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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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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来源不同、版本不同而又为数浩繁的书籍，《四库全书》显然不能不予区别地悉加收录。为此，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规定：“所有进到各遗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校勘，分别刊、抄，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枣梨，以广流传；馀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伪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
根据这些原则，在遗书到馆之日，便对每一种书籍之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就其作者、成书年代、内容异同、版本优劣进行考证，将考证成果以另纸粘于该书每卷之末。同时，还仿汉朝刘向、刘歆校书之旧例，为每书撰写提要一篇，于其中叙作者之时代、爵里、本人事迹以及内容得失，并根据该书之价值，预拟出应刻、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一并交总纂官审定修改；此后再由总裁官奏闻，候旨决定。经皇帝同意后，其中价值寻常，或内容有与儒家经典相悖谬者仅入《四库全书总目》；其他应刊、应抄的两种书籍皆交缮书处，组织人员按既定规格进行抄录，录入《四库全书》。其中价值较高、世间罕传者，除缮写外，还由武英殿修书处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名刊印行世，以广流传。
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初，根据皇帝旨意，所编书籍不过是《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二种，然而，随着修书计划愈益庞大，增纂书籍越来越多。于是决定增纂《四库全书荟要》，于《四库全书》中“撷其精华，缮为《荟要》”，两书互相补充，并行于世。该书于乾隆四十三年首先告成，共抄两部。乾隆三十九年，皇帝又决定编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于乾隆四十七年成书，为学者了解十八世纪以前各种主要著述的大致情况提供了方便。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皇帝又特命将“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并著该总裁等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列流传”，该书遂以《四库全书考证》为名行世。全书一百卷，对于学者校订各种古籍，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始修《四库全书》时，谕令将《四库全书》抄录四套，分别庋藏于紫禁城、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和盛京故宫四处。随着《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全面开展，为满足社会需要，乾隆四十二年八月，皇帝决定另缮一套副本贮于翰林院，“既可备耽书之人入署就阅，而传布词林，亦为玉堂增一佳话”。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在北四阁四套《四库全书》陆续告竣之时，皇帝以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为了方便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誊录”，又命再行缮写三套《四库全书》，分贮于扬州、镇江和杭州三地。因而扩大了《四库全书》的影响面，使其成为西汉以来政府组织的历次文化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次文化活动。（35）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对涉及西学的书籍收录颇丰，选取原则主要取决于其实用性，并增广博异闻之效。《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写道：“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36）其中包括有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徐日升与德理格合著的《律吕正义续编》，徐光启《农政全书》，熊三拔《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利玛窦《乾坤体义》，阳玛诺《天问略》，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测量异同》、《测量法义》、《勾股义》、《几何原本》，龙华民，汤若望等多人编撰《新法算书》，戴进贤、刘松龄等多人著成的《御定仪象考成》，戴进贤、徐懋德及明安图等人所著《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利玛窦口授李之藻撰《圜容较义》、《同文算指》，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穆尼阁、薛凤《天步真原》、《天学会通》，邓玉函《奇器图说》，王征《诸器图说》等二十三种。
除了《四库全书》外，在《四库全书存目》里也收录了其他一些西方著作。比较而言，前者所收多为科学性质的书籍，如天文地理，数学测量等，后者则主要是宗教性书籍，如《七克》讲天主教的七宗原罪，《天主实义》、《二十五言》、《辨学遗牍》、《畸人十篇》、《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铨》等，均是宗教理论及神学方面的图书，明显地看出，清朝官方的态度是肯定西方的科学，反对西方的宗教。
《四库全书》编纂时期，正是清廷禁教之时，对天主教书籍以存目方式介绍的同时，也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四库全书总目》批驳利玛窦《辨学遗牍》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校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37）又批驳《二十五言》说：“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唯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延支离，不可究结，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38）对李之藻编《天学初函》评论道：“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感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39）甚至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均不认同西学，四库总目评《空际格致》云：“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40）清廷在社会上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在学术上对其教义、道理也作出多方面的批评，同时，对传教士传入的科学知识也越发采取批驳和抵触的态度。
