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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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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另有包藏祸心之人……安知其心不以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暗为将来引惑之计？其奸谋诡谲，所关不小。（42）
把它与剃髮一事联系起来。但皇上自己大概也有几分怀疑，这样“逆亿”是否不着边际了？（43）
同时，在办案中又发现，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一些“编造歌词”、“门墙书字”、“符咒”、“抄贴”，及种种“妖术”等神秘现象，本属不稽之说，不得不排除于侦讯之外，“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断不宜诧以为奇”。“叫魂”，难道不就属于这样一些“迹属微暧”，“不必过于诘问”之列么？（44）
如此说来，闹翻了天的割辫一案，竟是小事一桩！若有若无，似真似假，无法捉摸，无从下手，结果成为一个无法追查下去的案件，不得不适时中止，而不管它给皇上个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曾几何时，皇上却是那样的自信，是什么给了他这样一种自信呢？
那还是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于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遍布各地的教派遂被一网打尽。
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那么可依恃的（如“孙嘉淦伪稿案”实际上也没有侦破）。
无论是“叫魂”，还是“文字狱”一类的“政治罪”（政治案），或许都可以称为“非常规”的政治行为，在乾隆朝以后也都不再使用。例如，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再度出现过叫魂恐慌，但当局并未大做文章，事情很快也就无疾而终。（45）
但他目前还需要这些。
为什么又要采取和那样偏爱这些“非常规”的措施呢？这可能正如皇上所说：
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长治之视，必为根本切要之计。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46）
皇上为何要出以危言，说什么“朕之隐忧”？他说“持盈守成，艰于创业”，又说“久安长治”，显然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持盈保泰”在这里，也未必是一个保守消极的想法。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为此，自乾隆初年以来，修订《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编纂刻印经书，考订礼乐，重修太学、文庙，从事各项大工程的建设（从城垣到河工、海塘），种种“一劳永逸”的提法，和以后的搜书编书……那一个不是为了后代的长久考虑呢！从另一方面说，又有几个臣工理解皇上的这番苦心？
18．政治案件
总的来说，乾隆三十年代是一个文字狱的“低潮”时期，除了“叫魂案”前后几年案件较多以外；而且，其中许多属于“诬陷”案件，亦多被查明。但到乾隆四十年代，直接跟大规模的搜书有关，文字狱又多了起来，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乾隆朝文字狱·四（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九年）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十一月，湖南发生益阳县书吏郭湘昭擅造匿名揭帖一案，其后研讯明确，系属畏刑诬认。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江苏华亭人蔡显负才不羁，刊刻所著《闲渔闲闲录》，对邑绅指斥甚多。群绅以其怨望讪谤欲行公举，蔡显惧祸，抱书向松江府自首，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其“存心诡诈，造作逆书，任意毁谤”，合依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上谕：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诧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有间。及细检各处，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则是有心隐约其辞，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该犯罪案所系“。六月，蔡显从宽斩决，长子蔡必照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原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于雍正九年吕留良案结案前，曾遵旨陈情，请释放吕留良。经督抚等审拟奏闻，奉旨：严加锁锢，永远监禁。迨至乾隆改元，蒙恩赦放。乾隆六年，齐周华离家历游各省，一度曾为谢济世入幕之宾。本年十月浙江巡抚至天台县盘查仓库，齐周华遮道控诉，告发其妻及堂弟、原任侍郎齐召南等。当即搜出齐所携书籍多种，以其怙恶不悛，如将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应照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十二月狱具，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齐式昕、式文，孙齐传绕、传荣等，俱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朱氏，妾丁氏，长媳奚氏，次媳吴氏，幼子齐传绚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案株连齐召南等名士二十余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齐周华逆词案株及物故已久的前工部侍郎李绂，二月，江西巡抚搜查其诗文集，具折参奏。