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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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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无论“北方会议”精神，还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理论”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学问”。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理论”和无条件的不妥协，视为革命者的唯一标志，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中不乏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苦难和磨砺。
还有一种干部，更多的是凭经验、直觉，凭对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则行事。对于上级指示，对的执行，错的不理睬。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们就干。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爷的那种“山里风味”。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幼稚同志”，时不时地会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乃至受到处分。但他们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声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则。
支部横的关系，一人知道十几个支部，支部几十个人天天开会等等，都是地下党所不允许的。到日本统治区域做工的同志，应当教育他最起码的秘密工作常识，带手枪，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长及工头，开口闭口共产党，这种行为对于党是极有害的，客观上等于公开告密。
县委丝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击区的一个小孩都知道谁是县委和住处在哪里。
比之1军士兵编号，以数字代姓名，这种“等于公开告密”的地方党，实在难以理喻。可东北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就是这样子。结果，敌人来了，根据地被破坏，即便党组织未被破坏，也没法活动了。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
从红军到人民革命军到抗联，共产党的队伍与山林队的区别之一是唱歌。环境允许，队伍走到哪里都唱，一听到歌声，老百姓就知道抗联来了。
战场上也唱。
南满最先领教这歌声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战斗。
1935年5月中旬，日伪军对桓仁、兴京两县抗日军发动“讨伐”，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队和1师500余人，从桓仁果松川转移到歪脖子望山时，被敌发现。从上午10点多打到下午2点来钟，东西北三面被敌包围，南面则是追兵。其中对1军威胁最大的，是从通化过来的廖旅的一连伪军，占领了东西两面的山冈，下山的两条山沟都在步枪射程之内。
杨靖宇下令停止射击，发动政治攻势，喊话、唱歌。
亲爱的满洲士兵们，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还打中国人 ？＇…＇
鬼子强迫你们来打仗，
伤亡回去，伤心不伤心？
满洲士兵们，你们想想吧，
我们为什么拼命来血战？
完全是为了救中国，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
……
唱罢《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再唱《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唱一阵子就喊话，喊一阵子再唱。
站在海拔800多米的山峰上，周围全是波涛般起伏的峰岭，几百人放开喉咙歌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势？《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共四段，春夏秋冬唱个遍，每段歌词都比《你们是不是中国人》长。且不论这样的歌拿到战场上唱合不合适，也不说在那枪声和大山的回音里能不能听得清，问题在于哪辈子听说战场上打着打着竟唱起来了呀，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呀？每次“讨伐”，日本人都说是“剿匪”、打胡子，一听这歌就不是胡子。胡子唱歌是瞎哼哼，是“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是“高粱地”、“二丫头”什么的，哪有这样唱、唱这种歌的呀，越是听不清就越要听，慢慢地就听出味道了，再一听那调就明白了，扣扳机的手指就没了劲道。不得不开枪时，那枪口就抬高几寸，或是干脆冲天上放了。
