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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奴役之路-到奴役之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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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议论实在是出于对自由竞争底方式完全的误解。自由竞争绝不止适用于比较简单的环境。反之，正因近代工业中分工极其复杂，只有自由竞争才是将配合工作做得好的唯一办法。如果情况是简单的，一个人或一个专设机构就可有效地对所有相干的事实一览无余。在这种情况下施行计划倒也并非难事。但是，当着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因素太多时，我们便根本无法综览全局。 在这种情势之下，放弃集中管制的办法而实行分散政策，乃势在必行。但是，一旦我们感到分散政策必要时，如何将各部份配合之问题，自然又立刻发生。各部份需要一种配合，使各单位能按照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一些事实来自由安排他们的事务，并且使他们各自底计划能相互调整适应。既然实行分散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论何人都不能将那么多与各个人所作决定有关的一切因素考虑权衡周到，于是在分散政策下的配合工作自然不能靠少数人藉着“有意的控制”来达到了。我们唯有依赖一些适当的安排，传布消息，使相关的各单位得以及时获致所需资料，以便各单位自作决定，随时有效调整其经济活动，以与其它单位所作决定相适应。再者，因为经常影响各种不同商品供求之因素太复杂了，于是其变动之细节无从尽知；即使可能尽知，亦不能靠一中央机构十分迅速地把这些细节收集起来并且传播出去。时至今日，我们实在需要一个记录机，要它能够自动把各个人行动所产生的相干的效应纪录下来，又要能从它底纪录看出各个人底决定总合起来的结果是些什么。同时，由这组结果，各个人就可为自己所作进一步的决定找一个指针。
以上所说的，正是价格制度在自由竞争之下所担当的任务。这类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许多其他制度从来不能担当这类任务。价格制度，使企业家们只要注意比校少数的价格变动，就能调节他们的经济活动以与别人的经济活动相适应。这就像工程师注视着几个仪器上的指针来作决定似的。在此，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在自由竞争能够盛行的情形之下，价格才能完成上述的任务。所谓自由竞争能够盛行，意即说在市场中的个别生产者不能控制价格之高低；恰恰相反。他必须适应市场价格之变动。只有在这一条件之下，价格制度才能作调整经济活动之指标。价格制度像一套能传递相关消息的机器，使各人的努力得以互相适应配合。有了这种配合，人与人间便可实行一种知识上的分工。当社会整体变得愈复杂时，靠价格制度来活动的人与人间的知识上之分工愈不可少。
我们可以说，如果过去的工业制度是靠中央管制而成长起来的，那末决不会有现存的工业制度这样分工的细致，这样复杂，以及这样富有弹性。如果我们将中央管制与行分散政策并辅以自动的调整之办法二者加以比较，那末我们可以显然发现，中央管制虽为一种简单明白的解决经济问题之办法，但其笨拙不灵，粗陋，以及应用范围之狭，实令人不敢置信。（连苏俄也在逐渐废除这种制度了。——海光）近代文明是由分工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才形成的。分工何以能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呢，这得归功于一个事实，就是分工不是靠人有意的制造出来的，而另外一种方法却被人碰巧找到了。这种方法就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能使分工底范围扩大，其扩大之程度远超过计划经济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这样看来，社会经济组织之发展再加复杂，也不会增加中央管制之必要性。反之，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之需用一种不必靠人作有意控制的技术，比之以前更见增加。
我们知道，把独占局面之成长看作系由于工业技术进步所致之学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不过，这种说法之立论，与我们在上面才讨论过的立论几乎完全相反。这种立论虽不常被人明白提出，但其影响却并不小。这种立论所争持的，并不是说现代工业技术把自由竞争破坏了。恰好相反，它是说，如果我们想利用现代的种种新工业技术，唯有施行某种保护政策以限制自由竞争。这也就是说，唯有施行一种独占的制度，我们才能利用新的工业技术。精细的读者也许会怀疑这种说法是骗人的，虚假的。可是，在实际上，这种立论并不必然全是骗人的。自然，有些人可以明显地说，只要一种能满足我们需要的工业技术确实比旁的好，它一定能抵得住一切竞争而终于出头，用不着什么保护。可是，这种答复并不能将这种立论所指涉的情形全部解答。无疑，在许多场合中，这一立论，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利用，作为他们特殊利益之护符。在更多的场合中，许多人引用这种说法时，根本没有把所谓技术优良之意义划分清楚。比如，有些技术，从狭义的工程观点看是优良的；而有些技术之所以被看作优良的，却是从社会需要着眼的。这二种不同的“优良”，常常被人混为一谈。
