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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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碓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述家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其远见卓识，坚决的意志，丝毫不加动摇，这确实是子孙所应当遵守的。近年来家中的兄弟子侄对于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较能遵守祖父和父亲的训诫，只是不能不信医药。从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这是我不能继承遗志的一个方面。以后应当慢慢戒除，并去函告诚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师、地仙等方面的事，以承续我家传统。　　　　
　　※详解　　　　
　　从曾国藩关于“三不信”的论述来看，曾国藩有时确实迂得可以。不信医药在现在看来是愚味落后的表现。曾国藩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信医药，却又想努力把它戒掉，未免荒唐。至于僧人地仙之事，属个人信仰方面的事，也不一定非要绝之而后快。如《颜氏家训》中甚至竭力宣传佛教可信：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这段话是说：　　　　
　　佛教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事，是可信而且有应验的，因此，我家世代都要一心向佛，对其不要轻佻怠慢。佛教的精妙之处，已完全体现在佛经中了，在此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我担心你们尚未牢记在心，便再简略地重复一下，以作为对你们的劝告和教导。推究四尘五荫、剖析有形之物；六舟三驾，运载众生各种戒行归空，各样法门入善。辩才智慧，难道只有七经、诸子百家广博吗？很明显是尧、舜、周公、孔子所不能比的。内、外两教，原是一体，逐渐积久而成为不同的教派，深浅也不相同。佛典初始的禁要，设有五种禁戒；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都和它们相符合。仁是不杀的禁戒，义是不盗的禁戒，礼是不邪的禁戒，智是不酒的禁戒，信是不妄的禁戒。至于像田猎军旅、宴享刑罚，顺随民众的本性，不能仓促废除，据此制定出它的节限，使它不超过限度。归依周公、孔子而背离释宗，是多么迷误啊。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
　　◆原文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篇，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教育子弟，不离开八本、三致祥。“八本”指的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写诗作文以声调为本，抚养长辈以得他们的欢心为本，养生以减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胡说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贪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至祥”指的是：孝导致祥瑞，勤带来吉祥，恕带来祥和。我的父亲竹亭公在教育别人时，专门注重一个“孝”字。他少壮时敬长辈，晚年时爱长辈，都是出于至诚，所以我编纂墓志铭时只说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在教人时，则有八字、三不信。“八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僧巫、地仙、医药，都不相信。　　　　
　　身处这个乱世中，银钱越少，越可以免去灾祸；花费越省，越可以养福。你们兄弟奉养母亲，除了劳、俭这两个字外，没有更好的安身办法，我每当遇到军事极危险时，常常把这两个字叮嘱一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遗训。你可以告诉你的各位叔叔和你母亲，请他们不要忘记。　　　　
　　◆原文　　　　
　　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格言仅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得之如探骊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图枝叶。古人格言虽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择而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所有事情都有至深至浅的道理，片刻都不能离开，因此想命名所居之堂为八本堂，其条目为：读书以训话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的格言很多，关键是每件事都有其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能不竭力去做的。得到了它就好比探骊得珠，失去了它则好比舍弃根本而贪图枝叶。古人的格言虽然很多，也在于我们谨慎地加以选择。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骨肉之情（1）
　　◆原文　　　　
　　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圆墙，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出怨言以相挂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典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骨肉之情越是真挚，对他的期望也越是殷切，期望越殷切，要求也就越严厉。我现在度日如年，在家居住好比生活在围墙之中，盼望佳音如同等待获得万金一样，听到谣言即感到风声鹤唳。再加上思念家人，严寒逼人，无法口出怨言，这是真情之至。然而我作为兄长，看到这两个字，虽然觉得情有可原，也不能不加以指责，不是指责其中包含的情意，而是指责语言不够检点，又有什么芥蒂呢？　　　　
　　◆原文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只是爱德，不喜欢相互姑息。用勤俭相教，用习劳守朴相劝勉，这是兄弟之间以德相爱；丰衣美食，随心所欲，这是兄弟之间以姑息相爱姑息。姑息，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充满骄气，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这是我领着兄弟们干不孝的事，我不敢这么做。　　　　
　　※详解　　　　
　　兄弟之间的道德伦常称为悌，它是仅次于孝的一种家庭伦常，因此，历代家训对这个问题都极为重视，如《颜氏家训》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论述：　　　　
　　自有人类以来，便有了夫妇，有了夫妇，便有了父子，有了父子，便有了兄弟：一家亲人的关系，就只有这三种。由此开始，上下左右，各种亲戚，一直到九族，都是从这三种亲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感情不能不深厚。　　　　
　　兄弟，是同一父母所生，血缘关系极为密切，在幼年时期，父母左拉右扯，兄弟前偎后依，同一个桌上吃饭，同一件衣服传递着穿，读书使用同一本书，游玩同去一个地方，即使是无理昏聩之人，也不能不相互友爱。但等到成年以后，分别娶了妻，生了子，即使再忠诚厚道之人，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能不有所衰减。因为妯娌关系和兄弟关系比较起来，毕竟要疏远淡漠多了，现在让彼此疏远淡漠的妯娌来制约深厚的兄弟感情，就像用圆盖去覆盖一个方底的物体一样，必然难以完全吻合。只有那种友爱之情特别深厚牢固，不为妻子所动的人，才不会受到影响。　　　　
　　妯娌，是家庭各种矛盾的挑起者。与其让骨肉同胞居于其间反目为仇，还不如让他们异地居住的好，因这样起码还可以时时互相怀念。况且，兄弟之间若发展到形同路人，那么处于是非之地，很少不产生隔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处理家族事务却怀着个人私情，肩负家族重任却不讲兄弟情义；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视兄弟子女为自己的子女，便不会产生这种忧患了。　　　　
　　司马光在《家范》中则专设《兄》、《弟》两篇来具体讨论兄弟关系。在《兄》篇里，司马光用陈平等人的事例，说明兄对弟要不藏怒、不宿怨、应该友爱；在《弟》篇中，用郑均等人的事例，说明弟事兄要敬爱，甚至要代兄受过：　　　　
　　“凡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万章问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熟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　　　　
