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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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敌战役的集结、展开。空军还无法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敌方上空的制空权，所以现阶段不必考虑发展远程轰炸机。我预言，空军无法保障陆军的防空，几十年都不行。刘亚楼也同意我的观点。”

“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对登陆来犯之敌，不能依靠海军在海上歼灭，还是要立足陆军在沿海纵深地带消灭敌人。另外，海军还有个隐蔽的问题，总不能像甲午海战那样吧。至于海军自己也想搞飞机，目前怎么做得到？我看是不现实的。”

“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

是啊，各路诸侯哪个是说说道理就能摆平的？

父亲有些恼怒了，他说：“我们都是小米加步枪过来的，为什么离开了陆军就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

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

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两个上将拍了桌子＇w…w…w…。w…r…s…h…u…。…co……m＇，其他人该说什么好？

当晚，总参动员部部长王平上将来找我妈妈，他当时也是整编领导小组的成员。妈妈回忆：“王平说你也劝劝爱萍，他在这样的领导位置上，对别的同志说的话完全可以不去计较嘛。计较了，既伤同志间的感情，也有损自己的形象。”

你怎么和我爸说的？我问妈妈。

妈妈说：“我转告了王平的话，你爸说，是啊！是老毛病了，多次下决心改，总是不自觉地又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一定改。”

我很想听父亲亲口说说这件事，他说：“事后想起来，我的方式是不好。但研究工作问题，提有什么后台，怎么讲出这样无原则的话呢！我是很愤怒。”

又何止这一次。父亲回忆：“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

黄克诚就不像我父亲的脾气。他在回忆精简整编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们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做出新贡献，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的重要，争得不可开交。……我说，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现在建设不是也一样吗？海军要舰艇，当然合理，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搞些见效快、费用低的小型舰艇，不是更实际些吗？建设空军比海军费用要少些，需要更急些，所以我们考虑重点在空军。”（注：《黄克诚自述》284页）

你看，同样的意思，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到底比父亲大8岁。

黄克诚还说：“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个别坚持己见的，仍然争论不休的，我们也不妥协。这时重要的在于保持冷静，不怕吵、骂，坚决不动摇。对吵骂凶狠者稍有退让，那就只会鼓励大家都来吵骂，弄得更乱、更无法处理了。当然，这样做要得罪不少人，使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满，也只得听之任之了。”（同上）

彭在总结会上说，这次精简整编是有成绩的，但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团结，都应该做自我批评。他强调说，作为总部，是领导机关，更应该主动些。

我问父亲，这话是批评你吧？他说：“没有印象了。干这种事，哪能让人人都顺心？关键看事情办得怎样，他爱怎么讲都行。”

黄克诚讲的得罪人，是注定的了，否则，彭德怀也就不会把我父亲调来做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批人，陆续都遭到了报应。父亲还算是最走运的，一直捱到“文革”，才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张爱萍，你不是很狂吗？充当彭德怀的打手，砍这砍那的，没想到今天砍到自己头上了吧！”

指的就是这次整编，在研究国家武装力量体制时，父亲提出，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理应由国家主席来担任。天晓得，没过多久，毛泽东说他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刘少奇来当。“文化大革命”中，刘被打倒，清理他的党羽时，就有人出来揭发，张爱萍此举的目的，就是为刘少奇篡夺军权。这种事红卫兵说说也就算了，总参党委还真是煞有介事地报到林彪和毛泽东那里。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争吵归争吵，但争吵中也贯穿着许多愉快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党政军领导机关一般周末都举行舞会，追溯源头，许多老同志讲是从延安带过来的。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战争年代的生活很严谨，解放后，陈老总说我，你这个家伙也太古板了，扑克下棋娱乐活动都不参加，以后我来教教你，就先从五子棋学起吧。后来在杭州工作时，少奇同志来这休息，省委军区举办舞会，是王光美同志教会我跳舞的。”妈妈跟着回忆说：“后来调北京工作，中央机关也常有舞会，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朱老总一进场，乐队就奏起慢四的舞曲，主席跳得很稳健，总理的舞姿最潇洒了。一般他们不会跳很长时间，领导同志一退场，你爸他们这批军队的少壮派就喊，乐队，来个快的！你爸是快三跳得最好，就看他在舞场上一圈一圈地不停的转。刘亚楼花样最多，跳着跳着，甩开舞伴，一个人在舞场中间表演起来，是俄罗斯舞曲，苏联红军舞，大家围着给他鼓掌助兴。”那时我们还小，对这样的场面只能留有模糊的印象。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正赶上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哪有几个会跳舞的？“文革”结束，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跳交际舞又盛行起来，我们兄弟在家里也学跳舞。父亲那时已经退休，拄着拐在一边指导，怎么迈步，怎么旋转，说着说着还非要来个示范。他的腿在“文革”中折断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断接处逐渐萎缩，连行走都困难了，怎么能跳舞呢？但哪里能说服他，由几个人架着，我几乎是把他悬空抱起来的。他的腿在地板上蹭着、划着，激昂的、快节奏的舞曲似乎又把他带回到了那个辉煌的年代，他的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热血澎湃的时代，他们，第一批共和国的将军们，以他们旺盛的精力，推动着我军现代化最初的起步。

