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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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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八、“现在我认为赵尚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塞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意见书”立即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是“意见书”的支持者。
2月20日，《兰生、×××给各军负责同志及军师党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张兰生作了近3万字的《关于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报告》，认为：
××同志的意见书是使党的策略转变，使党回到中央路线立场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重要的启蒙文件，我们在总的方面是同意这一意见书的内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倾向确是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来源及主要负责者。尚志同志观念中是一贯有其反党倾向及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因素，目前争取党内一致，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放弃其反党反组织小组织的行动和倾向时，党必须克服和肃清尚志同志这恶劣倾向和因素。
金策是4个多月后见到“意见书”的。6月28日，这位省执委委员、3军4师政治部主任，在宝清县密营里写了《关于×××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与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们的斗争态度的不确定。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会议中之“争吵”现象为东北党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武装威胁”“争吵”“叫骂”恶现象应有尽有。
同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中说：
这次会议本应该成为××同志第一次拥护中央路线的“伟大表现”。因为他先认定了珠汤会议的路线违反中央路线，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后又到江南和吉东省委讨论了一次。这时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线在北满开放曙光。可是不幸在会议中，被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则竟至不发一言，转冯群同志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练的舌锋，终未煽动起××同志拥护中央路线的勇气。致一致通过了“误疑王康指示为右倾”、“珠汤会议一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决议。这是说明什么？××同志说，这是说明尚志同志好给旁的同志加奸细的头号，因而不敢斗争。我的答复是革命者宁死不屈。我的工作历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经给我加两次了，但我并不害怕。××是北省执委×××（×）×××（此7个字为职务，笔者将其隐去），我不信吉东代表尚在，会议席上还杀了活人拉（了）吗？！
老练金策
金策，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个头，较瘦，未到四十岁脑门儿上就开始脱发，那张挺有棱角的脸就显得稍长。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安县东京城区委书记、宾县特支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哈东支队军需处长。1935年后任3军2团、4团政治部主任、4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满省委书记，之后又兼3路军政委。朝鲜光复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国、为救国流亡中国东北的金策，1927年在延吉县被捕，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关押3年。出狱不久又在宁安被捕，关进奉天监狱，判刑7年，“九一八”事变后乱中获释。他有一兄一弟，都参加抗战，弟弟1932年被捕，也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从此下落不明。哥哥先在宁安县委，后调东满特委，在反“民生团”中被害。他在1941年1月11日写的《金策履历书》的“家庭、职业、现在何处”一栏中，写道：“农业、中农、1930年10月，在宁安县东京城离开家庭后，现不知何情，当时我家里有母亲、胞兄一、嫂一、侄儿一、侄女一，在延吉有两个儿子。”
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越三八线访问朝鲜，曾在平壤参观朝鲜的著名学府“金策工业大学”。而当年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金策，只在农闲时读过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学。1939年5月9日，他在给张寿海У男胖刑傅礁掌鸩莸囊环菸募跋Ｍ暮蠖杂腥毕莸幕蛞獠淮锩鞯牡胤剑右孕薷挠氩钩洹保宰约旱奈淖帜芰λ坪跞狈ψ孕牛此亢烈膊环涟枷氲拿羧瘛⑸羁逃胂�
谈到金策，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这人老练、稳重、宽厚，有兄长风度，讲原则，敢直言，常有独到见解。平时寡言少语，挺严肃，又不难接近，让人感到亲切、信赖。从赵尚志到普通战士，跟谁谈话，都是静静地听人讲完，有时还会问你讲完了吗。而他的意见，通常都是结论性的。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我北满党执行了二年来的反党路线”，“禹民同志对金策同志的意见书，有许多不同意的意见，而且还有反对的意见”，并逐一批驳，认为金策也一样犯了调和的错误，然后写道：
