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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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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总务厅长武部六藏，非常欣赏张景惠的“系紧裤腰带”，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日本并不是要“满洲国”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比过去做出更多的贡献。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紧紧裤腰带也就过去了。
战时体制下的“粮谷出荷”，属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裤腰带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怎么办？各省县在上边规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紧不出来时，也能确保完成任务。
伪国务院有“收购粮食督催委员会”，总务厅长为委员长。省有“收购粮食督催部”，次长为部长。县有“收购粮食督催班”，正副县长任正副班长。每年9月，这些催命鬼就下来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个村屯动作慢了，或是没完成任务，粮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顶乱捅一气，连鸡架、狗窝也翻个底朝天。吉林省榆树县为“全满第一谷仓”，伪县长王奉璋人称“王大马棒”，他认为谁不老实，二话不说，劈头一顿马棒。黑龙江省林甸县一户姓孙的，在草垛里藏了几斗粮食，被翻出来，一家人苦苦哀求，说就剩这么点活命粮了。副县长山菅下令没收，又一把火烧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产粮食，还特产飞机。比如伪滨江省，按土地摊派“飞机献金”，每垧3元。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两年间“献金”720万元，当时飞机每架为15万元左右。
此类“献金”很多，不算捐税。“九一八”事变前征收的国内税，总共13种，其中属于消费税的只有4种，流通税2种。而1944年国内税竟达34种，其中消费税11种，流通税13种。至于各省市县（旗）街村的地方税捐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那是谁也说不清的。像烟筒税、牛马税、猪鸡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东人税、甲长费、村长费，等等等等，全凭当地说了算的人兴之所至，发何奇想了。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黑土地，长春以南的冲积平原，那金黄色的大豆、小麦、玉米，晚霞样的红高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年产量500余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9％。1915年的一个数字，仅中东路沿线31县所产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可供输出。据南开大学经济统计季刊载，1931年度中国出口总值为6。05亿海关两（每1海关两折合白银1两1钱1分4厘），而东北农产品输出即达2。80亿海关两，为全国的48％左右。至于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及其开发，则是越来越吸引眼球的新热点。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的生活。”这是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说的是“集团部落”，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为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日本有关“满洲国”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称做“创建”、“整备”时期，即镇压反日运动、加强统治时期。