清朝虽然否定西学根本上的合理性，但认为西方某些科学知识却甚为可取，尤其是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性科学多加以肯定。四库总目评利玛窦《乾坤体义》云：“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亦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41）在器械科学上，清廷亦十分推崇西洋之器，四库总目评王征《奇器图说》云：“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42）至于熊三拔撰写的水车制作程序，若“推而广之，足以利民生也”。（43）在地理书类，清廷认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颇有价值，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地理状况，书中言及五大洲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颇有兴味，并载有发现美洲之事。书前后附有万国舆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足以纠正中国古人天圆地方之许多谬见。尽管四库总目认为它“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但仍存之以广其闻：“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44）
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但从另一角度说，其鄙薄二氏，指斥佛老，则见小不大，立论就未免偏狭；其于宋儒，肆意讥讽，恐怕也非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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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五辑，第335～336页，四六辑，第322页。
（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八辑，第14页。
（3）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4）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79页。
（5） 《清稗类钞·巡幸类》，《高宗南巡供应之盛》；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6）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癸巳谕；实际上，各种奢华从直隶就开始了，种种情况，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366页；许指严：《南巡秘记》则谓，上谕：“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勿取。”实则后此如故也；……又谕曰：“毋张灯演剧，踵事增华……”读此等谕旨，何尝不是节俭爱民，从谏如流，而无如其实际上全然相反，经一番谕旨惩戒，且多一分奢华靡丽，第241～242页。
（7）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己未谕；其御制驻浙江水营诗曰：江南水营屋三间，已谓不当心踖踧。浙江水营倍过之，点缀亭台及花木。争强长此竟安穷，今驻明发祇一宿。未曾豫戒吾之过，实不思及此豫督。将求吾喜喜何曾，益觉怦怦增鞠恧。
（8）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9）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3。
（10） 参见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
（11） 《高宗实录》，卷1101、卷1102。
（12）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辛巳谕。
（13）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从前”议论，参见乾隆十九年四月庚寅谕，上年顺天乡试，问黄河北行故道；今春会试，问黄河下流，皆孙嘉淦、陈世倌一己私见，究亦空言无补云云。
（14）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午谕。
（15） 《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
（16） 《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又曰：“然性骄奢贪黩，竭民膏脂，又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识者讥之”。案发下狱，起复后，“贪黩仍如故”。
（17） 在这之前，只有一个例外，即卢焯；卢焯隶汉军镶黄旗，长期出任地方大吏，是一位能臣，每到一地都兴利除弊，广有德政；在审批嘉兴桐乡汪姓分家案，收受贿银五万两案发后，百姓“渲言，求释放卢，推倒都统衙门鼓亭栅门”，“呼呶罢市”，“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呼冤躅足”，因在限期之内退完赃银，皇上免其一死，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赦归，四年后再度起用。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ㄍ逯榉砍霭嫔�2000年版。
（1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其后，甘肃冒赈侵贪案内，闵鹗元之弟知县闵鵷元贪污银一万九千八百余两，闵鹗元知情不举，始终掩护。当是之时，闵鹗元抚吴，苞苴日进，动逾千万，而平居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迨以其弟获罪，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指李侍尧）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啸亭杂录》卷8《闵抚军》。
（1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记载，李侍尧“为皇帝所信任，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衔之。年前侍尧为云贵总督，而贵州按察使海明（应为原任云南粮道、擢任甘肃臬司海宁）为沈阳府尹入京谢恩，历辞和＋｜私问侍尧动静，海明言，侍尧贪浊无厌，畏其诮责，尝赂黄金二百两为寿于生日。思渥嘀�
（20）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ㄍ逯榉砍霭嫔�2000年版。
（21） 《履园丛话》记此事，云：“国泰平日奔走和畔拢瞳｜奉旨查办后，先已授意国泰弥缝掩盖，及抵济南，和畛椴榭庖纯伞Ｇ阌肓踯黾瞥共椋旆饪猓庵卸嘞翟菜吭由保韵到枭倘似袒б猿涫撸蜈滴士饫簦闷涫担ā堵脑按曰啊肺濉毒跋汀な槟显跋壬隆芳啊肚迨妨写肪�72《钱沣传》亦有类似记载）。
（22） 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第2405页、第2455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三辑，第487～488页；《清高宗实录》，卷1159、1160。
（23） 《乾隆朝上谕档》，五四辑，第457～458页。
（24） 参见郭成康：《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乾隆三年四月甲申，曾令三年之内，停止督抚贡献（惟织造、关差、盐差等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那恐怕只是一时性的。
（25） 《高宗实录》，卷11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亦载敏中家产值银二百万两，“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许多赀？’命籍没其家产”。
