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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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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父亲散步，讲起见到耀邦的情景。
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对共产党人来说，不应该只是方法，而是信仰。”
我说，你还会继续1975年的做法吗？
他说：“当然要更彻底。”
小院里竹叶摇动。有一年父亲出差，从无锡带回一翠竹盆景，十分喜爱。1967年批斗他时，竹叶枯黄，父亲预感到自己可能遭遇不测，说就让它回归自然吧。他把花盆打碎，埋在院子里。天风玉露，10年过去了，这抔竹子的根系蔓延伸展，撬裂地砖石阶，顽强地挣扎出来，竟成了片竹林。竹叶与月光辉映，生机勃勃。他突然发问，你看这竹子像什么？我说，郑板桥比喻风吹竹叶，像是发自民间的哀鸣，他的诗里写道：“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父亲说，他是父母官，不言而喻，但我不是县令，我看这竹子倒像是“千层铁甲，万簇吴戈！”果然是军人，铁甲、剑戟、战斗！
父亲出口吟道：“窗影千竿竹，傲霜十年重……”后来他把这两句续成一首诗，收集在《神剑之歌》里。
12年后，耀邦去世。当天，我父亲填词《诉衷情》：“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这不像是首诗词，倒像是悼词。这是父亲自我意志的表露，他对耀邦有着自己的评价：“光耀神州”。耀邦，耀邦，他曾影响了整个中国。
时间又过去了10年，在耀邦去世10周年际，父亲撰文怀念。虽然父亲曾和我说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并不完全赞同耀邦的意见，但他为青年时的挚友在委屈中离去而悲痛。他写道：“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矢志丹心，时常萦绕我的心头……”（注：《怀念胡耀邦》第1集1页）
1977年3月7日，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
叶帅上任后的第三天，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就来看望父亲。徐“文革”前就是总政副主任了，父亲是总参的老副总长，经常有些工作上的交往。“文革”中两人都被打倒，林彪事件后，相继复出。徐一直保持着我军政治工作人员那种诚恳待人的亲和作风，虽然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是谨慎的。1976年批邓后，我们已是门可罗雀了，徐的来访，带来的是愉悦和欣慰。徐是代表叶帅来的，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地说，叶帅首先是抓班子的调整，国防科委是重灾区，他的意思是要你回科委继续主持工作。
沉默了片刻，父亲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的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
未置可否。父亲的那股犟劲我们是太了解了，但我们心里知道，事情不会这样就完的。
果然，叶帅办公室来电话了。电话是王守江同志打来的，叶有好几个秘书，王守江秘书是和父亲最熟悉的，与叶帅那里联系，一般都是通过他。父亲回忆时还专门提到：“王守江秘书是个很正派的同志。”
西山，叶帅的临时住所。北京的西郊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麓，从西北伸展过来的太行余脉，像两只巨大的手臂，由西到北将这个古老的城池怀抱其中。站在西山的山顶，眺望雾霭中的京都，感受到缕缕的王气升腾。在军委西山院内，叶帅住15号楼。王洪文、邓小平也在这个院里住过，王还修了一个很大的电影厅。80年代，因为修房子，我们也在这里住过一个时期，后来迟浩田同志住过，张震退休后一直住在这里。
父亲从叶帅那里谈完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为了能让他松弛一下，晚饭时尽量都是由我们讲些社会上的逸闻。但今天他的话很多，多是些过去的趣事，情绪很好，我已经猜出他们谈话的结果了。
晚饭后，照例要在院子里走走，该谈谈正题了。我问，叶帅怎么说？他停下来，望着沉沉的夜空，好一会儿才说：“现代化，还是在谈国防现代化。”
因为当时没有记录，只能凭回忆了：
父亲还是没有说正题，他说，威胁来自于北方。叶帅还是强调要重视敌人机械化集群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地面是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配合它的空降和机降。你是搞作战研究的，你给我说说看。
我说，切断华北与关外的联系，肢解东北；或者攻占河西走廊，孤立新疆，算是中打。打北京就是大打，是打全面战争。大打一般说有这样几个方向……父亲说，拿张地图来。我们家被抄了几次，只找出一本很旧的50年代的分省地图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找出了承德、张家口、大同、贺兰山……
父亲接过话题说，几个方向中，经河套向东，或者由贺兰山直下，我看引起的麻烦会更大些，这个方向更应该引起重视。他把放大镜一甩，以坚定的口气说：“我看还是先念同志说得好，即使黄河以北都丢失了，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战争的开始！”
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这10年，都在干什么啊！我们在打内战，窝里斗，但人家呢？
他开始触及正题了。
叶帅还是老话，75年谈的你还记得吧？因为“文革”，尖兵－2号拖了6年，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你回的国防科委。本来两弹结合作洲际飞行，70年代中期就应该实现的。
75年，我们没有做成，投鼠忌器嘛，但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了……