不过，这种立论在有一类底情形之下还是颇有力量的。举例说罢，如果我们能使每个英国人都乘坐同一种汽车，英国汽车工业便能供应一种比美国更为价廉物美的汽车。复次，如果我们能使每个人都只用电，而不再使用煤炭或煤气等其它燃料，电的价钱将比煤炭或煤气等低廉。我们至少可以设想有这些事例。遇到这些事例时，如果我们有权选择，我们可能选择新的措施，更可能因而使大家的境况得到改善。但是，事实上，在这类情形中，单独的个人并得不到上述的选择机会。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途：一是使用同一种便宜的汽车（或者说，大家都只用电，而不用别的）。这样，便是没有选择权了。另一途便是我们可以保有各种货色的选择机会。可是，这时，各种供我们选择的货物之价格必定比那单一的货物高得多。在像这两例所表示的情形下，我们底境遇是否得以改善，我们并不确知。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强迫实行标准化，或者禁止超过某种程度的花样翻新，出品确可大量增加，足够抵偿消费者因在选择方面所受限制的损失。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将来可能有一种新发明，被大家采用后无疑对大家有益。不过，这种发明却不能被少数人利用。如果我们要利用它。唯有大家一齐使用它。
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事例，或者有很大而且恒久的重要性，或者也没有什么重要性。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敢确言，从这些事例并不能进而断定工业技术之进步便使中央管制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遇到上述的情形，我们只有一件事是必需做的，就是在两件事之取舍间加以抉择：一是藉某种强制手段来获得一种特别的好处；另一便是不要得到这种好处。或者，在大多数情形之下，虽亦想得到这种好处，但不用强迫手段，而是等到技术进步以后把这些特殊困难克服了再去得到它。遇到这类底情形，需要我们抉择时，我们可能真的必须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以换取将来的利益。
工业技术进步之呈现于吾人之前，亦若为吾人身外之事。实则其所关吾人者至大。当科学上的发明给予吾人巨大的力量时，如果说我们必须使用这种力量来摧毁我们最珍贵的遗产——自由，这简直是荒诞之至。无论怎样，如果我们要保持自由；我们必须把自由看得比从前更加爱惜，而且我们必须准备为自由而牺牲。当在现代工业技术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强迫我们趋向广泛的计划经济时，却有一般力量使计划权威无限发挥其危险。这是我们时时要谨防的。
无疑，趋向计划经济的运动乃官方处心积虑的结果，而并无外在的必然力量迫使我们非走上计划经济之途不可。但是，现在，却有这么多技术专家站在计划经济的前线地位，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我们要解释这一现象，不可忽略一项重要的事实。批评计划经济的人，必须常常将这项事实牢记在心：几乎每个技术专家有技术理想。如果这些技术理想是为了人类的话，那末，较之其它理想，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以内实现。这是很少问题的事。
人间美好的实物是多得很的。这些事物都是人所喜好的。但是，吾人生也有涯，而吾人所能享受者甚为有限。在现实中我们底雄心常遭挫败，于是技术专家对现存的秩序发生反感。如果我们看见大家认为美好的事物弃置未予完成，我们在精神上将不堪痛苦。许多事情如不能在一时完成，任一件事如只有牺牲他事才能完成，唯有将专门眼光以外所能见到的因素计入才能解释。这一类底解释，我们只有动心忍性，作极大的智识上的努力，才可以忍受。我们愈能动心忍性，我们便愈能透过较为广阔的原野，用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趋向的目标，并且设法平衡在我们直接利益以外的因素。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不太注意那直接的利益。
在一个计划的社会中，热心的计划者自信他能徐徐诱导这个社会中各方面的指导者对于特殊目标底价值看得特别重。无疑，有些热心的计划者之希望是可以满足的。因为，一个计划的社会，较之现存的社会，确乎易于兴革许多事项。在德国和意大利有许多堂皇的汽车道路。固然，这些计划的产物并不表征自由社会里不能同样兴建，可是却常被许多人引用来说明计划之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引用德意二国这类在特殊范围里技术优良的事例来证实计划确实为一普遍优越之事，这是一桩愚昧之事。我们不如比较正确地说，像这种极端优良的技术，如与一般人以不利的影响，乃误用资源底证据。我们驰车于德国有名的汽车道路上，会发现通行于马路上的车辆少于英国二等汽车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这时，我们就不会怀疑，如果我们修筑公路底目标是为了和平时期的用途，那末德国之修筑那些公路是没有道理的。经济计划者是否决定以“大炮”代替“牛油”。这是另一件事。但是，依照我们底标准看来，许多人之对计划如此热衷，这是毫无根据的。