金策同志是我北满党强有力的主力中心干部之一。他几年来离开上级，使三军四师得到扩大与发展，那绝不是偶然一回事，即是金策同志能忠实于党、忠实于王康信——中央路线所得到的成效。金策同志是有老练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作风，他有一贯的诚恳性。
金策同志是接受任何人正确意见的。禹民虽然初次和金策同志见面，但现在回忆起来，确实给禹民一些正确的领导。金策同志是十分使人敬爱的同志，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金策同志见面时，对×××的意见书要多加解释。
你可以反对、批驳他的意见，但你不能不敬重他，并被他所吸引，即便是初次与他见面——这就是金策和金策的魅力。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北满党的反党路线，形成了有数（年）之久，毒气恶雾布满了淞（松）江沿岸与黑省腹地，我们党的中央各种重要指示，都被否决与摈弃无余。我们金策同志，还在远地逍遥，不闻不问，党与反党之间的斗争，已经斗争的波浪翻天，连日寇的特务机关都知道了，金策同志还是“隔岸观火”，直等到北省已经决定转变路线时候，斗争的潮水碰到了眼眉，才在“五里雾中”不知头脑的闭目念起“圣经”，还讲“×××同志的机会的斗争方式啦”、“更加阻碍了一致和统一啦”、“有极大害处，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啦”。
没有月日，时间应与×××的这篇报告差不多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认为“总的方面还是合乎中央路线及省委七次常委会关于转变路线的决议的”，“××同志的意见书提出在尚志远走××（原文如此——笔者）之后，是非常恰当的”。认为金策关于“吉特信”的确有缺点的“议论是模糊和错误的”，而“金策同志在自己意见书中所犯的错误的来源是对中央路线的模糊了解，对于北满党过去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及反党的小组织罪恶的行动具体事实不熟悉和不清楚”。
×××没参加珠汤联席会议，金策连省执委扩大会也未参加。青山里会议后，赵尚志北上汤原，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金策和师长郝贵林，率4师在依兰、勃利、宝清、密山等地开辟新区，为西征主力筹款。在接到×××的“意见书”时，两年半间，郝贵林和继任师长陆希田都牺牲了，全靠他这位政治部主任在那儿拳打脚踢。
有理由认为，在接到×××的“意见书”，和写着他的那封被省委称做“意见书”的信，以及那封信被交通员带走的那些日子里，金策焦虑和担心的主要就是两个字：分裂。
有老人说，如果金策参加了省执委扩大会，他应该不会沉默，肯定会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会怎么样，也不好说，但能弄到这步田地吗？
据高禹民的“意见书”分析，金策好像是8月下旬，动身去汤旺河谷找临时省委的。不知是哪个脚后跟，两年前在虎林负伤，《金策履历书》说“伤情较重”，两个月前膝盖又被叛徒打伤。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东荒渐凉的秋风中，他怎样拄着棍子在山林里一瘸一拐地跋涉，以及焦虑的心情。
强敌当前，他焦虑、担心的是北满党的分裂。
——“当此非常时期则党内纠纷、分裂，危机将何况（堪）设想！”
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随“吉特信”送到北满的那封密信中，无论说不说“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也无论随后吉东方面出没出叛徒，如果北满、吉东和满洲省委留守的小骆，大家能凑到一起，把话说明了、讲透了，误会消除了，意见分歧也就不难解决了。可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除珠汤联席会议和省执委扩大会外，就是天各一方的担任各种重要职务的人，用自己的笔，再通过交通员的脚，进行争论。这种方式，下达指示、命令，互通情报，没说的。进行笔战，解决思想意见分歧，局限性就大了。耗时费力不说，一句不经意的擦枪走火的过头话，有意无意的一句讽刺、挖苦，都可能加深误会，把扣子结得更死。
这回，金策来到省委，当面锣，对面鼓，大家都敞开胸襟交流、争辩，就有了1939年1月20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发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
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并不因为××同志机会斗争方式，而抛弃重要意义的××同志意见书是正确的。
执扩会议××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采取调和主义立场，那么也许执扩会的结果不会如此。执扩会议以后，××同志较之其他同志更有过无不及，而是与“左”倾分子更加调和、沆瀣一气、同污合流。如当时××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给谢文东、李华堂信。给李华堂信还是××起草的，给吉东省委和五军党委信是××同志热烈同意的。巩固党的统一一致通告之不发是××同志同意的。三军军部不向西远征，而要在下江捡些便宜，是××同志等说的。熙山同志到九军去为了捡炮及要回四军二团机枪，是××同志同声附和。小于事件是××同志支持的，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
××同志认为斗争只有自下而上才能完成。那么××同志到六军司令部后，尚志同志与省常委出山讨论共同“过界”之前，为什么不开展斗争，而又决定了使北满党工作蒙受极大损失的过界？！
我们要教育干部，我们以后党内斗争要采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式，我们希望××同志及全党肃清机会斗争的残余精神。××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
——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这是1938年5月1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引用过的临时省委发表的“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开篇即罗列出金策到省委后，“耐心的研究了”省委提供的许多文件的篇目，其中并无上述报告。
