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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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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后，罗瑞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重申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再次强调了原子弹的研制“绝非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明确提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是这样写的：“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这份为原子弹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上去的第四天，毛泽东就批准了。
毛泽东的批示是：“同意。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
毛泽东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大力协同”是针对谁讲的？当然是指中央了，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央亲自组织协同。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这颗原子弹，它后来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最基本的方针——大力协同。
这一天是1962年11月3日。
但这个小组织叫个什么名称呢？周恩来说，既然是专门为搞原子弹成立的，就叫它“专门委员会”吧！在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为处理某件特殊的重大事件专门组成的高级别的委员会，如清除叛徒等。于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时距父亲的调查报告递交到毛泽东那里已经过去11个月了。
毛泽东在中央专委成立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他在“1964年”底下画了道线，在“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和“最好是总理抓”划了道线，在贺龙、富春、张爱萍三个人名字下画了线。他看得很仔细，还把王鹤寿的名字勾到了前面。中办下发时给它加了个标题：《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并对名单的排列顺序按职务做了调整；若干年后在一些权威性的书籍中，不知为什么把罗瑞卿的名字拿掉，改为《关于成立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忌讳什么？罗瑞卿是个军人，是总参谋长、公安部长，当初他可是当仁不让的。
中央专委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工程的组织指挥级别，由国务院部委一级一下子跃升到中央常委一级，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进入核俱乐部的门票，形势把周恩来推到了前台。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能量调动、协调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权威和能力，卓有成效地组织全国范围的党政军民的大协作。
原子弹成功后，大家发现这个办法太好了，集中全国的力量搞大型工程，非要这样的权威组织不行。于是这个委员会后来又把导弹、卫星、运载火箭、核潜艇都囊括进来。简称中央专委。这个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历届的国务院总理都是当然的专委主任。
父亲在这份报告上加上了自己的意见：
“军队方面已有贺、聂和你（注：指罗瑞卿）参加，我不必再参加了，至于属我们要办的具体工作仍照办。供考虑。张爱萍”
这行吗？
父亲回忆说：“专委开会后，罗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还兼着职，总理的意思是，下一步，原子弹要靠你上去抓了。你要全力以赴。”
“聂老总也交代了罗，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全靠爱萍去跑了，他在总参的工作就让其他同志分担吧。”
其实专委办公室是分两条线的，从人员分工看，一条是赵尔陆负责的继续完成原子弹的研发任务；再一条是由我父亲负责的，组织原子弹从制造到试验的全国大协作。父亲回忆说：“我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小平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你就放手大胆的干吧，干好了功劳是你们的，干坏了，就算是书记处的。至今回忆起来，言犹在耳。我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一是说，周恩来总理挂帅；二是说总书记的这句话。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每次都是热烈鼓掌。”
父亲成了周恩来的助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具体的组织与落实工作。如果说，周恩来是会战的总指挥的话，在贺、聂、罗这些副总指挥下，父亲的角色就相当是参谋长了。不久，中央专委任命他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
父亲回忆时一再地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马虎不得的，尤其是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托付给自己。我妈妈回忆说：“经常是睡到深夜，总理的电话来了，你爸爸会一下子跳起来，我想给他弄点东西吃，哪里有心思吃啊。从总理那里出来，也不回家，马上部署工作。好几次都是司机老安回来说，要拿换洗的衣服，首长直接去机场了。”父亲常会苦笑着说：“总理这个人啊，也太事无巨细了。他交代过的事，马上电话就跟过来了，问你办得怎么样了。”
谈起总理，父亲总会有许多话说：“总理要求的不仅严格，而且严谨。他交代要保密，临走时，就一定要你把口袋都翻出来，有没有做过记录，做了就当着他的面撕掉。他还要我们，凡给他的绝密报告，一定要在信封上署明‘亲启’两个字，并且一定要亲自封上信封。批完了退回时，他自己也这么做。这样无关的人，包括秘书都不知道信的内容了。”
凡是去过国防科研单位的人，无论在试验基地、研究所、工厂还是机关办公室，总会看到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16个字，是周恩来对国防科研工作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了科研工作的座右铭。父亲退休后，科工委整理编写两弹一星大事记，查询它的出处和时间。这四句话内容完整，语言工整，猜测一定是批在什么文件上的，可就是找不到出处。老人们回忆都说是当年听张爱萍传达的。于是问到父亲。他们在1995年1月来函中说，查到在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上，和以后专委的两次小会上，总理有类似内容的讲话，提到“更细致、更周到、更妥善”“从难、从严、从实”“万一、沉着、万无一失”等相关词语，但就是没有上述的16个字。父亲说：“哪来的什么批示，是我编的。但我不是胡编，总理就是那个意思嘛。”父亲认为要成功领导这次大规模的会战，必须要提出一个使全体人员能够共同遵循、通俗易懂的行动口号。总理的指示，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叮嘱，也是全体参试人员共同遵循的原则。他在飞机上和刘西尧一起回忆，根据周恩来谈话的精神概括出了这四句话。他对来开会的各位领导说，你们回去，都给我把它写在墙上，要写得大大的，一目了然，告诉所有参试的同志们，总理在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给他报告好消息呢！
