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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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顺治二年，世祖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差监察御史各一，岁一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芦兼管，陕西归河东兼管。十年停，盐务专责成运司。寻因运司权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金世德以直隶事繁，请仍差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旧制。既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抚管理。

　　时盐课惟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将排商费万馀两入正课，举报殷户以充场埠各长商，而场商赀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场多卖私。五十七年裁场商，由运库筹帑本三十六万，分交场员收买。且置艚船给水脚，运向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配盐，按包纳价，获有盈馀，名为场羡。其滷耗馀賸盐斤，乃配引外多收馀盐，发商行运。又有子盐、京羡、馀盐、羡银等名。后馀盐改引，将馀羡归入正额，而粤盐遂有办羡之事。后粤商倒歇至五十馀埠，滇盐由商认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全恃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课率以一分，又重于他省。富商弃之弗顾，强签乡人承充。及倒罢末由追缴，乃责里中按户摊纳。迨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于盐政颇加意。河东盐池形低，屡为山水灌入，向例修墙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县之民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色言，岁拨银六千两，以三千作岁修，三千贮运库备大修，民累始纾。又以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钜。欲缉场私，必恤灶而严其禁。故于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沿海二十九场为潮淹，特发帑金以赈。五年，以淮商捐银建盐义仓积穀，谕更立数仓于近灶地，以备灶户缓急之需。此政之在于恤灶者。

　　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言：“两淮灶户烧盐，应令商人举幹练者数人，并设灶长巡役，查核盐数，输入商垣，以杜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言：“场灶烧盐之具，深者盘，浅者钅敝，设有定数，而煎盐以一昼夜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烧。近有灶户私置盐钅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数。请饬盐官申严旧法。至淮南曬扫，惟有商人收买配运，酌加引课。”均命著为例。此所以严其禁也。

　　欲缉商私，必恤商而严其禁。故二年两淮各场，因灾灶盐不继，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合远近脚价，酌量时值买卖。至食盐难销处，值有纲地行销不敷，亦准改拨。兵部尚书卢询请加引免课，以期减价敌私，命长芦、两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纳课银。此政之在于恤商者。十一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道，督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于仪徵之青山头立专营缉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来，膺盐差者，回京例有呈献，及上严禁，始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八万馀两为总督满保查出，于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场由州县监管。嗣广东总督杨琳言：“地方官办课，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饱，即发地里勒派。且恐赀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场商停设，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留运销纳课。”从之。

　　是时上于盐官量重李卫。卫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帑盐。帑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场盐产旺，灶多漏私，卫请发帑银八万，交场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长涂、平阳县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发。崇明场盐，令知县主之。所收帑盐，侭销本处鱼户、蜇户，渔盐亦准引商、帑商运往他处销售，各照科则纳课外，输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除归帑本经费，馀银作为盈馀。由是私净官暢，每年引不敷运，加领馀引十五万。凡商运馀引，引输租银四分，所完课银，与帑盐盈馀，并案题报，年约银十万馀。

　　自上清釐盐政，积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规，归入正项，上又有“耗羡入正额，恐正额外复有耗羡，商何以堪”之谕，盖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陈世倌言：“盐课引有定额，斤有定数。按引办课，未必果有奇赢，即获微利，何妨留与商人，裕其赀本。乃近年多有以随利归公者，考其实乃阴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归公，在商添一分之诛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题请者为急公，亦阴勒商总公派。及项无所出，非拖欠引纲，即暗增引斤，或高抬盐价，此国与民并受其弊者也。请嗣后祗按引办课，一切归公捐助等名，应永远停止。”上命庄亲王议。寻覆如所请行。

　　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与江南总督赵宏恩书，亦言“昔年陋规，非皆收纳，今以墨吏私赃作报部正款，在大员自无再收之理，而僚佐岂能别无交际？其为商累实甚”。后有闻于高宗者，乃将两淮盐政公费、运使薪水，及云南黑、白、琅井规体银蠲除。

　　初，世宗从宏恩言，命给贫民循环号筹，听于四十斤内负贩度日。至乾隆初元，户部题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少壮有残疾、妇女老而无依者，许于本县报明，给印烙腰牌木筹，日赴场买盐一次。既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奏言：“奸民藉口贫苦，结党贩私，两查兵役，未便概撤。”后以贫民过多，停牌盐，每名日给钱十文至二十四文。

　　寻改浙江巡抚为总督，兼管盐政，谕酌定增斤改引法，将杭、嘉、绍三所引盐，照两淮旧额，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温、台例，改票引九万馀道，引给四百斤，均不加课，以期复旧。又谕裁云南赢馀，其价减至三两以下，广西仍减二釐，免徵两广盐课每千斤馀平银二十五两。三年，改浙督仍为巡抚，兼管盐政。六年，以淮南灶盐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递减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两淮于定额外，每引加给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谕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长芦积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经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应增课银八万六千馀两。高宗念商力艰难，命减半纳课。二十八年，裁运商支应。以云南巡抚刘藻言，加给黑、白两井薪本银。四十二年，以河东盐斤陆运亏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时价平销速，两淮请豫提下纲之引，岁入至五六百万。惟乘舆屡次游巡，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