1军每排编制个宣传干事。中国道教龙门派第21代传人、著名道教圣地本溪铁刹山三清观道长赵至刚，当初就是1军1师（团营连排不清）宣传干事。当宣传干事的条件是有点儿文化，能教大家识字、唱歌、战场喊话。歌曲大都是自己编的。许多抗联将领都写过歌词，不会谱曲，就套用民间小调。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都会唱些抗联歌曲，赵明山老人能唱三十多首。一为平时娱乐，配合军政教育，昂扬士气；二为打政治仗、心理战，瓦解敌军，当然都是唱给伪军听的。战场上喊话，喊得最多也最具杀伤力的是，“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再说歪脖子望山这次。上边唱着、喊着，下边听着，约莫有两袋烟的工夫，下边也喊上了，说你们是什么队伍，上边答俺们是杨靖宇的队伍，抗日救国的红军。下边就喊：那咱们别打了，你们下来个人，俺们上去个人，到“当间儿”（中间）讲和。
伪连长亲自上来了，姓栗，大个子，一脸麻子。见到杨靖宇派下去的教导团3连刘连长，说日本子把你们包围了，你们常走的道都“下了卡子”（有埋伏），又问你们子弹怎么样。
子弹有的是。不知对方底里，又是第一次打这种交道，刘连长就硬撑着道。
栗连长道：天黑后，你们从俺们这边撤出去。你们说得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又道：你们让出个山头，俺们把子弹搁那儿，你们去拿。你们把些破烂枪支，还有不行事儿的马和没什么用的东西扔一些，俺们就能交差了。
正谈着，山下驰来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栗连长呸了一口，说：你们看着，俺一会儿就把这些鳖羔子打回去！
鬼子上来了，隐蔽在树丛中的伪军，果然一阵机枪、排子枪把鬼子打下去了——后来说是打误会了。
当晚9点多钟，1军下山经过这个连的防区时，伪军一枪未放，还说别着急，慢慢走。1军当然感谢不尽，礼尚往来，送给他们一些烟土。
第二天发现1军没了，鬼子莫名其妙，说杨靖宇飞了。
1937年5月，几乎同样的一幕，又在清原县砬子山上演。听罢歌声，伪军一位寇连长脱掉上衣、帽子，上山谈判。3师师长王仁斋、参谋长杨俊桓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热情接待，寇连长当即要求参加抗联。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王仁斋告诉他，你的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掌握着，会遭殃的，只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干什么都能为国家效力。寇连长越发感动，表示他的这个连再也不打抗联，下山后又派人送来1000发子弹。
有老人说，那时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就往伪军的那一面冲，我就冲过两次。伪军真打的不多，大都冲天上放枪。
这种情形，抗联各军几乎都有，特别是1937年以前。
弟兄们！赶快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长官和日本子，带枪到我们抗日兵士方面来，一起打日本子和“满洲国”！
这是1934年3月《民众抗日军告“满”军兵士书》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最初的战场喊话，没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能是还没想到这句话，或者即便有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八成也会被制止，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溥仪、熙洽、张景惠等都是中国人，蒋介石、张学良也是中国人，能不打吗？
开头缺乏组织、训练，见到伪军心头来气，“亡国奴”、“走狗”、“良心叫狗吃了”、“狗都不吃”等等，就冲口而出，甚至祖宗三代地骂，形成对骂，越骂越对立，也就越打越凶。后来就喊“兵士不打兵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杀死长官和日本子，哗变到红军中来”。把所有的长官，包括上面写到的栗连长、寇连长，都跟日寇画了等号，显然会引起反感，甚至可能使一些人越发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种心理战对自己的杀伤，在某些方面甚至甚于敌人，却是符合“北方会议”后的阶级路线的。
1936年7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给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中说：
走狗军中有许多抱着反日救国的兵士，有许多是强迫征调的兵士，有部分是流氓地痞与投降的山林队义勇军改编的，情形虽然复杂，但是忠实于日贼的总是极少数。下级军官情形虽然不同，同样有反日救国思想与期待，他始终抱着一种错误观念：国民党的口头语——大战起来才行，大战起来再干，现在不干了，抄日本子后路时再干。
伪军的主体是张学良的原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有的还参加过抗战。张学良不抵抗，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了，没指望了，伪军的心态和许多山林队差不多。到哪儿“讨伐”，吃饭了，人家日本子是白生生、香喷喷的大米饭，他们是红了吧唧的、有钱大户通常都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待！”心头都有这话，有时也敢说出来。老百姓和抗联叫他们“满洲兵”是好听的，更多的是“亡国奴”、“投降军”、“汉奸队”、“走狗军”、“满狗”、“满奴”，有的干脆就一个字“狗”，见到伪军就说“狗来了”。对伪警察，则一律称“警察狗子”。一些伪军则自称为“降队”。在打祸害百姓的胡子时，或许能少点儿愧疚，可在抗联这样的队伍面前，他们在道义上是抬不起头的。如果这其中还包括像栗连长这样的中国人，战场上的情形就可能为之改观。
