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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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带来的种种未知数，远离女人的勾引。“女人？”他说，“狗屁！”哈里和高个子罪犯一样，害怕生活和女人，不信任生活和女人。他以医院为圣殿，里面只有生活的声音和风浪的点滴影踪，因此不觉吓人。他在这世外桃源生活了27　　年，从未越雷池一步。当他遇见夏洛特时还是童身，只求一天天老样子过下去。然而，除了胆小、被动外，他身上也有渴望，被全身洋溢着渴望的夏洛特一眼识破。她小时候读过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认为爱情应该“永远是蜜月，直到两人中有一个死去”；可是偏偏嫁给了一个平庸的商人。她所追求的正是哈里身上的较好的一面，所缺少的正是销魂蚀骨的壮丽的爱情，藉以超脱庸俗生活。
　　　　哈里被抛出安全的幽闭世界后，对自己的激情感到惊讶。复洛特的理想和激情比他大，当然是他跟了她走。两人离开新奥尔良的旅馆，去芝加哥、犹他和密西西比。他有过高个子罪犯那样的深刻怀疑和恐惧，也试验过隐居，如今他不要这一切。
　　　　他身上的紧张和小说中的摇摆一样，说明深刻的犹豫。
　　　　但是，他在夏洛特的敦促下所作的选择，回忆夏洛特时所坚持的选择，是宁走快乐和痛苦的大路，不走平安稳妥的小道。直到最后，尽管吃足苦头、丧失一切，他仍然相信爱情和痛苦胜过平安、体面和财富。“是的，”他说，“在有悲痛与一无所有之间，我宁愿要悲痛。”知痛才知自怜，失落后才知悔恨。但是他并不以空虚的懊丧来填补生活，也不把监狱当作耶路撒冷。他能忍受监狱不过是因为已经尝遍高个子罪犯借蹲监狱而逃避的种种人生经验。虽然两人异途同归，哈里不是出于自愿，是为爱情而犯下社会不容之罪。
　　　　《野棕榈》最终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也不知如何形容它才好。福克纳认为是一部统一的著作（他构思高个子罪犯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衬托夏洛特和哈里的故事”，因此把两个故事一章隔一章地写）。但这不等于说，他缀合两则故事的试验是成功的。读者多半认为不成功：一方面因为尽管有形式上的联系，两则故事互不相关；一方面因为《老人》没有《野棕榈》那样的不可知论、不如《野棕榈》那样不均衡。但是，至少还要补充两点：第一，尽管形式古怪，两则故事因对照而相映生辉。如果分开，《老人》显得冗长而不足道，《野棕榈》则过于凄戚，令人不忍卒读，乐与悲起落太大。
　　　　《野棕榈》的高浓度最好能略加稀释，《老人》的浓度则需要提高。第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形式，在于书中的女人，说得确切些，在于其中一个女人。
　　　　《老人》中的那个少妇呆滞而无生气，除了高个子罪犯外，谁也不会去理睬她。
　　　　夏洛特·里登迈那显然是书中最惊心动魄的角色。是她创造了与哈里共享的爱情，是她主演了两人分担的惨祸。她的需求是奢侈的，她的献身是绝对的。她可以抛弃一切，抛弃了丈夫、子女还不够，竟坚持堕掉腹中的胎儿，一切为了她所谓的“兽欲”，她称自己追求的情欲为兽欲，然而她在情欲中追求的是爱情、她渴望得到爱情。“我对你说过，”她说，“当然我想说的也许永远只是希望。”埃迪·本德伦要而得不到的满足，夏洛特不惜一切地追求。她的梦想中有埃迪喻之为雁和来自“幽冥的朦胧、高亢而野性的”情欲的呼唤，也有交合，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结婚。
　　　　夏洛特当然讨厌礼教，对于心灵结合，无论多么高尚，不感兴趣。成为她生活奇迹的淫欲其实是真正的情欲。她愤怒反抗一切束缚，特别是社会和年龄——爱情的两大敌人。她理想中的交合应完美得超越欲念、平息一切情感和动作。“她不爱我了，”