战乱重创了东北经济，侵略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对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长远眼光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为了“王道乐土”的长治久安，它是不惜代价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钱。据武部六藏笔供，14年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30亿元。
结果呢？
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产业计划”，迎头撞上七七事变，计划即随着战争而扩大。结果是力不从心，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飞机的计划指标全部落空。
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更着重于战略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供应日本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这时，日军陷在中国难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紧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满洲国”的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即把粮食需求调整到第一位。
平型关战斗，缴获物资中有大米。115师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籼米。这回吃缴获日军的大米，哗，怎么这么香呀？就说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错了，那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大米。
据满铁调查资料和伪满《农产物收获量预想调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数据，1930年粮食总产量为18，865，000吨，1931年为18，457，000吨，之后即开始下跌，1934年为最低点13，431，870吨，1944年17，433，543吨。而这些粮食除大量运往日本外，还要供给日本关东军和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的军需。怎么办？只有用版权属于张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头禅了。
与共和国的年纪差不多的东北人，都会记得父辈嘴里的“配给”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又能牵出一串奴化词句。
“经济统治”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1937年5月正式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1942年10月被《产业统制法》代替，连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具体到老百姓头上，就是对各种生活必需品，像粮食、布匹、烟酒糖及肥皂等等，都实行“配给”。每家一个小本子，叫“通账”，写着一家几口人的姓名、年龄、职业，“配给”什么就拿着“通账”去买。
以粮食为例，“配给”量分为“劳需”、“一般”、“农村地区”三类，“劳需”又分两种，“一般”还分甲乙。1943年每人每月为：“劳需”第一种48斤，第二种31斤；“一般”的甲种为“特殊公司、官厅和与此相当者”，大人24斤，小孩14斤，乙种为“其他”，大人18斤，小孩14斤；“农村地区”大人13斤，小孩12斤2两。
而这种斤呀两的，后来则越来越多的被橡子面替代了。
在笔者家乡辽东，以及东北各地的山区，每到深秋，柞树下就会铺上一层黄澄澄的拇指肚大小的椭圆形的果实，东北人叫橡子。这种含有淀粉和少量鞣酸的坚果，在北满是没人理睬的，南满会有少数农民捡来喂猪。1943年后，则逐渐成为老百姓的主粮。这东西又苦又涩，又糟又渣，难吃难拉，拉出来狗都不闻，一阵风就刮散了。用它做窝窝头什么的，休想捏合到一块，非得掺点儿包米面不可。黑土地就有了句歇后语，“满洲馒头——捏不到一块去”，用来形容不团结、闹别扭，也暗指所谓的“日满亲善”。
