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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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修养的真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　　　　
　　1857年，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时，父亲死去的噩耗又传到了，曾国藩便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示人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宫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4）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5）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同时又曾结有很深的仇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政。”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此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可见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语言学家俞樾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等文中极力推崇曾国藩，但他的弟子章太炎则一反老师之所为，在《检论》中极力贬斥曾国藩，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更明确地说曾国藩是“不明春秋大义”的“汉不肖子孙”。自《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刊出后，曾国藩更声名扫地。文章认为，“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的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第二部分：学　问为学之道——吾人为学　最要虚心（1）
　　◆原文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于。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能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之道，不可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只有在堂上的人才能评判堂下之人的曲直是非，只有孔子才能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远远超过了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排列古人的高下位置。现在讲理学的人，动不动就喜欢贬评汉唐时的儒家，并排列其高下次序。讲汉学的人，又喜欢贬评宋儒的高下。这都是狂妄而又不自量力的陋习。就好比文理未通的童生，让他去阅读衡量乡试的考卷，他所确定的高下次序，怎么会恰当呢？善于学习的人应该对古人的书籍，逐一虚心诵读，而不去妄加评论，这样做才是恰当的。　　　　
　　◆原文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朱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以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丛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丛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会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从事学问，最要虚心，曾经见到朋友中有资质很好的人，往往悖才傲物，动辄就说别人不如自己。见到乡墨，就骂乡墨不通；见到会墨，就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官；还未入学的人，就骂学院。然而平心而论，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也没有什么超过人家的地方；不光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而且还有无法让人看的地方。只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短处，所以就光看到别人的不足。既骂了考官，又骂与他一同考试而先中的人。傲气长后，就不会有什么进步，所以就一生潦倒而已。　　　　
　　我平生于科名之事上极为顺利，只是小考时考了七次才中。然而每次不中，未曾说过一句怨言，只是为自己在考场上写的诗文太差惭愧而已。至今想起来，仍有如芒刺在背的感觉。当时我不敢口出怨言，这件事你们问父亲、叔父、朱尧阶就可以知道。因为考场之中，只有因为文章太差而侥幸得中的人，绝对没有文章写得好而被埋没的，这是理所当然。三房十四叔并不是读书不勤，只是因为太傲气，自满自足，所以没有能中。　　　　
　　京城中也有很多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知道了，也就对此发一声冷笑而已。又有那些自认为是名士的人，鄙视科举，如同粪土一般，有的喜欢作古诗，有的喜欢讲考据，有的喜欢谈理学，气焰嚣张，自认为压倒了一切，而在有见识的人看来，他们所做的事，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也只值得发一声冷笑而已。所以我们这些人读书用功，要努力除掉傲气，戒掉自满，不要被人冷笑，然后才会有进步。　　　　
　　第二部分：学　问为学之道——吾人为学　最要虚心（2）
　　◆原文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下所有的东西只要花力气去磨制，都能改变它的本质，而成为别的精彩的东西，更何况人追求学问呢？只要每天接受新的道理，花百倍的功夫，又担心什么不能变化自己的气质，超凡入圣呢！　　　　
　　◆原文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们处理问题不够恰当，是因为没有把道理搞清楚。如果对事情的大小、内外都一清二楚，就自然会有好的处理办法。我所以对事情的大小内外不能遍知，是因为我不喜欢问、不善于问的缘故。　　　　
　　※详解　　　　
　　从事学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习惯，这个习惯，不仅存在于士大夫之家、耕读之家，即使贵为天子，也无法不去遵行。刘邦在临终前谕告太子的文书中，表达了他对太子学识浅薄极为不安，告诫太子要立志治学，处理朝政要自己亲自动手，不要使人代劳，要尊敬老一辈开国元勋：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为事也。今定汝为嗣。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逐知耳。以致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个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　　　　
　　“吾得疾逐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
　　第二部分：学　问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　缺一不可（1）
　　◆原文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会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音。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的方法，看、读、写、作这四个字，每天都缺一不可。看的，就是像你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和《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读的，就是像四书、诗、书、易经、左传等经典，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不是高声朗诵，就无法体会其中雄伟的气概；不反复吟咏，无法掌握它意味深远的音韵。用有钱人家积贮米来作比喻：看书，就是在外贸易，可获三倍之利；读书，就是在家慎守家财，轻易不去花费。用战争来比喻：看书，就是攻城略地，开拓疆土；读书，就是深挖沟、高筑垒，得地以后能守护。看书与子夏的“日知所无”相近，读书则与“无忘所能”相近，两者不可偏废。　　　　
　　◆原文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咏，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读书有难懂的地方，不要希望一下子就把它弄懂；有一个字记不下来，也不要苦苦强求地把它记下来。只要从容从事，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一久，自然就有好处。但对于已经看过的地方，要作上记录，略批几个字，否则时间一久就会忘了自己已经看过。　　　　
　　◆原文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之道，早上知道了真理，到晚上就是死了也无遗憾，要做到这点，十分不容易。闻道，必须是真的理解了，而且非常信奉，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心中已经没有把握，又怎么能闻道呢？　　　　
　　◆原文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以每日增长新知而不忘记为关键；文章，以多读书多懂道理为关键。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困而勉之，奋发向上。　　　　
　　◆原文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失自窒矣。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直。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啄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求理，不让自己的心地保持虚空，首先就是自我堵塞了。　　　　
　　不能守一定之理，是因为练习得不够熟练，志向没有确立，而其实是因为所获取的知识不真实。如果知道了真，就会知道不守一定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