上谕：“所奏未免过当。检阅各签，如李绂所作诗文，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欺人恶习，尚无悖谬讪谤实迹，即其与戴名世七夕同饮，原在戴名世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无足深究”。但“所有各项书本，板片，该抚可逐一查明，即行销毁”。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进呈《国朝诗别裁集》，以钱谦益冠卷首。谕以钱“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命撤去其诗。本年六月，又以钱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谕令各省督抚等将两书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悉数缴出，汇齐送京销毁。并著广为出示，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实开启是后延续十八九年查办禁书之序幕。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九月，张震南原以诗句狂诞发遣伊犁，复于戍所递呈献策，妄言滋事。法司拟照大逆律凌迟缘坐。上谕：核其词句，尚与悖逆者稍间。张震南著改为立斩，即于该处正法示众。
十一月，余朴以考职微员辄敢投递疏稿，擅陈时务，悠谬荒唐，诞妄滋事，上谕：但阅其所言“通选法”、“行均田”二事，不过穷极无聊，希冀得官，尚无悖逆不法之处。余朴著从宽改为应绞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三月，河南罗山县在籍革职知县查世柱私纂《全史辑略》四卷，后与革书李风仪因房产发生纠纷，李遂抱书出首。河南巡抚以逆案奏闻，及调阅所纂之书，不过“沿明季野史之陋”，“并未敢诋毁本朝，尚不至于大逆”。但将应禁之《全史辑略》藏匿不毁，且敢采辑成书，查世柱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福建闽县人游光辉遇卜人潘朝霖算命，潘言其命好，将来必发大运，遂与交好。此后潘另与他人交好，游以此怀忿，欲图陷害。九月途遇，即将潘拉回家内，买酒留饮，诱使其写一书札。十月福建按察使外出，游光辉拦舆递上潘朝霖所书“逆札”，诉称欲邀其入伙，前来出首。奏闻，以律载“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潘、游均应凌迟处死，其叔、弟、子俱应照律拟斩立决。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直隶盐山县童生王殉著书四本，欲明正《四书》大义。因《四书》内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心想“如今皇上是仁义之君”，所以将“夷狄”改为“义帝”，借此表白自己并无“悖障逆谤毁”之心。书成后，遣兄王琦至京在户部侍郎金简家投递字帖，奏闻，提解至京，以王殉“读书不就，遂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希图哄骗银钱，甚至敢于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尤为丧心病狂，情实可恶”，应照“造作妖书律”拟请旨即行正法。
19．山东王伦起事
乾隆号称“十全武功”，其中最著名的当首为“西师”（乾隆二十年），次为金川（乾隆十二年）；而对缅甸的战事，从乾隆三十一年开始，到乾隆三十四年受到重挫，双方罢兵求和。对此，皇上很不甘心，筹划对缅进行一次新的打击。但大小金川硝烟突起，不得不再次用兵金川。不想乾隆三十九年，就在大金川战事方酣之际，晴天霹雳，山东发生民变，一连攻陷几座城池，这在乾隆朝还是从未有过之事。
山东起事的领袖王伦，据说貌魁岸，有智谋，素习炼气拳棒，善“邪术”。乾隆十六年入清水教，三十六年始借气功医病，广收教徒。按照“白莲教”教义，大劫（“末劫”即所谓“白阳劫”）在即，王伦被奉为率领教众“应劫”之“收元之主”。乾隆三十九年春夏，山东荒旱，收成歉薄，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民众蓄怨已深；会知县沈齐义等差人严拿邪教，——就在近几年时间里，有好几个教派已被政府整肃，（47）——王伦得到信息，遂扬言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定于八月二十八日半夜子时提前举事，并预言其时会有风雨。
至期，寿张、堂邑同时起事，寿张知县沈齐义被杀。适值风雨大作，众益信服，所过之处，附众甚多，寿张、堂邑、阳谷、临清一带聚集两千余人。随即陷阳谷，复克堂邑，破城之后，杀官劫库，开监放囚，声言“只杀官劫库，不杀百姓”。然皆弃而不守，因三处城垣低矮残损，意欲攻得临清州或东昌府等坚固城池，以安顿随营家属，并伺机进取直隶、京师。
是时，中原腹地自三藩乱后，承平已近百年，教军遽起，畿辅震动。朝廷一面派山东巡抚徐绩、布政使国泰带兵从东昌一路进发，兖州总兵惟一从东阿一路进发，会同剿捕，上谕：此案情罪甚为重大，即当按叛逆办理，非寻常纠众抗官可比，一经擒获到案，即应迅速审明，将为首者立时凌迟，其同恶相济之逆党亦即应斩决，必须多办数人，俾众共知儆戒！又对绿营放心不下，命大学士军机大臣舒赫德即速由天津驰往临清，并调派健锐、火器营二千名，前往山东会剿。并命直督周元理、豫抚何煟于毗连山东地方，江督高晋于徐州一带，调兵堵截。
九月中旬，王伦屯兵临清城南柳林，击退巡抚徐绩所提官兵，趁夜围攻临清新城，城上以劈山炮、佛郎机、过山乌轰击，王伦军伤亡惨重。乃率大队及车辆、妇女、辎重，移屯运河东岸旧城之内，其时附众不下万人。兖州总兵惟一、德州驻防城守尉格图肯率军与之交战于临清城外，败回东昌，寻以临阵退缩，被斩于军前。王伦乘势欲阻断漕运，派人抢夺粮船，搭建浮桥，并在浮桥两岸分守，堵截官兵。
