个观点，靠别人，靠运气，不如靠自己，靠自己的勤勉，靠认真，靠仔细。生活中细致而微小的事物，虽然不会咄咄逼人，却在“细微之处见精神”。
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了选择突破地段，他亲自研究航拍照片，一张一张的翻来覆去地看，发现拼接部有一小段缺口，也就是航拍时，一段狭长的海域被遗漏了。是空中侦察方案的问题？不该啊！他马上找来空军情报参谋，一问，断定是飞行员偏离了拍摄航路造成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按规定航线拍摄？情报参谋推测，很可能下面是敌人的高炮阵地，为了规避，飞机偏离了。父亲说，你把这个飞行员给我找来。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我并不主张去白白送死。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按守岛敌人现有的地面火器是难以击中的。我，要求你再飞一次。
为搜索敌人的工事、火力点和海域情况，空军共派出飞机17批60架次照相侦察，17批34架次目视侦察，其准确率达80％左右。
父亲回忆说，这个年轻同志的这次拍照非常成功。就在这条缝隙中，有一块距离一江山岛很近的岩礁。这是块很重要的石头。叫什么名字，他已记不清了。我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搞清，可能是叫擂鼓礁，很响亮的名字。重要的是，在它前面还有很多块礁石，依次指向一江山岛。有趣的是，有的照片上有，有的照片上就没有。不难判断，是暗礁，涨潮时淹没了，退潮时裸露出来。
就是它！把它圈下来。为什么不登上去呢？这是观察敌岛的绝佳位置。
20军第60师侦察科长利用夜暗，三次泅渡登上前面的礁岩，潜伏在石缝中观察，最近处离一江山岛仅300米。涨潮时全身浸泡在海水中，退潮时他们就把雨衣翻过来，在暴烈的阳光下潜伏拍照，拿到了一江山岛岸滩和潮汐线的第一手资料，为最后确定登陆地段立下了大功。
我曾看过台湾方面写的一江山战斗，很血腥，尽管文章描述的守岛蒋军如何的英勇，但对比起共产党的军队来，从战役高级指挥员，到军长，到侦察科长，到飞行员，在国民党军队中恐怕还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敬业、这样智慧、这样敢冒险的人。南京军区创作员陆柱国写过本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角雷震林的原形就是这位侦察科长。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登陆地段就选择在西北角的突出部——黄岩礁和海门礁。这是个与登陆作战条令不甚相符的地段，怪石嶙峋，像鲨鱼的牙齿般的露出水面，伴随着岩头浪和漩涡。岩头浪，就是那种冲上峭壁后反弹回来的海浪，铺天盖地地压下来，不要说打仗，就是平时航船通过，也要惊出一身冷汗。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敌人火力配置最弱的地段。这里离一江山的次主峰最近，只要利用满潮时节，不用涉水，就能出其不意地直接而迅速地登岛上岸，拿下制高点，割裂敌防御体系，各个歼灭。父亲说：“这就是栈道，邓艾偷袭江油的阴平栈道。”他拿起桌上的眼镜盒比做登陆艇，把另一只手掌立起来，说：“你看，登陆艇就这样直接撞上岩石，但不能停，还要开足马力，顶住，保证登陆兵冲上岸。就这个动作，我们反复演练。”
后来国民党方面的回忆文章说，共产党的部队几乎是从海那边的岩石顶上突然冒出来的，可怕之极！
前指决定，改变我军夜战惯例，战斗在白天发起，白天航渡、白天登陆。这是父亲的意见，我们登陆船只性能各异，驾驶、协调的水平有限，白天有利于航渡编队和准确抵岸。而且，登陆地段狭窄，夜间谁都看不清，撞在一起，还不成一锅粥了？何况，我已握有制空、制海权，可以保障昼间航渡和登陆的安全。根据当时潮汐推算，确定午后12时30分起航，15时满潮时刻登陆，抢滩突击。这样距天黑还有4个小时，拿下岛上制高点，基本结束战斗，应该说，是够用了。
为了隐蔽战役意图，指派陆军部队在柴桥地区进行训练，把南边的披山作为攻击的假定目标，给敌人的判断造成错觉。指挥所设在宁波天主教堂里。事先，公安局迁移了附近的一些居民。登陆部队远在乐清礁半岛的芦苇丛中，隐蔽进行3个多月的训练。三军实战演习的地点选在远离战区的穿山港，给空军下达的任务是，演习期间绝对不准一架敌机窜到大陈、一江山以北一线。演习一结束，各部队立即分散。后来证明，敌军对我作战意图一直迷惑不解。
模拟现地的实兵演练是在最炎热的季节进行的。
当年跟随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天气热极了。军里请吃饭，还喝了酒，吃的好像是猪头肉吧。那时哪里见过冰箱，食物可能有些变质，军里也是的，吃什么不好？结果当天夜里首长就拉稀了，拉了21次，坐在马桶上，拉的人都站不起来了。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找医生。第二天是听汇报，军里建议改天，首长躺在那一个劲地摆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吃中午饭时他醒了，说要听演习方案，他站不起来，就用了张躺椅，就是南方那种藤子编的，把他抬到作战室，他是躺着听的。第二天计划是到现地看部队抢滩上陆的行动，肯定是去不了了。但他就是不让变。我和军里说，既然首长定了，先这样安排准备，到时候再看。第二天一大早，我不放心，上楼去看他。可把我吓了一跳，你猜怎么啦？他在那儿做起体操来了，做的就是他自己编排的那套操，拳打脚踢的，好像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奇了！……”
我和兄弟们背后说到父亲时，总爱引用小林园夫描写革命党人的一首诗《那家伙》：
“那家伙，像剃刀一样锋利，机器一般不停地工作。”
“所谓自己的时间，那家伙从未有过，承担了最棘手的工作，那家伙从未叹息过。”
“那家伙，充满信心的眼睛，总把我懦弱的心灵鞭策。那家伙，磷光闪烁的眼睛，把我留恋世俗幸福的心灵谴责。”
“拳打、脚踢，腿都站不直了，那家伙的眼睛，却透过牢房的铁网，向我投射着磷火。”
……
我爸，就是“那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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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
￣书〃√
￣网〃√
￣小〃√
￣说〃√
￣下〃√
￣载〃√
￣网〃√
8．“D”日
就在前线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打时，上面的决心似乎出现了漂移，虽然只是些蛛丝马迹，但足以使在前线的父亲惴惴不安。