（26） 所谓“进京盘费”，无非为进贡及打点朝中权要；据萨载奏查封郝硕家产折称：“本年（1784年）闰三月郝硕差弁郝得禄运送备进贡物内之檀香炕屏、挂屏、桌屏由水路北上。又闰三月内将金笔筒等金器约重一千二百余两，熔成金锭大小一百三十余个，除存留九十锭已查出，其余四十多锭，同从前销化金围屏之金锭大小一百个随带进京。此外，尚有珍珠手串一挂、金银首饰一匣（二三十两）、红圆宝石一件并金如意一枝，碧霞玺、珊瑚朝珠各一盘，又朝珠一盘、手串九挂、玉器五宗。又四月内曾差把总茹飞虎运送备进贡物内嵌玉如意、玉无量寿佛、玉瓶、玉盆、珠手串、伽南碧霞玺手串、伽南珊瑚朝珠、大呢雨缎洋缎等物，由旱路进京”（《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六十辑，第565～567页）。
（27） 所谓“海塘公项”，即郝硕被罚交议罪银六万两以充塘工之用者。
（28）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还煽担骸肚迨繁嗄辍肪�6。
（29）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谕。
（30） 乾隆六年正月庚午谕；又见乾隆十五年二月辛丑谕。
（31）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32）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2页。
（33） 参见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及所引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第323页及其后。
（34）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4～231页。
（35）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31～241页。
（36）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页。
（37）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79～1080页。
（38）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0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卷134，第1136页。
（40）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1页。
（41） 《四库全书总目》，卷106，第894页。
（42） 《四库全书总目》，卷115，第984页。
（43） 阮元：《畴人传》，第三册，卷44，《熊三拔传》，第576页。
（44） 《四库全书总目》，卷71，第633页；以上参见清史所博士研究生熊月剑：《西来新对手的进逼》（未刊文稿）。
六、六次南巡
25．第六次南巡
按照原定的计划，皇上模仿皇祖，一共要有六次南巡。但第六次南巡是在乾隆四十九年，皇上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他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南巡，今后不会再来了。想到他曾经是那样喜爱江浙之地，真不知此时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第六次南巡最可记述的事，可能就是浙江海塘了。
五次南巡之后，经过连续三年“采办石料，勘估建筑”，一条三千九百四十丈（13133米）的石坝在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已经竣工。现在，皇上终于亲自视察了这条石塘。
从乾隆二十七年皇上第一次亲临海宁视察海塘，到乾隆四十九年年底范公塘石坝完工，一条四十多里的石塘矗立在惊涛骇浪中，就像一座海上长城屏藩着富饶的杭州湾平原。史学家孟森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持之二十余年不懈，竟于一朝亲告成功，享国之久，谋国之勤，此皆清世帝王可光史册之事。”
八月戊戌，就黄河漫口一事，上谕，贾鲁河一带，或择其土性稍坚之处，酌建石工一段，自更足资巩固。朕临御之初，部库帑银祗有三千万两，现已积至七千余万两。前因浙省海塘，为民生捍卫，是以特发帑项，将柴土各塘，一律改建石工。今河工关系民生者更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靳。况修建石工数百丈，所费亦不至一二百万，又何所靳而不为耶？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皇上在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西师之事，所为宜速而莫迟者，……若夫南巡之事，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无言。……
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四十五年），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四十九年），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但无论怎样，皇帝都未能到黄河工地做一视察，致为史家所讥：（1）《南巡记》中又说：
（河工）一有疏虞，民命系焉，此而不慎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至于克己无欲，以身率先，千乘万骑，虽非扈跸所能减，而体大役众，俾皆循法而不扰民，亦极其难矣。……敬告后人，以明予志。
乾隆一朝的巡游，以南巡路程远、时间长、耗费多，对老百姓骚扰最大。学者萧一山说：其铺张奢靡，所费较之康熙时代，迨十倍之。劳民伤财，消耗元气，影响所及，吏治民风，同归败坏。故当时臣工多谏诤者，如顾栋高引对时，应曰：“将来皇上还要南巡吗？”上默然；尹会一尝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因坐戍；杭世骏亦曰：“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上大怒，欲置之重典。（2）据说初次南巡，曾在湖州城南开碧浪湖，大兴公役；会召问相国程景伊，对以湖州春季蚕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诏。（3）
对于南巡扰民的问题，皇上在《知过论》中就已经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则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4）
26．政治案件
乾隆朝文字狱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此期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的查办禁书运动。查办、销毁某一种或几种所谓禁书，从清初就时有发生，但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必欲将一切旧刻新编的禁书搜缴销毁净尽，则是乾隆朝的独创。而且，这一目的竟是大体实现了。
乾隆四十八年以后，文字狱显著减少，五十五年查办《奈何吟》一案，就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从四十四年前后文字狱巅峰到四十八年后文字狱剧减，其直接原因可能是违禁书籍业已搜剔殆尽，政策上已没有利用文字狱来催迫人们呈缴禁书的必要了。以查办禁书的重点地区之一浙江为例，乾隆三十九年以来，前后奏缴禁书二十四次，共计缴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最后一次奏缴后，三四年间再未呈缴过一部禁书。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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