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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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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大讨伐”，敌人到处攻逼、归屯，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两次伯力会议
1939年夏，根据金策的指示，冯仲云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界，谋求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询赵尚志的下落。此时诺门罕战事正酣，远东军对抗联热情起来。9月冯仲云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军西征到西荒后，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系就断了。满洲省委撤销后群龙无首，王明、康生回国后各自为战，各省委、路军之间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北满与吉东之间，从地域到历史，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后的严峻局势下，东北党和抗联也迫切需要研讨、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地统一动作。
作为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赴苏是希望得到苏联协助，在其境内召开一次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席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1940年1月24日开始，以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讨论会”形式进行。根据苏方意见，由周保中主持。第一阶段历时12天，通过3个重要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研究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及军队之间的关系问题。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员，依然是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苏方是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两个地区的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一、在不干涉中共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和远东军对东北抗联的临时指导与援助关系；二、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三、抗联部队在对日作战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特别是第二阶段会议的结果，堪称意外收获。而这一切皆在于苏联政策的转变。
苏联跟日本在诺门罕大打出手，已经撕破脸皮了。
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中说：
在今年十二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
在十二月初中央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要达到此地，同时将你们所选择的干部（指到苏联参加军政训练的人员——笔者）一块带来，现军事指挥和政治委员无有机会来时，那末则派其代理人来参加此会。
第二次伯力会议，一是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二是会前与苏方发生争论。
关于这次会议，苏联方面大体有四点想法：一是东北抗联按目前的游击方式难以持续下去，承受不起这种惨重损失；二是日寇对抗联和人民群众的封锁隔离政策，使抗联缺乏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抗联屡受挫折的原因，目前还看不出有何转机；三是由一名苏联人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北满、吉东、南满的中共党领导机构，应从抗日武装队伍中分离出来；四是抗联部队应以小型、分散的游击战进行斗争，以广泛收集敌军情报为主，为最终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做长期准备。
分歧就出在第三点上。
参加会议的共11人，南满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东为周保中、柴世荣、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满是金策、张寿海А⒎胫僭啤Ｋ樟矫婵赡芄兰频交嵊胁煌饧崆胺直鹩胝庑┤私惶浮＞菟担嗍嗣挥兄苯颖硖Ｊ鹿刂卮螅忧跋呋乩吹娜耍皇币舱婺训朗欠瘢艺馐恰敖准蹲婀钡囊饧健�
以周保中为首的，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人认为，中共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则，东北抗联只能是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联军。由苏联同志担任抗联总司令，将会是苏联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不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兄弟党互相关系准则。如果这样做，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在东北境内出现的就不是中共党领导的抗联了。
周保中也与抗联各领导人谈话，争取支持。12月20日，以周保中、张寿海Я饺说拿澹蛲跣铝值萁灰环葜Ｖ厣鳎笠馊缦拢涸椿嵋橥ㄖ泄仓醒氪斫渭踊嵋椋笨谷沼位髟硕胨樟抖墓叵担τ芍泄仓醒氪硌芯烤龆āＯ衷诩热幻挥兄泄仓醒氪聿渭樱颐侵荒芗绦葱械谝淮尾嵋榈脑蚓瘢庑┪侍庖仓挥形颐嵌钡匙橹致郏右耘疾判小Ｒ蛭谝唬钡目谷沼位髟硕宦燮湎衷谛问迫绾危际侵泄驳痴龈锩氛豢煞掷氲囊徊糠帧５匙橹斓加位髟硕磺形侍獗匦胗傻匙橹龆ā５诙笨谷沼位髟硕邮苣愕闹苯恿斓迹馐鞘粲诹偈钡奶厥庾刺５谌笨谷沼位鞫佑胨樟抖炀涞墓叵滴侍猓泄捕钡匙橹枰勒罩泄驳车恼铰院筒呗缘囊还峋瘢龀鲎约旱墓娑āＲ虼耍笸跣铝肿魑嵋榈恼偌硕哉獯位嵋榈男灾省⑷挝窦胺段ё鞒雒魅返墓娑ǎ⒁笥啥钡澈陀位鞫拥牧斓几刹肯日倏淮卧け富嵋椋刑致鄱钡娜课侍狻�
从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东北党和抗联11人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形成下述议案：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满洲全党代表会”。二、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决定。三、为实现满洲党的统一集中领导，由各省代表选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暂以3人为限，由大会直接选举书记1人，委员候选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临委机关暂设伯力，另请一位联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四、派遣代表建立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经中央批准，要求国民政府将东北抗联编入全国抗战军队系统之内，求得经济物品之补充。五、关于军队问题，设总司令部，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张寿海В赫瘛�
上述议案，须待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面曾引用过的《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说：
最近东北游击运动已经临到败退和解体的危机，我们应该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当实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后与敌人拼斗，这是须要立待解决的问题。
抗联究竟何去何从？难说其他领导人何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周保中的这段话则是个明晰的信号——已经到了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后3个月，《周保中赵尚志给×××（原文如此，应为“王新林”——笔者）的报告信》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而经过牺牲流血的代价的（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处在全中国长期抗战将要进入反攻的第二阶段，而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的孤立现状并未消除，并且被敌人压逼到极端缩小和极端困难的地步。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求得直接解决，因此我们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想派遣主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入中国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无论用国际普遍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这个问题请你用电报通知我们。又我们在您处的时候，请求您代转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的信，已经交到了是没有交到，请您答复。
此类文字，在许多文件中都能见到。
在关于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的“指令”中，王新林说将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翘首以盼的与会人员陆续到了，却没有。直到12月16日，苏联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来了。
是这期间有何变故不能来了，还是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不就在莫斯科吗？苏联可以把抗联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让东北党和抗联的全权代表经苏联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吗？还用周保中指点吗？况且苏联在延安驻有观察组，电报联系、转达，不是更方便吗？
有人认为，苏联是想把抗联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里。
金策不想“过苏联”
蒋泽民老人说：
1936年冬，2军让我和黄延恩去苏联学习。他也是个战士，皮鞋工人出身，离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长。还有3个人，一个是东满特委巡视员钟子云，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另两个是朝鲜族人，一个是向导，那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去苏联干什么，半道上冻死了。
从珲春过界。走了一个多月，白天睡觉晚上走。带些大麦，用木棒在冰上砸了，让风吹吹，用鬼子那种猪腰子饭盒炒了吃。站大山上看，向导说那边就是苏联了，怎么走也走不到，雪深，没路。边境上有鬼子巡逻队，我们趴雪地里看他们过去了，就往那边走。先听到狗叫，苏联边防军赶着爬犁过来了，我们就都瘫倒了。那爬犁膝盖来高，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冻啊饿啊累啊，那人一点儿“囊劲儿”（微弱的力气）也没有了。
把我们送去海参崴。临走给块半个锅盖大的面包，比划着让我们吃一天，叫我们一会儿就造光了，才弄个半饱。进屋有床，还有毛毯，觉得挺好，一看窗户安的铁栅栏，是监狱。两个苏联犯人，一个睡大觉的是喝醉了倒在大街上，一个坐那哭的是打老婆了，都给弄来了。关了一个来月，共产国际说这是我们的人，立刻接去宾馆，洗个澡，换上西服皮鞋皮帽，还有呢子大衣。然后吃饭，有酒有肉，好吃好喝。第二天，每人又给个皮箱，也没什么装的呀，就提着空箱子上火车，后来拎去延安了。
1940年夏“过苏联”的李敏老人，说：
陈绍宾、白厚福领着我们几十个人，过松花江奔宝泉岭，准备进入小兴安岭。刚过江敌人就上来了，打到天黑突围后，继续往西走。到处都有敌人，几乎天天打仗。这天晚上看前面亮晶晶的，这不是水吗？又转回松花江了？杜指导员说这是黑龙江，对面就是苏联。那边就是苏联？我眼前一亮，就使劲朝对岸望呀望。从小就唱《列宁诞生歌》，觉得苏联是那么神秘、神圣、美好，羡慕极了。现在，一江之隔，就恨不能长翅膀飞过去看看。
迷迷糊糊睡着了，让柳明玉推醒了，准备战斗。我刚抓起枪，就见江面上模模糊糊过来一只大船，有人喊快快快，上船。天麻麻亮了，敌人朝我们开枪打炮，船打漏了，陆永久他们用被子堵，被子没了用人堵。船过江心了，敌人不打了，再打就打到苏联了，引发国际事件了。也不用打了，那船要沉了。这工夫从对面冲过来一只苏联炮艇，还有几只木船，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船上上。有人落水了，会水的下去救，苏联红军也帮着救人。
一个个落汤鸡似的惊魂未定，苏联红军把我们的枪都拿走了。我们也没在意。“阶级祖国”一家人了，寻思这是帮咱们收起来了呗。上岸了，让我们排队，拿枪看着我们，把我们关进个大空房子里，门口站着哨兵，还有几只大狼狗。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这不是把我们当俘虏了吗？
后来明白，“过苏联”后，必须审查、核实你的身份。我是第一个被带去讯问的。顺序是先战士，后军官，战士中又先问女的，女的中又先问年纪最小的——小孩说真话呀。
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红地板擦得亮晶晶的，一个上尉军官，翻译是个混血儿。问我姓名、年纪，读过几年书，家住何处，父母姓名，兄弟姐妹几个，都干什么。再问什么时候参加的游击队，任过什么职务，你的长官都是谁，在什么地方打过仗，谁领你们打的。
3天后又问过一次，看你前后讲的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如果让你去学习，穿漂亮衣服，你愿不愿意？我不知道那是让我去当特务。我说我想回去。政治教育讲苏联多么好，唱歌也唱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回过来就被关起来，像对待犯人似的。期望值过高，一下子心就有点儿凉，再说语言也不通，还是回去打鬼子吧。
过界后就被解除武装，哪有共产党缴共产党的呀？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呀？开头跟苏军讲理，后来有经验了，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自动把枪架在地上，随身携带的东西也交其保管。接下来要洗个澡，把爬满虱子的破烂衣服烧了，换上苏军士兵的旧衣服。然后关在当地驻军或集体农庄的空房子里，有的送进监狱，接受审查。审查时间不等，一般在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也有几个月的。