有哗变的，很少。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打不过日本子，和日本子作对是白送死，而且他们也吃不了抗日军那份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些人尊敬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听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挺顺耳，觉得这样的队伍不一般，能成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满军不愿与游击队作战，如××伪军中尉，在王家小铺关于钦佩游击队的谈话：“我们作满洲军官，并不是光荣，乃是人生的耻辱，游击队才是中国的男儿呢！”××满军配合人民搜高粱地时，秘密告诉人民：“看见红军也不要报告，谁要报告，我先打死他。”
“满洲兵”痛恨抗日军投降分子，并许多投降分子被杀害和暗害，这是很曲折微妙而又明显的事实。
县委五一的传单印好后叫同志们送到各区去，路遇“满洲国”卡路士兵三十余，搜出传单便把交通同志留下，后来有些士兵询问传单是讲什么的，因为他们都不认得字，于是这个同志便乘机将传单内容向他们解释，并对他做一番鼓动，结果这些士兵大大同情，立即对同志说这样好的东西你送给我们每人一份，其余的你拿去派发好了。赶紧跑不要耽误公事！
在各地给满洲省委和有关上级的报告中，此类文字不时可见。而像1军歪脖子望山战斗那样，被伪军网开一面、放条生路的事例，各军几乎都经历过。
一听唱歌，知是红军，一些伪军不想与红军作对。还有一种情形，知道红军打仗不要命，打不过，跑了。有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若是胡子打街，那就打了，有时知道打不过也得打，老百姓也帮着打。红军不抢不夺，进来就进来呗，老百姓欢迎还来不及呢。
日本战犯、“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946年7月5日的笔供中说：“满洲国建国以来，一部分满军是协助了日本军维持治安进行剿匪的，但其大部分是不足以信赖的。”
不足信赖，也没办法。“小鬼子”，兵力少，不敷分配，不用不行。伪军每连都设有日本指导官，怕哗变，有的晚上就把枪收上来锁上。可又不能逼急了，那样可能真就哗变了，指导官连小命都没了。中国的军阀混战，养活了相当一批兵痞，这些人除了扛枪杆子，别的什么不会干，也不想干。缴械，遣散，他们上山了，那“满洲国”就更不稳当了。
1935年2月，1军1师教导团1连李指导员带十余人，在桓仁县猴石与木奇伪警察署“讨伐队”遭遇。李指导员大喊：俺们是红军，都是中国人，你们打什么？对方停止射击，李指导员以为没事了，正要走，敌人突然开火，当即死伤各一。李指导员也在指挥突围时牺牲。敌人将他和另三位烈士的头割下，扔到山沟里，后来又拿去向日本人请功领赏了。
1937年7月中旬，教导团政委安昌勋，在向敌人喊话时中弹牺牲。
喊唱“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因为还有打中国人的没有中国人味儿的中国人。
第9章 游击战
弱者的强项
1937年7月15日，1军3师安插在清原县城的内线，获知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人，第二天要乘车去兴京巡视防务，即派人连夜将情报送出城去。这时，3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正带一个连30余人在清原南部的三十道河子一带活动。天亮后赶到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时，晚了一步，公路上两道挺新鲜的轮胎印，敌人已经过去了。
有去就有回，就在这儿等着，打它个伏击。
日寇集甲并村，搞“集团部落”（这是日寇对付抗联最毒辣的一招，后面会专门叙述），这一带房屋尽毁，空无一人。3师为了不走漏消息，将东松木岭两边公路卡住5公里左右，过往行人一律带到道穴沟里一座破庙待着。官兵们在几间被焚毁的破房框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制高点放上瞭望哨，只等敌人到来。
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一辆浅黄色的福特牌汽车，沿着南边弯曲的山路向岭下驰来。满世界绿意，车顶一面飘扬的膏药旗，像只恶狼血红的独眼。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夏日葱茏的山野间格外沉闷，在等待中有些昏昏欲睡的官兵立刻兴奋起来。
到了岭下，车停了，日军跳下车，一个个端着枪，成散兵线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缓缓跟着。到了岭上，冈田和坂本手执望远镜，四处观望一阵，冈田一挥手哇啦一句，鬼子复又上车，向岭下驰去。
鬼子被打怕了，碰上这种地形，就要采取点儿预防措施。
两山夹一沟，路在沟下头，官兵隐蔽在岭北路北山根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车速不算快，看得见车上钢盔下的嘴脸了，周建华一声“打”，亲自抱挺歪把子的柳万熙，冲着驾驶室一阵猛打，30余支长短枪也同时开火，东松木岭下硝烟顿起，枪声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分不清个数。司机负伤，汽车歪歪扭扭地停下，并未倾翻。车上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蒙头转向，有的在车上寻找目标，有的跳下车抵抗，有的一枪未放就被击毙。
19个鬼子，只跑掉个被打掉下巴的。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6支，战刀6把，还有一些弹药，以及望远镜、地图、服装等。那辆挺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