九月底，各路官兵合围临清旧城，除有部分教军溃围逸出外，王伦等千余人俱在旧城内固守。临清旧城地势广阔，居民稠密，惟城墙塌毁已久，舒赫德分派各路官兵入旧城搜剿。城内所杀尸身，填塞街巷，人马行走，几无驻足之处。沿河一带，浮尸满岸，其巷内教军车辆，半皆焚毁。次日，官兵探知王伦在汪宅一间小楼之上，将其团团围住。王伦称“我宁可烧死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即自焚。据舒赫德奏报，“杀死贼众不下一二千人，其余活口并直隶、河南两省擒捉送到者一千七百八十八名，又自寿张、阳谷、堂邑三县解到临清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已随时讯问正法”，致有“多杀无辜”之讥。
王伦起事是乾隆朝历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所谓小，是因事件前后不过一月时间，动用兵力及帑银都不算多。比较金川，用兵几近十万，前后五年时间，花费七千余万两，实在就不算大。以致有的乾隆传记都未写入王伦事件。（48）所谓大，是因为这一件事的性质，致使许多史书把它当作了乾隆中、后期历史的分界线，或清代由盛入衰的转折点。（49）
至于王伦起事的“性质”，更是自是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事情发生之初，皇上曾下令追查，谕：此事“必非无因而起，或该县平昔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酿事端；又或办理不善，激生变故”。（50）巡抚徐绩奏称：讯据被获之犯，供“因寿张县查拿邪教甚严”，是以怀恨。（51）给事中李漱芳奏言：“山东省寿张县奸民聚众滋扰一案，臣于三四月间即闻进京人传说，各路上因雨泽稀少，麦收歉薄，行旅车马，动辄十数人围绕，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迩，可资接济。迨五六月后，虽节次得雨，总未透足。岁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复粉饰相沿，收成分数捏报七八分不等。抚字无闻，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机起衅。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52）
皇上却以此折“所见大不是”，谕：奸民敢于聚众叛逆，劫库杀官，无论其非饥民，即饥民敢于谋逆，亦为国法所不宥。李漱芳此折转代奸民饰词诿罪，置顺逆大义于不问，是诚何心？所称山东被灾之说，殊不足信。以此折宣发，将“眩惑愚民，殴之从贼”。舒赫德覆奏，据孟灿等所供，地方官于荒歉之后，复额外加征，以致激变。（53）
据《实录》记载，乾隆三十九年春夏“山东亦甚缺雨”，“济宁上下运河盼雨甚殷”，“今年东省雨水短少，较畿辅尤甚”，可以证实山东西部，寿张、堂邑一带春夏确实干旱歉收。（54）
对此，皇上断言“贼供本不足据”，又称据寿张县吏目杜安邦所言，“寿张收成实有对半，各处俱有盖藏，并非荒歉，该县民人亦无曾经告灾之事”。（55）直隶总督周元理亦称：山东逆匪王伦聚众谋为不轨，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莲、白阳、清水等各种名色，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习学拳棒，以致流为谋逆。（56）
王伦所入清水教，原名八卦教，又名五荤道、收元教，为康熙初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所立，分八卦收徒。王伦所入可能系其旁支，也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据说，他们都可以归入一个大的教派——“白莲教”。其立意，与年成如何并无必然的关系。这一点，倒可能是皇上说对了，尽管他有无视地方饥灾之嫌。对所谓民众“叛乱”问题，学界则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有的强调“阶级斗争”，有的强调“经济原因”，有的则把它归于“宗教信仰”。（57）根据清代的有关史实来看，似乎说“信仰”（或“教派”）之争，恐怕来得更信实些。
王伦起事，可能只是当年的一件小事。但它却是一个预兆，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以后民变的先声。
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河州就发生了元顿教聚众起事的事件。其教主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能点石成金，当地人入教至二千余人，倡言十一月四日至河州白塔寺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赴会者，待功德圆满，众人全家都有好处。并拟十二日攻破河州，抢劫仓库，得手后即抢兰州省城。河州知州访闻白塔寺民人黄国其家中聚集多人，竖幡念经，并令居民供应粮食，即前往围捕，不料该地民人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陕甘总督于初九日带兵前往剿捕，经十三日一场激战，王伏林等四百余人被击毙，另有五百余人被生擒。事闻，上谕：此案与山东王伦叛逆无异，所有首伙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更发生了甘肃撒拉尔新教苏四十三起事，攻打城池一案。上谕：若不即行擒获，尽绝根株，即可酿成王伦之事。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甘肃新教在阿訇田五的领导下再次揭竿而起事。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发生直隶大名八卦教徒谋占城池，图为不轨，纠聚当伙，起事杀官的事件。……
从此，这几乎就成了一个模式。
而且，正是“白莲教”最终发起了乾隆末年的那场著名的大叛乱。
王伦起事，也许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得到热情的回应，也不表示清代中期的衰落，（58）但到二十年后，恐怕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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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166页。