笔者1958年去世的爷爷，生前一提起“满洲馒头”，就气不打一处来：“咱这地界，插根筷子都要生根发芽，除了‘满洲国’，哪朝哪代吃过橡子面，饿死过人 ？＇…＇”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
人民三千万
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
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学校每天出早操，都要唱这首据说是郑孝胥作词的“国”歌，唱着唱着词就变了。挺合辙押韵，哼哼呀呀中难辨真伪，也不知是谁编的。笔者收集到三首，有点儿残缺不全，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笼屉内蒸的新馒头
新馒头便是新蒸的
只有面碱并无香油
一顿三个半
一顿三个半
再加十个也吃不够
吃馒头就稀粥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肚子同化
远之则与屎尿同流
“万人坑”
郭庆仕老人，1。75米以上的个头，有点儿驼背。1921年生于山东省徽山县，十六岁那年家乡发大水，庄稼全淹了，一个人来到济南，想干点什么，寻点活路。找个大车店住下，招工的来了，说想去关东跟俺走，到那边一天挣三个大洋，三顿洋白面饼，干两年发财了，娶个白白胖胖的关东媳妇，那小日子你就过吧。那人讲得嘴丫冒沫子，还说报名就发“铺底钱”（置办行李的费用）。郭庆仕见报名的果真当场发给20元，就报名了。
从济南坐闷罐火车到青岛，再坐船到大连，又换闷罐车咣当了几天，听到有人喊下车，到地方了。太阳刚出山，大概判断一下东南西北，这是个什么地方呀？车站上一个戴大盖帽的说是滴道车站，后来得知是鸡西滴道河煤矿。远处山坡上什么东西白花花的，在阳光下特别惹眼。站台上一个也是一口山东腔的老人说，那是些白茬子棺材，摆在那儿给活人看的，死人装进一口活底棺材，抬到万人坑把底板一抽，人掉下去了，棺材又抬回来了。
郭庆仕听得脊梁背直冒凉气儿。
一排排土坯墙黑瓦小平房，里面是南北大炕。郭庆仕他们把行李卷放到炕上，把头就来了，喊道：上工去，不上工的不管饭。
郭庆仕的大哥“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两年前在西安煤矿砸死了，没想到这回自己也干了这个。掌子面空间狭小，抡不开镐，用根米把长的扁嘴钎子，一下一下地铲那煤层。洞顶渗水，浑身湿漉漉的，出矿井小北风一溜，一身鸡皮疙瘩。老矿工说这才哪到哪呀，有道是“‘窖花子’冬天赛飞马”，你就是跑得再快，没等进屋早冻成一身铠甲了。
可能是水土不服，郭庆仕到煤矿头一天就拉稀，第二天又咳嗽。挨他睡的是个十四岁的小孩，邹县人，跟他叔叔来的。两个人一商量，这地方待不得，走吧。第三天晚上来了个戏班子，唱野台子戏，两个人趁热闹就走了。闯关东嘛，就往西走。走出几里地，小孩哭了，说想叔叔，又回去了。荒山野岭，孤身一人，远处传来狼嚎，郭庆仕也不知道那是狼嚎，好像也没觉得怎么害怕。累了钻进收割后的麦垛里偎一觉，饿了搓些麦粒子放嘴里嚼，渴了地里还有未收获的大萝卜，就这么一路到了林口。
见到个姓王的把头，问他想挣钱吗？问干什么，王把头说好活，埋电线杆子。郭庆仕也觉得这个活挺好。先挖坑立电线杆子，地冻实了就架电话线。从秋干到春，从林口县龙爪沟架到牡丹江铁岭河，200多公里架完了，把头没影了，说是拐钱跑了。把头雇的他们，日本掌柜的雇的把头，去找日本掌柜的，那小子“鼻涕胡”一撅：巴嘎，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一冬白干了，还得干哪。老人说，那时活好找，到处都招工。这回是“池田组”，到东宁县修路架桥盖大营，第二年春天开化了，又去大肚川草帽顶修“子药库”（弹药库）。干完了又去大成子炸砬子，崩石头，砸石子，修飞机场。
为“北进”苏联，自1935年前后，日本侵略者沿着中苏、中蒙边境，开始修筑号称“东方马其诺”的庞大的要塞群，其中以边境线长达175公里的东宁县规模最大。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期间，仅有3。5万人的东宁县，集结了13万余关东军。这是一次旨在对苏联发动攻势的战略集结。东宁县成了个大兵营、大堡垒，之前则是个大工地，在山里秘密开凿的永备性工事、弹药库，带保护色的镀锌铁皮屋顶的营房、医院和各种仓库，机场、兵工厂、铁路、公路，乃至慰安妇的房舍，有的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完工。
六十四年后，在东宁县大肚川镇石门子村老人家里，郭庆仕老人说，那时那人傻，就寻思挣点钱好回家。来时坐火车、轮船没花钱，这回就得自掏腰包了。再说好歹来一趟，多少也得挣几个呀。一个活干完了，就说等下一个一块儿算账，其实就是怕你跑了，拿工钱吊着你。