　　“后魏正平太守陆凯兄，坐咸阳王禧谋反事，被收，卒于狱。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备尽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复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尔。逝者不追，今愿毕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燃火煮粥，火焚其须鬓。姊曰：‘仆射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是？’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复可得乎？’若此，可谓能爱矣！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骨肉之情（2）
　　“夫兄弟至亲，一体而分，同气异息。诗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与他人议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爱，何况他人？己不爱人，人谁爱己？人皆莫之爱，而患难不至者，未之有也。《诗》云：毋独斯畏。此之谓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断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两口，争食相，遂相杀也。争利而相害，何异于虺乎？”　　　　
　　而曾国藩重视骨肉之情，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九弟曾国荃的照应上。　　　　
　　金陵攻破后的一个月中，朝廷又是追问天京财产的下落，又是追问李秀成的下落，使曾氏兄弟心惊肉跳。“归功于己”而趾高气扬的曾国荃此时患有“湿毒”，左肩下乳上生一毒，又肝旺气虚，“病在水不能生木”，“非药物所能为力”，加上连日遭此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更是郁郁不自得。常生无名之火，勃然恼怒。他虽为得胜之臣，实似丧家之犬。曾国藩在金陵见到曾国荃的此种情状，心痛似绞，七月廿八日回到安庆后，于廿九日，八月初二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九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九日接连写信给曾国荃，一方面反复表示自己的“实深廑系”，一方面对老九进行多方的劝慰和关照，极力吹捧说：“弟所成就者，业已卓然不朽。”他甚至不惜屈己以谀弟，说：“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以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又说：“天下之道，无感不应，无诎不伸。以吾心之且怜且敬，知外间亦必千里应之，亦必怜弟敬弟，万口同声。”与此同时，又对老九稍加规劝：“弟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亦日进，言亦日醇，比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乎无主乎？”但曾国藩所说的这些言辞，曾国荃似乎都听不进去。曾国藩也就按捺不住，骂道：“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41岁生日。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13首寿诗，并把它写成手卷，赠送曾国荃。他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写这些诗，“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他坦率地说：“若非弟之九年苦战，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陈众人所颂者，以为祝寿也。”又说：他写这13首七绝，是欲“使儿曹歌以侑觞。盖欲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兴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说他“一剑须臾龙变化，准能终古老泥蟠”，称颂他于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书生初试大功时”；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称颂他攻占金陵，是“昆阳一捷天下悦”、“正赋周宣六月篇”。此时，曾国荃肝气尚旺，抑郁未平，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九年中使国荃疲于奔命的“艰难”，固然在于与太平军的刀来枪往，更在于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说：“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金陵之战既已得手，曾国藩暂时渡过了这些“艰难”与“大祸”，而这竟使曾国藩称为“更生”！回首往事，简直令人再度战战兢兢。然而曾氏兄弟当前仍然“左列钟铭右谤书”，誉和毁同时并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间随处有乘除。”最后，曾国藩终归道出了自己写这些寿诗以劝谕老九的本意：“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指衣归钓五湖春”，让曾国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长生诀”。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1）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这样几个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彻底废弃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慢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欺凌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轻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刻薄的人衰败；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人衰败。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这些弊病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详解　　　　
　　在另一处，曾国藩这样论述“居家四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　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其意思与上文差不多，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出入：妇女淫乱改成了妇女奢淫，兄弟欺诈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骄怠，礼义全废改成了侮师慢客。　　　　
　　从上述曾国藩关于居家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家教是极为重视的，而至于儿孙，经过他的教诲引导，亦大多琢玉成器。儿子纪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1881年在与沙皇俄国的交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领土；另一个儿子纪鸿，淡于功名，精研数学，有代数著作数种。家风所及，孙辈和曾孙辈也颇多学者名士，学有所成。曾国藩的家教，历来被世人重视，因为，即使时过境迁，他的许多言论和方法仍大可借鉴。　　　　
　　在此，我们把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故事具体述说出来，人们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家教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纪泽随母回荷叶，先后于黄金堂、大夫第课读，业师为邓寅皆。这期间，曾国藩家信甚多，以督儿女发奋读书，所言甚细。纪泽年幼患过病，记性不太好，但悟性较强，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乡试中，原湘乡县中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黄麓溪。曾国藩获悉大喜，写信致弟：“湖南乡试榜发，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黄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18岁已登科，可谓早矣！”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黄金堂续娶刘氏。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义渠为媒，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前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根据《议书》功臣表中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