宽甸县北部的双山子村，是进出宽甸、桓仁、兴京三县的交通要冲，伪安东省“治安肃正”办事处就设在这里，有三个工作班。这种工作班，以刺探情报、网罗叛徒、进行策反为能事，对抗联威胁很大。这里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一个伪警察中队，强攻硬打不是办法，怎么办？围点打援，引蛇出洞。
同年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进至双山子西北四平村的天桥沟、佛爷沟，以少量部队攻击四平日军哨所。晚上9点多钟战斗打响，日军一边应战，一边向各处敌人求救。通往宽甸、桓仁、八河川的电话线已被剪断，只剩下双山子方向的一条，杨靖宇将主力在路上布置停当了。
夜11时左右，三辆汽车闪着车灯远远驰来。第一辆进入佛爷沟门，埋伏在两侧的官兵喝问你们是什么人，车上伪军心知肚明，忙答俺们是中国人。日本子来没来？后一车全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快跑。好嘞。
第二辆进来了，顷刻间枪声大作，人仰车瘫。
美军作战靠科技。如今一个士兵，从头到脚都被高科技披挂着，更不用说天上的飞机、海上的军舰了。当年是靠强大的火力，倾泻钢铁，这种能力也是高科技。日军就差多了，可比之抗联，又是天壤之别。那时人们的头脑里还没有“高科技”这个词，可像李在德一样明白了鬼子头上的“铁锅”的效用后，在这些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庄稼人心目中，其实也就是这么个意思了。而且，日军的军事素质、战术动作，堪称一流，也顽强。有的军队被打了埋伏，枪声一响，立刻乱作一团。日军通常是就地卧倒，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抵抗。可是，就算平时演练几十、几百次，训练场也只能是训练场。那种突如其来的爆发，那种对心灵和肉体的捶击，那种掉进地狱般的恐怖，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再顽强，再“武士道”，未等找到北呢，可能连放出一枪的机会都没了。
古今中外，乃至未来，任何强大、训练有素的军队，都抗不住这种打击。
桓仁县窟窿榆树（今属新宾县）警察署长孙海臣，外号“孙猴子”，手下有40多武装警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抓捕抗联伤员和交通员，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腔了”。这小子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行动万分小心。警察署在高墙大院里，四角设有炮楼，十分坚固，又在面向游击区的村子东门、南门，各修一个碉堡。白天出来为非作歹，天一黑就龟缩里面不动窝了。
1师到桓（仁）兴（京）后，就想拔掉这个钉子，怎奈不能强攻硬打，那样伤亡肯定很大。几次派老百姓去报告，说东边、南边来了胡子，想引蛇出洞，“孙猴子”就是按兵不动。怎么办？师长程斌心生一计。
自卫队大队长赵文喜带上十几个人，装扮成胡子。1师少年营50来人，装扮成鬼子和伪军。许多官兵穿着缴获的日伪军服装，远远望去，很难搞清是什么队伍。机枪手丁三扮日本军官，参谋长李敏焕扮翻译官，两人都是朝鲜（族）人。不懂朝语和日语的人，容易把两种语言弄混，一些朝鲜（族）人往往还会几句日语。像后来的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在宾县特支和珠河中心县委时，汉字写不大好，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有时就夹杂几句朝语、日语。
1936年农历11月10日清晨，1师在冬瓜岭把窟窿榆树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掐断，给警察署打个电话，以桓仁日本守备队的名义通知“孙猴子”，说大衍守备队长今天上午要去检阅部队，一场好戏就开演了。
傍晌时分，窟窿榆树村外突然响起枪声，赵文喜带人扮演的胡子往后山上跑，装扮成鬼子、伪军的少年营在后面追。地上铺层薄雪，膏药旗和“满洲国”的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格外刺眼。老百姓以为真是鬼子和胡子打起来了，惊叫着四处躲藏。有老人回忆说，抗联进堡子时，还抓了两个“胡子”，五花大绑着，把“孙猴子”那帮鳖羔子唬得一愣一愣的。
“孙猴子”组织伪警察站队欢迎，自己跑步向前行举刀礼。骑在马上的丁三铁青着脸，呜哩哇啦几句，李敏焕赶紧“翻译”：太君说了，你们通匪。
“孙猴子”赶紧道：太君，俺和弟兄们忠于大日本皇军，不敢通匪。
丁三骂声“八嘎”：不通匪，俺们打胡子，你们为什么不出击？良心大大的坏了，统统地把枪下了！
话音刚落，官兵们就冲上去，把“孙猴子”按倒在地，把呆若木鸡的列队警察的枪缴了，一把火把伪警察署和碉堡点着了，把“孙猴子”带回仙人洞枪毙了。
之前的兴京县东昌台之战，也是“皇军”来检阅、训话，未费一弹，就把伪警察分所搞掉了，缴获长短枪40余支。
1军老人说，杨靖宇打仗有“三大绝招”，一是半路埋伏，二是长途奔袭，三是化装袭击。
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化装袭击，与利用各种天候地理条件的偷袭，在本质上应属于一类的奇袭。其共同特征，都是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未等敌人反应过来，或是未等组织抵抗，战斗已经结束了，或是差不多结束了。而在使敌人猝不及防地受到突然的猛烈的打击（并不一定都是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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