　　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

　　五十一年，以两淮历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寻请嗣后每间一纲豫提一次。上谕以正引暢销为主，无庸拘定年限。厥后惟五十七年及嘉庆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馀息银数逾十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恆、普福，运使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后遇大经费，商人但藉输将之数，分限完纳，一二限后，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棻奏：“建昌府界连闽省，路径较多，必添设缉私卡巡，始收实效。”上曰：“行盐分界，必使民食不至舍近求远、去贱就贵乃善。建昌既距福建为近，其价必轻，何以不就近行销？若酌改盐徵、盐课移彼地输纳，非惟便民，即私贩亦将不禁自止。”旋两江总督觉罗长麟、湖广总督毕沅等奏称：“小民惟利是图，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划归闽省，则私贩即可越至抚州，于全局所关不细。”乃命仍旧。既长麟奏请建昌设总店，属县设子店，分销课引，依闽省时价斤减二文以敌私，更于各要隘分巡严缉。得旨速行。

　　河东自十年众神保就现行贱价，定为长额，而商始困。后池盐收歉，借配芦、蒙、花马池各盐，又开运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时民食缺少，商倒无人承充，乃令退商举报短商，五年更换，富户因受累多规避。四十七年，巡抚农起奏准，仍定为长商，引地分三等配匀，复请加价二釐，试行三年再覈定。嗣经部议驳，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冯光熊巡抚山西，调甘肃布政使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东运使入觐，帝问办潞盐之策，以课归地丁对。及光熊入京，命与军机大臣议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抚布政使郑源鹴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课归地丁，朕早虑及地方官曾受盐规，必持异议。今郑源鹴果然。伊调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销河东引地。倘从中阻挠，从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徵。”于是山西摊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二两、陕西摊十四万六千三十七两、河南摊八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各有奇，并议章程十：一，课银各解本省籓库，虽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领，免纳纸硃银；一，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一，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一，盐池照旧岁修；一，三场仍立官秤牙行；一，课项内有并馀积馀等银，应分别摊免；一，运阜运储二仓穀石，应分别归并存借；一，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籓库动支。从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光熊、兆奎奏言，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而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蔺亦以盐充价减闻。上甚悦。甘肃盐课，雍正元年尝摊入地丁，九年复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陕西汉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属之食花马池盐者，亦一并摊入地丁焉。

　　嘉庆四年，命停各省盐政中秋节贡物。五年，以云南课额常亏，从巡抚初彭龄言，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匀算摊徵，有馀作为溢课，侭徵侭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至八年，著为定章。十年，谕两淮盐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补亏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泰盐池，向听民贩于托克托城办盐，分销山西食土盐各地，不准运赴下游。其后稽察渐懈，竟顺流而下，不独池盐为所占，且侵及长芦、两淮。十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办奸民出贩，请饬阿拉善王将所留汉、回奸民献出。王惧，献盐池，命将其岁入银八千两如数赏给。寻户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陕甘督抚会奏：“潞商赔累，缘以贱价定为常额。请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价。其吉兰泰池，潞商力难兼顾，请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亏课，改官运。工部侍郎阮元言：“官运不难，难于官销。若亏课额，势必委之州县，非亏挪仓库，即勒派闾阎，是能销之弊更甚于不销。”于是部议吉兰泰引，请饬还阿拉善王，赏项停给。原定额引，改为潞盐，馀引名吉兰泰活引。

　　两广自康熙时发帑收盐，运销后乃收课。乾隆五十三年，总督孙士毅以商欠积至六十九万八千馀两，请停发帑本，令各出己赀，在省河设局经理。五十四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士毅筹定章程，并两粤百五十埠为一局，举十人为局商，外分子櫃六，责成局商按定额参以销地难易，运配各櫃，所有原设埠地，悉募运商，听各就近赴局及各櫃领销，交课后发盐二十九埠如旧。所谓改埠归纲也。行之二十馀年，局商以无应销之埠，歧视埠商。其始准局商捆运馀盐，弥补帑息。嗣乃不问正引完否，贪销馀盐，反碍正引。疲埠欠饷，辄用盐本垫解，久之亏益钜，虽局商认完后，埠商仍按引捐输，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产荡然矣。嘉庆十一年，总督蒋攸銛以闻，乃裁局商，改公局为公所。择埠商六人经理六��匮事，各有埠地，自顾己赀，不至滥用。且定三年更换，以免把持，谓之改纲归所。二十五年，命停两淮玉贡折价银。