1954年6～8月间，随着我国外交和舆论对美蒋签约的强烈反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率舰艇6艘入侵大陈海域，并连续每日出动飞机160架次在大陈空域进行示威性活动，台湾海峡危机日渐生成。毛泽东先后两次批示，6月1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注：《毛泽东军事年谱》853页）8月21日，他又在防空军司令部的报告上批示：“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军美舰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注：《彭德怀年谱》576页）历史往往在重复，毛泽东思考的点位，与1952年7月，彭德怀对攻打大陈时所持的异议，可谓相映成趣。
11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停止袭击大陆，以缓和局势。但紧接着，11月下旬，美台在大陈海域举行3次联合军事演习，并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同防御条约》即将签字。双方都在使用软硬两手，时局扑朔迷离。
11月30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可是，两天后，12月2日，《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在美国签字了。
12月9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12月20日发起攻击。
毛泽东于12月11日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当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延至明年一月，就是说，具体时间还不定；也可不选一江山，连作战目标也要变？搞的什么名堂？不打一江山，打哪儿？就在这前一天，也就是12月10日，华东军区前指向参战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由张爱萍、聂凤智、林维先签发。箭在弦上了，怎么办？怎么和部队讲？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终于知晓了事情背后的原委。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陈赓将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如上的意见。（注：摘编自《张震回忆录》494页）何以这样犹豫再三？大战待即，举棋不定，乃兵家大忌。张震又说：我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回答是，上报告的这个同志“从来是敢负责的”。（注：《张震回忆录》）笑话！难道身为前线司令员的张爱萍就是不负责的？
针对军委12月11日电报，父亲经再三斟酌，发了一份力陈自己意见同时又给军委留有余地的电报。12月16日，他和王德署名报告：
一、此战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鉴于登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期限于55年1月10日前完成，故可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
二、鉴于1月中下旬及2月天气严寒，可考虑延至明春（3、4月份）；或放弃一江。打此小岛准备复杂长期，不如集中力量，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
三、（略）
从这份电报看，父亲坚持“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这是他的决心；“故可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这是最后期限，因为这样多的部队不可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按兵不动。“或放弃一江”，和“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如果军委再定不下来，那只有放弃了。既是对军委“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意图的理解，也是他失望和无奈心态的反映。甚至是有情绪了。
苏军《战役学》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是：“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我这个搞战役的人，一开始对这句话并不以为然，目的有什么坚决不坚决的？目的应该是明确，意志才谈得到坚决，总以为是翻译的缘由所致。其实，在决策集团的主观意志中，在决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会有谨慎和冒险、犹豫和果敢之间微妙的差异。这时，就用得着苏军战役学中的这句话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是战役组织的前提。”在战争生死的较量中，这种势在必得、破釜沉舟的胆气甚至是冒险往往成为最后胜利的关键。这或许也是一江山作战留给我们军事指挥员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吧。
大概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5天后，也就是12月21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这回总可以算是尘埃落地了吧？
但时机过去了。在这种反复的更改和变动中，时间像水似的在流淌着，新年的钟声把人们带进了1955年1月。
严寒的大陈海域，是风高浪疾的季节，所有的渔船都休眠了，对岸的国民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进行海上登陆作战的，有谁会顶着日夜呼啸的狂风、冒着六七级的涌浪去横渡海峡呢？美军顾问团分析，以共产党海军现有的舰艇吨位，和空军的导航设备，不可能在这样冬季多风和阴雨季节，发起任何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第七舰队驶离大陈海域，到菲律宾躲避寒冷去了。
当时我军司令部沿用的是苏军的作战术语和队标。战斗发起的日期，用俄文字母“Д”表示，即“Д日”。也就是现在军语说的，到底哪一天是“D日”？华东军区前指的所有人都知道，老天爷留给他们寻找D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父亲说：“大家每天都在听聂凤智那个气象站的汇报。”前指对空军气象站的专家们开出的条件是：寻找风力不大于5级，浪高不大于4级，能见度、云量和云高，均要适于炮兵、舰艇和航空兵执行战斗任务的天气。要快，更要准！
但气象站的回答是：浙东沿海的冬季，几乎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好天气！