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落后已经不止一二十年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没有核反击能力，就不可能拥有和平。
灾难过去了，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活几年呢？总不能给下一代人就留下这么个烂摊子吧？……满目疮痍。
父亲断断续续地回忆白天的谈话，也不知是叶帅的话还是他自己心里的话，但只要投机，谁讲的有什么重要呢？
顺带说一句，两个月后，5月17日，叶帅80岁书怀：“八十毋老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亿万愚公齐破立，满目青山夕照明。”也许是上次谈话的余兴未消吧，王守江秘书打电话来说，叶帅要他把这首诗转抄给爱萍同志。王又说，他理解叶帅的意思是，希望也能看到爱萍首长的诗作。父亲当即按原韵奉和一首，其中有句：“青山不老万木兴，昂首旋转旧世尘，高举红旗治天下，远望关山分外明。”不久，叶帅又作《攻关》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王守江同志又将诗作告知，父亲连夜奉和：“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何难？群英攻科技，敢破世上关。”中子弹一句似太露，引得世界媒体点评不断。
要你什么时候上任？
“当然是越快越好喽。叶帅追着屁股打。”
母亲说：“叶帅对你爸讲，能大刀阔斧打开局面的，你张爱萍可以算一个！”徐立清后来也转达过这方面的意思，叶帅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我问父亲，他说：“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个老马识途罢了。”
话别时，父亲说想去看看小平同志。叶帅说，去看看他吧，顺便转告他我们的意思。邓那时还没有解放，蜗居家中。1975年底，两人相继倒台，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邓后来被宣布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撤销一切职务，老人家刀下留人，保留了他的党籍，被软禁起来。父亲是成天被批斗，造反派追杀到医院里，好在有叶帅指示和301上上下下的掩护，躲过了一劫。两个人离反革命都只差一步了，要不是“四人帮”被抓起来，谁又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再次重逢呢？我真的为他们劫后余生的相会而高兴。
但父亲讲，邓面无表情，握握手，一指，“坐吧！”
父亲说：“问他还好吧，他说，有什么好的，在家吃闲饭。我说，我可是有收获。喔！什么收获？我说，住了一年医院，学会看心电图了。”
“你还有这个本事？边说他边拿出张心电图来，你来看看。我看了看说，这是个健康的心脏。他笑了，是我的！很得意的样子，看来他的收获也不小嘛……”
接着父亲谈到要他出来工作。
邓说：“为什么不出来？要你出来就出来嘛！出来总比不出来好。”
还谈了些什么？
“没有了。两个字，送客！”
父亲说，他从来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你就说，不绕弯子。他听得很认真，也很沉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干脆得很。谈完了就送客。但父亲又说，自己的这种感觉，“文革”前好像并不是太明显。
很快，华国锋召见。
此时的华国锋，56岁，正值当年，粉碎“四人帮”的伟绩，使他获得了“英明领袖”的称誉。
他对父亲说，你有样东西在我这里，不知道还要不要了？
“奇怪！我能有什么东西放在你那里？”父亲回忆时总会用这种口吻叙述。
华国锋笑而不答，递过一张纸来。父亲一看，竟是自己在狱中的诗！那是1969年冬天的牢房里，他把记录在报纸边角上的几首诗藏在破大衣的棉絮里，希望能带出牢房。但被查获了，又有什么人能斗得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呢。
我后来看到了当年专案存档：1969年6月17日，向江青汇报，张爱萍在关押期间，利用换洗被子的机会与妻子李又兰传信。江青批示：“给妻儿信用名字，很奇怪。应搞清指的是些什么人。”专案组对暗语破译后又报：张信中的“季”指张爱萍秘书吉振贵；“朱儿”指朱邦英；“魏”指魏传统等。吴法宪批示：“这样解释要讲明根据是什么。”
华国锋1975年1月出任公安部长，他是怎么看到的，又在什么文档中看到的，我就不得而知了。父亲只是说：“华说我，你的诗写得不错嘛！我喜欢，就留下来了。”我后来看过这张纸片，那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抄着三首诗，笔迹既不是父亲的也不是华国锋的，有几句下面画了横线：“人妖不分冤不辨，心下油锅，身上刀山”；“锁寒窗难锁热血，坐任鬓如雪”；“入死又生出，何曾梦得枷锁崮，落个革命囚徒，长夜绵绵怎度？”“平生戎马不稍歇，难得一闲再操矛”。华国锋保存的这张纸片，已不是被查抄的原件了。谁抄的？不得而知。估计是华看了叫别人抄下来，原件退回存档了。他对父亲说了四个字：“完璧归赵。”
还有呢？父亲说：
“华说，专委现在由他来接。他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我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他说，通过75年，他就看出我这个人来了，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了句，‘爱萍这个人好犯上’。”
“好犯上！”不知人们将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句评语。我问父亲，他也搞不懂。在父亲眼里，毛泽东是他的老师，老师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呢……这是我知道的毛泽东对我父亲唯一的一句评语。
像毛泽东一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又启用了这个“好犯上”的军人。
我问过父亲见到华的感觉，他说，“他很客气，很友善，也很诚恳。但到底和一年前有些不同了。”