直到现在，国防科研战线一直把这四句话作为行动的准则。你想，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神圣啊。每当面临重大的试验时，总会想到周恩来在叮嘱着自己：不要着急，要细了再细……
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
周恩来是何许人也！父亲说他自己，1925年，在家乡刚刚参加革命活动时，就听说了周恩来的大名，他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在他这个15岁少年的心中，就曾幻想过将来也成为像周恩来一样的职业革命家。父亲和周恩来最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30年，那时父亲只是个小连长。他在红14军负伤，打断了左臂。伤愈后，组织上要留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不愿意，非要去作战部队。由于红14军已全军覆没，他向组织要求到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去。和他接头联系的是欧阳钦，他是军委的联络员。欧阳钦说，你留下，是恩来同志定的，考虑到你曾是上海地下党的，情况熟悉。再说你的手也打断了，怎么打枪？父亲回忆说：“恩来同志定的怎么啦，我还不能反映自己的想法吗？我左手不行，还有右手嘛！”欧阳钦很为难，说我试试看。父亲又叮嘱了一句：“一定要转告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小兵要去冲锋陷阵！”
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比毛泽东位置可高多了，在党内是头一两位的人物。对这么个面都没见过的小小的红军连长，他会怎样呢？父亲说：“我没有抱希望。”
3天后，欧阳钦又来了，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恩来同志批准了父亲的要求，还特别嘱咐欧阳钦带来一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父亲说：“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我永远记住了。后来自己的位子高了，遇到下面同志反映的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同志们，我常常会想起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后来在中央苏区，父亲担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周恩来虽然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但仍然兼任少年先锋队中央的党代表。这就给了他更多的和这位伟人接触的机会。父亲说，周恩来精力出奇的旺盛，经常是深夜叫他过去谈工作，谈完了工作，就天南海北地扯乱谈。四川话，就是聊天的意思。常常是“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最后的一句话：“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用白话文说，就是我和朋友相互挤在小船里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父亲谈话时，不时会蹦出他熟悉的句子。
父亲回忆：“国共合作，我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对外都称是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高级参谋，换了国民党军服，毛料呢子的，高筒马靴，再背个武装带，神气活现的。和国民党打了10年仗，牺牲了多少同志，对这个现实很难接受。周恩来能体察大家的感受，再三给大家讲，中央规定，任何红军的东西都不能带。伍云甫当时就负责这项工作。”
血战10年，今天，为了抗御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结成了全民族的联合战线。陈赓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个场面：大雨瓢泼，换装仪式完毕后，已近黄昏，大家都身无干纱……（注：《陈赓日记》1937年9月6日）
父亲接着说：“我留下了一顶红军帽子。周恩来心特别细，一个个地检查我们，我只好把帽子扔掉了，偷偷藏了红军的五星帽徽和一枚10年内战纪念章。”父亲还佩戴着这枚徽章偷偷在照相馆照了张相，照片和徽章现在仍保存着。徽章的背后刻着“1927～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我找到父亲当年写的一首长诗，其中几句是：“十年饮恨血成河，卦旗易我五星蠹，大义联合御外辱，红星帽徽永珍储。”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像现在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驻华签证处一样，当年的青年人纷纷要求去延安，应接不暇。但急需扩充的是新四军，可去皖南，青年们哪里能干？说服他们是困难的。延安已经成了中国的麦加，延安的宝塔山，犹同自由女神，张开她的双臂，欢迎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父亲回忆：“有一次，我对周恩来说，这些青年人死打烂缠，没法说服他们，烦死了！周恩来怎么说，他交代了我一句，今后凡是说服不了的，都交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做工作。”父亲接着说：“这就是周恩来。”
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入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宋平同志在谈到周恩来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我曾看到这样一首写周恩来的诗，我读给父亲听：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父亲说：“给我抄下来！”
今天，由共和国总理挂帅统领这支大军，原子弹，就再也不是实验室里的一个科研项目了，它，成为国家力量的再现。
就像他们要研制的那颗原子弹，他们要做的，是能量的汇集，如同他们所领导的那批科学家一样。只不过，他们面对的不是铀235，不是原子核，而是共和国的国家机器。他们要使整个国家像原子核一样，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们要将国家分散在各个领域的能量捕捉、筛选、调集、汇总，然后，再集中释放出来。科技的、经济的；中央的、地方的；民用的、军用的；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潜在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等等……
父亲回忆说：“专委会议之后，我是马不停蹄。在青海传达完后，就到了东北局，接着又到了华东局、西南局。传达中央指示、下达任务、组织协作。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都是亲自主持会议。听到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到了攻关会战阶段，听到党中央下了这样大的决心，都非常振奋，他们表示，能为中国的原子弹出力，是无上的光荣，只要中央需要，一切都可以让路。我们把相关单位和部门召集起来，下达任务，研究措施，提出期限，物资和人员逐条地落实。每个大区都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协调。可以说，所到之处无不给予支持。我几乎跑遍了研究、生产、协作的单位。一个一个地定点、定任务、定措施、定时限、定责任人……”