　　　　哈里在一次奉命交配前的一霎那思忖道：“她其实什么都不爱。”夏洛特当然知道偷情的人是随时会被人捉奸的。她和哈里一样担心噩运。哈里预感存大祸临头，“我要出事了”。她渴望能过上由一个个永恒瞬间组成的生活，为自己和哈里寻求这样的瞬间时，显出她灵气风发的线条。
　　　　她是福克纳笔下又一个十足女性又略带阳刚之气的女人。这才是完美，不仅是“女性的原则”，是永生爱神阿芙洛狄特的肉身，也是“全能全智的爱应男女合一的倡导者”。
　　　　因此，《野棕榈》是一部大起大落的小说，讲故事的策略同样大起大落。
　　　　高个子罪犯是个“矮子”，以弃绝来对付各种欲念。哈里虽然超越弃绝而追随夏洛特，理想和勇气仍不如她。他说“她比他好，更像男人”，他配不上她，没能转移她追求纯洁情欲的坚定目标，没能在情欲的彼岸找到高个子罪犯通过弃绝追求的平安、平衡和耶路撒冷。她对哈里说：“不可能是别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没有舒适、保险、平安的炼狱。”最后，她的绝对需求和勇气加上哈里的犹豫和沉不住气毁了两人。
　　　　《标塔》的人物走的路相仿。舒曼、拉威恩和霍尔姆斯同夏洛特和哈里一样，舍弃世俗平凡的生活，追求冒险。舒曼和夏洛特一样付出了生命，卖艺人对性爱的追求从属于对危险的追求；在夏洛特和哈里身上则性爱至上。
　　　　两种追求在二书中都是相互关联的，都导致死亡。哈里预感大祸临头，和乔·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是一回事（“我要出事了”），和夏洛特的最深处的直觉——
　　　　“爱即是苦、苦即是爱”——是一回事。夏洛特相信只有爱情值得献身，所以嘲笑妥协，但是她知道挚情追求的天堂总是在伤害的彼岸。
　　　　结构已不寻常，对每个主要人物的模棱两可的语气使《野棕榈》更形复杂：既同情又讽嘲，偶尔是既怜悯又卑视。结果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出，“过分复杂对小说不利”。要理解这部小说，需要看一下写作时的悲愤心情：肉体伤痛、婚姻和生活中的不如意。写到一半时，福克纳甚至认为一连几个月的“疼痛和失眠”下来，自己都快疯了。书成后不久，他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195　“这6　个月来，一直生活在家庭纠纷和背痛并发的特殊环境中，不知道这部小说是好，还是胡说八道。我好像坐在墙的这一边，纸却放在墙的另一边，执笔的手是在墙上捅个洞在漆黑中摸瞎写的，根本看不见纸，不知道笔是否写在纸上。”显见写作《野棕榈》时，伤痛、心碎和生活问题交加。人们自然会把伤痛归诸于背伤，把心碎归诸于梅塔，把家庭纠纷归诸于埃斯特尔；这也是事实。但还有其他的危机。
　　　　1937　　年冬天，福克纳常常成小时地陪埃斯特尔的女儿维多利亚谈天、朗诵诗歌给她听。维多利亚生下第一个孩子才几星期，便遭丈夫遗弃，她几乎绝望。多年后她回忆说，是福克纳帮助她恢复过来：“是他使我活了下来。”她说。很可能在劝说过程中，福克纳不仅帮助了维多利亚，也帮助了自己。在阿尔贡昆时，他觉得有一种同灾祸调情的本能，此后几个月的文字中历历可见疑虑惊愕的迹象。哈里·维尔伯恩自称画家，令人回想起埃尔默和福克纳自己的早期。哈里对待自己为通俗杂志写低级小说的态度，反映了福克纳对待自己写商业小说和在好莱坞工作的保留看法。
　　　　夏洛特有不少地方像梅塔，也令人回想起福克纳以前几部小说中的女人以及他自己生活中的几个女人，特别是海伦·贝尔德。夏洛特幼时的烧伤固然同福克纳最近的灼伤有关，但也同海伦幼年受的伤密切呼应。夏洛特和海抡一样，身上有几处烧伤的疤痕，也和海伦一样“不待人家发问”便主动告诉人家。
　　　　再说，这部小说虽然怀着由衷的赞慕刻画夏洛特坚强洒脱，但也表现出对女人的深刻怀疑和怨恨。对夏洛特的偷情天才不乏贬意，同高个子罪犯心底深处的信仰相似：女人喜欢罪恶、喜欢勾引男人犯罪，在小说的每一个节骨眼上都能本会到。
　　　　夏洛特一命呜呼，高个子罪犯的和哈里都鎯铛入狱，主要为了同女人搞在一起，小说中的男人渴望早日退出性爱、退出生活，这是在女人的追逼下避免毁灭的唯一出路，退隐向福克纳招手已多年，表现在霍拉斯·本博和盖尔·海托华这些人物身上。