父亲说：“几乎没有，不等于绝对没有。再给我找！”许多重大的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自信；取决于在几乎没有中找到“有”。我相信，这种时刻，焦虑是必然的，但希望不能没有。同世界战争史上所有指挥渡海登陆作战的将军们一样，等待好天气，是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企盼。
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中都会找到必然的因素，这就是规律。空军气象专家们走到当地打鱼的船老大们中去了，难道一月的台州海域真的没有天气放晴的日子吗？他们搜集了20年来的我国海洋气象预报，参考了北起苏联库页岛，南至印尼广大海域的气象资料，经分析综合：浙东沿海的冬季的每年1月16日至20日，是好天气时段！这一消息，一下子使前指沸腾起来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
1955年1月6日，张爱萍、王德报总参谋部：
气象测量结论：17、18、19日风、浪、潮汐适宜海空作战（18日最好，19日后可能开始转坏）。为此，于17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18日定为D日。
登陆部队于17日拂晓前进入石浦港待机。由于16日夜仍有5级以上风浪，随伴火炮舰艇于17日黄昏时到达石浦港。
18日拂晓前，登陆部队到达头门山、高岛、蒋儿岱进攻出发阵地。如18日天气变坏，则在石浦港待机。
我于17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夜间到达头门山前进指挥所。海前指马（注：华东海军马冠三参谋长）亦于17日夜到达。特报。
明确简捷的作战报告，铁一样冰冷的字句，但我相信，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里面燃烧的激情。从浙东前指成立算起，父亲已经苦心准备了四五个月；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从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年了。现在，这场战争终于不再是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示线了，也不再是毛泽东、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往来公文了，即将到来的，是火与血的洗礼。
9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登陆部队陆军第60师参谋长王坤说：张爱萍总指挥对我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我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首长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1月17日晨曦，父亲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10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父亲正在从基本指挥所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1月16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16／1”
1月17日，也就是今天，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1月16日电悉。我们认为1月18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2、3月份。”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人员回忆，首长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是一直板着个脸，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父亲同陈赓是老相识。1935年9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父亲任2纵13大队（原3军团所属红13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父亲很喜欢陈赓的豁达和顽皮，俩人配合得很好。父亲说行军过程中，女同志要小便，就披件雨衣，蹲在那，陈赓过去就要撩人家的这块遮羞布，吓得女同志们哇哇乱叫，追着他打，他可高兴了。但邓大姐（邓颖超）、蔡大姐（蔡畅）在，他就不敢了，装得可老实了。后来他们为打马步芳的骑兵还发生过争执，但事后都不计较。父亲这时找陈赓，因为他现在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18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
“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
“我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在场的当事者王德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据粟裕总长身边的参谋张剑同志回忆：张爱萍司令员与陈赓副总长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开始陈赓副总长试图说服张按总参电报指示精神，暂缓执行对一江山的作战行动。张司令则坚持建议于18日发起进攻，并反复阐明利弊，请求陈赓副总长代向粟裕总长转报我‘浙东前指’建议执行16日原计划的理由。”
“张爱萍将军终于说服了陈赓副总长。陈还问他：‘你有绝对把握吗？’张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字不好说。’”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1954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
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父亲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我找到的只是当年父亲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给军委的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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