（2） 《养吉斋丛录》，卷16。
（3）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
（4） 《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1930～1931年，廷寄七，天：185；《高宗实录》卷812。
（5） 《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戊辰；又，山东巡抚富尼汉覆奏，六月十七日接到六月十二日谕旨，“臣前在省时即闻有偷割发辫，其人昏迷之事”，嗣于六月初十，兖州知府禀获蔡廷章、靳贯子二犯（《史料旬刊》，富尼汉摺二，天：154），其时序则不无可疑，此中或有档案缺失，亦在所难免。孔飞力则假设，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早已把有关信息透露给他。《叫魂》，第103页。
（6） 《史料旬刊》，谕旨，天154，廷寄四，天：155。
（7） 《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
（8） 《史料旬刊》，廷寄五，天：156。
（9） 《史料旬刊》，廷寄十三，天：190～191。
（10） 《史料旬刊》，廷寄十二，天190。
（11）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103页、第164页。
（12）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50页。
（13）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高宗实录》卷813。
（14） 《史料旬刊》，廷寄九，天188～189。
（15）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高宗实录》卷549。
（16）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丁丑谕、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谕，《高宗实录》卷548。
（17） 《朱批奏摺》；对此皇上的硃批是：“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可见他和那些官僚之间日形紧张的关系了，孔飞力：《叫魂》，第176页。
（18）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戊午、八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16。
（19）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乙巳谕，《高宗实录》卷815。
（20）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5。
（21）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乙丑谕，《高宗实录》卷816，等等。
（22） 《史料旬刊》，廷寄二十九，天234。
（23） 《史料旬刊》，方观承摺，天153～154。
（24） 《史料旬刊》，永德摺，天268。
（25）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
（26）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高宗实录》卷824。
（27）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己丑，《高宗实录》卷826。
（28）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15页；张四的有关故事，参见第221页；蔡廷章，参见第224页；韩沛显，参见第225页；通杲，第226页。
（29）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28页。
（30） 如外省地方官辄致累及无辜。若再纷纷缉捕。适为闾阎之扰（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20）。或是，抓捕越多，而借机讹诈、诬陷的案例也就越多？参见山西张廷瑞、直隶张二等人的故事，《叫魂》，第218～220页。
（31）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9。
（32）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富尼汉虽“公然有心欺饰”（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谕）但皇上还是有几分原谅了他，说：“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乾隆三十三年十月癸未谕）？似乎还有几分自我批评，实际上，尽管皇上十分恼怒，但无论对富尼汉，或对这些官员来说，处分还是比较轻的。
（33） 孔飞力：《叫魂》，第284页。
（34） 孔飞力：《叫魂》，第229页。
（35） 孔飞力称之为“挫折感”，参见《叫魂》，第290页。
（36） 参见孔飞力：《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论文，1985年。
（37） 彰宝摺三，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史料旬刊》，天，289；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如直隶总督方观承大约就是做不来的，不管是在怎样的逆境里（就在这一期间他因年老患病去世）。
（38） 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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