　　　　到了30　　年代中，退隐的念头更是时常浮现。几年后，他说“安德森当初如果做了和尚，可能会快活些，”“遁入隐修院……没有人能伤害他。”几年前买下山揪别业时，肯定有把它当作避风港的意思，还在其中造一个更深的隐修所——一间朴素得像僧侣住的小房间，全部属于他一个人。《野棕榈》开写前不久，他作好扩建这所圣殿的准备工作，后来亲自动手，一半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密。他在其中坚持过正经而庄重的生活。他曾在另一处说明自己的理想始终是“南北战争以前的雍容华贵的风格”。然而，他的另一半不甘心隐居和退缩，所以继续去约克那帕塔法和外部世界。他最大的恐惧是：艺术家不愿面对“机会和境遇”。他久久地同恐惧斗争，特别是对女人的恐惧，他希望有经济保障、不用为钱操心，但比起对女人的恐惧来，算不了什么；至少在实践中求之而不得时可以回避。
　　　　他历来想当运动员、猎人、飞行员、诗人和情人。1938　　年2　月写《野棕榈》时，又实现了当农夫的愿望。他买下320　英亩的农场，称之为绿野农场。他和W　·B·叶芝一样，对死的意识越强，求生和写作的欲望也越强。置身于心碎、悲痛或者痛苦与一无所有之间，他宁要心碎、悲痛和痛苦。他比夏洛特和哈里更加矛盾：半个他要创作一部讴歌爱情、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的小说，另一半坚持把代价抬得极高。和夏洛特、哈里一样，他不得不一路作出牺牲。他把社会、体面，求得社会批准的希望、理性、求生存、求自由的希望树立为爱情的对立面。因此，《野棕榈》的理想比它的策略还要极端化。
　　　　书中的爱情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场劫难。哈里预感灾祸，“我要出事了”
　　　　说明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写作《野棕榈》不是为了驱散痛苦和矛盾，是为了探索并表现痛苦和矛盾。
　　　　《野棕榈》虽然是一部有瑕疵的作品，但大大恢复了福克纳的创作信心和目的。
　　　　不出几个月，他又着手另一个宏大规划。这时，他不用为钱发愁；米高梅影片公司同意买下《未被征服者》，愿付2　方5　千元。买下绿野农场后，搞克纳写信告诉莫顿·戈尔德曼说，他终于可以什么时候想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夏天，《野棕榈》完成后，大部分时间花在农场上养牲畜。好多年前，他在第一部约克那帕塔法小说中讴歌骡子对时间和环境的漠然，“对土地的忠诚；当别的一切都背弃时”，讴歌骡子的坚贞不二。骡子天生与世无争，奉为原则，因此不卷入任何关系：
　　　　“它不像父亲不像母亲，不生儿育女。”现在他在农场上蓄骡而不养牛，听不进代他经营农场的弟弟的劝告。
　　　　9　月底，去纽约为《野棕榈》作最后定稿时，他正在与一些既像高个子罪犯又像绿野农场附近的山民那样的人物。在纽约时改了书名，并请哈罗德·奥柏当他的经纪人。他也出席通常的宴会，拜访老朋友，包括梅塔·雷布纳和吉姆·迪瓦恩。
　　　　相隔不到一年，心情已大变，对一切无动于衷。到纽约后不几天，便写信告诉吉尔，带去的故事已经写完，在打字誊清。
　　　　回牛津后，心思继续放在这则故事上，起名《烧马棚》，中心人物是阿布·斯诺普斯和10　　岁的儿子萨托里斯·斯诺普斯上校。在《哈泼斯》月刊上发表后，获当年的奥·亨利最佳短篇故事奖。更重要的是，它把福克纳往后带回到《亚伯拉罕神父》，往前带向无比重要的新作。12　　月中，整个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结构已心中有数，虽然题目未定。以弗莱姆为首的斯诺普斯家族要下山到约克那帕塔法来了，
　　　　一步步吃掉约克那帕塔法。第一卷（《农民》）
　　　　
　　　　追述弗莱姆一生的事业，从乡下开始，占领一个小村子，最后一举占领杰弗逊，在那里站住脚跟。第二卷（《进城》）中，弗莱姆在城里干过各种行当的工作，当过穷街上一家饭店的合伙老板，后来又当上银行总裁。每向上爬一步，从乡下找一个宗亲来补他留下的前缺。第三卷（《特洛伊陷落》）中，弗莱姆吃掉杰弗逊，先腐蚀政府，拆毁当地的南北战争风格的建筑，造分行，扩大经营。