苏联对过境人员的审查是相当慎重的，唯恐里面混有日本间谍。像第二次伯力会议，2路军、3路军的人都到了，唯独不见1路军的人。有人在珲春对面一边防哨所墙上，见到“金日成到此”五个字，赶紧报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参加会议。
审查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适合做情报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装侦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后叙。
胡真一老人说，西征前整顿部队，老弱病残，女同志怀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过苏联”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像军部副官刘炮，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岁的人了。抗联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轻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里叫“老毛子”祸害过的人，对苏联印象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没教育过来，不想去苏联，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还在队伍里，这回就是离队了。有家不能回的，投亲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抗战多少年，有功之臣，给点钱，或是什么东西。那时也没多少钱和什么东西了。
老人们都说，“过苏联”后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3路军在朝阳山办教导队，规定学员上课时，也要枪不离身。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热汤热饭了，就有一种回归人世的感觉。刚过界那人都像饿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坏了，每人每天400克面包，像陆永久那样的大肚汉，两口就没了，那也算是过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腾开了。听到点什么动静，一些人一扑棱爬起来，伸手就去抓枪，有的还来个就地十八滚。大通铺，人挨人，也滚不动呀。有人滚地下了，一瞅，怎么没“打火堆”呀？再一想，噢，“过苏联”了。
再一个印象很深，也挺鼓舞士气的，凡是送过界的伤员，一般都死不了、残不了。
王明贵老人在回忆录《再次西征》中写道：
这是密营给伤病员腾出来的房子，里面暗得很。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耳、鼻。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裹腿裹脚，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叙说着遭遇。
陈雷老人说，库楚河之战后，我们3支队从黑龙江过界，轻伤员留在一个小镇医院，我们3个重的用汽车送到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坐火车到了伯力的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我是右腕受伤，子弹打在脉管处，肿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脱个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发都剃光，再给你洗个澡。抗联医生做手术，没麻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还没动刀呢，不也跟杀猪“秃噜”（刮、刮掉）毛一样吗？伤在手腕，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最受不了的是女护士，干这些像刷锅洗碗似的，咱哪见过这种阵势呀？动手术的是个少校医官，取出弹头，说给你留作纪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着这颗弹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于天放关于到达金策处给张寿海А⒅鼙Ｖ械男拧分兴担�
由于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说明，指挥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为了满洲工作的重要性，决不来××（原文如此，为“苏联”——笔者）地，况且身体健康业已恢复，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来××地疗治。天放与他郑重地讨论的结果，金策决留东北，进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无虑的立场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确主张。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金策意见书——关于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紧紧掌握现有武装力量，保存、发展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装，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以备最后决战。二是集中精神积极开辟地方工作，使民众斗争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只要是反日的党派、阶级、宗教都联合起来，以备争取局部的或几个地方的武装起义。三是“支持与巩固现有后方据点，并建立新的后方据点，以备长期抗战等等”。
此时已经牺牲的杨靖宇，是不主张“过苏联”的。1路军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了程斌等人的叛变，究其根本还在于“遍地的‘集团部落’”。2路军在吉东处境日益艰难，原因也是如此。北满联军主力不得不西征，也是同样的原因。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在介绍5军“部队状况”时，说：“该部队仍然是党有利的斗争基础，工作活动的骨干部队，党员占50％以上，战斗员完全是三年以上的老队员。”就是说，5军已经3年未能补充新队员了。
有人认为，如果抗联不撤退到苏联，最后可能没了。
1路军、2路军可能是这样，3路军应该有所不同。
经过两年来的斗争，敌人虽在西荒加强了统治力度，比起南满、吉东还是闲散些。而且，西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一些地区仍未建起“集团部落”。在《金策意见书》中，他就提出“避开旧区”，“突开新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了。
3路军在西荒也牺牲了许多高级干部，像许亨植、冯治刚、张兰生等等。所属各支队伤亡也很大，一仗伤亡几十人也不鲜见。但是，因为可以接近群众，队员就可以补充，而不至于越打越少，直到打光。自然，衣食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同时期的文件中，1路军、2路军多的是“生存”、“保存”，3路军则是“保存”，还有“发展”。
一个最明显而简单的事实是，1939年后，1路军、2路军再未打过县城，3路军在西荒攻破3座。
还有，同时期南满、吉东的地方党，或者上队了，或者难以开展工作了，北满却在讷河、肇州建立工委、县委，并给予游击运动强有力的支援。
有老人说，金策是深谋远虑的有主见之人，并非脑瓜一热就我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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