　　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言，淮盐至楚岸，本无封轮之例，盐政全德始行之，请散卖为便。湖广总督陈若霖奏称积盐尚多，若全开售，恐疏销不及，盐行水贩压价赊欠。谕俟积盐售毕，再随到随卖。二年，两淮巡盐御史曾燠奏称轮规散后，争先跌价抢售，有亏商本。玉庭奏无其事。若霖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馀引。于是定议开轮。既，湖广总督李鸿宝又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

　　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其在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馀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上召攸銛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寻遣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过甚。惟有大减浮费，节止流摊，听商散售，庶销暢价平，私盐自靖。”命裁巡盐御史，归总督管理。自九年后，御史王赠芳、侍讲学士顾（�q纯）、光禄卿梁中靖皆请就场定税，太仆少卿卓秉恬又请仿王守仁赣关立厂抽税法。下澍议。澍商于运使俞德渊，以为难行。遂覆称：“课归场灶有三难。一由灶丁起课。淮南煎盐以钅敝，淮北曬盐以池，约徵银百馀两。灶皆贫民，若先课后盐，则力未逮；先盐后课，设遇产歉，必课宕丁逃。此灶丁起课之难行也。一由垣商纳课。寓散于整，较为扼要。惟灶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原。况商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灶不乐以盐归垣，商亦必无资完课。此垣商纳课之亦难行也。一由场官收买。就各场产盐引额摊定课额照纳，似亦核实。无如淮课为数甚钜，岂微员所能任？若听其侭收侭解，难保不匿报侵欺。此场官收税之亦难行也。”又言：“盐在场灶，每斤仅值钱一二文，若就而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海滨民灶杂处，扫煎至易，将比户皆私，课且更绌。至设场抽税，或可试行一隅。若各省岂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场灶为甚。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课无税。业经有课有税，即属有官有私。如谓归场灶或设盐厂，即可化枭为良，恐未能也。”上韪之。

　　明年，澍周历各场，拟行票盐法于淮北，奏定章程十条。一，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立限到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二，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三，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四，于各场適中地立局厂，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五，民贩买盐出场，由卡员查验，然后分赴指销口岸。六，委员驻扎青口。七，严饬文武查拏匪棍。八，防河。九，定运商认销法，以保暢岸。十，裁陋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不为动，委员领运倡导。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但所试行者，仅在湖运滞岸，皖之凤阳、怀远、凤台、灵壁、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豫之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与食岸在江苏境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沭阳、安东、海州三十一州县，而皖之寿州、定远、霍山、霍丘、六安，豫之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县，皆昔所定为暢岸，尚仍旧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议科则较原额为减，复依原额引徵一两五分一釐，益以各费，定银二两五分一釐，永不议加。于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运之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巢县、滁州、来安，及由高邮湖运之天长九州县，以地与淮南相错，未宜招贩，启浸灌之端故也。

　　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盖淮北旧额未尝不轻，而由暢运至口岸，每引成本已达十馀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敌私。今票盐不由槓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止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其江运数万引亦仿此。自改章后，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盖惟以轻课敌私，以暢销溢额，故以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以一纲收两纲之课。时颇欲推行于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馀万，群商请退。于是总督陆建瀛从护理运使童濂言，请淮南改票法，较淮北为详。如运司书吏积弊，则改为领引纳课。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匣费虽裁，而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盐船经过桥关，有掣验规费，则改为坝掣后不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馀皆停免。盐包出场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槓盐各人工勒索，则改为商自雇觅。凡省陋规岁数百万，又减去滞引三十万，年祗行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釐，食岸正课同，杂费减半。其要尤在以带连之乙盐为新引之加斤。乙盐者，乙巳纲盐船遭火，而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每运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场至仪徵，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虽两纲后复引滞课亏，则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贩为小贩跌价抢运所误。始澍行于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则广，故利弊殊。又值粤乱起，鹺务全废，非无补救之方也。

　　其在长芦，乾隆以来，正杂课共徵七十馀万。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二文，谓之河工加价。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价，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八年，复将充公一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翔贵，商亏弥钜，于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议行减引并包法，盖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二十一年，再减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额引十五万，减去课银六万馀两，而困仍莫苏。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蓟、遵六属，枭贩与官为敌，而永平七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百馀万，未完积欠至二千馀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五两有奇，乃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釐为四类，其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陋规则严行裁汰。引地悬岸，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课后盐。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约每引摊算仅二两有奇。

　　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正课徵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馀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馀两。自嘉庆初帑息递增至二十一万馀两，较正课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较正杂课又增一倍。十七年，复议加价一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课项不能完，乃归次年带徵。带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停徵，而积欠已五百三十馀万，然尚完课额。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正课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纲倾败，于是设法调剂，以积欠款为一案，俟堰工加价归商后，弥补帑本，酌留百二十九万生息，馀银二十七万。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南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加二十斤，其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徵南运十三州县与票地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以敌私。而旧欠暨现年应交帑息犹不能完，于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