　　　　给哈斯写信时，福克纳正创作得紧张而快乐。计划用3　个月写完第一卷，立即进入第二卷。事实上第一卷花了整整一年，一半因为故事越写越长，一半是因为停下来为《晚邮报》写短篇。1939　　年底把打字稿寄给萨克斯·克明斯时，已把书名改为《村子》《小镇》《大宅》。他重又陷入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悠闲心情消失。
　　　　可是，分心也好，打岔也好，写作《村子》是一大探索。4　月中向哈斯汇报进度和计划时，提到对自己的写作技巧的信心：“感谢上帝，我是美国最好的作家。”这个看法是否普遍，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证明，他的声誉蒸蒸日上：1　月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39　　年1　月23　　日，他的相片刊登在《时代》周刊封面，神情庄重，活像20　　世纪的惠特曼（5）　，只穿衬衫不系领带。牛津人虽然照旧冷淡他；但是形势转变了，他们不能继续装聋作哑，无视《时代》周刊利用这位同乡人招徕游客的事实。12　　月，《时代》周刊准备报道他时，曾来采访。福克纳略提一下父母，大谈特谈老上校。他告诉记者罗伯特·坎特韦尔说：“原址什么都没有了，房子、种植园的界石，都没有了。除了一座雕像，他的业绩一无所剩。
　　　　但他仍是一股活力驰骋在那地方。我更喜欢这样。”后来，他带坎特韦尔去山揪别业考利奶妈住的小屋，去绿野农场看内德·贝内特大叔。他如今写作得心应手，信心十足，决不允许任何东西打断他的工作节奏。1　月中旬，他认为已写了一半，2
　　　　月自称已几乎完成。
　　　　3　月，获悉菲尔·斯通濒临破产。两年前，菲尔的父兄相继去世，家业大受影响。菲尔企图重振家业，结果失败，因为，如他妻子所说，他已“心力交瘁”。老朋友遭难，福克纳伸出忠实、慷慨的手，就像当初舍伍德·安德森对待他那样。尽管这些年来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福克纳还是决意帮助他，危及自己的财政也在所不辞。他写信告诉罗伯特·哈斯，愿意出卖或抵押任何东西，包括手稿；愿意签订任何合同……因为他急需钱，十万火急。
　　　　他向兰登书屋预支1200　　元，向一家保险公司提取4800　　元，凑齐199　菲尔所欠7000　　元款项中的大部分，了结了一场官司。不到一个月，又听说一个老朋友需要钱用：梅塔·雷布纳告诉他同沃尔夫冈的婚姻破裂，需要钱买火车票到亚利桑那父母家去住一阵。福克纳汇去了钱，约她在新奥尔良相见。
　　　　他带她去参观10　　年前生活经历中的大厦、街道和咖啡馆。不久，谈起往事，还谈起正在写作和计划写作的书的内容。在斩奥尔良的老城区，两人重新偷情。但是，几天后，他就带了稿子回牛津。梅塔在亚利桑那住了一阵后回到丈夫身边。后来福克纳听说梅塔同丈夫破镜重圆的努力失败，再也无心创作。
　　　　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他又不得不借钱，以期待得到的稿费为抵押，放下《村子》而为《晚邮报》写短篇。10　　月，终于把小说定稿寄给克明斯，把书题献给菲尔·斯通。
　　　　《村子》是福克纳的回归，回到一部曾题为《亚伯拉罕神父》的作品；回到发表过的几个短篇，包括《花斑马》《猎犬》《杰姆西德院子里的蜥赐》和《为了一匹马的傻瓜》以及这些年来讲给朋友们听的故事。只是他的心胸比前开阔，一半是因为《村子》恢复了他对创作的信心，修订、扩展旧材料让他看出自己的才华；一半是因为《村子》本身赋予他薪的自由。在康普生和萨托里斯两家的故事中，干劲和荣誉都属于逝去的世界，小巴亚尔和昆丁没有希望获得独立、体面，忍气吞声地活了一段时间后死去，像是他们所崇敬而怨恨的祖先的模糊而缩小的影子。《标塔》和《野棕榈》中的人物要求过高，在今世从事戏剧性的赌博。然后，由于多种原因，包括福克纳自己的好恶和犹豫，他放松了对《标塔》和《野棕榈》，二书的控制。如今在弗莱姆身上，他把握住一个在今世精力充沛、目标明确地行动的人物。