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他们既然能够汇集全民族的力量，获得国家的解放和独立，他们当然也能按同样的方式攀登科学技术的顶峰。
那一代共产党人就有这个本事！
超级大国间的禁核协议在紧锣密鼓地酝酿进行。
要迈进核大国俱乐部的门槛，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继续原子弹技术的突破；另一路，迅速组建新的队伍，提前进行试验技术攻关。
这是北京的金秋季节，父亲将钱三强请到国防科委大楼。钱三强，堪称新中国原子物理学界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就是著名的约里奥·居里夫妇。1948年他回到祖国时，居里夫妇尽管舍不得他离开，但临行前，约里奥说，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谁说科学没有祖国？
在听取了这位专家对核试验的意见后，父亲说，给我推荐一个人吧。他回忆的原话是：“要能挂得帅印的。”
程开甲，中科院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是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亲自主持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首次导弹核试验、首次地下平洞、首次地下竖井、首次增强型原子弹等几十次核试验。他在大漠戈壁苦斗20余年，程老的夫人高耀珊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人们这样描绘他们的生活：
天山中有一道山谷；山谷中有一条小溪；小溪旁有一块大石；大石旁有一座小屋；小屋里住着一个大嫂；大嫂养着一群鸡……
程开甲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小屋和小屋的女主人，满目荒芜的戈壁变得温馨，我所做的每一份成绩都有她的一半功劳。
当我们面对今天灯红酒绿的城市喧闹，当我们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丰裕和舒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位大科学家的人生。
根据钱三强的举荐，父亲特聘了程开甲。程开甲说，关键是机构和队伍。父亲说，那我们就说好了，现在就由你来组建这支队伍。
父亲回忆说：“看了程开甲开出的清单，我觉得从头来不行，时间太紧，赶不上了。必须利用现有力量，搬现成的。我说，你再开个单子，写明试验需要的东西，科学院哪些院、所可以搞出来，我去找张劲夫。你的任务就是跟踪落实。我用了一句四川土话：寡妇生儿子——全靠别人！”
我惊讶父亲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粗俗的话。但细想想，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发挥整体的力量，借助体制的作用，现在叫“搭车”，或者是什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反正一个意思。粗俗的话，我父亲讲过的何止这句。我听一位老专家说起过，他们那时为了熟练掌握操控设备的能力，经常组织演练。张爱萍心疼好不容易弄来的设备，就挖苦我们：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像峨眉山的猴子，光知道扒拉自己的儿子！这倒也是，既然是同一个意思，怎么表述还不都一样？
距和钱三强谈话的1个月零10天，11月26日，程开甲和于敏、陆祖荫、忻贤杰等，果然拿出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和《急需安排的研究题目》两份试验纲领性的文件。
程开甲说：“张爱萍是一位一诺千金、能干大事的领导人。原子弹试验的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大将挂帅，一切很难如此顺利。”他和我父亲一样，也用了“挂帅”这个词。
靠寡妇生儿子的何止是试验基地。
兰州铀浓缩厂。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部领军人物的蒋心雄部长，当时就在这个厂的车间工作。父亲说：“蒋心雄和我说，关键在于一个塑胶膜，我说，还是那句话，寡妇生儿子——全靠别人。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能做出来。他说，目前还搞不清楚，但上海、天津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我马上找了这两个市，都是第一书记领受任务，召集专家，下达指令，后来还是上海先拿出来的。”
根据父亲回忆的线索，我查到：高压电雷管和高爆炸药是兵器部和兰州化学物理所拿出来的；原子弹装置的一个核心部件的制造加工是航空部一个工厂承担的；中科院数学所和计算所进行了计算方法的研究，物理所参与了理论设计；长春、西安光学机械研究所负责高速摄影机；气象局和大气物理所提供气象保障；水电部电力、铁道部运输、商业部生活物资、卫生部的放射医学和环境监测。所有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安全和保密，由公安部负责，挂帅者高仑同志为此立下军令状。不过在回顾40年前这段寝食难安的日子时，他却轻松地讲：“在楼兰古国遗址，我还捡到一个骨头手镯呢！”
据国防科委当时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工业各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协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协同攻坚的局面。由此，从根本上加快了关键技术的突破，保证了核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制任务的按时完成。
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时间表是：从1955年，地质队发现放射性异常点开始，用3年的时间提交出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建成了重水研究堆和回旋加速器。从1960年4月，开采出第一批铀矿石起，两年后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重铀酸胺和符合纯度要求的二氧化铀产品。中央专委成立后，速度大大加快，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整体聚合爆轰出中子的成功；3个月后，兰州铀浓缩厂首次生产出原子弹核装料高浓铀合格产品；又过了3个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核心部件。
一切就等待合适的时机了。
3 青山处处埋忠骨
父亲从事原子弹事业的时候，我还小，有关他和原子弹的故事，都是后来听到的。也许是原子弹那超出人们意想之外的巨大神威吧，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也都蒙上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第一颗原子弹，父亲他们称它叫邱小姐，这是一个密语代号。我后来向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问其缘由，他当时是原子弹试验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是密语代号的发源地。他说：“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塔架上试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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