技术专家幻想，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他会特别注意到所要建设的目标。因为，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他能够注意到普通社会里的一般“专家”所不能注意到的比较普遍的现象。可是，这是含有危险的事情。相对于我们各人底偏好和兴趣而言，我们各人多少可以说是专家。并且，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底价值标准不仅是个人所有的，而且应该是大家所有的。喜好乡村的人所最注意的事是保持传统的样式。他们认为因工业发达所加于优美乡村的污点必须移除。而热心提倡卫生的人则认为应该把不卫生的古旧村屋清除。这些人都知道他们底目标可藉计划完全达到，而且他们都希望因各自底理由而实行其计划。可是，这么一来，只有使各人的目标里含藏的冲突显露出来。
计划运动之所以发生今日的力量，主要地归因于一项事实。即是，当着计划能表现一种雄图时，它几乎激动了一切心志纯一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是献身于一个目标的人。可惜，他们要藉计划而实现的理想，并非对社会广泛观察的结果，而毋宁是出于范围极狭的看法。但是，他们却常常大大夸张他们定立的目标如何重要。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渴望这些藉着计划方式来改造社会的人真个来改革社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些人会变成最缺乏宽容精神的计划者。他们太狂热了。我们必须知道，从圣洁的心智纯一的理想主义者到狂热主义者，其间的相去，往往不过一步之差而已。（古往今来，为狂热地实行“主义”或各种狂想曲而大规模枉死的人，远多于被土匪零星杀死的人。可不戒哉？——译者）
译者附记：本章因过长，故略有删节
个体主义与民主政治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五章
有的政治家要指导私人应该怎样运用他们底资本。这样的政治家不独吃力去做些最不干己的事，而且是僭取了一种权力，他们所僭取的这种权力，不是民意代表所能承认的。他们之僭取这种权力，与这种权力操诸那自以为胜任行使这种权力的愚人之手，是同样的危险。
——亚当斯密
一切派别底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集体主义制度是为工人谋取福利的组织，而且这类组织是精心筹划出来的。这也是一切集体主义制度底共同特点。这一特点是一切派别底社会主义者所重视的。可是，照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我们现存的社会发展并不太「有意识地」趋向此类目标。现存社会底种种活动是被许多人底幻想所指导着。而这些人又是不可信赖的。于是，他们对于这类的情形颇为诟病，而常施抨击。
这一类底抨击立刻指向一点，即是，个人自由与集体主义之冲突起于何处。我们知道，各种各色底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他们之间的分别，是各自想将社会活动导向在性质上各不相同的目标。但是，这些主义之间无论怎样各不相同，而他们一概与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不同。（请留心此处——译者）。他们要将整个社会加以组织，并且统治社会底一切资源，以达到其拟议的单一目标。这些制度底主持者，拒绝承认每一个人有一得以自主自发的领域，而且在这一领域里个人自身之目标是至高无上的。简单言之。这些制度是极权主义这一新名词之真实的内容。极权主义一词，我们曾用来形容在理论上叫做集体主义的东西。现代极权主义之产生，固然多少出乎吾人意料之外，但却为集体主义之不可分的表现形式。（译者按：无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在其基本结构上都是集体主义。凡是极权政治必系以集体制度为基础。未有极权而不集体者。凡是民主政治必系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未有民主而反个人主义者。今日世界政治之最大的基本划分，厥惟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二者之不同，犹如剖西瓜，一刀两半，判然分明。讲民主如反对个人主义，犹吃西瓜去其瓤而啖其皮，尚有味乎？讲民主如采取集体制度，必系民主其表而极权其里。集体底形式不一：在左翼方面，强调「党派」与「阶级」；在右翼方面，强调「民族」，「国家」。但是，极权份子常将二者加以化合而运用之。彼辈在何时强调「阶级利益」，在何时乞灵于「民族国家」，端视实际政治利益之需要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共产党失灵，斯达林则诉诸俄国人民之国家情绪。现在，亚洲的共产活动诉诸「民族解放」运动来推行。由此可知，对个人主义的憎恶之情绪，如非出诸「党派第一」与「阶级至上」主义者之制造，便常出诸落伍之军国民主义。论至此处，也许有人说：你这样高唱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组织问题从何谈起呢？组织问题无从谈起，何以应付紧急事态？老实说：请你别把「驱策」与「组织」混为一谈。在集体主义之下，根本就没有组织问题；唯有在个人主义的大前提之下，组织问题才会发生。几时听到有人说猪群、牛群、马群发生过组织问题的？在集体主义之下，人底尊严丧失净尽，人已经不是货真价实的人，变为猪群、牛群、马群似的一大堆有待权力者随意摆布的人畜（human cattle），组织问题从何发生？