到东宁后，冬天是窝棚，生个炉子，容易着火烧死人；夏天是席棚子，十几米、二十几米长，两头开门，对面大通铺，顶上漏雨，下边淌河。半年左右一个工程，那工地大都在山沟里。山洪暴发，绥阳镇通沟一个工地，一天晚上卷走200多人。大水下去后，十几里河道两边横躺竖卧的，太阳一晒，尸体胀得像老牛似的。鬼子在下游训练，还有个测量队，也冲走不少。龙王爷可不管什么“大日本皇军”、“小日本鬼子”。
那时那人吃了这顿想那顿，就是一个字：“饿。”早晨开工，一块咸萝卜疙瘩，两个窝头，用铁丝一穿绑腰上，这是午饭。郭庆仕当三年劳工，他说这就够好生活的了，后来尽是橡子面，穿更生布衣服。像俺这把年纪的人，有几个没穿过？窟窿眼子那么大，棉花包似的，抓虱子都难，从这边钻那边就跑了。那时许多人穿“洋灰袋子”（水泥袋子）衣服。这东西有的是，剪开三个洞，像背心、马甲似的套身上，再弄一个把底剪掉套腰上，挡住屁股。
老人说，到东宁县第二年春天瘟人，就是伤寒病，每天都死人。来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子，让倒出些工棚，把病人隔离开就走了。开头“柜上”（经理）让埋，后来埋不过来了，把人抬出去扔哪儿就拉倒了，不然俺也不会有今天。有个老孙头，河北人，早起撒尿，说去看看昨晚那个小山东死没死，见俺趴在地垄沟里，还呼哒呼哒喘气，悄悄把俺背回来，灌碗米汤，问俺想吃什么，俺说想吃块冰。那心里像烧团火，胸脯子都抓挠烂了，恨不能把心扒出来按冰窟窿里。老孙头坐“巴子车”（公共汽车）去县城，买6根冰棍，用暖壶装回来。俺吃了两根，这个舒坦呀，一口气都吃了，几天后行了，就是头发掉得一根没剩。
本书开篇即写到的北大营7旅士兵陈广忠，事变之夜撤出北大营、奉天城，向东退到海龙县山城镇一带。部队准备经南满铁路进关，军需官给他和一些伤员留些药和钱，让他们在老乡家养伤。半年后伤好了，陈广忠给人种地、打短工。干了几年，寻思到奉天找个好点儿的活，刚进街就听警笛急吹，有人喊抓“浮浪”了，街两头就被戴黑帽子的伪警察堵住了。
两天后，陈广忠和近千名“浮浪”被闷罐车拉到东宁县。他这一队200多人，被押到胜哄山要塞前沿阵地，挖反坦克壕。
伪满劳工来源，除了从关内押送来的被称做“特殊工人”的战俘，是一招二派三抓。招是到关内招工，像郭庆仕那样；派是派官工，“勤劳奉公”；抓是抓“浮浪”。据《盛京日报》透露，1943年4月27日和6月22日两天，仅奉天一地就抓捕“浮浪”3576人和3500人。日本人认为这些失业穷人是不稳定因素，大肆抓捕，用日本话讲叫“一齐索出”，就是全城搜捕，老百姓叫“围街”。有时会连抓几天，既镇压了人民，又获得大批无偿劳动力。而在所有劳工中，日伪对“浮浪”的看管，苛刻程度仅次于“特殊工人”。
胜哄山位于东宁县三岔口镇南部，是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之一，由胜哄山要塞、勋山要塞、朝日山要塞、203高地要塞和荣山阵地组成。胜哄山为核心要塞，占地7。7万平方米。而最大的庙沟要塞群，占地达200多万平方米。那些恐怕永远也难以知晓来自何处，极可能就葬身其间，或者大山深处的什么地方的劳工，开山凿石，把难以数计的玄武岩从大山腹部掏出来，一条条钢筋水泥的洞道，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大山里蜿蜒迂回。胜哄山要塞主洞道两头炸毁堵塞，现能测量的洞道为1964延长米，洞室1007平方米。据当地老人讲，最大的洞道能开进去汽车。
陈广忠对脚下大山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闷罐车咣当了几天，这些“浮浪”根本就不知道来到的是何省何县何地界。从工棚到工地，别说老百姓，连个伪军都没有。不过，东北军最现代化的7旅通讯连士兵，可是明白他们挖的这东西是干什么的。终于有一天，知道脚下那瑚布图河对岸就是苏联时，陈广忠就明白了这是到了绝地，工程结束后，日本人是不会留下他们这些活口的。
一天晚上，收工路上，山那边隐约传来密集的枪声。风大，林涛吼叫，加上脚步声噼里啪啦的，一般人听不到。陈广忠能听到。他耳尖，又是行伍出身，听出少说有两挺歪把子机枪在齐射。
他假装摔倒了，坐在地上抱只脚直哎哟，说脚崴了。几个要好的弟兄围上来，他递个眼色，低声道：那边日本子杀人了，咱们得跑！
附近两个看押劳工的鬼子跑过来，用枪托把人捣开，吆喝陈广忠起来跟上队伍。
老人如今个头不到1。65米，干巴精瘦，头脑有时糊涂，腿脚依然挺利索，当年就更精干、利索了。他把两只后开门的“水袜子”系紧了，从地上爬起来，抓起身旁那把铁锹，双手离地时两腿蹲实了，那铁锹就朝鬼子的膝盖下方抡去。人在拼命时力大无比，直到今天那四条腿的断折声，还是那么清晰。不是听到的，是两只手感觉到的。
几个弟兄一拥而上，锹镐一顿猛砸，然后跑进山里。
东北抗日武装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有较大煤矿和干过较大工程的地方，几乎都有日伪时期留下的“万人坑”。这“万人坑”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并不一定就得有一万人才这么叫。这是必须说明的，不然有人可能会说三道四。