　　　　这一人物的性格和他相去甚远，因此他能适当地置身事外。
　　　　在道德方面，弗莱姆令人毛骨耸然，作者自己也这么说过几次。但是，又认为他敢想敢作、不择手段，是松绑和解放：没有传统、格式或榜样对他吠叫。最恶心的失败，包括阳姜不举在内，弗莱姆都不放在心上。明明在重复人类最原始的游戏和罪恶，他却根本不知道。什么祖宗、前辈，什么影响，都不使他烦恼。一度统治“法国人湾”的那个贵族世家连同他的大厦、钱财和王朝不仅已经死去，而且已被人遗忘。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法国人，是法国人又怎么样？弗莱姆才不管呢。弗莱姆没有祖先，没有家谱，甚至不觉得自己这些欠缺。福克纳喜欢卖弄家史。康普生和萨托里斯二家历史悠久，势力却一天天缩小。斯诺普斯虽无根基，却有无限势力。
　　　　康普生和萨托里斯家的人的名字也随同故事、家规、地产和罪恶一代代传下来。斯诺鲁斯家的孩子的名字都取自邻居（萨托里斯上校）、圣人（圣埃尔奠）、政治家（比尔波和瓦达曼）、动物（貂，按音译为明克）、英雄（杜威海军上将）、邮购货栈（蒙哥马利货栈）、诗人（维吉尔和拜伦）或历史事件（华尔街恐慌），从不以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命名。这一对比容我们窥见福克纳创作中的这部传奇的关键特点，由此对他感觉开阔的根源或有所悟。
　　　　法国人湾的人虽然痛恨弗莱姆，但也觉得挺新鲜。福克纳在拉斐特和约克那帕塔法兴味不衰地观察斯诺普斯这号人，断断续续10　　年之久。写《村子》时，他喜欢写唠叨、好奇而灵活他讲故事的活动。这是他和书中人拉克利大以及坐在门廊下吹牛的人，和读者一起分享的活动。故事中人、作者和读者一起观看弗莱姆，揣度他下一步要什么、打算怎样下手，准备走得多远，如果说弗莱姆丧尽天良干坏事，竟然毫不愧疚，令人看了生气，但是，他没有父辈犯罪的记录，也没有兴趣追究，做坏事从不手软，令人看了好笑。他无所顾忌，叫人既生气又好笑。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左右逢源，装模作样规规矩矩，偶而还守安息日，但他始终是有机会使掠夺、见马棚就烧、过河就拆桥的家伙。
　　　　弗莱姆的故事基本上是讲进步或者说讲历史发展的故事，是一部兴衰史。因此，主要因素是“变”，具体他说，是地位，财势的剧变。弗莱姆是百分之一百的现代人，永远在运动中。相比之下，法国人湾的社会几乎静止不动。如果说综述历史的变化是写弗莱姆的最好方式，那末记录零碎的琐事是写法国人湾的最好方式。尽管法国人湾并不特别计较过去、尊崇祖先，但它是一个时间缓慢的世界。那里当然也发生过许多事，但是从没变得那么快，直到来了弗莱姆。
　　　　弗莱姆一来，一切都起变化，包括金钱和权势地位。弗莱姆几乎占有了法国人湾的一切以后，进军杰弗逊，连社会上最基本的活动——交易——也变了。在以前的斯诺普斯故事中，交易不仅是做生意，也是娱乐；是礼仪，也是游戏；遵奉某种程式，要求某种技巧。什么都可以交易，从钱、票到机器、马匹。对拉克利夫的朋友来说，交易中含娱乐；他们时常交换马骡，又交谈故事。连讲故事也和交易一样，讲礼仪有竞争。拉克利大洋津乐道故事的进展和结局，这里面有着娱人娱己的双重目的。到最后还必须让听的人明白自己上当了，上了这位讲故事高手的当。最好的故事总放在最后，他讲的故事从无破绽。他控制语调和穿插无暇可击，哪怕讲的是他自己做的一笔吃亏的交易。
　　　　在法国人湾的日常生活中，交易小、牛皮大。几乎人人可作交易，几乎人人爱吹牛皮。弗莱姆不仅转移了权势和财富的中心，还改变了这一根本局面。他与众不同，一半是因为他对交易的过程不感兴趣，只对交易的结果感兴趣，因为交易一达成，兴趣便结束；一半是因为他的交易都是大宗买卖，相互牵连，吞没一切。他是那种冷冰冰、讲效率、板着脸的生意人的结晶，说话比用钱还要吝啬。他心毒手辣、贪得无厌、盛气凌人。别人眼睁睁看他成为奇谈怪论的材料，而不知其所以然。
　　　　斯诺普斯是福克纳笔下的最伟大的喜剧性创造。有时，《村子》读上去很老式，平铺直叙，不像《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押沙龙，押沙龙！》那样有意识地