不能由此结论有人不想让金策看到这篇至关紧要的报告，如果金策看到了却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也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金策想保护赵尚志及其他同志的意图，也应该是显然的。而与共和国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代人，以及如今已经不多的他们的父辈，显然也能明白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况且像冯仲云一样，他也不可能同意赵尚志那样公然地反对“中央路线”。
好人冯仲云
省执委扩大会期间，冯仲云哭了。
记得是个傍晚，李敏看见冯仲云坐在院子前面河边的一棵倒木上，那副缺条腿的眼镜拿在手里。冯仲云来帽儿山6军被服厂开会，李敏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副眼镜，一边用根麻绳绑在耳朵上，一会儿就得往上推一推，看文件时还得用只手擎着。李敏很感激他同意自己上队，就选了根眼镜腿样的水曲柳树条子，想找个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李敏喊着“冯省委”，蹦蹦跳跳跑到近前，想给冯仲云个惊喜，却发现那张脸上好多泪水。
李敏觉得在帽儿山的这些人中，要讲哭鼻子、抹眼泪，那应该是只有她才有的权利，起码第一个应该是她。可自上队后，无论怎样想爸爸、哥哥，她都忍住了，再未掉一滴眼泪。她实在搞不懂，像冯省委这样大的干部，怎么也会哭呀？不过，这两天里外忙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她不明白这些大人、大干部争论的那些东西，直觉告诉她，有人好像是在欺负冯仲云。这是欺负老实人，心头就有些不忿。
冯仲云赶紧抹着脸上的泪水，掩饰道：刚才是迷了眼睛。
李敏直通通地道：冯省委，谁欺负你了，俺去告诉裴大姐，让她帮你。
在十三岁的女兵心目中，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裴大姐，是无所不能的。
冯仲云拍拍她的肩膀：小丫头，别瞎说，没人欺负俺，是只小虫子飞进俺眼睛里了。
李在德对冯仲云最熟悉了。1932年秋，冯仲云到汤原巡视，就住在李在德家，管李在德的奶奶叫“阿妈妮”。50年代初，他们又都调到北京工作。
一天，突然闯进来一帮胡子，要钱没有，就到处翻值钱的东西。见到冯仲云，说他是“日本探子”，要拉出去崩了。李在德的母亲上前去拦被打倒了，李在德的奶奶扑上去，说他是俺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俺的。李在德和母亲也扑上去，死死抓住冯仲云不放。邻居都跑来了，作证，说冯仲云是这老太太的哑巴儿子。
李在德老人说，冯叔叔那眼镜1000多度，打游击钻林子挂掉了，满地去摸，摸不着就喊快来帮俺找眼镜呀。他是南方人，俺家来个生人，他就装哑巴，还得赶紧把眼镜藏起来，哑巴哪有戴眼镜的呀？
老人管冯仲云叫“冯叔叔”，说在东北抗联，论文化、学历，冯叔叔应该是最高的了。
冯仲云，1908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写于1941年1月11日的《冯仲云履历书》中，这样写道：“我在中国国立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专攻数学物理。”“我的家族共有：父、母、哥、嫂、弟、妹、妻、子、女各一。父亲冯德选，母均已六十余岁，现与弟冯以衡一起在江苏武进原籍。抗战军兴，消息暌隔，未知尚在人世否。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十年前曾是富商，早已破产。”“我妻薛雯在1931934年曾在满省秘书处做工作。1934年12月被中共中央调赴上海中央工作。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后出狱。七七抗战以前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去了。现在不知在何处。”
192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11月被派到哈尔滨，在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做秘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之后为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哈东支队政治部主任，3军政治部主任，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1939年2月为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6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任3路军政委。
1000多度的近视，1。70米出头的个头，一副挺大的骨架，战争年代瘦，没多少肉，长脸，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胖了，就变成圆脸了。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见他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便是破衣烂衫，那人那模样跟野人差不多，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时日，他也是那么文雅、温和。那种学者气质是渗入了骨髓的。而他在那战斗间隙经常憧憬着的，就是抗战胜利了，能够重新回到校园去，重温那些久违了的数学公式，“最好能成为一名红色博士”。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尚志、保中以及祖国同志曾向北满党提出要我担任三路军总政委，当时我未曾同意的。但当我回北满党后，总指挥寿海尽⑹∥鸩咄径纪庹庖灰饧虼宋蚁衷谑堑Ｈ瘟丝沽肪５腋鋈瞬攀柩常狈Ω锩亩土叮椅腋鋈烁鲂晕潞腿砣酰７傅骱椭饕宓拇砦蟆�
1932年夏，正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罗登贤受批判、省委书记被撤职之际，一些人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冯仲云为襁褓中的女儿取名“忆罗”——怀念罗登贤。
冯仲云是个“老好人”，这在当时好像已成共识，就没说出是个“泥瓦匠”罢了。在那样一种斗争环境中，学者的温文尔雅被视为软弱，是太普通平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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