新宾（兴京）县城北山坡上有棵老榆树，人称“人头树”，用当地老年人的话讲，当年“人头挂得像蒜辫子似的”。2001年底笔者采访时数了数，当年挂人头的锈渍斑斑的铁环，还能看得到的是7个，更多的已经长进树里，被凸起的树皮裹住了。山后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坑，就是当年的杀人场。1964年将其一角挖掘，即发现有头无头尸骨200余具。据县志记载，此类“万人坑”，境内共有10个。
牡丹江铁岭河有个“模范监狱”，后面将要写到的东宁县二道沟屯长张传福给抗联送粮，被捕后关在那里，被折磨死了。他的弟弟张传道去收尸，狱警说在西山大坑里了，自己去找吧。3个大坑，每个3间房子大小，深浅不大好说，人都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光溜溜的没条布丝，衣服让人扒走了。路边那个堆得高出地面两三尺，老远就见到白花花、血渍糊拉的，就像垛的冻猪肉绊子似的。狗啃乌鸦啄，那狗肥得踩一脚都懒得动弹，乌鸦飞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
以上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万人坑”。抚顺平顶山那3000来人的葬身处，就不能算，因为那不是个“坑”。桓仁县西江惨案“填大江”，就更不是了。老黑沟“杀大沟”中最大的屠场月亮泡，也叫泡不叫坑。郭庆仕老人所在的那帮劳工，干的几个工程都不算大，有坑没坑好像都够不上“万人”。瘟人的那次足够了，又基本是拖出去扔哪儿拉倒了，也没坑。
截至2001年春笔者采访时，东宁县已在庙沟沟口、半截沟、矿山村和大肚川老城子沟北山脚下，发现4个被当地人称做“劳工坟”的“万人坑”。据专家考证，都是修建营房、机场和军事铁路、公路等工程死难的劳工。其中最大的老城子沟北山脚下的“劳工坟”，埋的都是装卸工。当年那儿是个货物中转站，火车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军火和军需品，当然还有一列列闷罐车的劳工。1941年和1942年，仅榆树县就陆续有4700多劳工在那儿卸车装车，据说归乡的不到800人。而那些像羊群样被驱赶到大山里的劳工，当地人再未见到他们回来。
毫无疑义，在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中，最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不是这些地上的附属设施，而是那些在大山腹部的迷宫似的、被称做“死亡工程”的地下工程。从“鸡鸣三国”的中朝、中苏边境的珲春起始，沿着中苏、中蒙边境构筑的这条“东方马其诺”，基本如此。于是，就不能不关注修筑这些世间罕见的地下工程的劳工的命运，这些土生土长的和来自黄土地、红土地的先人们，魂归何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过来后，从庙沟里跑出30多劳工，说是日本子让劳工进要塞躲炮弹，进洞后再一段一段将洞道封闭，几千劳工都憋在里面了，他们是靠近洞口才得以逃生的。
已知的仅此而已。
“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前面不时出现“保长”、“甲长”、“牌长”，该说说伪满的保甲制度了。
《暂行保甲法》是1933年12月22日公布、翌年2月3日实施的。“每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在乡村，以村或相当于村的集团住户为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为保。”“关于保、甲、牌及自卫团制度的总称即保甲制度，目的是通过友爱相倚保持地方康宁，防止不测之紧急危害，在目前治安状态下，作为警察的辅助机关，主要从事自警自卫。”“所谓连坐制度，即居民发生一定犯法行为时全牌各户主对其行为全都负责的制度。根据应负责任的犯罪发生情况，警察署长可对各家长课以二元以下的钱款，这叫做连坐金。课征连坐金的目的，是对直接为害治安维持的犯罪行为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使之负起道义的责任，是对牌内出现犯罪者负责和预防同类事件发生而采取手段的特别制度。另外，课以连坐金的犯罪限于有重大影响者，即关于内乱罪、外患罪、公共危险罪、关于暂行惩治叛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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