那眼神告诉我：青春，你有多美好！

翻开历史的记录：从1957年初到1958年底，又转业和复员了100万余人。几年下来，步兵部队精简51．2％，各级机关精简27．2％，全军总人数从627万降至237万，精简了61．2％，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尤其是陆军，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1／3。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到了全军总人数的32％，与陆军达到了1比2。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陆军向合成军队的过渡；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

在总部领导机构上，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将原有的五大军种，改为陆军、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三大军种六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

成立了我军第一个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60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160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2000余人。

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立了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研究部门。同时协助国务院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注：以上均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

彭德怀和他的团队在一步步实现他们改造这支农民军队的初衷。

4　庐山云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8月2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8月1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32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亲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父亲参加的正是批彭黄阶段的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毛泽东开始下令刹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纠正这些被称作是“极左”的愚蠢而荒唐的游戏。对毛泽东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除了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外，恐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叫人紧张、为难和尴尬的挑战。在全党上上下下顶风迎浪、不断检讨下，形势慢慢趋于稳定好转。毛泽东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缓释了，是到了可以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一是避暑；二是远离尘嚣。毛泽东是个浪漫洒脱之人，庐山风光奇秀，那就都来当一回神仙吧。这就是神仙会的来由。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番好意，竟会惹出乱子来，彭德怀这家伙，把整个好心情都给搅黄了。

庐山会议最初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也有不少同志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属于前者。他发言后，仍感言犹未尽，对一些同志坚持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会议。于是，会议又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维护党的团结的信念，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加上他们还有串联的“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划入彭张联盟成员。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通过将彭、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不久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并实行了对他们的软禁。

父亲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几个常委参加，又专门向父亲他们几个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林彪先讲话，其他几个常委也都讲了话。总的基调是：“彭德怀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

林彪说：“他（彭德怀）野心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会议简报，折射了当年的情况，现在重看，许多中央委员们、大区书记们，在发言中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作风之恶劣，令人震惊：

——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

——他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

——彭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是特殊的还要追究，既然领导错了，就得改组领导，只不过写出来罢了。

——彭德怀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么意思。

——他们的锋芒是对着毛泽东同志，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

——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党外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这封信，是经过周密预谋的。

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30年后，当我看到这些逐渐披露出来的内幕时，我真为我们的一些中央委员们脸红，他们之中有些还是我敬仰的人。我这一生也参加过无数次党内各式各样的会议，包括生活会、批判会，但他们真不如一个普通的基层党支部。

父亲说：“这就是逼着你表态嘛。”他在会上也做了违心的发言。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会议的亲历者李锐，在他《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父亲和其他几个曾与彭老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发言，我摘要如下。李锐写到：

可是，不少人还是讲了一些心里话。

董必武说，彭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

杨勇说，从小参加革命，就在彭领导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经常骂人，他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大跃进同打仗一样，不能没有伤亡，对勇敢作战的部队扣一大堆帽子，就会瓦解士气。

李志民说，在彭总领导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这一次如不参加会议，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的。

王震说，我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书中专门提到我父亲，说张爱萍分在第二组，8月5日轮到他发言：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父亲在批彭时捎带提到了彭对黄克诚的态度，这么说，是想为黄克诚做点开脱。虽然在历史上，他和黄在作战指导上有过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锐的书也记载了我父亲对黄克诚的态度：

“张爱萍的发言中还说，黄这个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则性，生活的严谨、艰苦朴素，对自己影响很深。从这次揭露的问题，才提高认识、提高警惕。”

李锐最后感慨地说：“可是，这些比较客观、公允的发言，是越来越跟整个会议的气氛不相适应了。”（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90页、291页）

庐山会议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批判揭发彭黄。父亲说：“回到北京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分成两个组，一组批彭；一组批黄。新任总长罗长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组批黄。我推辞了一下，不行，我知道这是推不掉的。开会时我说，你们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开始显得冷清，但有几个人调子很高，这边说完又到那边（指在批彭组发完言又到批黄组这边发言）。林身边的几个人调子高不奇怪，只是吴法宪的发言让我震惊，他揭发黄，贪污了金子，让唐棣华（黄克诚同志的夫炫）带走。黄向来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而且在三师时专门提名他（吴法宪）担任政治部主任。”原总政治部青年部处长林晖对我说：“当时调我去紫光阁做记录。吴对黄落井下石，说他是伪君子，列举了许多实例。你父亲在会上只是敷衍了几句，一句也没有批黄的，我为他捏了把汗。时间久了，再具体就记不清了。”

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