什么不同？父亲说：“派头出来了。”
1981年，华国锋下台。怎么评价他的作用？我对父亲说，听到一种说法，粉碎“四人帮”，是做了件他应该做的事情。不知该怎么理解。父亲听后脱口而出：“说得这样轻松。应该做的事情？那他怎么不做！”
华国锋是个质朴实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具备时代的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
父亲正式复职的命令是1977年3月下达的。从此，开始了他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最后10年的奋斗人生。
2 浩瀚的南太平洋
这一年的中国政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们又一次涌向天安门。这次他们不仅是为了纪念，更多的是要讨回公道，党必须对去年的“天安门事件”给出个说法。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完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消亡了。一转眼，都过去快半年了，还要我们背负罪名，还要我们承受苦难，这年头，谁怕谁啊！华国锋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乱七八糟的事搞得人晕头转向，干脆，谁的都不听，按毛泽东说的办，毛泽东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华国锋走上祭坛，呼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后半句话，《红旗》杂志发表时，被改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凭什么啊！江青不是毛泽东的老婆吗？不也给你抓了吗？你怎么不按“两个凡是”办了？少来这一套！毛泽东也是人，吃五谷杂粮，就什么都对？于是在理论家们的引领下，“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父亲也宣布了他自己的“两个凡是”。他的确不是个理论家，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起，尽管是必要的，但似乎是太遥远了。他有他自己认定的不上书的准则，他重新回国防科委上班的第一天，就在欢迎他的大会上毫不客气地宣布：
凡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给我
平反；
凡是国防科技系统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一律限期回到原工作岗位上，给我上班！
自1975年他在七机部的整顿夭折以来，死灰复燃的造反派组织在“四人帮”的直接指示下，仅一年的时间，就迫害批斗干部职工16000多人，关押303人，致死2人。“四人帮”粉碎后，竟然还策划搞武装，拉出京郊打游击，可见斗争之白热化。
他对着会场上黑压压的人群说：“不要想抬出谁来吓唬我。有些人一动就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叫你们联合起来，不要武斗，你们还不是照样打？什么毛主席说的就不能动？说这话的人，我看，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才不让动！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触动了你们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半句也不顶！”
他几乎是在喊。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喔！华国锋，真不该把这个“好犯上”的人放出来。
著名诗人艾青发表了首诗《古罗马的斗兽场》，被赶进去的奴隶，只有杀死别人才有存活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正如一个斗兽场，朋友间、同志间、同事间无休止的揭发批判，各自都伤痕累累。国防科委系统也不例外，10年的内耗和纠缠，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还有什么理由再让这些陈年旧账羁绊我们奔赴新的生活呢？
他说：“都把心放下来。批过我、斗过我的，我在这里说清楚了，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欢迎和支持。”
“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嘛！揭发一下，喊喊口号，有什么要紧，干什么非要大家都一起完蛋？”
他说：“要是还不放心，就让干部部门重新下一次命令。”
对当年的这段经历，后来回顾时，他又做了阐述：“孔子说：‘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好理解；不贰过，不仅自己不要犯重复的错误，也包括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他抽调500～800人，组建工作队，下到各科研院所、工厂。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按我75年的做法，给我大张旗鼓地整顿，恢复科研和生产秩序……要快！还是那句话，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月后，他制定了一个苦战3年的计划：以1980年为最后期限，完成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宏伟目标；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局。他说：“不要神龙见头不见尾，我要的是神龙摆尾，倒海翻江！”5个月后，整个计划扩展为三个重大项目的突破。这就是洲际导弹；固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地球同步定点通信卫星。国防科技系统的行话叫三大战役。