实在说来，在以集体制度为基础的极权暴政之下，如有所谓「组织」之类底事，则唯有对愚众之有计划的蛊惑、麻醉、催眠诸般精神虐待，以及进而奴役，部勒，与压制诸般身体虐待而已。所以，我们一听到共产党徒谈「组织」，便不寒而栗。共产党要「组织」我们，是我们反共理由之一。共党底「组织」方式，不独是民主之敌，而且是善良人类之敌。其实，真正的组织是不应反对的。我们所应反对的，是在「组织」大帽子的蒙混之下，基于私念，对一群无可奈何者之愚弄与驱策。真正的组织是人类文明发展之一较高的形式。这一形式，只有在承认个人有其尊严与独立自由发展的民主社会里才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惟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各个人将其智力和体力相当发挥出来，多少各有成就，才有资据可供组织。）
我们知道，社会组成时常有 「社会目标（social goal）」，或 「共同目标（mon purpose）」。可是，这些名词，常常被人错误地描写为「共同的好（mon good）」，「普遍福利（general welfare）」，或「一般利益（general interest）」。我们不必深究即可知道，这些名词并无确切的含义。因而，我们不能藉着这些名词之指示来决定任何特殊的行动，以为社会谋求福利。亿万人底利益与幸福不能用一种单独的度量衡制来测量其有多少。一个人底利益，正像一个人底幸福一样，是许许多多事物条件构成的。这许许多多条件必须作无穷无尽各种不同的配合才能构成一个人底利益。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底幸福是一单独的目标。一个人底幸福是一序列底目标，是一个包罗甚广的价值系统构成的。在此系统之中，每个人底每一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但是，集体主义者则主张依照一个单独的目标来规定我们底一切活动。这种办法就是预先假定我们每个人底需要是被安置在一个价值秩序里，然后分出高高下下来。他们并且以为这个人为的价值秩序是很完备的——完备到足以在计划者所须选择的一切不同的行动中加以决定。简单言之，这种办法就是预先假定有一完备的伦理法典存在。在此伦理法典中，一切不同的人文价值都可给予适当的安排。
所谓完备的伦理法典，这一概念似乎不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需要鼓起一点想象力来看这一概念究竟包含了一些什么。我们并不以为世界上有完备的伦理法典。在事实上，我们是常常在不同的价值标准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在作这类选择时，并不需要一个伦理法典预先规定我们应该怎样选择。至于在我们底社会里，我们在这些道德性的场合中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为何能够发展出一个共同的看法，这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言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我们应须知道我们底道德法典到处都是漏洞。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完备的伦理法典，那末是否要好些，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加讨论。我们现在只是指出，文明之成长愈高，个人底活动愈少受固定规律之束缚。（例如，文明人底行动不若野蛮人底行动之受禁忌底束缚——译者）我们通常的道德法典是由一些规律构成的。时至今日，这类规律为数日益减少，而且其性质则日趋普遍。（这真是巨眼观透。请强调所谓「历史文化」之独特性（uniqueness）者试冷静一思。历史文化如有其独特性，根本是部落主义之一方面。这一方面，在世界日趋普遍化（universalized）之历程中，徒起阻碍作用，徒作强权政治之工具，何值恋念？更何值死揪着不放？——译者）人类自原始时期以来，几乎每个人底日常生活都受到一套熟筹已久的礼教之支配，受到无数禁制（taboo）之限制。（译者按：自现代极权政治兴，政治教条则取此等禁制之支配地位而代之。）在这种限制之中的人，一言一动，很少会想到与其侪辈不同的。（现在的俄式训练，就是要造成这种优良成绩——译者）
如果有人企图依照一个单一底计划来规定大家的一切经济活动，那末势必引起种种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乞怜于一种道德规律。可是，现存的道德规律却不能解答这类问题。关于这类问题，一般人要么没有确定的看法，要么各人底看法互相冲突。因为，在吾人所生存的自由社会中，我们简直没有机会去思索这类问题，而且更不易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公共意见。
我们不仅不能得到一种无所不包的价值标准，并且任何人都无法确知不同的人之各种不同的需要何在。任何人底观察力不能超越一有限的范围以外。他对别人底迫切需要之感觉也不能超过一有限的范围以外。无论一个人底兴趣是否集中于他自己底物质需要，或者他热烈地关切到他所知道的每个人底福利，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往往不过是全体人类需要之极小部分而已。（明乎此理，许多人可勿劳为「大众福利」操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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