将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抛射到12000公里以外，这就意味着，可以从中国本土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由此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一统天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不下它了，只有到太平洋上去试验，那是中国国家力量从未到达的一个新的疆界——南太平洋。为此，早在1965年就提出，要与导弹研制同步，建立一支新的舰队。任务的期限定在1973年。这就是后来以远洋测量考察名义由海军副司令杨国宇统领的那支庞大的海上编队。中央专委在讨论时，有领导同志提出，你们的这个方案有把握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们当初对第一颗原子弹的预测是在1964年，它果然不就炸响了吗？周恩来听完后说，中央批准了！
1974年，叶帅找他出山，说，你那个“八年四弹”的计划，都超出一年了，还没有实现一半呢！他复出后又制定了一个后续计划，将时间推迟到1977年。现在，时间又到了，东西在哪呢？
当着周恩来面，第一个计划落空了；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这第二个计划也落空了；制定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他，张爱萍，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再复出。后人会说，这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对他来说，是时代带给他的耻辱和激愤！
我们现在就看他这第三下了。
他开始组织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老班底，“文革”，酸甜苦辣，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洗礼，今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回溯往事，我对父亲说，谈谈你的关、张、赵、马、黄好吗？父亲说：“不要用这样不严肃的口气。我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而我，仅仅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说：“张震寰是我最早的助手。55年，彭老总叫我组织军队科研这一摊，我就在想，什么人合适。正巧在马列学院见到张震寰，他说想回军队。我们在淮北时就熟悉，他是随南进支队过来的，是个有文化的同志，‘一二九’的大学生（注：指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说这太好了，就和万毅（注：总参装备部部长）说，放在你那里好了，担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处处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个管理科学技术的机构。”
张震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知识型的将军。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里住，在一个食堂吃饭。父亲和他上班在一起，回到家还在一起，连吃饭还经常隔着饭桌讨论问题，有时，他干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桌上吃。他自己能冲洗照片，维修电器。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给我讲解过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还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他帮我还翻译过俄文的说明书。后来父亲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
再就是陈彬。后来接替父亲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父亲在三野7兵团时，陈彬是他的参谋处长，以后在总参他又在我父亲领导下负责全军的编制体制。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父亲对他却特别欣赏，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国防科工委纪念长征50周年，大会上，大家要我父亲讲讲长征。父亲说：“要讲长征，在座的陈彬同志最有资格，他是四方面军的，过了两次草地，吃的苦比我要多。我带头鼓掌，欢迎他给我们讲讲……”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还有就是马捷。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相对年轻些。父亲提到他时说：“儿童团！业务精，点子多，聪明好学。靠他在下面跑，抓落实，是我在导弹方面的得力助手，放心。”
政治委员李耀文。“文革”后期肖向荣被迫害致死，父亲在科委就好像断了一支臂膀。出山时，叶帅说，你自己选个政治委员吧。父亲在三野当参谋长时，李耀文是26军政治委员，有名的山东四大才子之一。父亲说：“选政治委员，关键一条是人品，正直、无私、严于律己。”那天很晚了，父亲说陪我走一趟。我们到了陈彬家里，一会儿，张震寰、马捷等几个科委领导人也到了。他们叽咕了一阵，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说，我们得有个政治委员……然后，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了李耀文家里。记得是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天气很冷，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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